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2000)
16.彻底完美的幸福:女同性恋与女权主义
有的时候很难清楚地说谁是第一个来临:妇女解放运动还是性解放运动?对有些活动家来说,他们同时来临,彼此搅合在一起。对很多双性恋和女同性恋者来说,这绝对是真的,她们是当代女权主义先锋的一部分。并不是因为她们是同性恋,她们才走向女权主义。大部分的女同性恋者都不太关注政治,她们很保守,没有做激进的事情的愿望。这样的女同性恋和双性恋者们,帮助组成了妇女解放的先锋,走向了女权主义,是因为她们本身就已经参与左翼政治之中了,她们被迫对抗和打破阶级、种族和性欲望与形式的固定的边缘。当她们反对传统的性别与欲望的概念时,妇女解放已经在她们心理上成为一个议题。
仅仅是女同性恋并不能把一个人变成女权主义者;是女同性恋也不能使一个人很政治化;是被压迫的群体的成员并不意味者使一个人更容易抵抗。如果真是这样,所有的女性(包括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女同性恋)就都会想参加妇女解放运动。经验、意识和选择三者的结合,才是引导女性走向左翼政治的因素。在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利运动中已经做了很多各种低等的工作之后,在背后已经经过了很多激进的思考之后,很多激进的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已经要为自己得到正义而准备好了,她们已经为女权主义运动准备好了。在准备最好的人中,最具有远见和勇敢的人,是许多女同性恋者们。
我是在自己有第一次性经验之前走入女权主义的,当时我还是个少女。在我知道任何关于妇女权利之前,我已经知道同性恋是怎么回事。在南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狭小的世界里,在种族隔离的世界,在我们黑人社区内,同性恋的人是人人皆知,地位特殊的。他们通常是有权有势的男人。男人之间的同性恋比女人之间的要更容易被接受。女同性恋在我们那个小小的隔绝的黑人社区内,通常是结了婚的女人。但是她们知道她们自己真的是谁。她们在门关之后,在乡村小餐馆里或晚会上,让别人知道她们真正的自我。一个被指控是女同性恋的女人选择做我的导师,她是一个职业妇女,一个读者,一个在晚会上晃荡的女人,她是我羡慕的女性。我父亲抱怨说她和我的关系太密切了,因为她很“荒谬”,我母亲抗议说:“人有权做他们想做的人。”当住在我们街对面的男同性恋被男孩子们嘲弄的时候,我母亲在那里抗议,对我们说,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关心别人的男人,我们都应该尊敬和热爱他。
我支持同性恋的权利,大大早于我知道女权主义这个词。我的家庭担心我是一个同性恋,大大早于他们担心我也许永远不会结婚。那时我就已经知道我正走在变成一个真正的怪物的路上,因为我知道我将永远选择我的心为之跳动的地方,不管是在哪个方向。我写作我的第—本书《我不是一个女人吗: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时,我已经参与了女权主义运动,在这个运动里有异性恋、双性恋和公开的同性恋妇女。我们那时很年轻,在那些日子里,运动给我们压力,要我们通过自己分享我们的政治立场和与其他女性分享我们的身体来证明我们是真正激进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人人都学到的教训是,性实践上的界限突破不一定能够保证一个人政治上进步。当我的第一本书出版的时候,一些黑人同性恋女性批判我的书,我惊呆了。她们批判我是恐惧同性恋,因为我的书没有讨论同性恋问题。但我没讨论同性恋问题并不标志我恐惧同性恋。我在那本书里就没有讨论性倾向与性欲望的问题。我还没准备好,我所知无多。如果我了解得更多,我就会讨论这个问题,也就不会有人认为我是恐惧同性恋了。
与强壮的、充满爱心的女同性恋的接触了解,教会了我,一个女孩子,一个至今仍觉有用的道理:那就是女性不必依靠男性而获得幸福,不必依靠男性而状态良好——甚至我们的性快乐也不必依靠男性而获得。这个知识给女性打开了一个可能性的世界,给女性提供了选择和选择的多种可能性。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有多少成千上万的女性,留在性别主义的男性统治的关系中,因为她们不能想象没有男人——不管她们生活中的男人是否在感情和性关系生上满足她们——她们可以幸福地生活。如果任何一个女性觉得她需要除了她自己之外的东西来使她的存在合法化,证明她的存在有效时,她就已经放弃了自己决定自己的权力,她就是放弃了自己做自己的代理人的权力。女同性恋们从我的童年起就激发我找到自我决定的空间。
