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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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文化
被推向市场的黑人下层社会
保罗·富塞尔[1]的《阶级》是一本轻松的书，然而它讨论的却是社会地位这个严肃的问题。该书结尾部分谈到了不属于寻常之列的一类人，这类人被称为“X出路”。富塞尔认为，X类人“通过艰苦卓绝的发现安身立命，而他们的发现必定少不了好奇和创新”。他们想要逃逸阶级。富塞尔描述了X类人并这样评论道：
波西米亚人这个过时的术语，还有社会才俊这个术语多少能说明一些。有些X类人是知识分子，但许多人不是：他们是演员、音乐家、艺术家、体育明星、“社会名流”、经济宽裕的前嬉皮士、海外定居者、才华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们大都自立门户，从事社会科学家们所说的独立自主的工作……X类人思想独立，不对流行习俗趋之若鹜，言行举止也随意不羁。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X类人就像那种不在人们视野之内的顶端人士或者上层人士，做个类人，就类似于拥有顶端上层人士所能拥有的绝大部分的自由和某些权利，只是没有钱。在某种意义上，X类人是没有钱的贵族。
尽管我在一个南方黑人工人阶级家庭长大，可我仍然渴望成为这个集体的成员。黑人解放斗争和女权运动让我变得激进。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努力让那种渴望与革命相互协调。我在大学里接受思想灌输，好让我为以后成为中产阶级可接受的成员打下基础。然而，即使到现在，我从根本上反对资产阶级。对我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喜欢漂亮的东西，或者不想要物质方面的享受。而是意味着我并不想无所事事净做发财梦。我相信物质享乐主义是殖民帝国最重要的一面，它维护着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男权制。由于这种意识形态思想框架哺育了统治和一种压迫文化，因此，对物质享受伦理道德观的批判就是我们变革社会的核心。虽然我不相信我们中有人真的可以超越阶级范畴而存在，但在类人的自由空间里，我的确相信我们中那些对统治压迫持批判态度的人必须心甘情愿地放下阶级优越感。有些进步人士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但他们同时又想方设法地聚敛物质财富，如果他们能与X类人交流一下理解方式，这将大有裨益。X类人表露了他们立志激进的社会变革，表明了他们的政治忠诚，并公开申明他们享有阶级特权，但绝不剥削或妨碍他人的自由和福祉。
最近，我向黑人学界和知识分子提出了阶级这个问题，建议我们多花些时间讨论黑人中的阶级差异，但我发现他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阶级地位决定了我们的视角和立场。这种拒绝似乎根植于阶级特权的历史。从来都是特权阶层的黑人、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学界精英为一切黑人文化的公共话语制定议程。他们在制定议程时极少愿意将阶级问题提出来商讨。在这些黑人群体中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假设：我们都渴望成为上层阶级，同时，如果做得到的话，都想成为有钱人。在我整个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我看到黑人教授们加入了视维持和惩戒为己任的队伍，为的是维护特权阶级的价值观。在学术圈做了二十年的教授之后，我的这个观点还是没有改变。我仍然发现绝大多数黑人学者，不管他们自认是保守派、自由派，还是激进派，在教学仪态风格上，生活习惯上，在诸如衣着打扮、言行举止等凡俗事务上，他们无不将特权阶级的价值观当做宗教来恪守。在学术圈以外的黑人文化生产界，我也越来越多地发现了同样的态度。这些价值观往往与粗俗的投机专营一拍即合。这种投机专营已经被社会所接受，说明的是人们不会天真或愚蠢到竟然会真的相信有必要批判资本主义或者物质主义的伦理道德观。
