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1968)

尾声



  经过了这一次重要的旅行之后,我于1959年回到了美国,不仅受到了朋友们的欢迎,也受到了我国政府的欢迎,欢迎我回到家园。在瑞典时,大家担心,我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理事,英国大概不会让我入境。但是普里特和贝尔弗雷奇一切安排妥当,我备受礼遇。我在上院的露台上与一位子爵、一位伯爵和两位夫人共进了茶点;在下院的露台,还在基尔·哈迪上次招待过我的地方喝了茶。我会晤了几位议员,并与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和埃拉·温特在一起度过了多个星期日的下午。在那里我会过詹姆斯·奥尔德里奇和凯瑟琳·赫伯恩。我看到了保罗·罗伯逊和他的精彩演出《奥赛罗》。曾经雕塑过巨大的卡尔·马克思头像的劳伦斯·布雷德肖为我雕塑了头像。
  我们回国时乘的“自由神”号客轮,舱室很大,通风良好,航程顺利,旅途愉快。但是,美国会怎样来接待我们呢?我们曾在中国公开呆了10个星期,并四处演说,还进行了广播。我想,他们在船上肯定打了紧急电话去询问过,但是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的护照未被没收,海关的总检查官很快就放行了我们的行李,并表示欢迎我们回来。我们的亲友蜂拥而上来迎我们。我一直不明白,我公开自豪地做的这一切为何尚未受到指责,而斯科特·尼尔林和沃尔多·弗兰克却不允许这样做。然而,3个月后,当最高法院同意审议沃尔多·弗兰克和威廉·沃西的案件时,国务院要求我们交出护照。我们要求待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后再交,获得批准。
  我现在有点迷惑不解,我的命运是怎样安排的。过去我曾多次准备死神降临,但它没有来。在我的书桌上总放着一本台历,上面记着我自己计划的每一日、每一小时的工作,一周和下周的计划,这个月和以后几个月的规划,以及我这一年的主要工作。年份计划这一部分现在越来越难于确定,即使每个月的计划也绝不再是我能掌握的了,然而我很通情达理,已感到满足;尽管我的精力向我发出警告,不要像过去那样一干就是好多小时,但我仍然日复一日地照常工作,并且还很有些效率。
  现在回想起来,我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死亡,而且也没有想去逃避这种想法。早年成人后我曾写道:
  “我见到过一位黑色皮肤、面容憔悴、满头银发的母亲。她看着她的儿子上了大学,受人嘲弄、打击和诱惑,直到他寻欢作乐最后死去。在一个冬日的星期日,她衰弱迟缓地走进上帝圣约翰天主教堂,蜷缩在那里,而一个穿着红黄衣服的标致女郎正坐在那里舒适地让阳光晒着她丰满的四肢,‘让俄巴底亚·詹姆斯·格林好好记住’——她是个玩股票的。她在这里休息,风琴正在奏《自由射手》的序曲,唱诗班正在唱‘我主基督,顺遂主愿’。牧师拖长了声音说道:‘你们大家都来到我这里,受苦受难的人,我将给你们休息!因为我这里的工作易做,负担也轻。’可是花玻璃上的天使搧着肥厚的翅膀,喃喃地说:‘黑鬼除外!”
  “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朋友们聚在一起都会叹息:他走了,前往那个远离地球的可怕家园,那双朦胧的眼睛将使劲去看那些美好的景象,那天早上它们会看到白色宽阔的宝座周围有一个美化了的‘黑人问题’吗?如果看到了,慈悲的神父,送我去地狱吧!”
  50岁时,在我经受了一次大手术后,我写道:
  “去年,我直视着死神的脸,发现他的面容并不是不仁慈的。但当时我的气数也尚未殆尽。然而,事实上,很快在某个时候,但等天数一尽,我就会悄然逝去。我确信,那时我的脸会朝向南方和东方;在梦中也好,不在梦中也好,我想我肯定会像享受生活那样去享受死亡的乐趣。”
  60岁时,我又写道:
  “长年以来,我们这些处在乱世中的人们,一直面对着死神,处之泰然。流尽了辛酸的眼泪,得以明白,为了灵魂的充实而死去该是多么美好啊。如同所有真正美好之事,死亡是个非常简单非常实际的问题。这个男孩正值美好的青年时期,站在我们面前,愉快欢笑,但他走了,永远地离去了。忽然间,世界充满了奉献的气氛。我们离开了采掘劳动和沉重不堪的负担,我们不再去弄文舞墨歪曲事物、争吵不已了,我们不再为忙这忙那东奔西走了,而是轻声地问:‘死亡——这就是生活吗?它是真美还是假美?’”
