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丹尼尔·本赛德 -> 《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2009)

第八章 谁偷走了剩余价值?


·犯罪现场: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论》第一卷)
·漂白赃款: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论》第二卷)
·分赃: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资本论》第三卷)


  《资本论》以艰深著称,然而马克思却宣传这是一部写给工人的书。实际上,真相恰好处在这两个事实中间:这本书不容易读,但是可以读懂;而且它还会激起所有喜欢侦探小说的读者们的兴趣,因为这就是一本侦探小说,甚至可以说是黑色小说[1]的原型。它的写作正处于侦探小说从巴尔扎克的《一桩神秘案件》到柯南·道尔笔下主人公的过渡时期。这期间,爱伦·坡、狄更斯和威尔基·柯林斯造就了一批风格成熟的作品。
  侦探小说的成熟正伴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正是在现代城市中,罪犯的踪迹开始变得扑朔迷离;凶手开始习惯于在人群中用假名隐藏自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的代称)开始将棘手的案件调查委托给私人侦探;平克顿侦探社[2]因而获得了飞跃式的繁荣发展。

  对一部作品来说,如何进入主题是至关重要的。《圣经》以上帝的圣言开始;黑格尔以存在开始;普鲁斯特以小甜糕开始。但在一个各部分盘根错节并且相互连接构成整体的世界上,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马克思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这个问题,他在从1857年9月到1868年4月的这段时间里修改《资本论》的提纲多达十四次。最初的提纲分为六个部分:1.资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而修改后的提纲则缩减为三个部分:1.资本的生产过程;2.资本的流通过程;3.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或全部再生产过程)。这样,关于竞争、利润和信贷的内容也就自然而然地纳入了介绍生产过程的第三卷中,而国家和世界市场的问题则消失了。


  与《千禧年三部曲》[3]一样,《资本论》也是三部曲。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借鉴了黑格尔的逻辑,《资本论》的三卷紧紧遵循着《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中认识自然的三个阶段:逻辑学(生产中的剥削关系)、自然哲学(资本在不同形式间的循环)以及精神哲学或生命(全部再生产过程)。这样,作品开头的难题(从哪里入手开始一个整体?)、越过那些令人迷惑的表象的长征的起点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起点就是商品。在它平淡无奇的表象——最一般的桌子、最一般的手表、最一般的盘子——之内,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歌手查尔斯·崔尼的那首著名的歌中的胡桃一样,包含着一整个作为商品的世界。
  只需将这颗胡桃打开,一系列成双成对的范畴(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就会跳出来,如同丝绸和兔子从魔术师的帽子里跳出来一样。这是一个患了精神分裂症的世界,一个无休止地把数量与质量、私人与公众、人和公民一分为二的世界。

  随着“财富是‘庞大的商品堆积’”这一开篇定义,马克思已经掌握了揭露这个现代谜团,这个钱生钱的惊人奇迹的正确方法,即财富的源头,正是榨取剩余价值的犯罪,也就是对劳动者无酬的强制劳动时间的盗窃!恩格斯在不到二十二岁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剥削的现象,注意到了英国工人阶级恶劣的居住环境和各种疾病。
  在那时,年轻的恩格斯就已经明白了那分明是一场谋杀,“和个人所进行的谋杀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阴险的谋杀”,因为“没有人能防御它。它看起来不像是谋杀,因为谁也看不到谋杀者,因为谋杀者是所有的人,同时又谁也不是,看起来被杀的人似乎是自然地死去的。”但“这仍然是谋杀”。[4]

  要侦破这件匿名的谋杀,将使夏洛克(马克思)和华生(恩格斯)投入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

犯罪现场: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论》第一卷)


  在市场上,商贩和顾客忙碌着,商品与货币交换着。只要我们身处这嘈杂的地方,财富积累的奥秘就依然纹丝不动。如果交换是公平的,那么市场就成了一场零和博弈,任何一方的收益都将严格等于他的投入。即使我们假设这场博弈中有一些玩家要比其他玩家更为精明,可以获得比他们的投入更为可观的收益,只要一些人的损失正是另一些人的赢利,这场博弈就依然是零和的。

  然而事实上,规模庞大的商品堆积却从没有停止过增长;资本正在积累。但资本的这些积累到底从何而来?至少当我们被市场的喧嚣搞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或者以更为现代的方式——被证券交易所里的经纪人和交易员那发疯一样的吼叫吓懵的时候,这依然是个不可捉摸的秘密。
  所以,“私家侦探”马克思先生邀请我们到处去看一看。为了洞悉发生在幕后的事情——更准确地说是发生在地下或岩洞中的事情,他说道:

