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丹尼尔·本赛德 -> 《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2009）

第九章 为什么资本先生容易心脏病发作？


·“金钱喊出了它的欲望”
·逻辑的失衡
·资本本身蕴涵着危机
·昨日的危机与今日的危机


　　投机行为的不道德引起公愤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受到1864年不动产信贷银行破产与1890年联合总银行破产的启发，左拉在他的《金钱》一书中展现了“金融活动的神秘性”、“如同证券市场的疾病一样的周期性振荡”以及“数百万金钱流行性疯狂的舞蹈”。他展现了每天要面对欠债的危险，但又肯定无力偿还时的恐惧和焦虑；也展现了追逐利润的致命赛跑中的“狂热”、“癫狂”、“狂欲”和“痴狂”。

　　实际上，这种“为了征服而征服”的热情归根到底不过是资本扩大化积累的结果而已。与今天的执政者们一样，左拉笔下的人物试图考虑各种情况，将资本体系与它的积弊以及暴行区分开来；将作为社会进步载体的“好的资本主义”与作为一个附着在健康肌体上的肿瘤的“寄生性的资本主义”区分开来。他们竭尽全力，为投机行为搜寻可以减轻罪行的证据。“没有它，我们就没有买卖可以做了”；“没有它，日常交易的协调平衡将只剩下一片沙漠或是一潭死水。”

　　与我们的大多数公认的评论员一样，左拉在这种“没有几个法国人的头脑能够了解的金融机构的神秘性”面前承认了自己的不能理解。昔日股市上的那些崩溃与今天的全球危机相比根本不算什么，但它们依然使左拉感到了眩晕：“不再有真理，不再有逻辑，价值的概念已经堕落到了失去所有实际含义的地步！”然而与伯纳德·麦道夫的全球大骗局相比，萨加尔的投机看起来不过是个小过失罢了。在他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发明出资产证券化、杠杆收购、掉期交易和次级贷款这样的衍生产品。
　　作为与维多利亚时代和第二帝国时期的银行业大发展同时代的人，马克思所尽力做到的，就是越过乱象和混杂的表层，去找到这个体系的核心，找到理性缺失的原因和没有逻辑的逻辑。
　　然而，当马克思投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这一巨大工程中去的时候，他尚缺乏足够的历史距离来完整地认识经济运行的节奏，并以此来剖析其内部机制。


　　同样地，当大卫·李嘉图论述1815年的危机时，他自己对于危机确实一无所知。然而他的后继者们就不再有这样的借口了：“后来的历史现象，特别是世界市场危机几乎有规律的周期性，不容许李嘉图的门徒们再否认事实或把事实解释成偶然现象。”[1]

“金钱喊出了它的欲望”


　　“危机使我极度地紧张。价格一天天下跌。”“曼彻斯特的情况越来越困难”，恩格斯在1857年12月17日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恩格斯在面对1857年美国危机的扩大时所感受到的激动是会传播的，马克思《1857-1858年草稿》中那些激昂的注释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草稿中，危机以“错乱的东西”这一隐喻出现。
　　在这里，资本主义体系罹患精神分裂症的趋势已十分明显了：商品表面上的统一“分裂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分离”开，以相互独立的形式运作。作为无法控制的独立领域，整个经济都变得谵妄而精神错乱了。这样的临床诊断一点也不意外：“在危机中——在恐慌时刻过后——在工业萧条期间，货币固定在银行家、证券经纪人等等的手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货币也渴求活动的地盘，以便能作为资本来增值。”[2]

　　资本在危机时的价值丧失仿佛重新展现了某种已经被遗忘的东西。生产过剩提醒我们要抑制本能，使我们“突然想起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所有这些必然要素”。同样地，危机提醒了金融界（或者金融泡沫）：它们不是悬空漂浮的，不是与今天被我们奇怪地称为“实体经济”的东西脱节的。
　　 使危机成为可能的条件已经写在了商品的二重性中。与所有“善良的”资产阶级一样，商品过着双重的生活。一方面，它是物化的抽象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定量的劳动的产物。为了与其他劳动量相对比，商品“必须首先转化为劳动时间，也就是说，转化为某种在质上和它不同的东西”。这样的双重生活给商品带来了长期的分裂风险——“这种二重的、不同的存在必然发展为差别，差别必然发展为对立和矛盾”，即“商品作为产品（使用价值）的特殊性同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性之间的这个矛盾。”

