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路易·阿尔都塞 -> 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十五节 关于国家的灭亡
因此，国家拥有一个独立而特殊的机构。在它身上并通过它实现了力能向权能的转化。当列宁谈到国家的灭亡时，他极其准确地看到了国家的躯体，它与国家的保守的和反动的意识形态形成了统一体。当他说资产阶级国家必须被消灭时，当他用了一个和他的思想一样强烈的词时（毫无疑问，他也是这样，太强烈了，以免吓着他同时代的人和他的读者），列宁首先从国家的主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从而表明他知道（马克思已经从巴黎公社的例子中表明了这一点：不幸的是，他没有深入研究公社冒险和失败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国家的主体在确定国家职能方面的重要性。
列宁反复论述国家的灭亡，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留给我们的最先进的著作。这些论述表明了这个躯体的“金属”和它的职能之间的有机统一。在这里，国家也再一次以“机器”的面目出现，这正是因为它的躯体相当适应它的职能，使得它的职能就像是它的器官的自然延伸。在这里，列宁首先指出了两点：1）高级军事、警察和政治行政机关对国家的统治，各机构或部门的代理人对人民的绝对统治，由统治阶级最精英亲自保证的统治；2）国家各机构或部门之间的国家分工。
列宁决不认为“整个国家”必须被摧毁，除非国家的所有代理人都被消灭，现有的所有机构都被废除，否则这个公式是没有意义的。相反，他认为，所有国家机器中的统治和从属形式，以及不同国家机器之间的分工形式，都必须被摧毁。他的深刻见解是，国家的分立不仅是由公务员上下级之间的等级制度和国家“机构”或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产生的，而且是由这种制度再生产出来的。事实上，一旦掌握了“团队精神”在国家中的意识形态作用，就会发现这种“团队精神”首先是为国家分工服务的，这种分工可能是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的，但最终却很好很快地找到了，以确保阶级国家工具效率的最大化。如果为了“胜利”而必须“分化”，那么国家就知道这一点，并首先把这句名言用在自己身上。为了使国家领导层“赢得”其下属，必须对他们进行分化，因此，必须根据其职能划分“机构”或“部门”。
这一切似乎都很自然。但是，如果不是阶级统治和统治阶级的性质，谁来规定和确定国家的职能呢？职能定义的巨大混乱（巴黎公社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例子和想法（这是可能的）），比如1905年苏维埃的经验，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职能不是“自然的”，它们不是来自事物本身的东西，因此，既不是来自事物的分工，也不是来自旨在确保这些职能的机器。列宁特别期望通过国家机器之间现有分工的转变来结束国家的分立，或者至少是结束分立或削弱国家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而消灭国家的资产阶级形式只是第一阶段。
国家的“分立”是一切统治阶级国家的头号工具，为了结束这种分立，列宁试图从两个方面入手：从下面入手，通过苏维埃，从下面废除国家〔和〕工人的分立，因此提出了苏维埃国家的思想。但与此同时，他又从上而下，以国家机构为目标，要在其中摧毁沙皇政策赋予国家的不同“职能”之间的分工形式。
列宁没有一篇文章在理论上系统地论述过这个问题，但他在实践中却不无提及。列宁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和“苏维埃的国家”的提法，试图实现这一点。但是，为了使这个国家的形式不再是以统治阶级意志的职能分工为基础的劳动分工的标志、决定和固定形式，列宁同这些形式进行了斗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想摧毁，是的，摧毁国家中现存的劳动分工，例如，他想结束三权分立，结束教育和劳动的分离、文化和政治的分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等等。我使用的是他自己的表述，然而，这些表述必须受到质疑，但他的意图是无可争议的，也是清晰明了的。
这种意图基于这样的想法：如果不触动国家机关，如果不改变它的金属，不管人们多么想强加另一种政策和另一种人员，国家自身的再生产系统（它的人员及其指挥和服从的“能力“标准）以及权力、机构和服务的分离〔将使〕这种政策最终由国家机关指导，它将产生法律，但不产生法令，或产生法令，但不产生执行通知，等等……、或者抵制和破坏革命的官方政策。列宁很早就有这方面的痛苦经验。让工人担任原来由资产阶级担任的职务是不够的，让工人执行革命的命令也是不够的。国家机关，只要它的组织不受质疑，也就是说，只要它的所谓“自然的”职能和分工不受质疑，它就会吸收一切命令，把它们变成纸上谈兵，革命者和革命本身最终会迷失在其中。“我们的国家有一个严重的缺陷。这就是苏维埃国家，它患有严重的官僚主义疾病”（1919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列宁彻底绝望了：他不得不下决心建立一个“安全机构”，即工农监督委员会，来控制和纠正官僚主义国家。根据经验，这不是措施，而是失败。那些寻找斯大林主义产生原因的人，在考察国家与革命之间关系的可怕冒险时并没有错。他们也没有错，因为他们看到，如果我们可以从列宁那里摘录这些论述的话，列宁从来没有重新整理过这些论述，也没有明确地阐述过这些论述，毫无疑问，除了时间不够以外，这也是由于缺乏足够明确的国家观念。
当一个人被禁锢在某些公式的“绝对局限”中，而这些公式本身是非常公平的，但却以一种神秘和强制的方式来阐述，以恐吓和阻止任何可能的研究超越它们所划定的理论空间，那么，最令人恼火和最戏剧性的经验就仍然处于被动的经验状态，没有必要的自由以成为实践，让历史行动者能够掌握其中有用的新东西，这并不奇怪。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些现象的存在——这些现象既是智慧，又是对“真”所固定的公式所理解的东西的迷一般的盲目信任——我们就不会理解，也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所能理解的理论“要素”——的“限度”、出现在其中的理论“要素”，以及那些像列宁一样，为了满足可怕的要求而不得不进行创新或研究的历史行动者们，尽管形势紧迫，也正是由于这种紧迫性，他们才发现自己被困在其中，受阻于其中。“超越这些限制，通行证就不再有效”。1945年，当我在巴黎乘坐地铁时，这个珐琅彩的公式让我印象深刻。我从战俘营返回时，铁丝网上并没有这个字：铁丝网就在那里。在随后的岁月里，我经常想起这件事，当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我对奇怪的封锁反应印象深刻：他们交出了“通行证”，它们是多么珍贵。但“超过”“一定限度”（其轮廓必须在他们的著作和斗争中发现），“通行证”就“不再有效”了。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很多年。现在有可能发生变化，旧的搪瓷招贴最终将从马克思主义中消失，就像它现在从地下消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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