  “让我们同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的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生产的,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5]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6]

  好一幅降入地狱的场景!我们看到了剧中的两个人物:埃居[7]的所有者(今天则是“欧元”的所有者)满足、傲慢、专横;而劳动者则顺从、忍辱,并为自己的被出卖以及等待自己的命运而羞愧。

  所以,在市场表面的骚动之下,存在着一个鞣革的场所,一个犯罪地点:作坊或者工厂。在那里,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被剥夺,财富积累的秘密终于真相大白。在各种商品中间,存在着一种最特殊的商品,那就是劳动力。它有一种神奇的功效:通过自身被消费,它会创造价值,它发挥作用的时间超过了它的再生产所必须的时间。“欧元的所有者”看上的正是这一特性,而劳动者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他没有选择。然而一旦他做了这笔买卖,答应随他的买主而去,他就再也不属于自己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不归它的卖者所有,正如已经卖出的油的使用价值不归油商所有一样。”[8]这看起来很公平,我们党的竞选对手会说:


  “双方付出,双方受益。”但劳动买卖的合同揭露了一个被欺骗者的市场。马克思写道,这个合同一旦签订,劳动者就变成了“人格化的劳动时间”,变成了“时间的体现”,而雇主则有完全合法的权力尽可能地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必要劳动时间,就是劳动者及其家庭进行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时间;“剩余劳动”,就是在雇主的强制下进行的、被无偿剥夺的劳动。在这两者间存在的分配比例关系,正是阶级斗争最关键的因素。在这场持续的斗争中,劳动者会尽力提升在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以及工资与剩余价值的比例中自己所占有的那一份,而资本家则相反,他会尽力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降低劳动所需。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一个所谓“一般工作日”的“合理工资”纯属一派胡言。实际上,既不存在“一般工作日”,也没有什么“合理工资”。因为劳动力与其他商品的不同正在于它“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
  马克思的意思是,劳动者的社会需求是无法简单还原为吃饱穿暖这样的基本自然需求的,它们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变化。这些需求会变得更加丰富多样,而它们在社会上所得到的承认正是诸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劳动者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他们紧绷着自己的神经,要让那些使自身劳动力得到再生产的、被认为是“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中的新需求(文化、娱乐、生活质量、健康和教育等)变得合法。
  换句话说,劳动者就是要将两种劳动时间之间分配比例的游标移向对自己有利的一边,并减去相应的“剩余劳动时间”,也就是被雇主剥夺的剩余价值。
  而与之相反,雇主们则从来没有停止过缩减劳动者们受到社会认可的需求,并以此提高剥削率,即剩余价值率。雇主们会压低薪酬、减少支出、呼吁减免捐税、将涉及健康与教育的公共支出重归私人领域;他们要么延长工作时间(增加每周工作时长、推迟退休年龄),要么增加工作强度(通过加快工作节奏、高压管理或者消除工作中的空闲时间等);而更多的时候则是双管齐下。
  马克思将第一种情况称为绝对剩余价值的增加,而将第二种情况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

  至此,一桩原罪已然犯下:有人偷走了剩余价值!如果说这场犯罪的受害者——劳动者们,尚且没有断气(但有时也会因为工作事故、自杀、劳累和职业病而死去),他们也已经致残:在身体和心理上留下了双重残疾。

  这是因为,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9]
  而其结果,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业病理学”。随着雇员股份制的出现,这种病理学达到了精神分裂的程度:劳动者被非自愿地分割成雇员和股东两部分,从此,股东们便会有兴趣剥削自己乃至解雇自己,以提升他所持的股份的价格!


漂白赃款: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论》第二卷)


  仅仅是完成了一桩近乎完美的罪行,并且从受害者那里取得了战利品,这还不够,为了能够享受这些战利品,他们需要漂白赃款。这就是《资本论》接下来两卷的主题,即资本的流通过程和全部再生产过程。正是通过这些过程,从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蜕变才得以完成。
  第一卷中的故事场景是生产场所(工厂、作坊、办公室),而第二卷则是市场。这一卷的任务不再是揭示剩余价值来源的奥秘,而是要揭示剩余价值是通过什么手段重新回到了“欧元的所有者”的手中。在这一卷中,劳动者不再作为被剥削的剩余劳动的生产者出现,而是成为了自身劳动力的出卖者以及潜在的消费品买家。行动中的资本家成了这一幕的主角,他们是金融家、企业主和商人,他们循环往复地作为资本的化身出现。