  “这里就是美与丑,一种是世界性奉献的广阔远景,一种是世界性憎恨的强烈反射。哪个是生活?什么是死亡?我们将如何面对这个令人焦急难解的矛盾?任何解释都必然是微妙而相互牵连的,任何痛快流畅的鼓励言词都无法把握住这些事物的根源,仅仅是悲观绝望也无法把握住这些事物的根源。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可忘记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尽管它有许多丑恶和罪恶——千头万绪地散发着恶臭,但其可怕而细小的丝头缠绕,没有人比我看得更近和更经常了。尽管如此,这个世界的美好是不容否认的。”
  “还有那层薄薄的纱,有色的薄纱。它落下来就像在南部海面降下的夜幕,茫茫一片,突如其来,悄然无声。紧跟其后的是憎恨、残酷和眼泪。你若透过其复杂的、深不可测的古老悠久的设计图案去审视,你会看到鲜血、罪恶和误解。但是,那个薄纱却无时不挂在那里,挂在苍白和有色之间,挂在白色和黑色之间,挂在你我之间。当然,这只是一种观念中的东西,依稀而捉摸不到;然而,这却又肯定是真实的、可怕的,而且在我们凡人的生活中,你和我都是无法将它掀起来的。我们可以奋力地去揭开它的四边,甚至可以拿着一把大剪刀,慢慢地爬到它靠近永生宝座的环状和闪光的最高窠穴。但是,在我们竭力向上爬时,我们通过模糊的泪眼,作痛的耳朵,看到和听到私刑和谋杀,欺骗和藐视,堕落和撒谎,在这茫茫低垂的一片黑暗中频频闪现,以致行为者看不到自己的行动,受害者不知受谁之害,愚顽昏昏,每个人都在恨所有的人。听吧,极乐岛,听听薄纱内的声音吧,因为这些声音体现了那个可怜的耶稣基督第二十个世纪人类受到的最大伤害!
  “最终我们大家都来到了天国乐土,亡故之人躺在那里,十分安详,十分平静和美好。如果我们没有死去,我们会躺着静听花草在生长。我们会听到鸟儿的歌唱,看到雨水的来临,先是徐徐而来,继而大雨倾盆,然后逐渐变弱、消失,天空又是一片美好。我们会看到春天、夏天、万紫千红的秋天,然后是睡在柔软的皑皑白雪之下做着一个个美梦的冬天。但是我们知道,命归乐土是一种美好和永远了结之事;十年、一百年、一千年,我们将一直安息在天国,永远不会受到伤害。”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死神的阴影一直在跟随着我,它与我同睡,叫我醒来,整天陪伴着我。只有现在,才感到这不过是平常事,也是合情合理的。它是个结局,没有结局就不会有开始。它是最终的终结,我们改动不得。我们非常感谢苏联,它是惟一敢于停止向孩子撒谎的国家,而这是长期以来玷污我们学校的事。我们把自己从不相信的宗教神话故事灌输到幼小的头脑中去。我们在他们的思想中填满了被称为上帝的野蛮报复的图景,这与他们内心的高雅感是矛盾的。我们反复地讲那些民间传说,什么孩子没有父亲啦,死亡就是生命啦,什么作出牺牲啦(其实是狡猾的投资),还有什么无限未来的种种荒唐之事。苏联人废止了这种作法。他们让孩子在没有宗教谎言的环境中成长,让他们成熟后,自己对世界作出判断,而不是以入地狱来吓唬他们,也不是用无聊可笑的天堂来奖赏他们。
  我们知道死亡是生活的终结。即便我们公开拒绝承认这点。我们也知道,这种愿望仅仅是痴心妄想,是种带有凄惨悲哀和怯懦恐惧的托词。我们永生不灭的自我感不能想象一个世界没有我们,而且我们还知道,这种情况一定会出现的,世界也会为此而更加美好。
  我这一生是美好而充实的。我已完成了我的路程。我不想再重复这样的生活。我已尝过它的愉快和欢欣;我也深知它的痛苦、磨难和绝望。我累了,我已走完了我的旅程。对我的后来人,对去年圣诞节诞生的那个小家伙,我的重孙和他的同辈,我把所有尚待完成的事情都传给你们,还有神圣的时间,要做的工作永远完不了啊!