　　所以，在马克思看来，1857年的危机显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其表现在货币中的交换价值的分离：这样，一所住房对于一个需要容身之所的人而言，它的效用就与这所住房在房地产市场上被投机行为哄抬起来的价格毫无共同衡量标准了。商品可能不再能“同它的一般形式即货币……相等同”，它的“可交换性”有被阻断的危险。由此可见，资本这次从商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惊险一跃极有可能致命。
　　就这样，生产和流通领域之间出现了不协调。买和卖取得了“一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彼此分离的、互不相干的存在形式，所以它们的直接同一就消失了”，而危机则正是这种同一性缺失的表达。于是，对这种失去了的同一性的追求变成了争先恐后的逃跑；变成了一系列痛苦的分离和短暂的重聚。
　　买与卖就像电影《朱尔和吉姆》中那首歌[3]所唱的那样不断地失散又重逢。“它们可能相互适应或不适应；它们可能彼此相一致或不一致；它们彼此之间可能出现不协调。固然，它们总是力求达到平衡。但是，现代代替过去的直接相等的，是不断的平衡的运动，而这种运动正是以不断的不相等为前提的。”
　　“危机的萌芽”已经体现在作为“独立的价值”以及“交换价值独立的存在形式”[4]的货币中了，而这种独立则制造出了一种幻觉，即货币可以直接在信用制度的流转中增长，却无需为了自我丰富而经历生产过程。
　　但分裂现象总是祸不单行。在通过相互独立的行为——买与卖割裂了交换的同时，它也造成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之间的分裂：“为交换而交换同为商品而交换相分离。”
　　马克思在此隐约瞥见了资本所患的心律不齐的复杂局面，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价值增值过程中只是指出了各个要素互不相关的情形；它们在内部是互相制约的，在外部是互相寻求的；但是可能寻求得到也可能寻求不到，可能互相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可能相互适应也可能不适应。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的内在必然性，和这个整体作为各种互不相关的独立要素而存在，这已经是种种矛盾的基础。”[5]

　　现实中这种分裂在不断蔓延。物品的价值转过身去，不再理会它们具有功用的实体；在这样的混乱秩序中，整个商品生产体系摇摇欲坠，吱嘎作响。这响声不是别的，正是这个浑身脱臼的肌体所发出的呜咽、哀叹、喘息和呻吟。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说：“危机表现出各个彼此独立的因素的统一。没有表面上彼此无关的各个因素的这种内在统一，也就没有危机。”“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危机就是强制地使已经独立的因素恢复统一，并且强制地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变为独立的东西”[6]
　　资本的秩序——但不是社会的和谐——就这样被粗暴地、强制地恢复了。那些庸俗经济学家们正是要否定这一点，而坚持所谓的“实质的统一”，致使他们忽略了使整体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变得不相关甚至相互对立，以致忽略了产生爆炸的动因。


逻辑的失衡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重拾并发展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首创的对危机及其循环的分析。他的这些分析处在以“庸俗的萨伊”的理论为基础的诸多平衡理论的对立面上。
　　根据平衡理论，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因为供给与需求之间有着直接一致的关系。这种原理认为，人们实际上是在“物物交换”，从而保证了“买和卖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平衡”。正是萨伊的这篇童话，被李嘉图借用了过去：“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出卖，任何人出卖都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者有助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别的商品。”[7]所以，当任何人从事生产时，他“不成为自己产品的消费者，就必然成为他人产品的买者和消费者”。就这样，圆环完美地接合了，买与卖、供与求之间的平衡得到了保证。
　　产生生产过剩的机能障碍只可能来自一个源头，那就是缺乏对市场不断增长的复杂性的了解。李嘉图曾经面对这一困难，但他很快就释然了：我们“不能设想”，生产者“会长期不了解……究竟生产什么商品对他最有利”，“因此，他不可能继续不断地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总之，市场就是一位完美的情报专家。对离我们更近一些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8]为设计欧洲联盟的建筑师们量身定做的自由和无失真的竞争来说，这正是它的自由主义论据；然而，金融信息的私有化以及越来越复杂的隐瞒信息的金融产品的发明却刚刚破除了这个神话。

