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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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审查
最近，加拿大政府拒绝我写的《黑人的凝视：种族与表征》一书进入加拿大。书被运到了一家激进书店。这些书被当做“仇恨”文学遭到扣留。这本开篇就敦促人们要学会“爱黑性”的书竟会被指责为鼓动种族憎恨，这简直是个讽刺。我怀疑加拿大边境那边有没有人读过这本书：他们要压制和审查的目标是这家激进书店，不是我。经过一番强烈抗议之后，政府放行了这些书，说扣留这些书只不过是因为对书里的内容理解有误。尽管这些书已经放行，另一个信号却在敲打着那些激进书店——尤其是那些出售女性主义文学、女同性恋文学和/或直白的性文学的书店——政府在监视着他们并且随时准备审查他们。
《黑人的凝视》一书被扣留让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加拿大读者震惊。从政治上来说，不管是在加拿大还是在美国，审查向来是对那些政治态度激进的人发难的主要场所。不管在美国的什么地方，非裔美国作家写的书往往是中小学和公共图书馆挑出来受审的对象之一。广大公众和一般非裔美国人往往注意不到这些案例。在许多人看来，这些案例似乎只是由极端右翼分子挑起的个体事件。
除了书籍审查，非裔美国说唱音乐家的作品是否应该被审查，这个话题也成为催化剂，促使许多黑人同胞思考审查这个问题。黑人社群中的保守分子与其他社会群体中的相应人物一样热衷于审查。当大众媒体突出审查这个话题时，黑人社会群体支持审查这一点却鲜为人知。没有这方面的报道并不意味着黑人中间支持审查的就没有增加。然而，很少有黑人领袖（就算有的话）呼吁人们关注纵容审查对进步政治工作带来的危害。
除了小亨利·路易斯·盖茨[1]为黑人男性音乐家“迈阿密组合”[2]一案出庭作证之外，黑人学界人士对审查没有作多少公开声明。盖茨支持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许多黑人同胞认为此事更多地展现出男权制下黑人男性间的情谊，而不是表明对审查问题所持的一种激进立场。由于人们对此案反响很大，这本来可以为各黑人社团对审查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提供机会，但结局却令人遗憾。
审查对黑人同胞来说显得问题重重。资产阶级价值观常常决定了黑人生活中各个阶层的整体公众意见，于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要求重视判断力，保守秘密。当这些价值观与形形色色的宗教保守主义言论相结合时，一种接纳审查的文化环境就会形成。如果被曝光的是黑人政治人物的品行瑕疵、行为不端或错误时，黑人对审查的支持最为卖力。拉尔夫·阿伯内西（Ralph Abernathy）透露了马丁·路德·金的桃色新闻，这个新闻有可能改变公众对金的生活的看法。在大多数黑人看来，阿伯内西的选择有悖礼仪，是一种公众对个人的侵犯。最终，此事完全被视为一种侵犯行为，而不是一条讲述了金更为复杂的身份的有益信息。布鲁斯·佩里（Bruce Perry）写的马尔科姆X传记也得到类似反应。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出版商原本害怕这本书会遭致强烈反对，而事实上这本书被视为又一次企图污蔑有巨大影响力的黑人男性领袖，从而受到冷遇，大多数人都没有去读这本书。在这两个例子中，如果许多黑人有力量去审查这些作品，不让它们见天日，这些书就不可能存在。
我是黑人解放斗争和女性主义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这两场运动中，那些比较保守的思想家将审查视为可接受的社会控制手段，从而欢迎审查，这让我感到不安。任何争取社会自由的运动，其政治核心必定要担负政治责任来保护言论自由。激进分子一而再再而三地亲眼目睹被审查压制的是进步声音，而不是那些采取保守立场的人的声音，那些人认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必须压制自由言论。进步活动家必须采取政治行动来保护自由言论，反对审查制度。这些问题主要在黑人民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中，在如何表征粗俗、性和色情的斗争中得到凸现。然而，在这两场运动中，面对对审查的强烈反对之声，有些人保持了沉默。这反映出保守分子对让压制声音制度化投入之深，而这种情况已经得到黑人解放斗争和女性主义运动的接受，十分危险。这种私下禁止不同声音和观点的行为破坏了言论自由，并且让激进运动内部和外部的审查力量得到强化。