  在流通过程中,资本从没有停止过改换容貌。它以货币(G)的形式登场,从舞台侧面离开,又以机器或者生产资料(Pm)的形式重新登场,也就是不变资本;或者以劳动者工资的形式重新登场,也就是可变资本。然后,资本再次离场,展现出产品即商品(W)的形式。商品又将通过出售的行为发生变形,回到货币的形式。只不过这一次,预付货币资本(G)在回到货币形式时已经增值了(G’)。通过这样的变形,资本增加了、积累了。

  在生产过程中(第一卷),时间是线性的。在工作日这条线段上对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进行分配,是斗争的中心问题。而在流通过程中(第二卷),时间是循环往复的。在不断的循环中,资本完成了它变形的过程。
  马克思写道:“资本作为自行增值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资本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的物。”[10]
  事实上,资本的这一循环在生产和价值的实现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强制性的社会联系。资本不是某种物体,而是意味着一种无休止的运动。如果资本停止了循环,它将会死去;好比一辆自行车,如果不蹬它,它就会倒下。

资本循环公式

  货币(G)→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即生产资料(Pm))→商品(W)→货币(G’)


  然而这些变形中的每一步,即每一次买和卖,都是惊险的一跃,因为在各步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商品找不到买主,如果它留在仓库里或者商人的货架上,循环就会中断。而且货币资本或银行资本(G’)的持有者一般会预估这次出售成功,并期待着投资新一轮循环,以获得新的利润(G’’>G’>G……),所以一旦循环中断,造成的危机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扩大。
  为了辨认出哪些个人劳动可以被认定为社会劳动,我们需要等待市场的裁决。假设一位木匠用十天的时间制作了一张桌子,而他的一位竞争者在并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掌握了只用一天就能制作出同样的桌子的方法。当这两位木匠同时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第一个人的桌子就显得太贵了。他的桌子卖不出去,他就会破产。他的劳动所换来的只有纯粹的损失,因为它没有被市场认定为有效的社会劳动。所以,商品需要完成这最后的一跃。这一跃是完美的一跃还是死亡的一跃,取决于商品是顺利完成这一跃还是错过它。然而在这一点上,企业主是无法提前获得任何保证的。

  资本的循环不是匀质的。在第一卷中,生产领域内资本的特殊限定性概念是被马克思称为不可变资本(也就是工厂、机器和仓库,等等)和可变资本(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的这两大因素。而在第二卷中,流通领域内的特殊限定性概念则是固定资本(在生产周期内并不消耗的机器和场所等)和流动资本(生产资料以及工资等)。
  在每一个周期内,流动资本都会消耗并更新,而固定资本则仅仅部分消耗,其更新也是间歇性的。资本可以“在货币的形式下存在很久”,但却不能以“容易损坏的商品的形式保存”。最终,“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现象构成了社会资本运作的全部。
  固定资本的更新以及生产与剩余价值的实现间的脱节给资本的运转造成了多少骤然的变化,在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间的资本分配就有多大程度的不协调;而这些最终成为了各场危机中显露出来的心律不齐似的的不协调因素,仿佛一位窝赃者为盗窃团伙销赃不成,而这个团伙又不断地劫掠珠宝店——他们将永远也看不到他们的赃物变回到货币的形式。

  所以我们可以说,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这一卷所阐明的,是资本在其变形过程中所处的不同形式间接续链条的不连贯性。事情之所以变得如此复杂,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绝不仅仅是某个孤立资本的运转,而是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货币资本(G)不会仅仅满足于充当其他资本(例如Pm或W)的上一形式或下一形式,而是要与它们共存。
  所以,资本运转总过程的连贯性实际上伴随着货币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各自循环间的不连贯性和非同步化。也就是说,它伴随着这样一个事实:银行家可以预支贷款给企业主,在企业主的商品还没有被商人售出之前就完成自己的投资;而商人也可以通过借贷来更新它的库存,即使他之前的库存还没有售罄。就这样,《资本论》第二卷检视了资本的这三种形式之间的交错往来以及它们永不停歇的轮回——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又从生产领域回归流通领域,直到商品最终被消费。