  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看到过奇迹。当我还是小孩时,我们学校不可能强调有奇迹。在每周的主日学校内,我们学《圣经》和上面许多不可能出现的故事,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我对其中一些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过疑问,如约拿的故事。换句话说,我是在现代科学的氛围中长大的,知道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有其原因,有许多事是不可能发生的。譬如,当时人们从未想到人会飞起来,谈到飞行,我们就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并且取笑人们的这种企图。然而,我谈到了第一次飞行成功的消息;而且我自己于1921年自巴黎飞到了伦敦。此后,我飞过成千上万英里,飞过陆地,越过海洋。1900年,我参观了巴黎的世界博览会,惊奇地看到街上竟有汽车,车不多,大约一天可看到十一二辆。我竟然活着看到玩笑成真,马达替代了马,街上行驶着汽车,而且在许多国家都是如此。
  我记得第一次在美国的一个城市里看到街道由电灯来照明,这些灯闪着光还劈啪作响,但是没过几年,电灯泡就替代了我童年时代的煤油灯。接着又出现了充气气球升上天空,人们乘飞艇横跨了大西洋。不久又发生了恐怖的广岛事件。我开始感到了人类大脑的巨大能量,它将征服太空。但是到1958年,最使我感到震惊的奇迹是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它超过了内燃机、飞机和气球;超过了电灯和爆炸的原子。这不仅是知识王国的功效;这是理性的胜利。它让美国知道共产主义思想和计算的优越性。它使我们不再能嘲笑苏联的教育。
  接着是今年到来的高潮:思想对实力的胜利,思想对太空的征服。这是我梦想中的最大的奇迹。但我还不能领会其真正的意义;也还不能认识到,今天实际上已可能将人送往星球。有一位法国人曾说过:“我知道在地球上,只有两样美好的东西:我们头上的星星和我们内心的责任感。”既然我们已突破了天空,我们就更加确信能使人类愿意和热心于做正确的事情。
  我现在已经活到越来越令这个国家讨厌的年纪了。除非一个人到60岁时已经拥有足够的钱来养活自己,否则他必将面临挨饿。他多半会失去工作,如果再去找别的工作,也会遭到拒绝。到了70岁,连教会也要对他皱眉头了。如果他傻得一直活到90岁,那么他常常会被看成是个怪人。这是因为美国根据人类的经验发现,青年人比老年人懂得更多。如果一个35岁的人当上了一个大的学术团体的主席,或是美国的参议员,或是一个拥有数百万资金的公司头头,胜利的呼声会在全国响起。为什么?要说15年本身会比50年带来更多的智慧和理解力,这种说法是一种矛盾。如果生来是个傻子,100年也不会使他聪明;但是如果是个白痴,20岁时也不会聪明。青年人比老年人勇气大,因为他知道的较少。老年人比青年人聪明,因为他知道的较多。这是全人类从5000年以前的埃及和中国直到今日的英国和德国都已证实了的。只有美国对此有较好的了解。我如果在50岁就死去,我会得到欢呼和赞扬。75岁时,我的死亡实际上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如果活着不给生命带来价值、智慧和意义,那么活着就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地球是由不成熟的、无经验的人来统治,那么地球得到的就该是:重犯古老的错误,广泛地招来人类在1000年前就已经知道的灾难。
  我不为活得这么长而抱歉。大多数人一定会认为生活像是灼热的地狱,而我高高地坐在它的围墙上审视真理。我看到了真理的全貌,我决不会向自己、也不会向全世界散布关于真理的谎言。我看到我的国家有,如塞德里克·贝尔弗雷奇所恰当描写的是个“受到惊吓的巨人”,害怕真理,惧怕和平。我看到这片土地正在堕落下去,面临腐朽,除非它能意识到要赶快转身往回走。失败不是罪恶。这是人之共识。可是当你知道错了还要继续走下去,这可就是一场灾难了。我对这个国家的判断不仅仅是靠统计数字,或是凭阅读历史学家都认可的谎言而做出的。我是依据近一个世纪来我在这里生活的所见所闻来进行判断的。
  曾经有过那样的日子,全世界曾正确地称美国人是诚实的,即使有些粗鲁。他们靠艰苦劳动来谋生,他们说真话,不管说出来会伤害谁。只有在别无其他办法时,他们才去参加他们认为是正义事业的战争。而今天,我们在撒谎、偷窃和杀人。我们用好听的名字来称呼这一切,什么广告呀,自由企业呀,国家防务呀等等,但是名称终究欺骗不了任何人。今天,我们用科学来帮助我们去欺骗同胞;我们攫取不是自己挣来的财富;我们使尽一切力量去杀害男人、女人和儿童,使他们残废,使他们发疯:只因为他们敢于拒绝去做我们要他们做的事。没有国家威胁我们。我们在威胁世界。