在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早期，女性间的团结往往等同于形成“安全”区域。在那个区域里，那些应该是志同道合的女性人群可以聚在一起，交流观点，倾诉经历，不用担心有人让她们闭嘴，也不用担心有人会向她们提出严厉的挑战。当不同观点产生对立冲突，发生不可调和的摩擦时，这些群体有时候就会解体。为了集体和谐的需要，持不同见解的个人声音遭到禁止，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时候，这些声音被排斥放逐，受到惩罚。在讨论种族和种族主义在女性主义圈子内变得政治上可以接受之前，我就是那些“讨人厌的”持不同意见的声音之一。我向来都是一名女性主义政治的虔诚支持者。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的批评一贯都是拷问性的，如有必要，会是尖锐的。我坚持参与女性主义运动，从不懈怠，哪怕别人不欢迎那种参与。我从中学到了有力的经验。重要的是，我了解到任何进步政治运动如果想要发展、想要成熟的话，它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热情地欢迎和鼓励不同意见、新颖观点、批评交流和反对意见。
这对女性主义运动来说一直如此，对黑人解放斗争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在民权运动的顶峰时期，“黑人权力”运动[3]中那些没有同心同德地拥护中心路线的人常常会被“开除黑籍”。在白人男性主导的“左派”政治圈子里情况也是如此。人们往往注意不到进步圈子里对不同声音的审查。激进团体往往规模小，因此其施以惩戒的方法外人也更不容易察觉。一般情况下，实施压制的是团体中的那些强势成员。他们用惩罚来逼人就范，最常见的就是某种形式的放逐或除名。它可能以这种形式出现：在相关讨论中，尤其是在出版物中，某人的观点或作品不再被收纳；或者在一些重要会议中，某些个人被排斥在外。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可能以这种形式出现：不断地在幕后做手脚，用言辞对他们的可信度投下疑云。
边缘人群常常害怕不同意见（尤其是通过公众批评表达的不同意见）会被占统治地位的力量所操纵，从而损害对进步事业的支持。特别是在种族混居的情况下，我们究竟该不该相互进行严厉批评，在黑人反对种族主义的整个历史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着，而且现在还继续存在着重大分歧。每当边缘人群热衷于在主流人群面前呈现“正面”形象时，审查的现象就会出现。最近，克拉伦斯·托马斯[4]听证会的结果和他随后任职最高法院一事，表明了种族团结的观念可以变得何等误导和狭隘。这种观念压制了不同政见和批判，并导致黑人去支持不会保护他们权利的那些人。克拉伦斯·托马斯运用赋予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来剥夺人权，妨碍种族公正，妨碍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因此，如果有人觉得支持“自家兄弟”更要紧，因为白人要害他，这些人如果有所觉悟的话，他们就必须认识到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假如全国上下有权威的黑人领袖们一起号召大众抵制这个任命，托马斯听证会的结果又将会如何，谁也说不定。
