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巴金 ->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1930）
重印后记
“在你的全部作品里面你自己满意的是哪几本？”我常常遇着这样的问话。朋友们当面对我这样地说过，一些不相识的读者也写了信来问，到最近还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要我拣几部自己满意的作品送给她。
对于这样的问话我的答复总是很简单的一句：“我没有写过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这是真实的话。所以对于那个朋友我就连一本书也没有送去。我对于自己的作品从来就没有满意过。倘使别人一定要我拣出一两本像样的东西，那么我就只得勉强地举出一本作为“社会科学丛书之一”的《从资本主义到xxxxx》，这本书从写作到发行，全是我个人一手包办，这里面浸透了我个人的心血。但它并不是小说，而且现在已经绝版，甚至我自己也不曾留着一本，更无法推荐给读者了。（引自上海良友公司1936年1月版的《雾》，为初刊本）
这是巴金先生写于1935年10月的《<爱情的三部曲>总序》里的话，后来作家对此文有过修改，收在《巴金文集》（十四卷）和《巴金全集》里的文本，关于《从资本主义到xxxxx》的话都被删除了。这本让巴金先生有所顾忌又难以释怀的书，完整的书名是《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由上海江湾自由书店1930年7月出版，作者署名为芾甘。这是巴金先生青年时期所著的多种“社会科学”著作中的一种，出版后即被国民党政府以“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罪名查禁，1949年以前再也没有重印，1949年以后更没有收入巴金先生的各类文集或者全集。
但是，从这篇总序里提到这本书的口吻来看，巴金先生对它是有很深感情的。1929年初巴金先生从法国回到上海的时候，尽管他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已经在《小说月报》上开始连载并有很好的反响，但是他没有因此确立以写作为生的未来人生道路，而是满怀着对理想的憧憬，积极投入国内的社会运动，企图重新实践中国的安那其道路。为此，他接手了江湾自由书店的出版工作，主编了《自由月刊》、《时代前》等宣传主义的刊物，完成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初版时书名为《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蒲鲁东的《何为财产》等经典名著也都在这个时期。这是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在《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的序里，作者这样自我介绍：
我在安那其主义的阵营中经历了十年以上的生活。运动的经验常常使我感觉到理论之不统一，行动之无组织，乃是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之致命伤。在中国安那其主义的宣传虽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然而至今能够明确地懂得安那其主义的理论体系的人，可说是很少，很少，无论是赞成者，或反对者。所以在中国就出现了关于安那其主义的种种奇怪的误解。甚至有人在安那其主义的名义之下宣传反安那其的理论。
在这多年的痛苦经验之后我曾几次抑下了奔腾的血潮，以一个冷静的头脑来观察，来构思，来研究。其结果便有了写一部正确地解释安那其主义的书之计画。我以为这是不可缓的工作。
结果便是有了这本宣传主义的书，作者在序里还介绍了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他是如何受到国际安那其主义者柏克曼的《安那其主义ABC》的影响，但又揉进了自己根据中国经验而产生的看法。安那其主义本来就是外来的社会主义思潮，即使在西方的安那其阵营里，有关它的理论也是五花八门，极为复杂。巴金先生最初接受的是俄罗斯伟大的安那其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学说，一生都有所坚持，他曾经翻译出版了多种克氏论著，并且一直努力在中国出版完整的克鲁泡特金全集。所以在这本宣传主义的著作里，真正阐发他自己的政治见解的内容不是很多，基本上是他向中国读者宣讲了克鲁泡特金的学说。
这毕竟是一本宣传他所服膺的主义的书，而且是直接向克鲁泡特金致敬的书，巴金先生到1935年还念念不忘这本书，说明了他心目中所信仰的理想远比他创作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要重要。他后来在总序里删除了这段话，并不说明他改变了信仰，而是他不愿意把自己心目中最神圣也是最珍贵的东西轻易地拿出来议论，也不愿意它在浅薄盲目的社会里自取其辱。这是他维护自己尊严的底线。同样的情况也体现在他对待《爱情的三部曲》这部系列小说的态度上。巴金先生之所以会在《爱情的三部曲》总序里提到这本宣传主义的书而不是在别的小说的序里提到，理由是很清楚的，因为《爱情的三部曲》所表现的，正是他的那些昔日同志的故事，这也是一本宣传理想和主义的书。我曾经注意到，巴金先生晚年写过多篇创作回忆录，唯独没有只字片语提到《爱情的三部曲》，当然不是他忘记了《爱情的三部曲》，唯一的解释也是，他太钟爱这部小说，不愿意引起局外人对它说三道四，妄加批评。在一个普遍缺乏理解和同情的环境里，沉默往往比辩解更有力量。
我曾经与巴金先生讨论过这本书。当时我与李存光先生协助巴金先生编辑《巴金全集》的序跋和集外补遗部分。我曾经建议巴金先生在集外卷收入《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和其他一些论文，以供后来研究者参考。我觉得这只是一本历史上宣传安那其主义的书，与现时政治并无太多抵触之处，何况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互助论》、《伦理学的起源及其发展》、《我的自传》等著作都已经公开出版。这本书中直接批评的对象是俄罗斯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今天的世界大势正说明了前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破产的必然性，而这个必然性里，包含了当年安那其主义者（也包括巴金先生在内）对苏俄政权的规劝和警告。巴金先生听了我的陈述，默默地点头，同意了我的建议。但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仰晨先生传来意见，还是不希望《全集》集外卷里收入这些宣传主义的作品。巴金先生把我叫去，告诉我出版社的意见，他那双明亮的眼睛满含嘲讽的微笑，对我说，还是他（指王仰晨先生）有经验，我们都太天真了。这是巴金先生的原话，他的声音，他的微笑，他脸上所表现出来的嘲讽神态，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所以，我想，现在巴金研究会正式出版巴金先生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是符合巴金先生生前愿望的。希望有一天，这本书连同其他相关论文一起被收进《巴金全集》，使巴金先生的真实思想和创作风貌都完整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正是我们后来者所要努力的。
陈思和
2009年5月1日于香港岭南大学
上一篇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