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我在俄国的两年（我对俄国的幻灭）》（1923）
第4章 莫斯科：初印象
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给人的巨大反差犹如突然从一个荒无人烟的沙漠来到充满活力的都市。刚一到莫斯科站的大广场我就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匆忙的人群，出租车司机和搬运工，同样的场景又在我到了克里姆林站后再次出现。几乎每个人都拖着一大堆东西或者带着装满了一雪橇的东西。这有生命，活力和运动，一切都和彼得格勒的那种让我喘不过气的氛围截然不同。
我注意到了城中显著的军事色彩，这有大量的穿着皮军装的男人，枪就别在他们的腰带上。“这些都是契卡的同志们，我们无与伦比的委员会”，拉狄克解释道。我之前就在彼得格勒听人们以一种恐惧和仇视的方式提到了它（契卡）。然而士兵们和契卡们并未在Neva（彼得格勒的城市）大量出现。在莫斯科他们却无处不在。这让我想起了里德曾提醒我说莫斯科是军事重镇，他说：“间谍无处不在，官僚也最独断，每次当我离开莫斯科时都会松一口气。”但是彼得格勒总归是一座无产阶级的城市，它是充斥着革命的精神的，莫斯科却总是属于统治者的。生活仍然是紧张，多变和有趣的。强有力地冲击我的除了莫斯科的军事色彩外，是这里人们的心事重重。这里的人们仿佛没有丝毫的同志之谊。每个人都像是被和外界隔离了一样忙着自己的事情，互相推搡着。我多次看到妇女和儿童精疲力尽的倒在地上却没有一个人上愿意停下施以援手。当我弯下身来，扶起滑倒在冰冷人行道上的人，或捡起掉在街道里的东西时，人们都会盯着我看。我和朋友们谈了这种奇怪的，缺乏同理心的现象，他们则解释说这一部分是因为契卡造成的普遍互相不信任的氛围，一部分是因为人们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来替他人着想。但这的人貌似并不比彼得格勒的人更缺乏食物，人们穿的也更好。
我在街道和集市待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已经投入完全使用的sukharevka。有时候士兵会突袭市场，但大多数时候它们被允许继续经营。这里聚集着无产者和贵族，共产党和布尔乔亚们，农民和知识分子。交易和买卖的共同需求把人们带到了这里。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有人卖破烂的铁锅而摆在旁边的则是精致的圣像；旧鞋和漂亮的绣花；几块钱的碎布和美丽的波斯披肩。昨日的富人如今饥肠辘辘，憔悴不堪；而今时的富有者则在卖他们的东西。这些构成了城市生活最有趣的部分，也着实是革命的俄罗斯不可思议的一幕。
是谁在购买那些旧时的饰品，这种购买力又是从何而来？购买者不计其数。在莫斯科，人们的信息来源不像在彼得格勒那么有限；街道上就能打听到很多这种消息。
即使在经历了四年的战争和三年的革命后，俄国的人民也仍然是涉世未深的。他们最初会对生人缄默不语，存有疑心。但当他们知道我来自于美国，并不是党内的人，他们很快就对我失去了戒备。我从他们那打听到了很多消息，以及一些自我来了这之后就在困扰我的问题的解释。我常常和市场上的工人与农民聊天。
那股引起了俄国革命的力量对于普通的民众而言仍然未知来历，但是革命的精神以及深刻地感染了他们的灵魂。他们并不了解理论，但他们深信从此之后再无主人而如今主人却再一次骑到了他们头上。“人上人拥有一切”他们说“白面包，衣服，甚至巧克力而我们却什么都没有。”“共产主义，平等，自由？”他们嘲笑道“谎言和骗局！”
我苦涩和挫败地回到了National（宾馆名），我的幻想逐渐黯淡失色，我的基础也开始动摇。但是我不会放弃。无论如何，我想，普通人并不理解苏维埃政府所面临的巨大困境：帝国主义力量的层层封锁，这些力量吸干了了俄国和她的人民，否则这些人都能去高产地劳动，封锁无情地杀死俄国的年轻人和老弱。当然，人们不可能理解这些事情，我必不能被他们因痛苦产生的苦闷所误导，我必须要有耐心，我必须找到我所面临的罪恶的根源。
就像彼得格勒的Astoria一样，National是一家正式的宾馆但条件不佳。除了每两天发的三分之四磅面包，我领不到别的配给。这有一个公用食堂，可以吃到晚饭和汤。饭菜会有汤和一点肉，一些鱼或者煎饼，还有茶。在晚上，我们一般会吃卡莎和茶。食物不是很丰盛，但如果不是准备的如此糟糕倒也不错。我实在无法理解这种糟蹋东西的行为。参观厨房时，我看到一群仆人被军官，指挥员，和调查员指挥着。厨房的工作人员的薪资极低，而且也吃不上提供给我们同样的食物。他们憎恨这种区别对待因此心思完全不在工作上。这种情况导致了大量的磨洋工和浪费，在资源如此匮乏的情况下实在是一种犯罪。一些National的住户把自己的餐食带到食堂吃。这些餐食是由边上特设的厨房做的。在那里，就像Astoria一样，我发现同样的争抢炉子的行为，同样的争吵不休，同样贪婪，嫉妒地看着对方。我想知道，这难道就是共产主义吗。我常常听到同样的解释。尤邓尼奇，邓尼肯，高尔察克（皆为白军将领），封锁——但是这样的陈词滥调已经没法使我满意了。