尽管托马斯听证会迫使美国公众思考他们日常生活中所忽视的种族、性别问题，许多黑人（尤其是男性）还是捐弃前嫌，不加批判地支持托马斯，正如许多女性主义者（尤其是白人女性和黑人职业女性）紧密团结起来，支持安妮塔·希尔[5]。我写了一篇关于听证会的文章，指出公众应当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双方当事人以及他们所效忠的政治。结果，我的许多女性主义战友（尤其是黑人女性）说我根本就不该写这篇文章。一位资深黑人女性主义战友指责我暂时“精神失常”，她觉得我对希尔的批评是对女性主义团结的背叛。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说，扎根于进步政治使命的女性团结必须要有一个能容得下严厉批评和不同政见的空间，否则，我们注定会在进步团体中产生出恰恰是我们努力反对的压迫形式。
我那篇关于托马斯听证会的文章（已在《黑人的凝视》一书中发表）引起的负面反响让我想起其他几件朋友们和战友们企图审查我观点的事情。好几年前，我对一位重要的黑人女作家写的东西写了一篇评论。这篇文章还在写的过程中，我和一些著名学者以及友人谈到它，她们告诉我说最好不要写下去了，说作者会“伤心”失望，我很是感到困惑。这篇文章发表后，我听到传言说作者不仅伤了心，而且她不再将我视为盟友。事实上我的文章并没有贬低她的作品，但这并不重要。我坚持说我批评一部作品并不意味着我不崇拜不欣赏这位作家的其他作品，但这话却没人听得进去。我被直接告知写作和发表这篇文章就是一种“背叛行为”。
这些反响促使我重新思考我写那篇文章的目的——扪心自问是否有意要去伤害所提及的那位作家。结果，我仍然确信无疑地认为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文章写出来发表后，我忽然与一个黑人女性圈子失去了联系，我一度认为自己与这个圈子走得很近。我开始听到流言蜚语，说我这个人“不可信任”。提到“信任”，往往与人们话语的真实性和追求真理没有直接的关系。激进女性主义运动和黑人解放运动向来坚持认为，将公众和隐私分开是对统治体制的维护和保持，人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维护和保持的方式。人们常常错误地宣称存在而且应该有中立且不受侵害的地盘，藉此唤出隐私观念，用来当做压制不同政见的方法。个人之间答应保守的秘密（即承诺）应当受到尊重，但在达成共识的协议和共享信息之间人们必须划清界限，后者只是后来为了保护个人利益才视为隐私的。办公室、家庭和走廊上谈论的观点显然没有讲座和发表作品那么公开，但这些讨论并不构成中立、受到保护的空间。
从本质上来讲，许多人将守信看作是保密的另一种说法。压制批评话语，或者将批评话语限定在没有证人、只有你知我知的私人环境中，被视为处理不同见解时更为妥当的方法。资产阶级礼仪恪守这种应对冲突的手段。撒谎常常比讲真话更能让人接受。将讲真话等同于背叛是压制声音的有力手段之一。没人愿意被视为叛徒。关于尊敬的问题无一例外地与形象的塑造和构建相连。公众眼里的许多人物都想决定和控制人们对他们的表征。出于塑造形象并且保持形象，关于团结和忠诚的概念仅仅被约化为保守秘密。这时，我们便失去了在相互尊敬和相互承诺自由表达观点的基础上组建团队的能力。
显然，在黑人知识分子、批判思想家、作家和学界人士中存在着一个精英群体。这个精英群体往往不是由黑人追随者认定的，相反，有权有势的白人公众对他们的尊敬和认可的程度决定了他们相应的地位。这些人往往自己担起斡旋者的角色，我把他们委婉地称为“秘密警察”。他们在黑人社会群体和白人主流文化之间指手画脚，控制思想，决定谁何时何地可以说话，决定写什么，什么时候写，由谁来写，当然还要给予奖励和惩罚。这个群体不是无所不能，但它的确设法在审查那些不被接受的声音。位于这个等级顶端的人通常是黑人男性。虽然也许他们不会选择去压制和审查，但人们却畏惧他们，并且会有意取悦他们，不说这些“领袖们”不想听到的话。孤立他人的黑人思想家就像权力的掮客，对这些人的恐惧导致了对黑人批评思想的钳制。
黑人学者小亨利·路易斯·盖茨是黑人知识分子和学术圈中的一位重要的推动者和激励者，以“黑人反犹主义”为主题在《纽约时报》专栏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发现这篇文章很成问题。虽然该文包含了对黑人反犹主义的批评，尤其是对某些持非洲中心主义格调的观点和学术思想中显露出来的狭隘民族主义提出了批评，这既有用，也必要。但他的文章却不够细致，没有将黑人和白人犹太人的关系放到具体语境下，去反对将黑人群体一起构建成反犹主义者。这篇文章让我不安。只要是黑人批评白人犹太人，这种声音就会被钳制。我担心这篇文章的漏洞会让这种变本加厉的钳制合法化，并且会造成更多不必要的分裂和冲突。