　　至于李嘉图，他由衷地相信市场的公平与市场信息的可靠，这在他还说得过去，即使不是现在，他也可以展望地，渐渐地，长期地相信。但是眼下呢？无论如何，买与卖的分离一直都在，危机可能“通过（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彼此分离再次并且以更发展了的形式表现出来”[9]。
　　这一可能性来源于如下事实，即资本在其变形的循环中所经历过的形式（从货币G到生产资料Pm，从生产资料到商品W，从商品到货币）“彼此可以分离并且已经分离”，“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彼此分开”，更不必说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了。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既然消费者会购买进口商品，而自己的商品会远销海外，那么工资就纯然是生产的成本了。于是，生产与消费、卖与买之间符合道德标准的循环就被打破了。
　　买与卖的分离使得资本主义经济与那种物物交换的经济区别开来。在物物交换的经济中，“不是买者就不能是卖者，不是卖者就不能是买者”。而产品的主要部分“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需要”。“在商品生产的情况下”则恰恰相反，“直接生产已成为过去”，人们不再是为了需求而生产，而是为了利润。而利润并不关心社会需求，而是关心支付需求，因为“如果商品卖不出去，就会发生危机”。
　　在商品生产中，为了实现内在于其中的剩余价值，“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货币却不必立即转化为商品”。这就是为什么买和卖可能彼此脱离。危机在其第一种形式下，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在其第二种形式下，危机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不同职能：“这里货币在两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即分别作为商品和累积资本的一般等价物。

　　货币的这种独立在企业利润与作为生息资本的货币的分离中得以延续。

　　“……就完成了剩余价值形式的独立化，完成了它的形式对于它的实体，对于它的本质的硬化。利润的一部分与它的另一部分相反，完全从资本关系本身中分离出来，并且好像它不是来自剥削雇佣劳动的职能，而是来自资本家本身从事的雇佣劳动。
　　“与此相反，利息则好像和工人的雇佣劳动无关，也和资本家自己的劳动无关，而是来自作为它本身的独立源泉的资本。如果说资本起初在流通的表面上表现为资本拜物教，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价值，那么，现在它又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取得了它最异化最特别的形式”[10]

　　这个关于生息资本的奇迹，关于货币可以不经过变形的循环以及生产、流通过程就可以自行增殖的奇迹，正是拜物教与那些庸俗经济学家们精心炮制的骗局的最高阶段。
　　为了实现剩余价值，卖出是必要的。然而对利润的追求使得工资（购买力）受到压制，结果销路也受到了限制。不过有了信用制度，货币的独立性就可以使人们着手于新一轮的生产循环或者新一波商品浪潮，哪怕上一波还没有售出。所以，市场的饱和（生产过剩）与资本的过度积累是同一个现象的两个不同侧面。
　　马克思写道，李嘉图的门徒们曾想要承认危机两种形式中的一种，即“资本生产过剩”，但他们又否认另外一种形式，即在市场上“商品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当然与社会需求的饱和毫无关系，实际上，社会需求一直远远没有得到满足，生产过剩“只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关”。所以，生产过剩并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或者存在于理念中的生产过剩，而是相对于资本积累规律的生产过剩。

资本本身蕴涵着危机


　　在《1857-1858年草稿》中，危机以三种方式出现：经验的——美国的衰退；理论的——为危机的可能性创造形式条件的买卖分离；隐喻的错乱以及分裂的痛苦。不过《1857-1858年草稿》中的理论还依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探索阶段，直到《资本论》的写作，这一理论才加强了自身的严密性。
　　在关于“生产过程”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重新拾起了他对涉及销路以及平衡的古典经济规律的批判，“有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为每一次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一样。”[11]
　　这种教条是要证明“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但这种在物物交换的经济中实实在在地存在的直接对应，已经随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和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而被打破了。人们不再用一种使用价值来交换另一种使用价值，而是以商品交换货币。交易成为了一个“休止点”，或者是“商品生命中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可长可短”。货币的独立打破了交换的完美对称。

