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

　　C．Y．中央宣传部陆定一，和我天天见面，我们一同采访暴动新闻，一同编辑宣传刊物，一同起草宣传大纲和拟订标语。那个时候中央，区委，C．Y．三个宣传部几乎是不可分离的。陆定一是交通大学学生，年纪很轻，很聪明，文章写得很好，但是不会说话，同我一样。我有些时候，没有办法，只好上台去敷衍几句，他则始终不肯上台演说。我和他同乘英商怡和公司轮船去汉口，在船上，大家都说他是我的弟弟，因为我们穿的西装是同样的衣料，同一个西服店缝的。
　　船上客人装得满满地。前后有两条英国兵舰保护着我们这条船以及其他几条船，为这故统舱票临时加价，卖到四十五元一张，已经超过我们一个月的薪水。
　　客人里，熟人很多。我的铺位对面，陆定一的铺位下面，是宋云彬，国民通信社社长。当初，他同旧社长邵季昂办交代时，记得是我领他去的，总之我在场。我以为他不记得我了，我也装做不认得他。船上数日，我们谈起今天天气一类的话，他忽然说：“我认得你！”我也说：“我也认得你！”于是不客气，喝他的白干和吃他的花生米。
　　这三张铺都在船尾右边。走到左边去时，原来罗大口也在这船上。他仍是那样嬉皮笑脸的，同上面铺位的李大炮说笑话。一个喊“大口”，一个就喊“大炮”。他们两人又向旁边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子问长问短。老头子携带他的老伴儿以及四五个儿女，说是到汉口做生意的，他本在南京什么地方开鱼行。我们问他鱼的市价，问他哪种鱼味道最好。他就是王荷波。他的第三个弟弟王震东，在船上不同他打招呼，铺位隔得远远地。我同王震东在甲板上散步，我说：“你的哥哥真像鱼行老板。”他说：“你知道么，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杨普生也在这里。”
　　统舱里有许多青年人，西装的，中装的，学生装的，问起来都是“卖水果的”，“做茶叶生意的”“坐庄的”或“贩瓷器的”。客人们蒙被而卧的很多，像我和陆定一在统舱，房舱，客舱，甲板各处乱走的很少很少。但这只限于最初一日。船过南京并不停留，我们大家都躲在船里面，因为浦口和下关常常开枪相射。过了南京之后，蒙被卧的人把被揭开了；守住自己铺位的人也到甲板上走走了。一个“卖水果的”青年人跑到我身边来，问我：“听说郭沫若也在这船里，不知确否？”我很诧异，一个卖水果的人为什么关心郭沫若。陆定一介绍我见他的同学，一个沉静寡言的青年人，我忘记他的真名，也忘记他的一九三一年在龙华狱里的假名，但记得假名叫做什么弟。在甲板上，我忽然看见潘家辰，那是出我意外的。问起，才知道他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我说：“小潘，你……”他立刻提出抗议。他说：“现在人家都叫我老潘，不叫我小潘了。”他说，他已经有了爱人，还留在莫斯科，是山东人，叫做庄东晓。我说：“你艳福不浅。”他问我怎样知道庄东晓？我说：“去年在上海遇见袁庆云和任卓宣，庆云同卓宣开玩笑，笑他在庄东晓面前碰了钉子。庄云说庄东晓是最漂亮的女同学。”提起袁庆云，潘家辰就告诉我说，他和袁庆云私人冲突，袁庆云伪造一封信插在他的衣袋里，一面报告格别乌捉他去，在牢内关了好多日，后来伍廷康保他出来。
　　小潘介绍一个矮子来见我，说是陈绍禹，又介绍一个瘦子来见我，说是刘国璋。说都是俄文好，又能干的同志。
　　船过芜湖，上来了一批人。开船后，罗亦农和李立三一个大口，一个大炮，跑来找我，带我到一个房舱去，那是刚从芜湖上来的客人。我认得一个是吴琪，曾在蒙达尔同我一起做工。但他们去见的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中年人，叫做张曙时，江苏省党部委员。这几个新上船的客人都是江苏省党部里面的人，南京清党时雇小船出走的，在江里走了七八日才到芜湖。
　　芜湖，大通，安庆，九江一路过去后，这些“开鱼行的”，“卖水果的”，“做茶叶生意的”，等等，都高谈阔论了，他们的政治常识超出了他们同职业的人水平以上去。可是还有几个人始终蒙着被头，或者一声不响。王震东告诉我：“那是一些反动分子，蒋介石派到武汉捣乱去的。”后来，我知道，和我同船的有人尾随他们上岸，知道了他们住处之后，报告湖北总工会纠察队捉了他们。
