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谈性：超越男权阳具想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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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性
超越男权阳具想象

　　在当代女性主义运动巅峰时期长大成人的女性都知道，在那个时候性解放被女性主义列入议程。对身体的决定权是最基本的权利，同时还有生育权，尤其是堕掉计划外的、不想要的胎儿的权利。主张身体作为快感场所的权利也很重要。那时我是男女合校的斯坦福大学的小女生，我在那里投身的女权运动非常重视身体。我们拒绝剃掉腿上和腋下的毛发。我们可以选择穿也可以选择不穿衬裤。我们不用胸罩、收腹裤和衬裙。我们开全是女孩参加的派对，过夜不归宿的成人之夜。我们一起睡觉，做爱。我们跟男孩做，跟女孩做，跟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国籍的人做。我们一群人做。我们看着彼此做。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跟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男人做爱，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庆贺女性性主体的发现，让他们看到彼此的性选择带来的快乐和迷狂。我们喜欢赤裸身体。我们重新找回女性的身体，那提供权力和可能的场所。
　　我们是避孕丸的一代。我们看到女性自由总是与身体权利问题紧密相连。我们相信，如果不从性奴役和男权的牢笼中重获身体，女性就永远不会自由。我们不是在夺回夜晚；我们是在依据权利，通过反对资产阶级性别歧视世界的压迫、秩序、无聊和僵化的社会角色，拥有那块幽暗之地。在黑暗中，我们发现把自己看作女人的新方式。我们在走出一条从奴隶到自由的途径。我们在进行革命，身体是我们要解放的被占领土。
　　塔德·弗兰德采访我时，我与《时尚先生》^[1]杂志一起持有这样一种对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看法。我一直给他指出许多女性主义者向来看重性这个事实。我特别指出我反对“新女性主义”这个说法。我认为这是大众媒体采取的一种市场手段，让个别女性伺机谋求一己私利，同时又表现为反女权的倒退行为的代言人，来破坏女性主义的激进/革命成果。“新女性主义”的出现，就是要有效地让女人跟女人斗，让我们卷入内讧，为哪种牌子的女性主义更有效而争吵不休。许多女性主义思想家和女性主义活动家反对这种剥削人的享乐消费主义，后者将女性主义作为商品包装，并把这个充满有毒元素（到处散布着男权思想的流毒）的东西兜售给我们。然而我们却无力改变这个潮流。许多人感到我们在主流媒体中从来没有声音，我们的反霸权立场鲜能被广大民众知晓。多年来，我和许多女性主义思想家一样，不愿与大众媒体打交道（上电台、电视节目或与记者谈话），害怕经过编辑后成为媒体的同路人，所有信息经过编辑都可能遭到歪曲，指向编辑者喜欢的方向。回避大众媒体（回避的程度依大众媒体对报道我们观点的兴趣程度而定）留下了一道缺口，使得改良分子和倡导性别平等的自由派能够更加轻松地成为公众焦点，引导公众对女性主义的看法。
　　男权主导下的大众媒体更有兴趣向公众宣传那些既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同时又批判女性主义的女性。因此就有了卡米尔·帕利亚、凯蒂·罗伊夫的成功以及娜奥米·沃尔夫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她们被看作是更加自由的女性主义声音，与尖锐、狭隘、反性的立场（如凯瑟琳·麦金农、安德烈娅·德沃金）^[2]相对抗。白人男性主导的大众媒体推出这些女性，视她们为女性主义的希望。每当大众媒体想要听到女性主义的声音时，往往会找她们。这些女性全是白人。她们大多来自特权阶层，毕业于精英院校，在大多数性别问题上立场保守。她们不可能代表激进或革命的女性主义立场，而这些立场恰恰是大众媒体很少想引起人们关注的。黑人女性主义者仍需为破除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设下的障碍，为使我们的声音得到倾听而奋斗。由于担心“新女性主义”会抹掉我们的声音和我们关注的问题，我们中有些人愿意与大众传媒打交道。“新女性主义”企图将“女性”这个类别普适化，而由种族和阶级造成的差异打破了对普适化的不现实幻想，“新女性主义”也同时试图转移人们对幻想如何被打破的注意。