　　商品的一生，也就是它一系列变形的链条，不仅被悬吊在其潜在买家的欲念与心血来潮之上，还与它的买家的财力与支付能力相关。躺在货架上或橱窗里的商品屏息凝神，面对着货币这冷峻而美丽的存在；购买者全凭自身的愉悦，购买商品或是厌弃它。如果商品的这段等待无休止地延续下去，它就有窒息的危险。所以，买卖行为的分离无疑不是平衡因素，而是一个动态的非平衡因素。
　　因此，危机这个概念在此第一次出现，并不是为了展现具体发生的危机的状况，而是作为买与卖这两个非对称的甚至是潜在对立的行为之间的“深刻联系”与矛盾所造成的符合逻辑的结果。在第一卷靠后一些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中，危机概念重新出现，并与资本自身的时间性相衔接。此时，积累表现为“数量上的扩张运动”。

　　伴随着由竞争所激发的技术革新，这一扩张运动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建立活劳动[12]（这也就意味着雇佣）经济为目标，这样，生产就可以在销路减少的情况下继续增长。但无论表象是什么，真正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寓于技术本身，而是在于受到雇用的劳动力人数的涨落。
　　在此，马克思所论及的已不仅仅是构成危机可能性的条件，而是这些条件的复发与循环特性。他写道：“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式来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失业的或半失业的人手。……正如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就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一样，社会生产一经进入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也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而结果又会变成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周期性的模式”[13]

　　但也只有到了这个时期，市场全球化、工业国家开始变得众多的时期，“才开始出现不断重复的周期，它们的各个相继的阶段都为时数年，而且它们总是以一场普遍危机的爆发而告终，这场危机既是一个周期的终点，也是另一个新周期的起点。”[14]所以，危机的概念与资本主义经济标志性的经济周期的概念是并行的。[15]
　　在关于“流通过程”的《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描绘了商品在流通过程中的受难图景。他在这一部分引入了一些新的限定性概念，尤其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以及它们不同步的更新节奏；他还得出了生产与流通并不连续的结论：即使上一周期所生产的商品还没有真正进入个人消费或是生产消费领域，受在难以抑制的利润追求的指引下所进行的积累的强迫，大规模生产依然可以持续进行。所以，资本变形循环的流通并不能得到保障。
　　如果流通失败了，“商品的浪潮”将“一浪一浪涌来”，而以前涌入的潮流只是表面上被消费吞没，从而形成“中断”。因此，“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中，但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16]
　　在关于“生产总过程”的《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最终说明了资本转化为不同形态资本——产业、商业、银行——的结晶过程如何掩盖了扩大再生产与最终剩余的需求之间不断增长的不协调。在这样的掩盖下，由于那些金融资本家将其实现了的利润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危机的爆发就有可能延迟，“其结果是，如果我们只考虑货币资本家和银行家等，那么这一资本积累将与真实积累不同：无论它的产物是什么，都会成为货币资本家们自身的积累。”[17]

　　然而危机不能被无限期地推迟。信用制度可以给危机一个延缓，就像它1990年所做的那样：金融监管的放宽创造了一个“重归增长”的幻觉。但资本不能无限度地使用信用制度繁荣下去。由无法偿还的信贷的不断积累而导致的萧条与破产最终释放了“各自逃命”的总信号。当人们终于发现第一波商品潮流只是表面上被消费（或者是被某个敢于冒险的信贷机构）所吸收的时候，人们迎来的将是一场狂奔。
　　马克思写道：

　　“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后涌入的商品，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以前涌入的商品还没有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却已经到来。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给价就卖。这种出售同需求的实际状况绝对无关。同它有关的，只是支付的必求，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绝对需要。于是危机爆发了。”[18]

　　这正是2008年危机开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的特许经销商为两部汽车打出了一部的价钱；有的房产经销商卖一套房子附赠一辆车；还有的跳楼大甩卖开价三折甚至一折！
　　所以，危机的第一概念寓于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的分离之中；第二概念则寓于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周转节奏的分离之中；而《资本论》第三卷则引人了第三概念，以前两个概念为前提，并与之融为一体。这一卷将危机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联系在了一起。在相关的章节中，马克思概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19]