黑性的商品化开辟出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里，物质主义和崇尚投机愈演愈烈，黑人的各个阶层都渴望特权阶层的地位，这种情形已到了严峻的程度。然而，在关键时刻，通常是那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享有阶级特权的人最有可能在黑性的商品市场上攫取私利。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文化市场的大部分地方，黑人的民族标志就是黑人社会底层的同义词。因此，那些来自特权背景的个人要么假装“潦倒”，要么从所谓“黑人怀旧”立场，或者从监工想象的黑性立场来进行艺术创作。最近我对几个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黑人女学者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谈论艾丽斯·沃克和托妮·莫里森等作家阶级地位的变化方式有助于了解她们的写作内容、风格以及人物塑造。黑人女学者们的反应不大友好，我建议谈谈特权阶级地位塑造黑人立场的方式，仿佛就是在以某种方式暗示这些作家不是“黑人”，不是“权威”，仿佛那原本就是我的意图。由于我相信黑性的构造不是千篇一律，我也不是民族主义者，所以我希望唤起人们的注意，了解阶级以何种真实具体的方式成为构造当代黑人身份的中心。它决定着黑性被商品化的方式。同时，我们对其感知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的政治立场。团结的政治力求结束种族剥削和压迫，为黑人解放和自决创造条件，阶级差异不会否认这种政治。但无疑，这个统一战线必须在奋斗中锻造，它不会仅仅因为拥有共同的种族身份而出现。
直面美国黑人生活中的阶级意味着我们必须消除一个误解，即认为有一种基本的东西维系着黑性。文化改革政治对压迫一贯持批判态度，而跻身主流社会特权集团的欲望则颠覆和破坏人们投身于文化改革政治。对这种颠覆和破坏的种种方式，人们必须能够批判性地加以审视。这种批判有必要包括一项挑战性任务，即结束阶级精英主义，号召用社群主义的理想替代个人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在《重建记忆》一书中，弗雷德·李·霍德（Fred Lee Hord）让人们注意，在一所黑人学生占多数的学院里，他的学生们清楚地表达了对物质成功的兴趣，“如果黑人的集体斗争与对那个梦想的追求相矛盾，他们会放弃斗争”。我跟霍德一样，相信黑人经历的一直是，而且将来还会是内部殖民，“美国殖民教育的文化压制起着扭曲的作用”。我还要加上一点，即当代黑性商品化已经成为那个文化压制制度中的活跃部分。对名声、财富、权力机遇的渴望使得很多黑人思想家、批评家、作家、学界人士、知识分子与现存的压迫机构形成共谋，参与生产黑人文化并将其推向市场。这场共谋始于将黑人资本主义等同于黑人自决。
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衰退使美国人更容易拒绝可以更公正、更民主地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的社群主义理想或者合作型经济，正如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衰退更容易使人们为了显得进步而拥抱社会主义理想，即使他们习惯上喜欢精英主义，被动接受统治和压迫。阶级偏见为关于黑性的讨论定下了框架，为了与此框架相吻合，特权非裔美国批评家对虚无主义，对弥漫在社会底层的绝望津津乐道。与此同时，他们对另一些黑人强烈的虚无主义却视而不见。这些人一贯养尊处优却毫无意志力，丝毫不相信能对现存社会体系做出有意义的改变。他们的虚无主义没有产生出古典意义上的自我毁灭，只不过导致了那个渴望消灭统治的自我象征性地被谋杀，以便使其能够再生，成为渴望在现存制度里出人头地的铁杆机会主义者。学界人士也在此列。每当我提起阶级问题，总会遭遇那种不折不扣的玩世不恭。黑人中的阶级差异正在产生法西斯主义和压迫人的环境，而我对其如何产生的批评在玩世不恭的人看来不过是表达了我的嫉妒和渴望。我们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热切地信奉追求金钱与权力的美国梦，有人宁可简简单单地住在安全、舒适、多民族的社区，也不愿住高楼大厦或者深宅大院。我们中有的人并不想成为白人统治阶级院校里的高薪象征。我们甚至将黑人生活及经验的某些方面视若神明，并不是急切地想将它变成商品，然后出售给被奴化了和被殖民化了的想象。显然，许多黑人，尤其是黑人资产阶级发现很难相信上面这些。我这样说是因为好几次当我试图在学术会议上以更复杂的方式谈论阶级时，别人看我的样子就好像我这样说不过是因为我没有真正“混出名堂”。此外，在好几个场合，有个别黑人妇女用居高临下的侮慢态度对待我，好像我作为一位专业管理学术阶层里拿高薪的人，当各个阶层的黑人不加批判地信奉物质主义伦理观时，我没有权利表达我的担忧似的。以上两例中的个人都具有特权阶级背景。他们以为我是个成功人士，那么我个人的成功就让我没有权力对穷困人士的窘境说三道四，尤其当我所说的与黑人资产阶级主导话语相冲突时。