　　为了在策略上应对具有破坏性的表征政治，我们有必要积极参与到主流社会有关女性主义运动的公众对话中，从而达到干预的目的。正是基于这个立场我决定与《时尚先生》杂志展开对话。这家杂志的许多文章普遍传递了性别歧视的观点，我并不乐意与他们交谈。但我的一位女性主义同仁，一位黑人女性，很肯定地告诉我，白人男性记者是可以信任的。他会公正地表达我们的观点，不会有意扭曲、违背或嘲弄我们。塔德·弗兰德在交谈中告诉我，他的文章报道的是女性主义者内部对性的不同态度。我当时以为这是他要讨论的要点。文章在《时尚先生》1994年第2期登出来之后，我发现我说的话被扭曲颠倒了——事实上，这篇文章蓄意嘲弄那些所谓的“老女性主义者”，她们尚没有被对性持赞赏态度的“新女性主义者”所打倒。我也没有听到弗兰德使用“欢迎睡我”这个习语（有点类似白人文化挪用奇妙的黑人节奏布鲁斯^[3]。塔德和我交谈中若说到这个，我一定会打断他），我也就没有机会反对他使用这些字眼。尽管在电话采访中他肯定地说自己努力不排斥任何人（这正是我欢迎的立场），但我却看不出他对黑人女性、对女性主义理论的贡献有什么了解。无论从哪方面说我都不是一个厌男主义者，也不相信种族分离，因此我很乐意与一位来自特权阶级的虔心向学的年轻白人男性谈论女性主义和性。这种跨越差异的对话对批评意识的培育至关重要。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精英观排斥而非促进超越差异团结一致。只要我们想要改变这种情况，这种对话就必不可少。我热心而毫无保留地与弗兰德谈论女性主义和性，谈得很融洽。
　　在谈话中我一再强调了表征中保守政治的危险性。这种表征政治急不可耐地利用对性更开放、对男性更开明的“新女性主义”的观点。我对“新女性主义”观点的批判，以及和弗兰德讨论过的大部分观点，在他的文章中均未被提及（发表前未经我过目）。读《时尚先生》杂志的那篇文章时，我发现我和我的观点被别人利用了，信奉白人至上的家伙和资本主义男权制用一贯的伎俩来贬低女性主义和黑人女性。弗兰德破坏了我对他的信任，利用我的话来加强“特权阶层的女性推进了新女性主义”这个印象。我要求他不要那样做，而他偏偏那样做了。他的行为跟女性主义运动中种族主义白人女性如出一辙，利用我的出场和我的言辞使自己显得更具有包容性，因此也更具有政治正确性，实际上他的包容性和政治正确性从意思到实质都已打了折扣。文中引述了白人女性的语言和使用的意象，虽然她们使用的都是直白带色的市井俗语，但只有我的话被摘录出来“代表”我的主要观点——实际上那是些俏皮的叉枝旁骛，弗兰德说听不大明白，要我说得更细些，讲得更直白些。
　　他通过突出这个引语，把黑人女性的声音和身体当做粗俗俚语的范例，以便继续对黑人女性进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表征。如我在《黑人的凝视》一书中所批评的那样，黑人女性被用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方式表征为纵欲过度的“骚货”，使之和同样用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方式展现的性方面不那么粗俗、更有节制的白人女性形象相提并论，以示对照。当然，文章中所引的每位白人女性使用的都是露骨的异性恋俗语。在这个白人男性主导的杂志里，某些人认为可以突出黑人女性用直白的语言说性，同时对白人女性的同样做法则轻描淡写。这个策略有助于维护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那个小小的既成印象，保持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间的差异。我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女性不应该使用带色的直白市井俗语（这是女性主义者在运动初期奋力争取的自由之一），而是要深思我对这种语言的运用如何被断章取义地扭曲。