  我们的总统说,福斯特·杜勒斯是他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如果杜勒斯是聪明人,那么上帝帮帮我们这些蠢人吧——这些蠢人在统治着我们,今天他们简直发了疯,想把一个橄榄球射入太空,而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正在和平地绕着地球运行。我们的这些军事头领们,他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失败:我们没有教我们的孩子学数学和物理。没有,因为我们没有教我们的孩子像个人(而不是像流氓)那样去读,去写,去行为。在我住的那条街上,每个小孩子都举着玩具手枪嬉耍吓人,大孩子都拿着真手枪狂呼乱叫。当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当着公众的面在舞台上做出性交动作时,要动用市警察部队来制止少男少女的疯狂行动。今天,美国男孩的最大抱负是成为百万富翁。美国女孩的最高愿望是当一名电影明星。在这些理想后面的伦理道德则没人提及也没人去学。我们该怎么办呢?纽约有一半的基督教教堂想毁掉免费的公立学校,以便在这些学校中传授宗教教义;另一半则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大感兴趣,以致既不能阻止布鲁克林最好的教养中心来与青少年的犯罪行为作斗争,也不能阻止一个主教将威廉·霍华德·梅利什踢到大街上,并关掉他的教堂。在这几百个教堂里,有哪个教堂出面对此提出过抗议?他们雇了比利·格雷厄姆来代替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马戏团。
  霍华德·梅利什是我最尊敬的几位基督教牧师中的一位。他是个诚实正直的人,相当真诚地信奉基督教的教义(这是我不信奉的),他老老实实地工作,毫不虚伪,一心为了引导好青年人,为了激发穷人和无知者的志气和为了使他的城市和国家变得更好,而他却被驱逐出了教堂。他教堂里的一个报复心强的主教就此毁掉了他的事业,而大多数的基督教牧师和教徒或是美国人民,竟无人提出有力的抗议。梅利什案件大约是美国当前宗教界最典型和最惊人的实例,也是我反应强烈的一个实例。他是一位有着理想的年轻人,道德上无可指责,工作努力,特别是在穷人和不幸者之中奋力工作,家庭社会关系都十分良好。他的父亲曾在布鲁克林的黄金地区帮助建造了一座最受人欢迎的主教派教堂。他本人与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结婚,生有三个儿子,全在学校里读书。他所在的社区原住着英国和荷兰后裔的中产阶级家庭,后来转变为意大利、黑人和波多黎各血统的白领阶层和劳动人民。梅利什家主管的三位一体的教堂,调整自己使之适应变化着的需要,并邀请了邻近人家来加入教会。这个教堂不是个大教堂,但它在布鲁克林的年轻人和外籍血统的人中都做了最出色的工作。
  这位年轻牧师做的有一件事遭到了主教及他的大多数牧师同仁和有着商业利益的中等阶级社区的嘲弄。这就是他参加并成了“美苏友好全国理事会”的工作人员。立即,他被指责为赞同共产主义。为了平息这些批评,他辞去了在这个团体中任工作人员的职位,但拒绝放弃会员资格。据说为了这一原因,主教、大多数的牧师和中产阶级社区于是将他赶出了教堂。这场斗争后面的真实原因是,这样一个富裕的、“受到尊敬的”白人教堂竟在向工人和黑人开放。这是主教派当局和民主统治在重新开战。梅利什的教区希望保留他为牧师,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通过利用教会法中的专门条款和按照信奉主教派有权力的天主教法官的决定,霍华德·梅利什失去了他的教堂,他的终身事业被毁灭了,于是教堂关闭,他在当地的影响也结束了。一些虔诚的同仁们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其中许多是犹太人和开明人士。但是主教派教会内的广大教徒则保持沉默,毫无作为。
  所有这一切,即使你知道了和看到了也千万莫作声。即使是诚实正直的人,也万万不可批评美国。美国必须永远得到赞扬,而且要不惜溢美之词,否则你将失去工作,或是被排斥,或是被投入监狱。批评就是叛国,而叛国或是有一丝叛国的迹象,只要雇来的撒谎者一作证,就可能被处以奇耻大辱的死刑。我曾见到在棺中的埃塞尔·罗森堡,躺在她丈夫的身旁,安详美丽。我曾想在她的墓前结结巴巴地说上几句无用的话。但是,墓地不应当是我们叫喊这场不公正审判的地方,我们要向世界大声呼喊。