　　到汉口，上岸时，伍廷康从大菜间走出来，我同他点点头，他也同我点点头。这是意外的意外。

　　到了汉口，我无家可归。中央宣传部已经不存在了，部长彭述之忙着答辩，忙着张罗老婆生孩子的经费；部员黄文容调去做陈独秀的私人秘书，羊牧之调去秘书处做抄写，《向导》的汉口版早已出了，编辑的是一个日本留学生，无需要我，我从此脱离了《向导》。从回国至今将近三年，没有一期《向导》不是我校对的。我在秘书处住住，在长江书店住住，在印刷厂住住。
　　第一天，黄文容带我到“六十一号”去，我不记得路名，但记得那屋子在唐生智公馆隔壁。这是临街的三层楼洋房，每层有一间大房子，一间或二间中房子，一间或二间小房子。进门，有五六个北方大汉一律短衣，出来盘问，看见我是黄文容带来的，便不问了。楼下是饭厅，其余房间都是这些卫队居住。二楼大房间布置成会场。三楼是住家的，中间住着陈独秀；左右房间分别住着彭述之夫妇和蔡和森夫妇；黄文容住在另外一个小房间。
　　每人寒暄了几句话，楼下就请吃中饭。碧兰和一纯不在家。我们五个男子汉在一桌吃饭。述之同和森辩论起来。述之口口声声不离“仲甫同志”或“老先生”，独秀正色说：“我有我的意见，述之同志不要把我拉在一起！”饭后，黄文容给我一本瞿秋白新著的小册子。正书名，我不记得，只记得两个副书名：《第○国际》和《反彭述之主义》。
　　说到这里，我应当退回上海去，追述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是怎样造成的。

　　陈独秀同五四运动战友，胡适，钱玄同，刘复，周氏兄弟等，分了手，走到社会主义来。在社会主义方面同他合作的，有周佛海，李达，李汉俊，施存统，这些初出校门的学生，这些从河上肇，山川均一流入学来的考茨基式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有老国民党员，戴天仇，沈玄庐，邵力子等。共产党成立，那些留日学生都参加了，老国民党员则若即若离。不久，陈独秀与这两部分人都分了手，而去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张国焘领导下的一批人合作，以及同第三国际派来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合作。陈独秀思想的发展可以从他结交的朋友看得出来。在这一切发展阶段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同陈独秀分离的，——就是李大钊。他不仅从《新青年》起，而且从《甲寅》起，就是陈独秀的朋友了。中国共产党内只有他有资格同陈独秀争领袖地位。但他是如此谦虚，如此心悦诚服陈独秀，以致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是站在陈独秀方面。除他以外，一切大小领袖都是陈独秀的学生，翻译或顾问。conseilleur或ministre（法语——顾问或大臣）。第一任“大臣”是李汉俊，从共产党在酝酿时起至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第二任“大臣”是瞿秋白，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起至一九二四年夏间；第三任“大臣”是彭述之，从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起至左派反对派统一时候。
