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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全球化”——神话与现实


跨国企业中的工人力量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最近词汇表里多了一种新的陈词滥调“全球化”。无论是保守的还是力主改革的各政党领导人都如同接受神授之物般接受了它。类似情形也发生在媒体,电视和公司报道中。简而言之,它可以总结为这样一种说法:世界市场的庞大和跨国公司的强势使得所有国家和跨国公司分部的工人完全没有影响力。民族国家也是如此。
  爱德华·莫迪默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来佐证“全球化”理论,他在右翼保守党的报纸,《金融时报》中引用到: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
  莫迪默声称马克思是“全球化”理论的先驱,想要向他表示敬意,但事实上这是一种侮辱。(下面)我将比较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
  马克思曾明确表示过,他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那里借去了很多智慧。但是他也明确表示他的理论不仅仅是古典经济学的延续,更是对它的突破。(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副标题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亚当·斯密在他1772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很好地描述了劳动分工的影响,在一个针织工厂里,劳工们做着不同的重复性工作,劳动的分工提高了生产业(效率)。马克思对此认同,但是他根据异化的概念补充到,分工让劳工不能独立完成生产过程。圆孔适合圆钉,方孔适合方钉,哎,却没有适合人形状的孔洞,因此工人并不是简单的工业体系的产物,他们不是被大的客观因素随意塑造的物体,而是主观的,会厌恶外在并反抗它。
  对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来说,寻求利润是(人类)自然的行为,而对于马克思来说,逐利有它的历史条件。市场和资本家之间,或是资本主义公司之间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迫使他们都积累资本。如果竞争失败,他们便会一无所有,资本生产和竞争的无序同与资本的掠夺与暴行一道存在。资本竞争的代价被转移给无产者,无产者则以反击回应。无产者不单单是历史的客体,更是主体。全球化理论把社会上层的强势和底层的弱势推到了极致。
  全球化理论则认为这[2]是合理的,认为它是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当外来移民进入一个国家,尤其当他们的肤色不同于该国的民众时,那么他们就只能是应受谴责的经济移民。大众汽车决定花430万英镑从英国购买劳斯莱斯,和雇主要求工人提高生产速度,(对于资本家来说)这些都是合理的,如果工人拒绝的话,那便是犯罪的破坏行为。资本并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而流动。再者,广播播出如同这样的新闻:“好消息,ICI利润比去年增长百分之20。”几分钟又播出:“坏消息,贪婪的工人要求把工资提高百分之5。”