  正直的人们可以而且必须批评美国。要述说它如何破坏了国家的民主,出卖了国家的司法制度和将法院法官引入歧途。这里可能提出的惟一问题是,这种枇评是否基于真实情况,而不是是否公开提出了这种批评。
  真实情况是什么呢?领导国家的美国总统公然站出来当众说:“世界也认为我们是一个从未奴役过任何人的国家。”那它还能是什么呢?听到这句话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实际情况。然而,这里站着的是买卖、占有奴隶的乔治·华盛顿的继任者,是在奴隶的相助下战胜奴隶主南方、解放了4000万奴隶的亚伯拉罕·林肯的继任者。可是就我所看到的,还没有哪一本杂志,甚至还没有哪一本黑人的周刊,敢于对这种谎言提出挑战,甚或批评。
  或许,当前美国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企图将生活降为买卖关系。生活不是爱,除非爱专指做爱,可以买,也可以卖。生活不是知识,只存在毁灭的技术和科学知识。生活不是美,只有供出售的美。生活不是艺术,只有当它的价格高昂,为谋利而出售时才存在。生活的一切都是为了谋利,而谋利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再去买进和卖出?
  即使在今天,美国文明的矛盾也很巨大。进行自由的政治讨论是困难的,选举不是自由和公正的。民主对我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不通的。在商业中,处处都有欺诈和偷窃;在电视上,在股票交易上,广泛地搞纸牌赌博。著名人物在并非他们所著的书上、文章上和演讲稿上署名,一些头脑精明的人撰写和出卖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点子,这些事已是司空见惯。捉刀代笔已是一种职业。这个国家的最大力量不是思想,也不是伦理道德,而是财富;行使财富权力的人不一定是财富的拥有的,而是支配其用途的人;这种支配的真实情况,目前还尽可能地予以保密。我们不知道谁拥有我国的巨大财富和资源,因此我们关于财富及其使用的辩论大部分是根据猜测来进行的。那些对滥用财富负责的人逃避了责任,甚至连资金的拥有者也往往搞不清这笔资金的用途和如何用的。工业和贸易的标准是看它积累了多少利润,而不是它对拥有者或公众有何好处。当前利润的价值高于未来的需求。我们浪费了物资。我们拒绝修补。在制造物品时,我们弄虚作假。我们越来越热衷于使用谎言和颠倒黑白的伎俩。过去十年来,至少出版了1000本书来证明,在美国保留黑人奴隶制的斗争是项由名流大人物来领导的伟大而高尚的事业。
  我熟悉美国,这是我的国家,我父辈们生存的土地。它仍然是个有着灿烂前程的国家。它仍然是心地高尚和豪爽的人民的家园。但是,它正在出卖它的出生权。它正在叛离它的伟大命运。我是在它的土地上降生的,在它的学校里受的教育。我尽力来为我的国家效劳。我从来没有明知故犯地来破坏它的法律,也没有不正当地攻击它的名誉。但同时,我指出过它的不公正和罪行,并责备过它的错误,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它给了我教育,也给了我一些荣誉,对此,我很感谢。
  今天,美国是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它显然信奉的是,战争是解决当前争端和难题的惟一途径。因此,它正在为准备战争支付庞大的费用,耗费大量财富和精力,这无异于是在犯罪。然而,美国不敢停止为战争花费巨资。如果它停止了,那么,它今天以战备为基础的整个经济就可能崩溃。因此,我们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作准备;我们将美国的士兵和武器遍布全球;我们尽可能收买各国成为我们的盟友。我们在向自己的公民大征其税,征得他们贫困、犯罪和失业,并且还有步骤地向他们歪曲关于社会主义的真相。我们利用过细菌战的恐怖;我们的一些领导人还准备再次利用它。
  利用历史来进行歪曲而不是为了教育,导致了另一件我们当今最大的坏事,那就是使人们极其惧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致我们竟然不肯花力气来教育儿童,向疾病宣战和提高生活水准。我们鼓励的是增加债务来支付眼前的享受,尤其是,我们利用新闻和舆论、无线电和电视、杂志和书籍,使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当前存在着战争威胁,特别是苏联对美国的战争,以此使征收重税和需要庞大的战备开支变得师出有名了。
