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我在俄国的两年（我对俄国的幻灭）》（1923）
第3章 不安的念头
生活照就继续。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矛盾的迷思和心绪。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在周围环境中看到的不平等。我了解到，发给苏维埃第一宫（阿斯托里亚大酒店）〔注：阿斯托丽亚，彼得格勒星级酒店，1916年3月起称彼得格勒军事旅馆，1918年9月起称彼得格勒苏维埃第一宫，1924年起称列宁格勒苏维埃第一宫，1991年2月起又改称回阿斯托丽亚。〕房客的口粮比工厂工人的口粮要好得多。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不足以维持生活——但在阿斯托丽亚大酒店，没有人仅靠这些口粮生活。居住在阿斯托丽亚的共产党员在斯莫尔尼宫工作，斯莫尔尼宫的物资配给是彼得格勒最好的。此外，当时贸易并未完全受到限制。市场中做着有利可图的生意，尽管似乎没有人能够或乐意向我解释消费能力从何而来。工人们买不起当时2000卢布一磅的黄油、3000卢布一磅的糖或1000卢布一磅的肉。这种不平等在阿斯托丽亚大酒店的厨房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我常去那里，尽管在那做饭是一种折磨：人们蛮横地争抢炉子上每一寸的空间，女人们贪婪地张望着，唯恐有人在锅里多炖了点什么，当有人从旁人的锅里捞出一块肉时，便爆发争吵和尖叫！但这幅图景尚有一处令人宽慰，那就是在阿斯托里亚大酒店工作的仆人们的愤恨。他们是仆人，虽然被称为同志，但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不平等：对他们来说，革命不只是一个在未来几年将实现的理论。这都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的鲜活的事。有一天我将不得不意识到这一点。
口粮是在物资供应所分发的，但必须自己去拿。一天，我在排长队等我那一份的时候，一个农村女孩进来要醋。“醋！是谁要这么奢侈的玩意？”几个女人喊道。这个女孩似乎是季诺维耶夫的仆人。她称他为自己的主人，说他工作非常努力，肯定有资格得到额外的东西。愤怒的风暴立刻爆发了。“主人！我们闹革命是为了要有主人，还是要消灭所有的主人？季诺维耶夫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他无权得到更多。”
这些劳动妇女态度粗鲁，甚至不讲道理，但她们本能地拥有正义感。革命对她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她们看到了处处都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并对此深感不满。我很不安。我试图让自己安心，季诺维耶夫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不会利用他们的权力谋取私利。正是粮食的短缺和缺乏有效的组织使他们无法喂饱所有人，当然是封锁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应该对此负有责任。协约国的干涉主义者正试图掐住俄罗斯的喉咙，这才是主要原因。
我遇到的每一位共产党员反复重申这种想法；甚至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坚持这种说法。与苏维埃政府对立的小团体并不可信。但是，我该如何用我得到的说法去解释我每天了解到的这些故事呢——关于系统性的恐怖主义、无情迫害和镇压其他革命者的故事？
另一个让我困惑的情况是，每次发放口粮时，市场上都堆满了肉、鱼、肥皂、土豆，甚至鞋子。这些东西是如何进入市场的？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但似乎没有人知道。一天，我在一家钟表店，一名士兵走进来。他与说意第绪话的店主交谈，说他刚从西伯利亚带回来一批茶叶。钟表匠收的了这五十镑的茶叶吗？当时茶叶的价格很高，只有少数有特权的人才能允许自己享受这种奢侈。当然，钟表匠收下了这批茶叶。当士兵离开时，我问店主，他难道不觉得如此公开地经营这种非法生意很冒险吗。我正巧懂意第绪语，我告诉他。他不怕我告发他吗？“那没什么，”那人漫不经心地答道，“契卡知道这一切——它从士兵和我身上都会抽一定比例的油水。”
我开始怀疑，导致绝大多数恶行的原因不仅仅在俄罗斯境外也在其内部。但后来，我安慰自己，世界各地的警探们都在贪污。这是这群人常见的毛病。在俄罗斯，由于食物短缺和三年的饥饿，大多数人沦为了犯罪分子，偷盗是难以避免的。布尔什维克正试图用铁腕镇压它。他们怎应受到指责？但是，不论如何尝试，我还是无法消除我的疑虑。我想找一些道德上的慰藉，言语上的依靠，找一个人为我指点迷津。
我突然想到可以给马克西姆·高尔基写信。他也许能帮忙。我请他回想他在访问美国时的沮丧和失望。他来时相信她的民主和自由，末了却只找到偏执和淡漠。我确信高尔基会理解我内心正在进行的斗争，尽管原因并不相同。他会理解我吗？两天后，我收到一份短信（short note），要我去拜访他。
我仰慕高尔基很多年了。他予以我的信念鲜明的肯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是打不垮的。高尔基，人民的孩子，贱民，凭借他的天才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之一，他用自己的笔和对人类深切的同情，叫社会中无处可依靠者也与我们切肤。多年来，我在美国四处奔走，向美国人民解读高尔基的天才，阐释此人及其作品的伟大、美好和仁慈。现在，我将要去见他，通过他一窥俄罗斯复杂的灵魂。
