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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郑超麟
（1928年8月26-27日）
〔说明〕1928年7月，由于中共福建代理省委书记陈祖康的叛变，中共在福建的工作陷于瘫痪，存在“有放弃工人运动的倾向”（见中共中央致福建临时省委的信），为此中共中央决定任命郑超麟为中央巡视员，全权负责整顿福建党务工作。为贯彻中共中央的新政策及解决福建党的今后工作方针，于8月26-27日两天在厦门召开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或称为中共福建一大）。这份报告是郑超麟在会上所作的，原题为《中央巡视员报告》。
各位同志，我今天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向诸位表示敬意！
福建党的工作自去年十二月到现在，虽未完全上了轨道，但进步是很快的，它能领导几县的农民斗争，能发展组织，从三百多增加到三千多同志，我代表中央认为满意。福建党的工作，是有进步的。
这次中央第一次派巡视员来福建，这次巡视员的使命是：
（1）传达并解释中央新的政策；
（2）帮助福建的党规定今后工作方针；
（3）帮助福建的党解决组织问题。
我今天要说的话有几点：
（1）报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2）中国革命的性质；
（3）社会阶级的问题；
（4）新政策的解释；
（5）各派军阀冲突与我们的政策；
（6）报告中央对福建党的工作的批评及希望。
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的党发展到现在，它的历史可分三期：
A．第一时期：我们的党应该建立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身上，但一开始时，农民运动简直没有，职工运动曾爆发过铁路罢工、矿山罢工及海员罢工。除海员有胜利外，余均受军阀严厉的压迫，而且有许多同志牺牲了。党那时的工作主要的可说是参加民族运动的。那时参加国民党的策略是对的，我们不但要参加，而且要去领导，以免受资产阶级的把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在当时党曾有两派的意见：一是反对参加国民党，一是赞成。结果赞成的胜利了，因而发生了五卅等热烈的革命运动。
B．第二时期：这时我们的党已成了群众的党了。在这时期的前半段，全国工人运动，已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发动起来；在后半段，我们更以工人运动的意识领导起农民运动来。
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民族运动的领导权的问题。民族问题根本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我们的党应该用彻底的阶级斗争的手段，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以与资产阶级争这领导权。但当时党中央采取妥协让步的政策，始则与资产阶级妥协让步，继而与小资产阶级让步，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甚少，结果中国革命遭了极大的挫折。
C．第三时期：在这时期中，可分前后两段：前段，自武汉反动起。武汉与南京反动之后，我们的党，想不到国民党反动如此残酷。我们的党因为没有准备与资产阶级斗争，所以暴动政策一实行之后，上海、两湖、广东等地，许多同志牺牲，组织破坏，那暴动仿佛等于没有办法的挣扎了。从南昌暴动到广州暴动，发生了许多错误与缺点，这证明党对这工作没有经验，没有准备。
在后一阶段，即现在的阶段中，中央与国际均注意暴动的条件、暴动的准备，以及群众运动与组织等问题，这是政策中很大的改变。这种新政策已在各地实行，福建则刚刚传达到，所以需要特别详细的解释。
二、中国革命的性质：其次要说中国革命到了什么阶段？中国革命具有什么性质？从党内历次讨论中，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此革命成功以后，必须经过一个时间方能开始无产阶级革命。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如俄国十月革命，不要管旁的资产阶级如何，我们单要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
第三种意见认为目前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但能生长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资产阶级所指是农民。为什么讲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呢？因为就经济上讲，土地革命未成功；就政治上讲，民主制度依然没有；就民族上讲，则受帝国主义压迫，国家不能独立，所以这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但这个革命并非由资产阶级所领导，乃由无产阶级所领导，这一革命成功便可有生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
前两种意见是不对的，因为所谓资产阶级，已成为反革命的力量；说是无产阶级也不对，因为土地革命任务并未完成；第三种意见是对的，国际的指示也与此相同，中央已认为这是正式的意见了。