　　弗兰德把下面这段引文加在我头上：“如果我们只能在柔软的阴茎和超级坚挺的阴茎中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那我们就有麻烦了。我们需要多才多艺的阴茎。它得承认性交不是性的全部，可以跟它商讨星期一玩粗暴，星期二玩舔阴，星期三玩搂抱。”我的黑人市井俗语经弗兰德妙笔润色后变成了白人的戏仿。我本人从未想过“需要多才多艺的阴茎”，但我给他讲的想法是异性恋妇女想要多才多艺的男人。用“多才多艺的男人”这个短语是想激发出行动和力量，激发男性改变行为的意愿。“多才多艺的阴茎”这个短语剥夺了人的尊严。弗兰德改变了我的话，显得好像我支持把男性变为物体，剥夺他们充分的人格，将他们贬低成生理器官。既然“商讨”这个字本身强调的是沟通与赞同，那“阴茎”如何谈得上商讨呢？我觉得很费解。弗兰德扭曲了我的话使之印证阳具心态，从而激起关于强硬黑人女性的刻板形象。这种陈腐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刻板形象认为黑人女性的伪阳刚之气让男性雄风尽丧，因而最终令人厌恶。
　　我以类似的方式跟他谈到过“如果我们女人想要坚挺的阴茎和结实的屁股——我们许多女人的确想要，那么我们就不能只是要求男性放弃性别歧视，把我们当做物体。我们必须改变欲望的方式。我们不能把别人当做物体”。弗兰德掐掉最后两句话而不用标点符号，这表明他去掉了某些部分，同时还改变了我的话，塞进了他的私货。弗兰德随意篡改我的观点，显得我好像支持性快感和性别歧视/异性恋性别歧视这些男权思想。这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原谅的。弗兰德引用了我的关键话语，却将它刻意扭曲。然而尽管如此，我的话语里的激进意图却没被改变，我的话语清楚地表明，性别歧视的男性如果想要满足女性主义女性的需求，他们必须经历一个女性主义革命的过程。这些女性在男权阳具想象以外的对立空间里经历了最强烈的性快感，让男人惊恐不安的似乎正是这个具有解放性质的女性主义异性恋想象。
　　这就难怪，想在男性眼里显得性感的女性于是居心叵测地重新发明了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将满足男权欲望，可以归并进性别歧视的阳具想象，以至于我们现在所知的男性行为主体将永远无需改变。塔德·弗兰德代表着白人男性权力这个更大的结构。他与编辑出版这篇文章的人一道，蔑视任何主张与男性对话沟通、把男性看作并肩作战的同志之类的激进或革命女性主义者的做法。这家杂志及一般大众媒体与他们的同盟白人女性主义机会主义者（如卡米尔·帕利亚和娜奥米·沃尔夫）气味相投。与他们所筹划的恰恰相反，许多像我这样的年长一些的女性主义者多年前就支持（并实际撰文推进这一观点）将男性纳入女权运动。《时尚先生》说出现了“拥抱性（拥抱男人！）的新一代女性”，但与此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新一代女性如同她们那些搞性别歧视的男伙伴一样，正肆无忌惮地漠视历史，毫不知晓力主包容性解放的激进/革命女性主义思想，对其悠久传统视而不见。这两类人都喜欢寻找在性和男人方面最保守、最狭隘的女性主义思想，然后傲慢地用这些形象来代表女性主义运动。
　　他们甚至拒绝承认性别和性存在方面进步女性主义思想的存在。这样，他们就能够在这些问题上极尽渲染大做文章，甚至有效地利用了“欢迎睡我”女性主义者，向许多反对男权主义和阳具中心的女性发起进攻。批判男权制的女性（以及我们的男性盟友）以新颖刺激的方式证实了自己的性能力，让双方都人性焕发，并让彼此满足。《时尚先生》杂志不遗余力地将我也划入“欢迎睡我”一类，完全是因为很多性别歧视的男性始终无法接受这一点。男人将女性主义表征为反性、反男人，这种做法一贯服务于男权体制的利益。尽管积极参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从未接受这种表征，但这种表征还是继续主宰着大众想象，这是因为不管我们进行的是哪种性行为，接受女性主义可以提高这个社会全体男女的性快感，这种认识一直遭到压制，是危险的信息。女性主义对人们性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可能带来强有力的、充满激情的、积极的变化。如果人们对此有第一手了解的话，可能会有太多的人转投到女性主义思想的麾下。老套的男权引诱模式让所有的女人永远得不到满足。如果这种老套模式就是喜欢男人的女性主义妇女唯一能真正拥有且不得不接受的性的话，男权制最好试试，看能不能让我们相信。