　　是的，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在“趋向下降”的规律以及其“内部矛盾”的经济表象的背后，实际上所表现出的正是资本积累所遇到的全部社会障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了这个奇怪的规律中引发论战的内部矛盾。
　　实际上，这个规律似乎只有通过对它自身的否定才可能产生影响：以重振利润为目标的剥削率的提升以及雇员无酬劳动时间与有酬劳动时间的比值的提升；通过低价剥削劳动力以及降低生产资料成本使资本有机构成（即用于购买生产场所与机器等的资本与用于支付工资的资本的比值）得以提高的帝国主义掠夺；在广告运作、信用制度以及库存管理的支持下加快资本周转，以通过利润总量的上升来弥补利润率的下降；国家依靠公共支出的倾斜、财政援助，特别是依靠军备支出实施的政府干预，等等。
　　这条规律就是如此的奇怪：自相矛盾，自我妨碍。在它严格的经济表象的背后，是资本的深层逻辑所遇到的社会障碍：“现有资本的周期贬值，这个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组碍利润率下降并通过新资本的形成来加速资本价值的积累的手段，会扰乱资本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现有关系，从而引起生产过程的突然停滞和危机。”[20]
　　随着利润率（剩余价值与全部预付资本的比值）的下降，资本家需要占有的预付资本会上升。随之而来的是资本的集中，并导致利润率的新一轮下降，而这场下降会体现为不变资本的扩大积累。在窒息的危险下，那些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

趋向下降的公式

m
———
c＋v
﹦

m
—
v
———

c
—＋1
v

剩余价值率（m'）﹦m/v；资本有机构成（g）﹦c/v


　　死劳动[21]成本c越挤占活劳动成本[22]v的位置（即资本的“有机构成”c/v越高），利润率m/c+v就越倾向于下降。

　　因此，这并非是一个机械的或物理的规律，而是一个“社会规律”（如果说“规律”这个词还算恰当的话）。它的应用取决于多个变量，取决于不确定的斗争和各社会政治力量间的关系。

　　所以，它会不断地激起反趋势，从而自我妨碍：
　　——剥削率（m/v）的上升会使得利润率（m/c+v）回升。这可能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提升生产率、将工资水平压制在通货膨胀率以下、或者削减间接工资（社会保障）来实现的；
　　——帝国主义的统治机制可以雇佣廉价劳动力并通过掠夺生产资料来缩减一部分不变资本的成本，从而降低资本的有机构成（c/v）；
　　——加快资本周转可以通过增加资本总量来弥补利润率的下降；
　　——国家通过经济干预，如公共支出倾斜、军备支出、财政援助以及“损失社会化”等支持经济运转。
　　所以，剩余价值率（m/v）的增长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来对抗“趋向下降”；
　　——增加劳动强度（增加相对剩余价值）；
　　——延长劳动时间（增加绝对剩余价值）；
　　——通过减少直接或间接工资来降低可变成本；
　　——通过减少生产资料成本、保持最低限度库存甚至零库存的生产方式来降低不变成本……


　　此外，利润率的实际下降并不必然导致利润总量的下降。如果资本的周转节奏加快，那么第二轮周转就可以在第一轮疲惫之时接续增长。如果资本在一年内完成了四个周期而不是一个，那么即使在利润率减半的情况下，利润总量依然可以增长一倍。信贷的优厚条件、市场营销、快速消耗品的经营、预期报废[23]、伪新品[24]都有助于加快这一周转，并且制造出一种历史加速度的感觉。

　　商品生产领域在地理上的扩张同样也推迟了危机必然到来的日期。二十年来，世界劳动力市场上后备劳动力的翻倍不仅意味着可变资本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剥削程度的加深，因为这些劳动力在社会上是脆弱的，他们经常缺乏劳动权利和社会保护。
　　面对利润率的日渐削弱，资本的反戈一击正是那被常识称作“全球化”的过程所隐藏着的原动力。因此，危机并不对社会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构成绝对限制，而仅仅是在“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特定生产方式中构成了相对的矛盾而已。

　　人们不会生产出远远超过世界人口所需的消费品，也不会生产出远远超过世界上从事劳动的人口所需的生产资料，但却把“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构成危机的普遍形式条件的买卖分离具体地表现成了可支付消费能力与对最大利润的追求之间所产生的矛盾。然而马克思却从没有提到过一次“最终危机”，他只是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如何“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所以，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又是可以克服的，问题仅仅在于要知道会付出多少代价，而倒霉的又是谁。只不过答案已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了，而是要到阶级斗争和政治活动家们那里去找。