　　“陈独秀不是理论家”，——托洛茨基这个判断是最正确的。他是个实际的政治家，有敏锐的触觉，事情看得深刻，看得远。在理论方面，他远逊列宁和托洛茨基，但中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没有一个及得他，不仅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他在党内有绝对的威权，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威权。我想，如果没有第三国际外来的干涉，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领导底下决不会有大争论以至分裂的。中国共产党历来的争论都同国际代表有关系。我已经说过马林和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那次争论结束之后，似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全党一致采取“国民革命”路线。这个路线具体说来就是：先把有名无实的中国民主政党（国民党）充实起来，拥护它夺得全国政权，然后在它统治底下准备我们自己的革命，推翻它，而取得政权。这是第三国际的路线或宁可说是俄国外交部的路线。俄国外交部把重心放在前一阶段，即如何将中国造成初期基玛尔式的土耳其，或外蒙古人民共和国；至于第二阶段，则不过是陪衬的，并不重视。中国若有一个外蒙古般的政府，则第二阶段，如述之所说的中国无产阶级“将来自己的革命”，的确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但中国共产党，至少它的领袖陈独秀，接受这个路线时，恰恰是把重心放在第二阶段。既然，如列宁同志在俄国革命问题上所断言的，一个国家非经过国民革命不能有社会革命，那么我们赶紧做苦力罢，赶紧努力把孙大炮捧上去做大总统，只为的让我们能开始准备我们自己的革命。正为这个原故，我们虽以全力干国民革命，虽加入国民党，但要始终站在在野党，反对党地位，要独占工农运动，不许国民党插足，以便用中国自己的群众力量推翻国民党全国政权。
　　我们看见，在表面一致的“国民革命”路线底下，开始就隐藏着两个不同的倾向：国际的和中国的。
　　中国的倾向以陈独秀领导的上海中央为代表。蔡和森同陈独秀一般坚决。彭述之从莫斯科带了一篇文章回来：《谁是中国国民革命领导者？》他不仅说国民革命成功之后我们还要进行“自己的”革命，而且说这个“非自己的”革命也是“天然”归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个无产阶级天然领导国民革命论，正投合中国同志胃口，成为那几年党内指导的理论。上海区委，湖南区委，北方区委，以及山东，河南等处，都与上海中央同一个倾向。
　　国际倾向以鲍罗廷领导的顾问团为代表，广东工作同志，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都附和他。他们很不了解别省同志对于“第二阶段革命”的憧憬。至少他们不如此重视这个憧憬。但他们也说不出理由来反对这个憧憬。我在上海，遇见各地来的同志，从未听到在理论政治问题上有反对中央的表示或暗示，——除了陈延年。平山和恩来，唯唯诺诺，即使有什么不满意也不敢露出来。延年就不同了。第四次大会，延年没有来，直到廖仲恺遇刺后他才来上海。［延年初次从广州来上海，似非在廖仲恺被刺以后，他从广州来上海有好几次，这里所记是综合几次而写的，在我的记忆中分不清楚。此外，他第一次来上海的时间可以从《民国日报》寻马道甫的广告栏内查得出来。——作者1986年补注］有一日我们得到俄国领事馆方面通知，说延年已到上海几日了。我们恐慌起来，害怕国民党右派在船上或岸上谋害他。正在恐慌时候，一天，我在《民国日报》上看见林木寻马道甫的广告，正要去广告上写的地址找他时，张伯简已经带他来了。还是那个滑稽神气，不过肚子更大些，两条腿更细些。我带延年去见他的父亲。父子两人见面之下，那种感情是很难形容的。这可以打破一般人对于陈独秀蔑弃人伦的传说。他们说话时，我走开了。夜里，延年住在我家，我从他第一次听到不满意上海中央的话。但他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只记得，他征引鲍罗廷的话，说《向导》文章千篇一律，不外说：“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个意思。广东对中央的批评，如果用近来的名词说，应当是：“不懂得政治的现实主义”。