我发现他家的正门被钉死了，似乎没有办法进去。要不是一个女人指了指一处阴暗的楼道，我几乎绝望地要放弃了。我爬到最上面，敲了敲我看到的第一扇门。门打开了，来自炽热厨房的强光和蒸汽瞬间让我失明。然后我被带进一间大饭厅。此处灯光晦暗，寒冷而凄凉，只有一点炉火，和墙上大量的荷兰瓷器收藏。我在厨房里注意到的三个女人中的一个和我一起坐到桌子旁，假装在看书，但一直在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我。这等着的半个小时实在是令人尴尬。
不久高尔基来了。他个子高高的，身材瘦削，咳嗽不止，看上去又病又累。他带我去了他的书房，灰暗不明，叫人发闷。我们刚坐好，门就开了，另一个我之前没见到的年轻女人给他端来了一杯深色液体，显然是药。然后电话铃响了；几分钟后，高尔基被叫出了房间。我意识到我将无法与他交谈了。回来后，他一定是注意到了我的失望。我们同意推迟会谈，找一个不那么局促的时机。他陪我走到门口，说：“你应该参观波罗的海舰队。喀琅施塔得的水手们几乎都是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你会在那里找到一片沃土的。”我笑了。“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我说，“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受到先入为主的观念的浸染，不城府，接受力强。你是想这么说吗？”
“是的，这就是我的意思。”他回答。
对高尔基的采访让我很失望。在我乘火车去莫斯科之际，我们见了第二次面，而这次也没多让人满意。和我乘坐同一列火车的还有拉狄克、颇受欢迎的布尔什维克诗人德米扬·贝德尼和当时的彼得格勒工会主席齐佩罗维奇。我们发现彼此都在同一辆车里，这辆车是为布尔什维克官员和国家政要准备的，既舒适又宽敞。另一方面，“普通”人，即没有影响力的非共产党人，就必须奋力进入总是人满为患的火车车厢。还得有旅行通行证（propusk）——最难获得的东西。
在旅途中，我与齐佩罗维奇和德米扬·贝德尼讨论了俄罗斯的情况，齐佩罗维奇是一个善良而坚定的人，德米杨·贝德尼是一个长相粗鲁的大个子。拉狄克详细地讲述了他在德国和德国监狱里的经历。
我得知高尔基也在火车上，当他要我去见他时，我很高兴又有机会和他聊一聊。当时我脑子里最想知道的是我出发前几天在彼得格勒《真理报》上读到的一篇文章。对于有道德缺陷的儿童，作者敦促把他们关进监狱。在俄罗斯的六个星期里，我所听到或看到的最让我愤怒的事情莫过于这种对孩子的粗暴和封建的态度。我很想知道高尔基对此事的看法。当然，他反对把那些有道德缺陷的人关进监狱，相反，他提倡感化院代替之。“你所说的道德缺陷指的究竟是什么？”我问道。他回答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是日俄战争期间人们疯狂酗酒和传染梅毒的产物。除了道德缺陷之外，我们还能指望些什么呢？”。我认为道德会随着人的处境而变化，除非一个人相信自由意志理论，他都不会把道德视为一个一成不变的给定物（and that unless one believed in the theory of free will one cannot consider morality a fixed matter）。对于儿童来说，他们的责任感还没有被培养起来，尚缺乏社会意义上的坚定感。但高尔基坚持认为，道德缺陷在儿童中的传播令人担忧，这种情况应该被隔绝。
然后我提出了最困扰我的问题。迫害和恐怖呢？所有的恐怖都是不可避免的吗，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身有一些问题？高尔基干巴巴地说，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但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他认为，不能再指望他们更多了。
我回忆起高尔基的一篇文章，发表在他的《新生活》报中，我在密苏里监狱中读到了这篇文章。这是对布尔什维克的严厉指控。一定有充分的理由完全改变了高尔基的观点。也许他是对的。我必须等待。我必须研究形势；我必须了解事实。最重要的是，我必须亲眼看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作用。
我们谈到戏剧。在我第一次访问时，为了顺便介绍，我给高尔基看了一张我在美国上的戏剧课程的公告牌。约翰·高尔斯华绥是我当时讨论过的剧作家之一。高尔基对我认为高尔斯华绥是一位艺术家表示惊讶。在他看来，高尔斯华绥不能与萧伯纳相提并论。我不得不表示反对。我并没有低估萧伯纳，不过是认为高尔斯华绥同样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我发现高尔基很恼火，刺耳的咳嗽不止，我中断了讨论。他很快就走了。这场访问后我仍然很沮丧。这次讨论仍然什么也没能给我。
当我们的车开进莫斯科车站时，我的同伴德米杨·贝德尼不见了，我和所有的行李都被留在了站台上。拉狄克来帮我。他叫了一个搬运工，把我和行李带到他等候的汽车旁，坚持要我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公寓去。在那里，我受到了他的妻子的盛情款待，并且他们的女仆邀请我共进了晚餐。在那之后，拉狄克开始办一件麻烦事，把我安置在被称为莫斯科苏维埃第一宫的国家酒店。尽管在他全力帮助下，我还是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一个房间。
拉狄克的豪华公寓、女仆、丰盛的晚餐在俄罗斯似乎很奇怪。但拉狄克同志般的关心和他妻子的热情好客让我很感激。除了佐林和沙托夫，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我觉得俄罗斯仍然充满着善意、同情和团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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