昨日的危机与今日的危机


　　在马克思身后，许多事情都改变了：生产技术、能源、劳动组织形式、分配格局、信贷形势和市场全球化，世界已经天翻地覆。然而，他所分析的危机逻辑在当前的危机局面中依然存在。
　　在危机不是在零售商业中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银行业中”爆发的。危机始于金融领域，“崩溃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而后再侵入大众深信不疑的媒体们称为“实体经济”的领域。商业和银行资本最初还曾经遮盖过生产与消费间不断增长的不协调，而这次，它们成了链条中最弱的一环。

　　马克思说：

　　“尽管商人资本的运动已经独立化了，它始终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运动。但是，由于商人资本的独立化，它的运动在一定界限内就不受再生产过程的限制，因此，它甚至还会驱使再生产过程越出它的各种限制。内部的依赖性和外部的独立性会使商人资本达到这样一点，这是，内部联系要通过暴力即一次危机来恢复。”[25]

　　20世纪70年代，随着战后繁荣时期的社会福利增加，利润率遭到了磨损。撒切尔夫人与里根各自的政府均发起了自由主义反改革运动，旨在推翻这些社会福利（将工资与生产率增加值相关联的指数、社保制度、失业率控制等），以推行被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罗尔敦称为“低工资压力的资本主义”的制度。这一自由主义运动尤其旨在将增加值分配状况转向不利于雇员的方向；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来提升生产率；清除社保制度这一障碍；并改变针对企业与高收入人群的现行财政政策。

　　从1980年到2006年间，在0ECD[26]中最发达的15个国家内，企业增加值中工资所占比例实际上已经从67%下降到了57%，并由此导致了可支付需求的相对下降。而弥补这种下降的措施更是每况愈下，不仅是依靠信贷和军费，还产生了程度惊人的收入差距。那些阔佬和其他“金色降落伞”[27]们的“工资”是其中闹得最沸沸扬扬的一批。但无论这样的不平等有多么让人感到不快，它依然是实用的：它激发了一个群体的奢侈品超消费，这种超消费当然不能完全替代大宗消费，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后者的紧缩。

　　将工资变动与生产率增加值联系在一起的良性循环被打破了，其结果是商品销路的相对缩减，并体现为生产性投资的减弱。但在投资减弱的同时，积累下的可用资本为了寻求快速而便捷的盈利，却又使金融投资的泡沫膨胀了起来。如果1960年金融企业的利润率是20点，那么到了2006年，则已经达到了160点。被这种飘飘欲飞的盈利所陶醉，有的银行甚至放出了相当于其准备金所能保证的金额的40倍的贷款。
　　21世纪初，在美国（也包括西班牙等国家），经济增长尚可维持，因为房地产业在提供给购房能力有限的低收入人群的信贷刺激下非常繁荣。到了2007年，这些最初利率很低且可浮动、无实际投入也无担保，只是处在一家抵押机构之下的信贷，在美国已经达到了13000亿美元的巨量。

　　从1975年到2006年，美国家庭负债率已经翻了一番，达到了可支配收人的127%。在如此之高的负债率水平下，放贷者就不仅仅是不够格或者没有责任心了；他们是在故意鼓励低收人及无支付能力的人群借贷，并试图掩饰他们让人疑心的信誉，并抹去他们在债权证券化的阴影中所留下的罪证——这些放贷者是骗子和罪犯。在这条路的尽头，是上百万流落街头的家庭。
　　 让我们给某些人一点怀疑的权利。假设这些人并不全然是心术不正，而是被货币拜物教的妖术障住了眼，以致相信了本不该相信的事情，即相信了货币不经过生产的授孕就可以直接怀胎生产的奇迹。这个假设尚且说得过去，因为就连让-克洛德·特里谢[28]本人都曾经在2007年1月29日的《金融时报》中惊叹：“现在各种新生的复杂金融产品中竟有如此惊人的创造力，连我们都不知道哪里会有风险。”好一个代价昂贵的创造力！
　　至于疯狂年代的巫师级人物艾伦·格林斯潘，在接受美国众议院金融委员会颇具火药味的质询时，也一脸懊悔地承认，他曾经以为那些银行家们的自私自利足以充当市场的调节器。
　　格林斯潘说：“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以为他们的利己主义足以让他们成为最有资格保护他们股东的人。”这位堕落的神使收场道：“利已主义是这个刚刚崩溃的市场经济系统的基石之一。我很震惊，我一直都没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29]
　　马克思在1856年9月26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与价值投机行为的考究与精致相比，“英国本国的投机似乎恢复了简单的、毫不掩饰的欺骗的原始形式。”