跨国企业中的工人力量


  表面上看,跨国企业一个部门工厂里面的工人是弱势的。如果福特公司能雇佣二十五万工人,英国的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工厂怎么能违抗管理呢?
  但事实却正好相反,1996年,在俄亥俄州的代顿[3],3000名为通用汽车公司生产制动部件的工人举行了罢工,这罢工导致了通用汽车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业务全部关闭。通用汽车原来雇佣的工人几天之内就有超过125000人被开除,罢工使公司每天损失4.5亿美元,克林顿政府迫切地呼吁双方解决争端。
  丹麦几乎爆发总罢工时,萨博汽车被迫停止了他们在瑞典的汽车生产线,因为他们已经用完了丹麦供应的基本部件。萨博在芬兰的敞篷汽车组装业务也被迫停止。沃尔沃也宣称他们在瑞典和荷兰的生产线受到了严重影响。
  1998年英国福特汽车工人举行罢工,他们使福特的欧洲部分停滞了三四天。因为跨国企业的存在,单个的工人集体的影响力比以往大得多。只需要把以上例子和历史上第一次在英国发生的1832年的总罢工比较一下就够了。在那时,工人必须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来“发动”彼此。
  全球化理论背后有一套彻底的机械逻辑。它与辩证法完全不同。这套逻辑和促动五角大楼对越南发起战争的逻辑很像。观点是这样的,19世纪英国曾对印度发起战争并迫使其投降,1960年美国的军事力量比当时的英国强大得多,而越南则是人口远低于印度的一个小国,如果19世纪的英国能获胜,那么20世纪的美国无疑能轻易取胜。
  而从辩证法来看事实正好相反。1857年印度起义时,一个英国士兵的阵亡能对英国造成多大损失?一个英国士兵,一个穿着制服的工人到底值多少钱?假设这价值是100英镑,美国的战争机器的价值相对昂贵得多。假设一架美军飞机值一百万美元,可以想见,对越南人来说朝它投掷手榴弹将是多大的诱惑。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理论支持者的另一个观点便是:当前民族国家面对就业水平无能为力,全球化扼杀了凯恩斯主义。
  从二战爆发直到1973年,世界见证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长的经济繁荣期。这被当时的流行的观念归因于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全部内容便是,通过实施减税政策,保持低利率,增加国家支出,管理需求以促使经济扩张。对凯恩斯主义最狂热的拥护出现在1956年出版的安东尼·克罗斯兰[4]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中。根据克罗斯兰的说法,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它带来的阶级冲突正在消亡,整个体系变得越来越合理和民主,资本主义将会自己和平地消失,克罗斯兰说生产是为了追逐利润而不是为了人类需要的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私有企业最终将变得人性化”。
  (他说)一场“和平的革命”已经开始,在其期间阶级矛盾会变得不可设想。克罗斯兰写道:现在人们无法想象政府与雇主蓄意攻击工会的联盟。我们在英国进入富足的门槛上。社会主义者们应该把他们的注意从经济政策转移开来,应该转移到何处呢?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逐渐转向其他的、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领域之中,比如个人的自由、幸福和喜悦……更多的露天咖啡馆,夜晚中更明亮鲜艳的街道,更多热情的酒店经营者和餐馆老板……在公共场所里更多的壁画和绘画作品,家具、陶器和女装的更为精致的设计,新屋苑中心的雕像,设计精良的路灯和电话亭,以及等等无穷无尽的各种事物。”
  在我看来把资本主义的晚期描述成人道和合理的年代是很荒谬的,现在更是如此。按照马克思的话来说,来到人世间便“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上资本主义今日的暴行比100年前更严重。想想毒气室,想想广岛和长崎,想想第三世界国家在银行压榨下每年死亡约两千万名的儿童便明白了。
  德国在1933年达到800万的失业人口,几年后便消失了,不是因为希特勒拜读了凯恩斯的著作,而是因为(德国)重整军备的计划。而永久军备经济理论也解释了长期的繁荣。1957年三月,我在一篇名为《论永久军备经济》的文章中解释了重整军备对资本主义的稳定的影响,以及在其过程中的矛盾是如何必然破坏繁荣的。简言之,如果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把重要的资源花费在军备上,那么会打开市场并且减缓利润率的下降。但是如果其中几个重要成员没有参与其中,并且还削减军事的开支的话,那么他们会比其余的国家在经济繁荣中获益更多:他们可以把更多资源消耗在工业的现代化,而不是飞机和坦克的建造上。这些国家会在竞争中取胜。事实正是如此。当美国、俄罗斯(即苏联)和英国将大笔大笔的开支花在修建防御工事上时,西德和日本在其中投入却是微不足道的。相较于美元和英镑,马克和日元变得更加坚挺。1973年,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美元(体系)崩溃,石油价格飙升,凯恩斯主义也被宣告死亡。
  1976年,工党党魁兼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在工党会议上宣称:“我们曾经认为可以通过随心所欲的消费摆脱经济衰退,通过减少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来提高就业。我坦白地告诉你,这种选择再也不存在了……”
  凯恩斯主义让位于货币学派的理论。撒切尔的政治政策在她当选前就形成了,用《金融时报》政治编辑彼得·里德尔(Peter Riddell)的话来说,“如果真曾有撒切尔实验,那么它其实由是丹尼士·希利[5]发起的。”
  改良主义在风暴面前破产了。它就像纸伞一样,只要不下雨它就管用。
  如果资本家决定关闭工厂,工人就会挑战他的所有权。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就必须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大幅削减工作周,而资本家说这不足以让他受益以维持工厂运作,那他的权威会再次受到工人的挑战。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道鸿沟。你不能如同改良派所认为的那样逐渐从一个体系走向另一个体系。一个人不能通过几小步就跨越鸿沟。如果任何人对此怀疑可以做一个测试。在你所在的城市里找到一幢高楼,走到顶上,找到另一幢高楼。如果能几步便跨越过去,那么改良派就足以证明他的可行性。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P042

[2] 即指上文所述斯密和李嘉图所主张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观点——译者注

[3] 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译者注

[4] 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5] 前工党政府时期的财政大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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