对很多黑人批评家、学界人士、知识分子而言，成功的一个维度就表现在对传播黑人文化思想的话语进行控制。当他们的观点充满阶级偏见时，几乎没有争论的途径，因为他们在白人统治的大众媒体有更大的权力。结果，黑人思想家没有进步空间可以参与讨论，表达分歧。同时，那些可能对不同黑人社区没有责任感的黑人思想家，那些对不属于自己阶级的黑人蔑视不恭的黑人思想家，他们在大众媒体中被当做代言人。批判式教育力求面对黑人听众和非黑人听众，而这些人从未表现出对这种教育有丝毫兴趣。
文化传承将鲜活的记忆与历史连接起来，可以颠覆和破坏现状，而黑性的商品化剥去了文化传承这个要素。当黑性的话语不再与促进黑人集体自决的努力相连时，它不过成了殖民者支配的又一个资源。于是，白人至上的文化就可能得到持续维护，甚至这种文化看起来变得具有包容性。想通过文化产品来煽起激进意识，这种企图绝不可容忍。殖民者为了让我们对此视而不见，发现创造下面这样一种表征体系会大有好处：这种体系说明，种族压迫不再是一种常态，只要够聪明、够勤奋，每个黑人都能出人头地。美国梦完好无损，人们可以期待美梦成真。那些出身特权或通过融合跻身特权阶层的黑人成为美梦成真的主要象征。学术圈和文化生产的所有领域莫不如此。不论斯皮克·李在多大程度上唤起了人们对不公正问题的关注，他年纪轻轻就可以成为美国富豪这个事实导致人们忽视他在社会批判方面所做的努力（当他关注的是种族问题时），而只把他看作现存制度运作良好的明证。既然他的计划就是在那个体系里获得最大成功，那么他就必须生产出保守甚至刻板陈腐的黑人形象，这样才不至于疏远那些临界观众。李的作品不可能同时做到既革命又能带来财富。而李做得就像他以及他的作品所包含的“废弃贫民窟”的黑性就是人们想要的产品，这符合他的阶级利益。必须低调处理的不仅是他的中产阶级出身，而且还有他新近聚敛的财富。同样，艾伦和艾伯特·休斯这两个来自特权阶级背景的混血男性制作了影片《社会威胁》。这部电影虚构突出的不是他们所居住的社区，而是整个黑人下层世界。观众们反对对此加以批评，说黑人家庭生活中残忍、人性丧失的形象描述是真实的。在电影对虚构的现实的描述中，尽管某些方面可能看起来眼熟，但电影不是纪录片，而观众们拒绝看到这一点。电影不是日常生活景象的呈现，电影是虚构。电影制作人的阶级地位阐明了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呈现黑人下层阶级生活的那些方面，拒绝承认这一点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否认阶级差别，而且还在于主流电影中保守的表征政治。黑人下层的残忍景象比那个社群日常生活其他任何方面都更容易呈现。
拥有特权的黑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投机成了黑人文化的皮条客，他们往往会关注种族主义，仿佛这是一个重要的平等因素。例如，当一位发了财的黑人讲述出租车怎样拒载有色人士的故事时，说话人宣称自己与那些每天都遭到白人至上种族侵害的黑人大众站在一起。然而，同为受害者这个说法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实中的阶级特权可以让种族侵害得到调和。不能马上叫到出租车时，那个人的情感不管受到了多大的伤害甚至摧残，他都更有可能跟与他拥有相似地位的人（包括白人）的阶级利益站在一起，而不是黑人同胞的需求。种族主义的经济侵略让那些黑人同胞一无所有，他们甚至连叫出租车这个奢侈的念头都不敢有。当然，关键是听众是谁。既然所有的黑人同胞每天都会遭遇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或种族侵害，我们并不需要用这种故事来提醒大家种族主义还在泛滥。黑人以外的人，尤其是白人，最想坚持一个观点，即阶级力量和物质特权可以使黑人摆脱黑人就是穷人这个刻板联想，因此，也可以免受种族侵害之苦。这些非黑人和被殖民的一无所有的黑人才是听众，必须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种族问题至关重要。黑人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是学术界和其他文化生产领域里春风得意的阶级，他们无意中在制造一种分裂，“阶级内部，种族事大”。《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成功黑人暗藏的愤怒”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与白人同属一个阶级却得不到平等对待，被采访的绝大部分黑人好像对此最为恼火。