  我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这使美国商业界受到鼓励,认为美国即将取代大不列颠成为大部分人类的统治者,就在此时,这种宣传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兴起和传播,遏制了这种野心,使得设计好的美国世纪在共产主义世纪面前惊恐不安。因此,我们就决心以残暴的武力来推翻共产主义。但我们逐渐发现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甘冒自杀的危险。我们看到共产主义促进了教育与科学,提高了生产率。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与共产主义世界共存和在资本主义方法与社会主义方法之间展开竞争的前景。正是在这一重要关头,我有机会在社会主义世界生活了7个月,那个世界正在朝共产主义的理想奋勇前进。
  在我们论战最激烈的日子里,我们也未敢这样公开地压制言论。我这一生经历了意见不和的争论,受到过诽谤和辱骂,看到过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但是即使在那些时候,我也从未看到过人类思考的权利有如今天这样地受到挑战和否定。这就是我所谓的堕落。50年前这是不会发生的。
  我生下来的第二天,安德鲁·约翰逊受到弹劾。他背叛了贫苦的南方白人和更为穷困的自由民,理应受到惩罚。然而,在他活着时,谁也没有剥夺他为自己辩护的权利。25年前,我试图在白人占统治地位的南方,在保守的北方,甚至在我的同宗族人中间,表达一些当时不被人接受的,并会强烈反对的想法,并且想使之付诸实现。我发现,我的思想被曲解了,于是我计划办一个宣传的刊物,即《危机》,这样我可以在上面自由地述说我的主张。这项工作绝不是一帆风顺的。我的杂志在国内只有少数人看得到。它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而且一度为政府所禁止。但是到最后,我还是保留了对黑人问题表达激进思想的一席之地,这影响了许多人的思想。战争和经济萧条使我不得不中止独立的思想而回来教书,但是我确信,我至少又开辟了一条信仰和行动的途径。接着,他们连书也不准我再教了。
  由于我和其他一些人的努力,最高法院开始在南方恢复民主,最后规定在公用事业部门实行种族歧视为非法。这引起了南方的反叛,而这是国家最怕遇到的事。黑人迷惑不解,于是有人出来任命他们担任不重要的职务,让他们去国外出差,以此来进行收买,让他们不要出来讲话。黑人的文学艺术不起作用了。只有像小石城的那帮小伙子还在战斗。
  耶鲁大学的大二学生打着广告的牌子,用一本图片书籍取代一份专家期刊,建议由美国总统来统治世界。但这没有成功,因为我们连自己也统治不了。但是得克萨斯的约翰逊又来出主意了,他建议由美国来接管太空。在月球以外的什么地方,必定有一些有知觉的生物在对我们地球上的古怪行径大笑不止的。
  我们征税,征得大家贫困、犯罪,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而且更加邪恶。我们知道这样做的原因是:要使我们富有的商业利益去制止社会主义和阻止共产主义理想在全球获胜。这个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社会主义在前进,一定会前进。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不让这些宣传社会主义的人说话,把他们投入牢狱,并对共产主义进行世界大战。我信仰社会主义。我寻求一个共产主义理想会得到胜利的世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只要我活着,我就要为之奋斗,而我现在还活着。
  我正活着。我为工作订出计划,但计划得少些,期间也短些。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活着。我知道会有阵阵苦痛,身体会时好时坏。我回身拿着我的档案,悄悄地对死神说:全能的死神,我站着直视你那越来越靠近的灰白色脸孔;你的思想、行为和梦想使得人们既聪明绝顶,又愚蠢邪恶至极。以上帝的绝对名义,曲身弯下腰来,你是全人类的无限多数,你以自己的思想、行为、梦想和回忆,去制服、胜过和胁迫那些还活着的残生,他们自以为是所有曾经活过的人中最聪明的人,只因为他们还活着。天网恢恢,他们带着臭不可闻的骄傲和空话连篇的自夸将向何处去?他们一直在不停地说谎,只有你,死神,太清楚这一切了。教会活着的人去嘲笑这一最后的文明吧,它试图在大多数的贫困和不幸之上来建造天堂,并且徒然无益地根据肤色和毛发而不是靠高尚的手和心建造了它。让你的回忆将你所忘记的、毁坏的和一直到死所完成的一切,告诉这些任性的傻瓜吧!