三、社会阶级的分析：在这革命的阶段中，到底哪一阶级赞成这种革命呢？哪一阶级是反对的呢？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显然工人、农人及一切劳动贫民是一定赞成这种革命的。土劣官僚，资产阶级高等知识分子是反对这种革命的。社会上显然有这两大营垒：一边是革命的，一边是反革命的。但在这两个营垒中间，有资产阶级的群众——城市的小商人、学生、教职员、小地主等——在游疑徘徊。
外国的小资产阶级多是在城市工业中发展出来的，他们与土地关系很少。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便有两种特色：一是与土地关系很密切，如学生的家中多为地主，商人则拿钱买地；二是他们的数量很多，作用很大，他们参加哪个营垒就可使哪个营垒有胜利的趋势。过去武汉反动时，他们是跟着国民党跑的，因为国民党那时实行欺骗政策，如废除苛捐杂税等，把小资产阶级群众蒙蔽住了。但是几个月来的事实告诉他们，国民党所应许的完全是空话：苛捐杂税不但没有废除，且有加无已，一切言论、结社、出版等自由，国民党完全没有给他们。此外，国民党又做了许多卖国的事实，这些都使小资产阶级群众厌恶国民党而渐渐脱离它的影响了。同时他们又怕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怕失掉了一切，所以他们游疑徘徊于这两大营垒之间。
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群众应如何呢？我们在主观政策上应使他们尽可能站在工农方面，表同情于工农革命，至少也要使他们守中立。
四、新政策的解剖：上边对革命性质与阶级分析已有明确答复了，现在进而谈党的政策。在我们的党内，曾有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右倾派，仍认为现在应该实行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这派意见的人，大多数已退出我们的党，另外组织第三党去了，如谭平山、施存统以及陈子侃、张余生等。另一派是左倾派，赞成绝对暴动，认为中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相同。这意见表面是革命，骨子里是利用农民一时〔激〕动情绪的投机心理。这是机会主义的另一表现，与右倾的机会主义是同样的危险。
这两种的倾向，都是危险的，走不通的倾向。我们党所决定的政策，与这两派相反，党的政策在国际决议案中及中央的通信里，已经表明出来，其特点为：
A．认定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目前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
B．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这革命一成功，则改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
C．这革命不是马上成功的，必须全国革命潮流很高，各地革命潮流能相配合，相适应，方可有希望成功。
D．各种革命力量，工农兵及贫民运动与小资产阶级运动更须相配合，相适应。
E．客观情形虽然很好，但主观力量很弱。农民运动虽然发展得很快，但因职工运动、士兵工作没有基础，以致农民暴动没有走上革命轨道。所以必须加紧城市职工运动及士兵工作。
F．在组织上，我们的党，从前是半公开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当然是不能适应的。此后必须改造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
所以党的政策，现在显然和从前不同，从前是没计划的，现在已经有了计划和步骤；从前脱离群众，现在是要注意群众运动与组织；从前受了“速成科”观念的支配，现在要艰苦的长期奋斗了。不过这种改变并不影响总前途，总的前途仍是武装暴动的前途，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前途。要完成这很大的历史使命，须依照国际的决议及党的政策进行。
五、各派军阀冲突与我党政策：现在各派军阀冲突，统治阶级不稳定，在我们总的政策之下，没多大关系。过去政治分析的报告哪派军阀好，哪派军阀不好，这是“《向导》派”的分析法。因为当时的政策也是利用这一个军阀打那一个军阀，以后我们分析政治要根本从社会阶级上分析。
现在统治阶级的不稳定，不止有军阀各派的冲突，即资产阶级也与豪绅资产阶级冲突。如资产阶级的裁兵，而豪绅军阀则要招兵。资产阶级是勾结帝国主义的，它有时也与帝国主义冲突（如民族资产阶级）。但不论他们如何冲突，军阀如何混战，不论他们大打，小打，不打，他们的统治是无法稳定，无法统一的。
六、中央对福建党的批评及希望：中央对福建工作，曾有书面批评——这信我没带来——大意是说：
A．职工运动没基础，党也无计划去进行。
B．农民运动走错了路，农民没有普遍的要求土地和政权，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暴动，落后的农民意识表现得尤其厉害。
C．士兵运动客观环境很好，但党也没有进行。
D．各地工作没有相配合相适应。
E．各地革命的力量，工、农、兵没有相配合，相适应。
F．组织松懈。
这几种错误在全国都有，不过福建所有的是特别厉害而且发现得很晚，这是中央要福建立刻纠正的。
此外，中央要福建布置一个闽南割据局面的前途（包含闽西以及兴化与仙游）。为什么不是全闽割据呢？因地理上关系，从来没有人能统一福建的。为什么不单说闽西呢？因为闽西没有大城市作中心，不容易保持这种割据。
所以中央认为福建党应布置一个闽南割据局面，这割据局面必须是长期奋斗中才能完成的。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