　　事实上，伦敦世界博览会期间，在水晶宫的建造过程中就有4000份假股票投人流通。而最近几十年的自由主义投机行为更把这种“毫不掩饰的欺骗”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麦道夫的丑闻只不过是它的冰山一角。而股东们受到了“价值生育之神”这尊“资本主义偶像”的迷惑以及“来自作为它本身的独立源泉的资本”的利息神话的鼓动，竟在经济增速仅及平均水平不到三分之一的情况下要求获得超过15%的投资回报率，这比起那些盲目的银行家们来说也好不到哪儿去。

　　所谓的奇迹比圣经中面包的增殖还要让人目瞪口呆，但这种信用繁荣背后的连环借贷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随着金融泡沫的破裂、股市的崩盘和信贷的紧缩，牛奶罐摔碎的哗啦声[30]骤然终结了所有幻觉。当现实让空虚回归秩序之时，也证实了马克思的警告：货币资本的运动永远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运动而已。
　　 一个定律认为，金融危机会扩散，并传染到被不恰当地命名为“实体经济”（就好像金融业是虚幻的一样）的领域。然而与这一定律相反，金融危机会呈现为一种潜在的、由于资本遁入信贷的深渊而被（太过）长久地推迟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形式，并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房地产和汽车行业的龙头领域内爆发出来。那些害怕会与他们的商品一起被抛弃在价格谷底的销售者廉价地甚至亏本地甩卖，但即便这样也不够。于是，之前还饱受诋毁的政府一下子成了坚强的后盾和最后的稻草，被某些人寄予夺回损失的厚望。

　　自由主义神话所憧憬的纯粹商业调节模式与金融领域的无止境扩张坍塌了，一同湮灭的还有他们的美妙推论，一种最近由阿尔卡特集团总裁塞吉·谢瑞克所鼓吹的“没有工厂的企业”的乌托邦。他所幻想的是一种将生产活动完全外包或外移，从而仅仅保留金融活动的企业。


　　在这种虚拟的“新经济”中，资本炮制了一种幻觉，仿佛它可以在没有劳动介入的情况下自我繁荣。[31]然而真理已然复仇了。尼古拉·萨科齐在2008年9月25日于土伦的演讲中已经承认，这场关于没有劳动的资本的梦幻，一场“无因致富”与怡然自得的全球化的梦幻（致阿兰·曼）“已经破灭”。它甚至已经变成了噩梦。

　　当我们为这场金融崩溃买单的时候，那些真正的责任者却已经遁形，成为了一个神秘的无名氏一一“人们”，一个与那些号称“匿名公司”一样匿名的社会杀手。
　　 尼古拉·萨科齐还在咆哮着：“人们隐藏了那些日渐增加的风险……人们假装相信可以通过共担风险来消除风险……人们让那些银行在市场上搞投机，而不是做它们应该做的……人们资助了那些投机家，而不是企业家……人们让那些评级机构和投机基金为所欲为……人们让银行遵守那些丝毫不能为风险管理提供保证的会计原则……”[32]

　　而尼古拉.萨科齐的总理弗朗索瓦·菲永则在一旁应和着：“受一个缺乏责任感的系统的拖累，世界正处在无底洞的边缘。”他说得如此轻巧，就好像他们本不应该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付出如此多的政治力量和意志——无论是左还是右——尽力使金融资本主义脱缰狂奔一样，须知这金融资本主义绝非资本主义诸形式中的迷途之马，而正是它的本性。
　　 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33]
　　这就是为什么危机“就是强制地使已经独立的因素（生产与消费）恢复统一”，但实际上，这些因素“实质上”本来就“是统一的”。

　　这种强制力，首先就意味着一种社会暴力：因为无力支付银行贷款而流落街头的家庭；大规模的裁员；企业的倒闭与外迁；爱心餐厅[34]门前越来越长的队伍；在寒风中无家可归的人以及省下小钱却不顾自己健康的人。
　　这种强制力进一步意味着对社会反抗的刑事化处理；意味着国家的刑事权力压制住社会生活；意味着匍匐着潜藏在反恐名义下的实质性国家紧急状态的设立。而最终，为了获得能源、保卫油气管道，或是为了新一轮的领土和影响范围的瓜分，等待我们的将是真正的战争。