  你不是,而你又是这样:你的思想,你的行为,尤其是你所有的梦想依然存在。你的行为当然也是,但你忘了,当你的躯体死亡时,这些行为依然存在。为此,我们去生,去死,去实现,去残杀。我们的梦想是寻求天堂,而我们的行为则直下地狱。在我们老年时,地狱就在我们身旁,我们一不留神就会走进它的恶水和烈火之谷。不要让我们在南非和密西西比的邪恶中再受永恒死神的折磨和煎熬吧。这是最大的邪恶,是我们希望在亚洲和非洲、在南美洲和七大洋的岛屿上制止的。上帝啊,过去启示了今日,在开始时就预言了结束。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这是一个美好的美国,是其奠基人所梦想的美国,可是后来他们的子孙在奴隶制的血河中将它淹没,在贪婪的欲望中将它吞噬。我们的子孙必须重建它。那么,让死神的梦想去训斥那些认为一切都是永远存在的盲目无知之辈吧!让他们知道,值得活着的东西必然再生;应当死亡的东西必然不复生存。永恒的死神,教导我们吧,没有梦想,只有行为;没有行为,只有回忆。

威·爱·伯·杜波依斯
公共生活履历表


1868年(2月23日):生于马萨诸塞州大巴林顿。
1883~1885年:任《纽约时代》、《纽约环球报》和《自由人》马萨诸塞西部通讯员;任《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大巴林顿通讯员。
1884年:毕业于大巴林顿中学;致告别词的学生代表,题目为《温德尔·菲利普斯》。
1885~1888年:就读于田纳西州那士维菲斯克大学,1888年获文学士学位;暑假任教于村镇学校。
1887~1888年:任《菲斯克先驱报》主编。
1888年:就读哈佛大学三年级。
1890年:获得文学士学位,在哈佛同级的300名学生中以优等成绩毕业;是毕业典礼上6个讲演人之一,讲演的题目是《杰斐逊·戴维斯:文明的代表》,为全国所嘱目。
1892年:经过大量努力,获海外研究生斯莱特基金会奖。
1892~1894年:柏林大学的研究生,重点学习历史和经济学;并在欧洲进行了广泛的旅行。
1894~1896年:在俄亥俄州韦尔伯佛思大学任希腊语和拉丁语教授。
1895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1896~1897年: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助教。
1897~1910年:任亚特兰大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
1897~1911年:任亚特兰大大学黑人问题年度研究的组织人及其年刊的编辑。
1900年:在英国召开的第一次泛非大会任干事。
1905~1909年:尼亚加拉运动的创始人和总干事。
1906年:田纳西州出版的《月亮》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
1907~1910年:华盛顿特区出版的《地平线》的主要创办人和编辑。
1909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最初创始人及创办人之一。
1910~1934年: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宣传和研究部主任、董事会董事。
1910年:《危机》杂志的创办人及编辑(1934年前)。
1911年:参加在英国举行的第一次世界种族大会;加入社会党。
1912年:支持伍德罗·威尔逊竞选总统;帮助组织了首次黑人脱离共和党的重大运动;退出社会党。
1913年:加入在纽约市出版的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激进的《新观察》杂志编辑部。
1917~1918年:支持美国进入世界大战;与黑人士兵受到虐待作斗争;带头努力争取录用黑人军官;领导了1917年在纽约市第五大道举行的反对私刑和歧视黑人的大规模沉默抗议游行。
1919年:受“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之托调查黑人士兵在欧洲受到种族歧视的事件,揭露的事实引起了国际震惊。现代泛非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大会。
1920年:领导揭露美国在海地所扮演的角色。
1920~1921年:创办儿童读物《布朗尼一家》杂志,并任编辑。
1921年:在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召开了第二次泛非大会。