这是激进的女同性恋思考者给女权主义运动带来的特殊的智慧。即使也有些特別的异性恋的女性,在理论上懂得一个人可以不需要男人的赞成,不需要性关系中男人的认证,也能彻底地满足自己,但是她们不能在女权主义运动中给这种信仰带来活生生的经验。在女权主义运动早期,我们用“女性认同的女性”或“男性认同的女性”来区别这两类女性活动者。前者是没有选择做女同性恋,但是选择与女性认同,也就是说,她们的存在并不依靠男性的认证。“男性认同的女性”是那些在与男人的浪漫关系里立刻就放弃女权主义原则的那些人。她们是这样的女性:她们支持男性胜过支持女性,她们总能从男性的角度看事物。在旧金山我教授我的第一次妇女研究的课程,一群激进的女同性恋学生质询我,问我为什么仍然对男人有兴趣。一天下课之后,在停车场爆发了一场质询战。一位年纪较大的黑人同性恋女学生站出来为我辩护。她自己在性行业里工作,即使在明确自己的女同性恋的身份之后,她还是和男人做性交易,与男人有性交往。她宣布她是一个女性认同女性的女人,不过对和男人有性关系有兴趣罢了——这是她的权利,但是她仍然在为我们的事业斗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很多女性都在离开女权主义运动的时候,保持对女权主义立场的忠诚是女权主义圈子的中心。虽然有远见的女同性恋思考者和活动者,在女性获得更大的权利之时,塑造了运动激进方向,但是她们的意见,她们的存在,常常被忽视了。很多在运动中最激进的、最勇敢的女同性恋们,是从工人阶级的背景来的,那时,她们没有学院圈子内需要的文凭。女权主义的学院化重新强化了异性恋的等级制度,异性恋的女性们,拥有了不得的资格,常常得到更多的尊敬,更受推崇,即使她们根本没有时间参与学院外的女性运动。
当谈及到差别、扩大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及包含种族与阶级问题的实践时,有远见的女同性恋思考者,在那些最愿意改变自己的视角的女性中,是最积极的。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她们对被剥削与压迫有经验性的理解,因为她们在主流标准之外。有远见的女同性恋们,远比她们的异性恋的同志要愿意质询白种至上论,她们也最愿意与所有的男性联合起来,而大部分的异性恋的女性,不管她们是不是女权主义者,通常更关注她们与男人的关系。
作为女性,我们有选择与谁相爱、与谁分享我们的身体,分享我们的生活的自由,这种自由,被激进的女同性恋们为同性恋权利和女性权利而斗争的活动深刻地加强了。在女权主义运动中,过去和现今的女由同性恋们总是对恐惧同性恋进行挑战和质问,就如同所有的有色人种女性,不管她们的性倾向和身份是什么,向种族问题挑战和质问一样。那些宣称是女权主义者,同时又具有对同性恋的恐惧的女性,是走错路了,也是虚伪之极,就如同那些宣称姐妹情谊却抱着白种至上的思想不放的人一样。
主流媒体总是选择异性恋女性来代表女权主义运动,而且是愈是异性恋愈好。她的形象愈是光彩焕发,愈能让男人们心花怒放。女性认同的女性,不管是否是异性恋、同性恋或双性恋,从来都不会把争取男人的首肯作为她们生活的头等大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对父权制造成了这么大的威胁的原因。具有父权思想的女同性恋们比女权主义者们——同性恋的或异性恋的,对男性的威胁要小得多。女权主义者们把她们的目光和欲望放到父权制之外,放到性别主义的男人之外。
现在,绝大多数的女同性恋们,与她们的异性恋的姐妹一样,不再积极地参与激进政治活动。一些在运动中活跃的女同性恋思考者常常发现现实很令人难以接受,因为现实是很多同性恋女性与异性恋女性一样,同样都带着性别主义的偏见。女权主义将是我们的理论以及女同性恋将是我们的实践——这种乌托邦概念继续被现实打碎,因为大多数女同性恋生活在白种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用同样的统治与服从的思想构建她们的伴侣生活,就如同那些异性恋的女性一样。建设双方都满意的纽带,没有一方需要服从另一方的关系,在女同性恋关系中,如同在异性恋关系中一样很难取得。同性恋关系中的家庭暴力揭示出女性的平等关系并非先天就存在于同性关系之中的。与此同时,女权主义的女同性恋,比异性恋女性更愿意公开地探讨她们在性虐活动中的性行为。
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在性上保守的女权主义者们,过去乃至现在仍然认为双方同意的统治与服从的性仪式是不适当的,并把这种行为看成是对女权主义理想的背叛。她们这种绝对的观点,她们对女性选择满足自己的性实践的拒绝尊重,实际上对女权主义运动有最大的瓦解作用。有很多女性,可能她们永远也不明白两个女人在一起有什么样的性活动,她们也永远不会对其他女人产生欲望,但是她们会永远支持女性选择的权利,女性选择做同性恋或双性恋的权利。这种同样的支持,也应该给予女同性恋或异性恋女性,这些女性的性活动可能对大多数女性来说,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保守的女权主义者对女同性恋的性虐活动的批判,根本上是恐惧同性恋。任何女性采取行动要求女同性恋必须得遵守严格的道德标准来使自己被接受,并使异性恋者感到不反感,她们就是在维持对同性恋的恐俱。当然,当更多的异性恋女性公开地讨论她们参与性虐活动,不再把这种活动主要看成是女同性恋的事情之后,女权主义对这种活动的批判缓和得多了。
向恐惧同性恋挑战将一直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方面。如果在女性中,异性恋女性不尊重并要求女同性恋服从自己,那么就不可能有坚持下来的姐妹情谊。在有远见的女权主义运动中,女同性恋活动者的工作将充分地被肯定。没有激迸的女同性恋们所做出的贡献,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将永远不会如此勇敢地推进异性恋的边界,为女性,所有的女性,不管她们的性倾向和身份如何,创造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女性们要多自由就有多自由。这个传统一定要继续被承认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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