尽管政治上的深切忧虑迫使我要对这篇文章作出回应，但我还是犹豫再三。开始时，我抑制住撰文回应的冲动，因为我害怕招致黑人和白人读者的负面反响。审视这种恐惧，我发现它根植于我的归属欲。我想让自己成为黑人批判思想家这个集体的一分子，不想成为被孤立的另类。坦白地说，我害怕受到惩罚（如得不到称心的工作、申请不到资助等）。尽管我觉得这些恐惧毫无道理——因为很早以前我就接受了这个现实：持不同观点的人往往会成为局外人——这些恐惧不仅让我顾虑重重，它还一度成了我的监督者。像我这样“功成名就”的人，我的意思是身为一名终身正教授，还可能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一点让我烦恼。如果像我们这些不用担心会损失什么的人尚且害怕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么我就怀疑那些不那么稳定的人怎么敢畅所欲言。
我在开始撰文对盖茨的文章作出回应之前与黑人同事们交谈过，他们中许多人也不同意那篇文章的观点。有些人公开承认由于害怕遭到报复，他们压制了自己想作回应的冲动。不管威胁报复是真是假，如果人们不断自我审查，那么黑人批判思想就永远不会走向社会、繁荣发展。假如更容易接近媒体的学界人士用他们的力量来钳制别人的声音，那么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鼓励自由言论，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欢迎和赞誉不同见解。
那些重要的黑人作家和学者们往往觉得，来自边缘的声音中哪些有助于提升种族地位，哪些有碍于种族进步，只有他们才有责任来决定。他们断定这是为了集体利益，因此欣然进行审查。至于这么做与整个社会破坏言论自由之间的联系，他们看不到。在一次关于某位著名黑人女作家作品的重要会议上，我的演讲支持了那位作家不赞同的观点。那天结束时，她不是与我交流不同意见，而是对我嗤之以鼻。后来，她告诉人们说我是个“捣乱分子”，一个瞎搅和的人。对我而言，这是因为我更想直接面对冲突和问题，而她持的是更加中立的态度，但我觉得没有必要贬低她。我觉得双方可以共存。在与年轻思想家的关系中，年长的黑人作家和思想家常常扮演传统家长式的角色。另外，总有些人坚信黑人的家丑不应该外扬。这些人认为我们永远不能在白人面前表现出对黑人进行批评。公开的分歧会加剧白人对黑人身份作种族主义猜想，我虽然赞同会存在这种危险，但那种纯黑人环境毕竟太少，很难让我们保持沉默，等待在“政治正确”的环境里自由公开地发表言论。“背叛种族”的说法实际上钳制了不同的声音。黑人批判思想家、作家、学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共享一个小小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通过嚼舌根和窃窃私语交换观点。那是一个门户关闭、屏障林立、排斥异已的地方。最近，某些黑人男性对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获诺贝尔奖作出了“负面”反响。这种反响引起的愤怒和骚动是一种潜在的审查。这件事进一步表明，人们对钳制、审查或者惩罚那些所谓不可接受的言论充满了集体热情，胜过他们对不同见解和言论自由的热情，也胜过构造一个公共空间供人们持相左意见的热情。
黑人同胞们没有开辟公共论坛，在那里人们可以讨论如何促进批评话语形成气候。那种批评话语支持和强调自由言论的重要性，同时进一步加强我们黑人争取自决的斗争。如果我们不用心全面思考审查问题的话，那么那些陈旧低效的惯常反应就会限制我们的话语范围。什么样的文化环境能够让黑人男性思想家对黑人女性进行批评，同时又不会被视为流露出性别歧视和厌女观点？什么样的批评大气候下会允许黑人女性有一个能彼此批评的空间，而不用害怕所有的关系都会终止、断裂？