在我离开彼得格勒之前，里德对我说：“当你到了莫斯科后，去找安格丽卡·巴拉巴诺夫，她会接待你，如果你找不到房间，她会给你安排住宿。”我之前就听完过巴拉巴诺夫的工作，也自然地为要见到她感到紧张。
到达莫斯科的几天后，我联系了她，她会来见我吗？她来了，一听到我联系她她就赶来了，尽管她的身体并不舒服。我在一个无光的小房间里见到了蜷缩着身子躺在沙发上的巴拉巴诺夫。她生地并不动人，但她的眼睛，她的大眼睛散发着仁慈和善意的光芒。她像一个老朋友一样情切地接待了我，并立刻为我点了必须要喝的萨莫瓦酒。喝着茶，我们谈到了美国，谈到了劳工运动，谈到了我们的放逐，最后谈到了俄罗斯。我向她提出了我曾问过许多共产党人的问题。这些我时时刻刻思索着地人与人之间差别对待的问题。她是第一个没有对我老调重弹的人。她确实也提到了食物，燃料和衣服的匮乏，这些也正是造成许多腐败的原因；但总的来说，她认为生活本身即是充满恶意且有限的。”一块石头！最崇高的希望在上面幻灭。”她说：“生活挫败了最美好的意图，打碎了最美好的精神”。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身处战火的人来说，这是个不寻常的观点。我知道她是第三国际的秘书。这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一个不仅仅是回声的人，一个对俄国局势的复杂性有深刻感受的人，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她那双悲伤而明亮的眼睛吸引了我。
我很快发现，巴拉巴诺夫到处帮助别人，尽管她健康状况不佳，而且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但她仍然抽出时间来帮助别人，她经常在自己没有足够必需品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口粮送给别人。总是忙着为病人和受苦的人争取一些药品和点心。她尤其担心的是滞留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意大利人，他们数量众多。巴拉巴诺夫曾在意大利生活多年，直到她自己几乎也变成一个意大利人。她对他们的感情很深。他们远离自己的故土，无法融入进俄国的生活。她是他们的朋友，是他们的顾问，是他们在纷争的世界里的主要支持。不仅是意大利人，几乎所有人都受这个了不起的小个子女人的关注：在安杰丽卡的心中，没有人是需要党员证的。难怪她的一些同志称她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把她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了慈善事业上。在这个问题上，我和那种已经变得冷酷无情、态度强硬、完全没有过去俄罗斯理想主义者所具有的品质的共产党人进行了许多口舌之争。
另一个被这样批评的人，是另一个共产主义的领导者，卢那察尔斯基。在彼得格勒我就被人以讥笑的语气告知，”卢那察尔斯基丢三落四，把大把时间放在无数的蠢事上。”但我仍然急切的想见到这个俄国教育部门的人民委员。现在，机会来了。
我发现，克里姆林宫，昔日沙皇的城堡，被严加看守，一般人无法入内。而我受到邀请前往，并且有一个带通行证的男人陪行，因此没有受到守卫盘问。我们很快就到了卢那察尔斯基的地盘，在墙内一个古香古色的房间中。尽管接待室充满了等待召唤的人，我一到立刻就被召见了。他非常热情地欢迎了我。我是否”想要继续当一只自由的小鸟”是他的问题之一，或者我是否愿意在他的工作中帮助他？这个问题让我很吃惊。为什么一个人要放弃自己的自由，尤其是在教育这种工作中？难道自发性与自由不是教育问题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吗？然而我是来向卢那察尔斯基请教俄国革命性的教育系统的，我们在美国就听说了很多这些东西。我尤其关心儿童们是被怎样对待的。莫斯科的真理报，就像彼得格勒的报纸一样，被卷入一场关于如何对待道德上有缺陷的人的争论。我对苏维埃俄国的这种态度感到惊讶（前文提及真理报提出将道德上有缺陷的青年关进监狱）。”当然！这是野蛮且封建的，”卢那察尔斯基说到，”并且我正在拼尽全力地与其斗争。那些想把小孩关进牢里的都是罪恶的老法学家，这些人仍然痴迷于沙皇式地手段。