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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致托洛茨基信是哪一日写的？
郑超麟
（1995年9月4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任建树所编的《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收了陈独秀致托洛茨基信一封。我将全部三卷寄给了寄居英国的王凡西，他受国际研究学者委托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托洛茨基档案中保存了陈独秀致他的信，译成英文了的，所以信内注日期是1938年11月3日，而《陈独秀著作选》所收信所注日期是“1939年×月”，二者究竟孰是？
我仔细回忆这件发生于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反复思考与此问题有关的情节，终于得出结论：这封信是1938年11月3日写的。托洛茨基档案保存的英文译信所注日期当然不能怀疑，而《陈独秀著作选》所注日期则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应当由我个人担负责任。幸而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我还未死，因之还能自己订正这个错误。
此事要从头说起。
日本投降后中国托派重新活动时，两个组织的分裂已经分开化了。双方各自出对外和对内刊物，我们的对内刊物名为《建立》，由我编辑。究竟出了几期发表了什么文章，将来会有人看见，我现在无从查证。我只能说出一个情况，即是托派20年来的档案恰好归我保存，我用了几天的工夫去整理，结果共有两个木箱，当作“家珍”，东藏西匿，直至1952年12月22日。我在整理中发现了不少极可宝贵的东西，因此编《建立》时候每期便发表一篇旧档案。今天我只记得，我曾发现一张用内地土制“白竹纸”写的小字信，没有上款和下款，也没有日期，但我认出这是陈独秀写的小字，内容是他回答托洛茨基的信。
我是1940年4月间由内地回到上海的，那时才听人说：陈其昌曾于1938年秋带着托洛茨基劝陈独秀出国的信，由上海经香港去四川找陈独秀，带了陈独秀的回信于1939年春经香港回上海，但我未见双方来往的信的内容，至此我才看到陈独秀的复信。
我一向认为引用历史文件，所述历史故事，如果不知道其中的“细节”，就不要以自己的想像去填补这些细节。文艺作品又当别论，但也应当切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现在我拿到这一张写小字的信，没有上款和下款，我要拿去发表，添加上《陈独秀致托洛茨基信》的题目是可以的，但日期呢？可以完全不写日期么？读者是要知道写信的时间，我只好写了“1939年×月”（发表在《建立》上的可能写“1939年1月”，到了何之瑜要出版《陈独秀先生最后论文和书信》时，才改为“1939年×月”。《著作选》是转引自此书的）。
我为什么不写1938年而写1939年呢？因为照中国旧俗，有个人专程送信来时，主人应当先款待来人，到来人回去时才写回信交他带回。陈其昌是1939年春天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当是1939年春写的回信。想不到陈其昌到江津后不久，1938年11月3日，他就写好回信了。
我们可以想象：陈其昌携带这一张写满小字信的白竹纸回来时，另有笔记本写了日期，他回到上海，将陈独秀的信译成英文，顺便填上笔记本上的日期，交给了李福仁。（也许陈其昌心中记得写信日期，译成英文时就注上日期了，而较短的日子，记忆不大会错的。）
陈独秀的信日期如此提前，还有另一种意义，即是：他1938年春在武汉声明他不属于任何党派。人们往往以为这是他正式声明脱离托派，我始终以为这是“外交辞令”。如果他在同一年秋天就写这样一封信给托洛茨基了，试问：这封信像是一个脱离了托派组织的人所写的么？
一九九五年九月四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