  在流通过程的三种形式中,“每一个因素(货币G、生产资料Pm、商品W)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生产过程是流通过程的手段,反之亦然。然而在现实中,所有的产业资本都同时处于这三个循环之中:“总循环是它的三个形式的现实的统一”,而资本也只能被理解为它们的全部循环。
  此外,第二卷还揭示了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固定资本组成部分的周转,从而它的必要的周转时间,包括流动资本组成部分的多次周转。”生产资本的价值是“一次投入”到流通中去的,但它只能“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再从流通中取出。

分赃:资本主义的总过程(《资本论》第三卷)


  在第一卷中,有人偷走了剩余价值;在第二卷中,它被数次转手;在第三卷中,米歇尔·奥迪亚尔[11]和阿贝尔·西莫南[12]两人的词汇中的“fade”时刻,也就是分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将“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的第三卷使得恩格斯兴奋不已:“这一册明确地终结了全部政治经济学,并产生了巨大反响”,因为“正是在这里,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被打倒在地”,而我们也终于到达了故事的结局。
  从抽象推进到具象:从某个假想的资本的单一循环到大量资本的总和;从价值到价格和利润;从资本的骨架到它的血肉,对这位“社会杀手”的画像已经愈发精确了。它现在看起来如同一个活生生的、难以满足的人,无休止地渴求新的利润。
   马克思评述道:

  “在第一卷中,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但是,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并没有结束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里,它还要由流通过程来补充,而流通过程则是第二卷研究的对象。……至于这个第三卷的内容,它不能是对于这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这一卷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
  “资本在自己的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们在本卷中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态,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13]

  作为剩余价值转化的一种形式,利润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而剩余价值还仅仅是潜在的利润,它首先要自我实现,然后才能自我引导,趋向消费或者积累(或投资)。当商品从生产环节中脱离出来时,以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价值就变成了生产成本。这类生产成本既可以看做价值,但又不是价值;是价值的否定,又是价值的实现。

  同样地,利润也可以被看做是剩余价值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但又并非是剩余价值。


  马克思说道:“因此,我们在这里最初看到的利润,和剩余价值是一回事,不过它具有一个神秘化的形式,而这个神秘化的形式必然会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因为在一极上,劳动力的价格表现为工资这个转化形式,所以在另一极上,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这个转化形式。”[14]
  在这种形式下,“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它存在的秘密被掩盖了,被抹杀了。”“我们越往后研究资本的增值过程,资本关系就越神秘化,它的内部组织的秘密就暴露得越少”,“转化为利润的剩余价值变得无法辨认了”。就这样,漂白赃款的操作完成了。
  正是这场三牌赌局[15],让众多古典经济学家沉迷其中,他们试图解释三种形式的收益(租金、利润和工资),但却对它们的共同来源视而不见。
  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生产的每一个要素都对应着一种自然而然的既合理又公平的收入形势:对资本来说,是利润;对土地来说,是地租;对劳动来说,是工资,“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公式”——资本,土地,劳动!然而,资本“是社会某一部分人所垄断的生产资料”,“在资本上被人格化了”;而土地作为“粗糙的混沌一团的天然物”,如果不在一定量的劳动下肥沃起来,也根本无法产生租金;至于这个三位一体的第三项,“劳动”,既然它被抽象地认为是“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不是被具体地、历史地看做在一种特定的社会(所有制)关系下的生产活动,那么它“只是一个幽灵”。

  “像资本一样,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权也是历史规定的社会形式;一个是劳动的社会形式,另一个是被垄断的土地的社会形式。而且二者都是与资本相适应的、属于同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形式。”[16]

  那些生产当事人对于财富的再分配有一种扭曲的认识。对他们来说,“不仅这个价值作为收入分归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特殊因素时所采取的不同形式,是从这些源泉产生出来的,而且这个价值本身,从而这些收入形式的实体,也是从这些源泉产生出来的。”[17]
  这样一来,在这个三位一体的公式中,资本、土地和劳动就是利息(而非利润)、地租和工资的“三个不同的、独立的源泉”,而利润、地租和工资则分别是它们所结出的合情合理的果实。事实上,所有这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源泉,即劳动,它可以独自生产出比它所消耗的更多的东西。


  马克思说道:

  “对资本家来说,资本是一台永久的吸取剩余劳动的抽水机;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土地是一块永久的磁石,它会把资本所吸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吸引过来;最后,劳动则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条件和不断更新的手段,使工人在工资的名义下取得他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从而取得由这部分价值来计算的一部分社会产品,即必要生活资料。”[18]