我已经组织了一个由物理学家，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来处理这个问题。这些孩子当然不应该被惩罚。”我感到张舒一口气。终于有人愿意放弃那些残忍惩罚手段了。我告诉他林赛法官在资本主义美国作出的杰出工作，以及一些为落后儿童设立的实验学校。卢那察尔斯基非常感兴趣。“是的，这正是我们想要的，美国的教育制度，”他感叹道。“你肯定不是指美国的公立教育系统吧？”我问道。”你知道美国反对公立学校教育系统的抗议吗？”卢那察尔斯基很少听说这些事。俄国与西方隔绝的时间太长了，现代教育方面的书籍非常缺乏。他很想了解新的思想和方法。我在卢那察尔斯基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对革命充满信心和献身精神的个性，他是一位身处身心俱困的环境中依然进行着伟大教育工作的人。
他建议召开一次教师会议，如果我愿意和他们谈谈美国教育的新趋势，我欣然同意了。我将在以后访问他负责的学校和其他机构。我带着新的希望离开了卢那察尔斯基，我想，我将加入他的工作。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为俄罗斯人民服务呢？
在我访问莫斯科期间，我多次见到卢那察尔斯基。他总是一副和善亲切的样子，但我很快注意到了他的党内有一股力量在阻碍他的工作：他的很多好主意和决定总未被付诸实践。显然，卢那察尔斯基也被卷入了那台机器中，而那台机器又将一切都牢牢掌握在它的铁钳中。那台机器是什么？又是谁在指挥它的行动？
尽管在National里访客是受到严格的控制的，没有人可以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擅自进入，男男女女们以及不同政见的党派还是设法联系上了我：无政府主义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合作社以及我在美国认识的，来到俄国为革命做贡献的人。他们来的时候带着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希望，但大多数都受到了打击，甚至有人感到怨愤。尽管他们的政治观念各不相同，几乎所有来找我的人都说了一个同样的故事，即革命高潮的故事，引领人民前进的美好精神，人民群众的无限可能，布尔什维克作为最极端的政治口号的代言人的作用，以及他们在获得权力后对革命的背叛。所有人都在谈论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是下行的开始。特别是左派社革党，他们是有文化的人也是特别认真的人，他们在沙皇制遭受了很多苦难，如今看到自己的希望和愿望被挫败，他们的谴责是最强烈的。他们用强行征收和对村庄惩罚式的索取，城镇间巨大的鸿沟，工农间产生的仇恨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讲述了对他们同志的迫害，对无辜男女对枪杀，罪恶的低效和浪费以及破坏。
那么，布尔什维克们是如何维持他们的统治的呢？毕竟他们顶多也只有五百万党员。我被告之，俄国的人民被笼罩在了一种令人精疲力尽的饥饿和恐怖中。另外，他们已经对所有的党派失去了信心或理想。尽管，时不时会有一些农民在俄国的各个部分起义，他们都被无情的镇压了。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俄国的其他工业城市里也常有罢工出现，但是审查制度十分严厉，这类消息很少被人民知道。
我询问了我的来访者关于（帝国主义）干预的意见。”我们不希望外界干预，这是大家的一致看法。”他们（布党）认为只要俄国还受到攻击，人们就不能公开甚至只是口头上的反对他们，更不用提反对他们的统治了。”难道布尔什维克不是因为外部的干预和封锁才迫不得已使用了这些手段吗”我辩解道。“只是部分如此，他们的大多数方法来自于他们对俄国人民的特点和需求的缺乏了解，以及对专政的疯狂迷恋，这甚至不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人对无产阶级的独裁。”
当我谈到谈道人民的苏维埃和选举的话题时，我的访客笑了。“选举！在俄国没有这种东西，除非你把威胁和恐怖主义称为选举。仅仅靠这些，布尔什维克就能取得多数。只有少数孟什维克，社革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被允许进入苏维埃，但他们根本没机会发表意见”。
这场景是黑色的，令人沮丧的，但我仍然坚持我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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