　　当下的危机，现在时的危机，并不是一场叠加在亚洲市场危机或互联网泡沫危机上的新危机，而是一场关于价值规律的历史性危机，涉及到经济、社会和环保等诸多领域。就如同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宣告的那样，由抽象劳动时间来衡量一切的尺度，已经成为了社会关系间衡量“苦难”的尺度。
　　在被“权威媒体”们所引证的信任危机的背后，对无所不能的市场的信仰已经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当我们不再相信那不可相信之物的时候，在社会危机之上已经又加上了一场合法性的危机，一场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危机。这场危机最终会动摇政治秩序。


　　夏多布里昂在1848年革命前夜问道：“如果在一种政治秩序下，某些人有几百万的收入，而另一些人可能死于饥馑；那么当能够解释这种牺牲并提供一种超然世外的希冀的宗教消失时，这秩序还能持续吗”?而后他预言般地回答道：“当穷人们接受了与您一样的教育，学会了阅读，并不再相信您时，请试着再去说服他们，看看他们能否在邻居囤积了上千倍剩余的情况下继续忍受缺衣少食的生活?——最后您只能把他们杀掉。”事实上，在危机炫目的强光下，千百万被压迫者已被迫开始学习阅读了。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册，第568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译者注。

[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译者注。

[3] 《朱尔和吉姆》，又译《祖与占》、《夏日之恋》等，法国新浪潮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的著名电影作品，拍摄于1961年，讲述了三位年轻人之间的恋情故事。电影中的主题曲为《生命的旋风》，“我们相识又相聚；我们失散又重逢；我们相互温暖，然后天各一方”是其中的名句。——译者注。

[4] 卡尔·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原注。

[5]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9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译者注。

[6] 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册，第571、581、586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译者注。

[7]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第560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注。

[8]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20世纪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秉承自由主义思想，认为政府对经济的任何程度的控制都可能导致集权国家的出现，著有《通往奴役之路》。——译者注。

[9]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第575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注。

[10]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937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译者注。

[1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第135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译者注。

[12] 活劳动即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体力脑力消耗，是可以创造新价值的劳动，与死劳动相对。——译者注。

[1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第73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1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九卷，第24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译者注。

[15] 1857年的危机是一次让人们认识到危机周期性的机会。克里门特·朱格拉于1862年出版了《论德、英、美三国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周期》一书，书中介绍了产业循环接近十年一次的周期，这就是朱格拉周期概念的来源。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中，马克思试图将这一周期性与固定资本的更新节奏联系起来。关于这一主题，参看《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以及《经济节奏：危机与社会变动，一种历史观点》，巴黎发现出版社，1983年版。——原注。

[1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六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17]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篇。——原注。

[18]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六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19]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296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译者注。

[20]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第278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21] 死劳动即物化劳动，是已经凝结在劳动对象中的劳动。所谓“死劳动成本”即不变资本。——译者注。

[22] 即可变资本。——译者注

[23] 预期报废，即设定商品报废年限，以鼓励消费者重复购买的策略。——译者注。

[24] 伪新品，频繁更新产品、推出实际上变化很少的新款，以鼓励消费者重复购买的策略。——译者注。

[25]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篇。——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8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注。

[26]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成立于1961年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译者注。

[27] 金色降落伞，即当企业管理层人员因各种原因离职时所获得的巨额安置费，其本意在于增加收购该企业的成本。——译者注。

[28] 让-克洛德·特里谢，法国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现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译者注。

[29] 见载于2008年10月25日《世界报》。——原注。

[30] 该典故来自于法国寓言作家拉封丹的著名作品《卖牛奶的女人和牛奶罐》。卖牛奶的Perrette在进城的路上想象着卖掉牛奶后可能有的收益和未来的发展，在激动之中摔了奶罐，一切都成了泡影。——译者注。

[31] 参看让-玛丽·阿利贝的《没有工厂的企业，或资本的骗取》，《资本的老年痴呆症》，贝格勒，路人出版社，2002年版。——原注。

[32] “人们”这一所指不明，含义模糊，可以作多种理解的表达是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的常用语。——译者注。

[3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第5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34] 爱心餐厅，由20世纪法国喜剧演员Coluche发起的慈善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法国各地设立为低收入人群免费发放食物的“爱心餐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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