白人至上侵害所有黑人同胞的生活，尤其是那些贫穷或者没有受过教育的黑人同胞的生活，但他们对这个制度性侵害的火气要小得多。种族主义和种族侵害体现在这个社会人际间的日常互动中，如果来自特权阶级的黑人愿意公开承认我们受伤害的方式的话，主流社会有可能会被说服相信这一点。但是这样的承认可能掩盖阶级特权，以及掩盖如下的事实，即阶级特权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地用来介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避免我们遭到种族侵害，而那些物质匮乏的人们就做不到。有一些黑人，包括我自己，他们工作或生活在以白人为主的环境里，自由主义构成了那个环境的社会礼仪，他们没有受到激烈的、不可调和的白人种族主义侵害。这种生活经历会产生潜在的危险影响，让我们有的人抱有一种思维定式，拒绝承认白人至上的影响及其侵害性。对种族融合，文化交糅，跨越界限等问题，身处这种环境中的黑人比身处严格的种族隔离环境中的黑人持有更加肯定的态度，这就不足为怪了。
阶级地位以无数种方式表明着视角和立场，享有阶级特权的黑人对这一点或矢口否认或视而不见。这样，他们就没有接受挑战，去深入探究阶级偏见如何以各种方式决定了他们对黑人生活的表征。例如，为什么那么多当代非裔美国黑人文学会突出南方及大城市黑人下层生活的环境和条件，尽管这些作品的作者其个人经历与此恰恰相反？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审查，而是为了催生对一个文化市场的批判思维。在这个文化市场里，黑性被商品化，无论在什么背景下，对下层黑人生活的虚构描述总比其他想象更加值得颂扬，更加具有市场价值，因为主流保守白人读者渴望这些形象。正如说唱歌手德雷博士[2]所说：“住在郊区的那些人不能亲临贫民窟，所以他们想听听那里发生了什么。人人都想跟上时尚。”“赶时髦”的欲望促进了对下层黑人生活某些方面进行保守性挪用。在商品化的过程中，现实被非人性化，某种社会制度维护着下层社会的产生并使之持续下去，而在主流享乐消费主义与这种社会制度的存在之间，人们没有建立起关联性。
不对黑人内部的阶级特权和阶级划分进行持续批判的话，在文化生产中，大众媒体所代表的东西反映的就将仅仅只是少数特权的偏见和立场。如果那些少数特权人士没有将他们头脑中的殖民思想去除掉，如果他们故意不将黑性话语和参与到正在开展的争取黑人自决的斗争相连，进步理想就无处容身，更不可能获得发言权。我来自工人阶级背景，进入学术圈和其他文化生产领域后，我总意识到离开了资产阶级思维定式，人们就没有别的思维方式。看到来自特权阶层的黑人在与贫苦黑人或他们的战友交往中表现出蔑视和漠然，我感到难过；尤其如果他们事业上靠“黑性”发家，靠挖掘贫苦下层人的生活当做自己发达的资源，我更感到难过。那个群体用它的阶级或权力，用与之相伴的保守政治对关于黑性的反霸权观点进行压制、审查并剥脱其合法权益时，我怒火中烧。
不论来自什么阶级背景，也不论目前站在什么阶级立场，那些献身于黑人自决和解放并为之奋斗的进步黑人在工作时必须保持警惕。为了避免无意中成为维护现存剥削压迫体制的帮凶，我们中那些不是从特权阶级立场出发进行演讲、写作和活动的人就得不断自我拷问。我们谁都不该羞于谈论自己的阶级权利，或谈论缺乏阶级权利。克服恐惧（甚至对不谦虚的恐惧），勇敢地行动，将阶级问题和激进立场带到黑人话语中，这是一种与资产阶级立场相悖的激进姿态，后者主张阶级一般属于私人话题，金钱尤其如此。进步黑人同胞尊重地球资源，他们工作就是为了过简朴的生活。他们批判追求物质的伦理道德，信奉社群主义。这些人的声音必须让公众听到。类人唤起人们对自主的梦想，而我们的理想是终止一切形式的压迫，我们中有人一直致力于将这两者联系到一起。他们将开放、诚实、激进意志、创造性、自由言论奉为圭臬，不渴望在他人身上施展权力，不渴望建立王国（甚至学术帝国）。我们中的这些黑人正致力于产生出另外一种表征政治——致力于解放黑人形象，使之不被任何剥削压迫的计划所奴役。
[1] 保罗·富塞尔（Paul Fussell，1924—）：美国文化批评家、文学历史学家，曾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2] 德雷博士（Dr. Dre，1965—，原名Andre Romelle Young）：非裔美国说唱乐手、唱片制作人、演员、多次获格莱美奖和格莱美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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