1923年:获斯平加恩奖章;作为特命全权公使代表美国出席利比里亚总统的就职大典;第三次泛非大会在伦敦、巴黎和里斯本召开。
1926年:第一次在苏联进行广泛访问。
1927年:领导所谓的“黑人文艺复兴”运动;在哈莱姆区创建黑人剧院“克里格瓦演员之家”;第四次泛非大会在纽约召开。
1933年:参与领导《黑人百科全书》的出版。
1934年:退出《危机》杂志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董事会。
1934~1944年:任亚特兰大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1936年:去世界各地访问。
1940年:在亚特兰大创办《菲朗》杂志,并任编辑至1944年。
1943年:组织拨赠土地的黑人学院第一次会议。
1944年:赴海地和古巴广泛访问。
1944年:回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任专门研究部主任,直至1948年。
1945年:作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员,与沃尔特·怀特一起被任命为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代表团的顾问;力争使美国承担坚实的反殖民义务;主持在英国曼彻斯特召开的第五次泛非大会。
1947年:代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编辑了《致世界的呼吁书》,抗议美国对黑人的歧视,并将此呼吁书提交给联合国。
1948年:任“非洲事务理事会”两主席之一。
1949年:协助组织了在纽约市举行的“争取世界和平的文化和科学会议”;出席巴黎和平大会;出席莫斯科和平大会。
1950年:任“和平新闻中心”主任;任进步党纽约州美国参议员的候选人。
1950~1951年:因参与“和平新闻中心”的领导,以“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的指控受到起诉、审判,最后无罪释放。
1958~1959年:广泛旅行,特别是去苏联和中国。
1961年:加入美国共产党。
1961年:应恩克鲁玛总统的邀请,移居加纳,任《非洲百科全书》项目的主任。
1963年:成为加纳公民。
1963年:8月27日逝世;举行了国葬,葬于阿克拉。

补充说明


  履历表中当然包括不了杜波依斯博士整个公共生活的各方面。如:他为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美国农业部进行的经济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多年来,他每周均为各种报纸撰写专栏文章,如《芝加哥保卫者报》、《匹兹堡信使报》、《纽约阿姆斯特丹新闻报》和《旧金山新闻》等。杜波依斯博士曾在美国各州的大学学院、教堂、大厅和学校作过成千上万次演说,也曾在世界的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中国、日本、古巴、海地、匈牙利、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作过无数次演说。许多选集中都有他写的诗;纽约、费城、华盛顿和洛杉矶的数千观众都看过他写的戏剧表演。他不仅以他的工作和身教的实例激励着数以百计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雕刻家、音乐家和科学家,更以直接的协助来鼓舞着他们。他永远是反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文盲、贫穷和战争的战斗者和组织者。他最早的著名论文一,即1887年当他还就读于菲斯克时写的文章,题目是《致南方人民的公开信》,这是对文明行为的呼唤,对歧视黑人的鞭挞。他最后的行动之一是在1963年8月(他去世的那个月),为声援该月具有历史意义的“为工作和自由向华盛顿进军”,鼓励向阿克拉美国大使馆进行抗议游行。
  杜波依斯获得的荣誉很多:“美国科学发展协会”特別会员及终生会员;“全国文学艺术协会”会员;“利比里亚非洲复兴骑士团”高级爵士,国际和平奖;列宁和平奖;以及菲斯克大学、霍华德大学、亚特兰大大学、韦尔伯佛思大学、摩根州立学院、柏林大学、查尔斯大学(布拉格)、莫斯科大学和加纳大学的名誉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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