通常情况下，批评会造成痛苦和不适。我了解这种感受。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我走进最喜欢的书店，希望藉此去除自己严重的忧郁情绪。碰巧翻开的是《女伴》这本文集，眼前的那段话宣称我“对同性恋如此恐惧，因此连‘拉拉’这个字说都说不出口”；这是对我的第一本书《难道我不是个女人：黑人女性与女性主义》的长篇评论中的一部分。我感觉糟透了——倒不是因为我接受不了对我著作进行尖锐的学术批评，而是因为这个论断简直就是不实之词，而我知道它会影响人们对我的理解。我深受伤害。但要应对那种伤害是我自己的责任。我将它放到适当的角度，以虚心的态度对问题和个人作出回应。这个过程可不容易。对于那些对言论自由坚信不移的人而言，为了维护人们可以畅所欲言的批评话语空间（希望建设性地畅所欲言，而且不要采用诽谤威胁和象征性相互暗杀的方式），即使有冲突，即使感情受到伤害，他们也会为不同的观点称道。
作为一名教授，我不断看到学生害怕自由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种害怕通常是由一些担心引起的，害怕同伴们不喜欢自己说的话，从而带来某种形式的社交惩罚。为了讨人喜欢，为了受到同伴尊敬，以及对冲突的深深恐惧、学生们心甘情愿地进行自我审查，这对教室是民主开放畅所欲言之地这个观念是一个鞭挞。如果我们缺乏全心全意拥戴自由言论的勇气的话，教授们就永远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学习环境，让学生们既能理解自由言论的重要性，又能实践这种权利，公开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进步政治团体中情况也是如此。
当通过审查进行压制成为进步政治团体里的准则时，我们就一方面卖力地剥夺自由言论，压制各种叛逆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不仅破坏了结束压迫的集体斗争，而且还在行动上与当代时髦的法西斯主义共谋，唤起团结一致的浪漫形象，回归传统价值观。近年来，为了让女性主义思想以及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成为一个能产生批评话语的激进开放空间，女性主义思想家们为此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绝大部分这样的斗争是由有色人种女性发起的，发端于是否应将种族和种族主义提上女性主义议事日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
女性主义运动、黑人解放斗争以及所有旨在终止压迫的进步政治运动都必须努力捍卫自由言论。为了维护一个对立冲突且具有建设性意义的空间，我们必须反对审查。我们还记得声音被钳制的痛苦。我们要努力维护我们说话的力量——自由地说，公开地说，挑战性地说。
[1] 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Jr.，1950—）：非裔美国文学批评家、教育家、学者。
[2] “迈阿密组合”（2 Live Crew）：来自迈阿密的一个嘻哈音乐组合，曾因1989年发行的专辑“要多黄有多黄”受到淫秽指控。小亨利·路易斯·盖茨为这个组合辩护，称政府指控的所谓淫秽在非裔美国土语、游戏和文学传统中有重要根源，应该受到保护。
[3] “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早期的黑人运动，强调黑色荣耀，各种黑人政治文化机构纷纷成立，维护黑人的集体权益，弘扬黑人价值，宣扬黑人自决。该术语最早出现于黑人作家理查德·莱特（Richard Nathaniel Wright，1908—1960）的同名论著《黑人权力》（1954），60年代中期成为政治术语和政治口号。
[4] 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1948—）：美国法学家，1991年后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副院长，是继瑟古德·马歇尔之后第二位任职于最高法院的非裔美国人。
[5] 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1956—）：布兰代斯大学赫勒公共政策和管理学院教授，曾与美国最高法院副院长克拉伦斯·托马斯共事，在1991年参议院听证会上称克拉伦斯·托马斯曾对其有过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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