　　正是由于对女性主义和性的讨论开展不力，没有时时讲，处处讲，才使得男权文章宣传的观点畅行无阻，如这期《时尚先生》杂志那样。平民百姓们无时不想弄明白他们的生活如何受到不断变化的性别角色和性别期望的影响，性别歧视如何让我们的生活一团糟。他们只想知道女性主义卖的究竟是什么药，是不是能够把他们从孤独的深渊和性死亡中拯救出来。但用元语言和理论文章谈论性却无法抓住大众的想象。我们生活在对性采取敌视态度的文化里，男权制对我们的性行为主体和性想象进行了组织最严密、体制最健全的攻击，而大众媒体竟能让人相信是女性主义让女人离开男性、抛弃异性恋性爱，这么做简直既变态又恐怖。男权思想的男性将剥削力量和统治场景色情化，且根本不可能接受女性的性行为主体，由女性主义运动激发起来的异性恋女性学会了如何逃离这些男人，躲避性死亡。但这些女性的逃离不是要放弃性，而是要让性焕发生机，成为另类的性，让性具有解放性，让性有性趣。这种转变需要不断地正面地记载下来，而女性主义运动内部缺乏批评警惕性，使所有人对这种需求都毫无察觉。假如我们中有更多的人通过绘画、文学、电影和其他媒体记录下我们的性生活，我们就有充分的反霸权证据来批驳流行的性别歧视思维定势，即女性主义者仇视性、仇视男人。将性存在这块地盘拱手让给怀有阳具中心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媒体，女性主义者——不管是自由女性主义者还是激进女性主义者——都和保守派一道参与了对公共性存在话语的压制。别的暂且不说，《时尚先生》杂志上这类文章应该提醒激进/革命女性主义者，必须对性存在进行活跃的公开讨论，使之一直进行下去。
　　许多女性主义者共同放弃公开谈论性，因为这样的谈论不仅暴露出我们内部存在差异、矛盾，还透露出我们尚没有为自由性质的性存在提出什么预见性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把权力和统治这些因素与我们终止系统的带有性别歧视的性剥削性压迫的决心完全协调到一起。随着女性主义拥护性的声音集体消退以至沉寂，有时这些声音被仇视性的保守主义清教性权利宣传强行推入后台，某些思想狭窄的思想家就以个人名义发表看法，仅以享有特权的白人法学教授凯瑟琳·麦金农为例，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性观念的代表。只有不了解女性主义运动的人才把这些声音当做女性主义的代表，然而这些声音却不断地讲着大众媒体最想听到的女权话语。这些声音最容易遭到贬低、嘲弄，最后予以抛弃，所以大众媒体最爱听。很明显，这些声音片面单调，而且常常极其教条，大都仇视性欲，仇视快感，毫无幽默可言。她们否认现实的矛盾性，坚持人类行为中不可能达到的完美。这样的话，清教徒式的改良女性主义在公共场合发出的声音让大多数人扭头而去，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一味接受性别歧视意义上的女性性行为主体和性快感那些过时想法，并不能让我们有效地对抗这种信息造成的负面影响。
　　从《时尚先生》杂志据说是莉萨·帕拉克^[4]谈性的话里，我听不出有什么开放或激进的地方。她宣称：“我对男人们说：‘好吧，假装你是强盗破门而入，把我摔到床上，强迫我口交！’他们吓坏了——这与他们受到的教育完全相背：不，绝对不行，这样做让你丢脸！绝对是。让你那样做是在让我丢脸。”假如女性是她们性想象投射和实现的行为主体的话，陈腐的男权色情想象既不会因此变得更刺激，也不会变得更解放。将性色情化，尤其是口交，当做丢脸，将那种自取其“辱”与快感划上等号，不过是这种陈腐的男权色情想象毫无新意的翻版。《时尚先生》杂志中所引用的绝大多数女性表现出贫乏的性想象力，因为她们对性行为主体的理解主要靠颠倒男权立场，然后宣称这就是她们自己的立场。她们以男性身份进行评论，实属可悲，乃至读者可能真的会相信这些评论就是女性主义或女性的性行为主体所作的表达。想到这一点真是可怕。然而，她们的意图却是激起男性想象。毫无疑问，许多男性因此而飘飘然地幻想女性主义所进行的性革命并不会真的改变什么，只不过是让每个人都能占据男权阳具想象的空间而已，而且更轻而易举。