  所以,利润、租金和工资之间的分赃实际上是一次一边倒式的分配的结果,在这次分配中,资本以它的规律支配着劳动。而在企业主(产业资本)的利润和银行家(金融资本)的利益之间分裂可来的,则依然是剩余价值。
  这一体系的内部逻辑与资本的多样性意味着一种可能,即流通可以摆脱生产,而银行资本则可以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由此便产生了钱生钱的幻象,仿佛货币可以自行增值,而不必经过生产和流通的规定通路。
  这样的幻觉是小股东和小储户的幻觉:他们看到每年15%的交易所增值(实际增长不超过3%)以及每年担保超过5%的利率,就心满意足地舔起嘴唇来,丝毫不去想这些被认为是在睡大觉的钱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奇迹才生出了小崽。他们对资本的总循环(G-Pm-W-G’)视而不见,而只看到了它的“短路”形式(G-G’)。
  如果这种金融循环超速运转,如果金融流通的G-G’循环的转速超过了总生产的G-Pm-W-G’循环;更有甚者,如果那些对这一“奇迹”赞叹不已的股东和银行家们抢先着手于尚未到来的循环,并加快它的运转,那么整个体系就会患上脑积水,投机经济或虚拟经济就会变得比实体经济更为庞大。这就是著名的泡沫理论,就像寓言里的青蛙一样,最后会自己爆炸。


  在这些被信贷所强行推动的循环中,资本拜物教达到了顶峰。资本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被认为具有一种魔法和奇迹般的力量:“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因为在流通领域中,“原始的价值生产的关系完全退居次要地位。”

  生产的真实过程,也就是直接生产与循环的全部过程,“产生出种种新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中,内部联系的线索越来越消失,各种生产关系越来越互相独立,各种价值观组成部分越来越硬化为互相独立的形式。”[19]利润的一部分被分离出来,并且好像它不是来自剥削雇佣劳动的职能,而是来自资本家本身从事的雇佣劳动。利息好像和工人的雇佣劳动无关,而是来自作为它本身的独立源泉的资本。
  《资本论》并非是一篇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或者教科书,而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种“政治经济学”怀揣着一种科学式的自命不凡的心态来研究经济学这一领域,但却是一种被从各种社会关系所组成的复杂整体中割裂出来的偶像化的经济学。
  如果说《资本论》这部作品的逻辑穿透了那些迷惑人的表象,从而由抽象推进到具象,并随着探究的深入渐渐引入新的限定性概念的话,它却丝毫没有声称自己已经触碰到了绝对的真相。
  马克思很明确地说道:

  “在描述生产关系的物化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时,我们没有谈到,这些联系由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行情,市场价格的变动,信用的期限,工商业的周期,繁荣和危机的交替,会按怎样的方式对生产当事人表现为不可抗拒的、自发地统治着他们的自然规律,并且作为盲目的必然性对他们发生作用。我们没有谈到这些问题,是因为竞争的实际运动不在我们的研究计划之内,我们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表现出来。”[20]

  也就是说,在那些被放弃的最初的写作计划里,马克思本打算在论述国家和世界市场的后几卷中引入新的限定性概念,并且更加接近“竞争的真正运动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1] 黑色小说在法国是一种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侦探小说或警匪小说。——译者注。

[2] 平克顿侦探社,1850年在美国成立的世界第一家私人侦探社兼情报机构,得名于其创始者苏格兰人爱伦·平克顿。——译者注。

[3] 《千禧年三部曲》,即瑞典作家史迪格·拉森的三部推理小说,分别为《龙纹身的女孩》、《玩火的女孩》和《直捣蜂窝的女孩》。——译者注。

[4]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原注。

[5]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者注。

[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0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者注。

[7] 一种法国古代货币单位。——译者注。

[8]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38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注。

[9]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399、40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者注。

[10]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9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注。

[11] 米歇尔·奥迪亚尔,20世纪法国著名编剧。——译者注。

[12] 阿贝尔·西莫南,20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编剧,曾著有《Touchez pas au grisbi》,中译《金钱不要碰》或《赃款不要碰》等,1954年改编成电影。——译者注。

[1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29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译者注。

[1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44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译者注。

[15] 三牌赌局,一种从14世纪起流行于欧洲的纸牌赌局,玩家要在被反复迅速移动的三张倒扣的纸牌中找到红色的一张,作者在这里用以隐喻收入的三种形式。——译者注。

[1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921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译者注。

[17]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929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译者注。

[18]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929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译者注。

[19]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936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译者注。

[20]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939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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