　　无疑，正是这种心醉神迷的意淫幻想让塔德·弗兰德宣称：“这种卖俏迎奸的女性主义者们选择采用私房话的方式来实现话题的转变，从失败的男人转变到失败的女性主义，从性虐待范式转变到性快感范式。”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反映的正是它宣称要批判的狭隘教条思维。革命女性主义关注的并不是男人的失败，而是男权暴力、性剥削和性压迫造成的痛苦。革命女性主义挑战性虐待，通过改造色情空间使性快感得以维护并保持下去，使女性行为主体能够作为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存在。在主体对主体的相互交往中，欲望和欲望的满足跟强迫屈服毫不相干。革命女性主义欢迎愿意自我调整、愿意与对方相互应和的男性。但是好像没有多少男性能进入女性主义性想象空间。

^[1] 《时尚先生》（Esquire），男性时尚杂志，1932年创刊，也刊登散文与文学评论，其撰稿者包括现当代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诺曼·梅勒、蒂姆·奥布莱恩。塔德·弗兰德（Tad Friend）现为《纽约客》娱乐记者，毕业于哈佛大学。

^[2] 卡米尔·帕利亚（Camille Anna Paglia，1947—）：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费城艺术大学教授、社会活动家，对色情、物恋、同性恋持同情宽容的态度。凯蒂·罗伊夫（Katie Roiphe，1968—）：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纽约大学教授、女性主义批评家。娜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1962—）：美国作家、1990年出版的《美容的神话》认为男权刻意营造出各种美的标准，在心理和身体上对女性进行迫害，该书使她声名大振，成为那个时期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的代言人。2004年她在《纽约杂志》披露耶鲁大学名教授哈罗德·布鲁姆20年前在她大四时曾对她性“侵害”，并对母校刻意掩盖家丑表示愤怒。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Alice MacKinnon，1946—）：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律师、耶鲁大学博士，现为哈佛大学法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内部围绕性展开争论（“Feminist Sex Wars”）时，她反对埃伦·威利斯和卡罗尔·万斯等“赞成性”（pro-sex）或“肯定性女性主义”（sex-positive feminists），和安德烈娅·德沃金一起提出激进的反色情法案，认为色情不仅有违伦理道德，而且属于性别歧视，有违人权，因此提出对色情内容（包括同性恋色情）实行删除、检查、控制。但此法案1985年被美国上诉法院推翻，理由是违反思想自由。1992年加拿大最高法院依据麦金农的理论做出裁决，确认色情是一种性别歧视。麦金农对此表示支持，但要求处理色情时注意保护人权。安德烈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1946—2005）：激进的女性主义活动家、批评家，主张严格限制各类色情活动。

^[3] 节奏布鲁斯（R&B）：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城市黑人创作的流行音乐，后来有多种演变形式。

^[4] 莉萨·帕拉克（Lisa Palac）：1990年代创刊于旧金山的《性的未来》的创始人之一，曾长期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