　　延年称赞我，说我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写得好，他说他仍旧不会写文章。这是老话，延年读的书多，说话有机智，思想深刻，我喜欢听他说话，但我未曾见过他写的文章。在法国办《少年》时，他替别人抄文章，自己不写一篇。在莫斯科，大家练习写文章，乔年也会写，他始终不肯写。我们骂他虚伪。此次他称赞我，是为了要我替他写报告，因为他没有带书记到上海来。他说从广州寄来的报告都是书记代笔的。我拿起笔来，他在我的亭子间内，一面抽烟，一面踱方步，一面叙述廖案经过。我照他说的话写，没有润色，结果是一篇很生动清楚的报告。
　　两父子见面是否争吵，我不知道。在秘书处，独秀看广东来的报告，常拍桌子发脾气。有一次，延年派了代表来，谈话时我恰巧在旁。独秀指着我对代表说：“这就是超麟同志。他几次写信来要调超麟到广东去，岂非故意拆台么？”独秀在盛怒之下常说无理的话。
　　但是国际的倾向渐渐胜过中国的倾向，或宁可说广东的作风胜过上海的作风，尤其在北伐出师以后。五人主席团在，瞿秋白是属于鲍罗廷倾向的。我已说过，我初回国时，秋白在上海郁郁不得意。那时，他刚被严厉命令从广东调回上海来，因为他在鲍罗廷指挥之下以中央名义在广东活动。据说独秀，和森都大发雷霆。秋白根本不赞成其他领袖的国民革命观。他人聪明，俄文和俄语都好，同俄国同志关系深，明白第三国际这个国民革命路线的用意。但他服从命令回到上海来，直至北伐，都做些如彭述之说的“高等技术工作”。北伐之后才拿出反对派面目来了。
　　北伐问题，是这二种倾向，这二种作风不可避免的冲突点。《向导》明显反对北伐。独秀这篇文章引起震动。广州国民党中央开会正式提出来讨论，决议由当时国民党中常会代理主席张静江正式写信给《向导》周报提出抗议。我们收到了这信，独秀以“记者”名义回答了几句，放在“读者之声”栏内，同那些学生，店员，写来的讨论问题的信一同发表。这一栏是我的地盘，这个时期内，“记者”就是我。许多同志以为是我回答的。其实回答这封信，以及回答另一封关于陈公博的信，“记者”是独秀自己。这是仅有的例外。

　　受《向导》反对北伐文章所打击的，最重的，不是广东国民党，而是广东共产党。延年，平山，恩来等人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没有话回答国民党的责问，因为他们不仅不反对北伐，而且极力拥护北伐，北伐计划本是鲍罗廷向国民党提出的，总之是俄国政府的主张。
　　陈独秀则从另一种观点去看问题。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案”，五月十五日的“整理党务案”，已经给了我们太明白的教训了。广东政权从多头的统治已经变为蒋介石一头的统治。“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已经失去了操纵国民政府的力量。俄国军火和金钱，这个甘饵，自然还是国民党政府所需要的，所不可缺少的，但是需要程度，不可缺少程度，已经不如前此之甚。蒋介石已经明白表示他的独立性，尤其他的反共意向。广东资产阶级，以及全国资产阶级信任了他，国民党元老，即所谓“西山会议派”也信任了他，他从别处也有可能得到军火和金钱，虽然数量少些。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斗争，已经成为全国革命斗争中一个重要部分了。“要打倒北方段祺瑞，首先要打倒南方段祺瑞！”——如高语罕某次演说中说的。高语罕为此演说，不得不抛弃黄埔教职，回到上海来。在此情形之下，所谓北伐有什么意义呢？北伐就是同蒋介石和解，就是抬高蒋介石地位，就是供给他以比前更多的军火和金钱。蒋介石利用北伐名义又可以禁止后方罢工和抗税，限制工会和农民协会活动，监视共产党；万一前方军事不利，仍旧可以退回广东，那时就靠得住要消灭广东共产党及一切民众力量了。北伐胜利本是没有人料想到的，何况北伐并不是新鲜的事情。过去孙文“北伐了”几次，但每次都是作为一种姿态，真意在于对内，消灭异己的武装。
　　当时，站在真正革命的立场，究竟是赞成北伐正确呢，还是反对北伐正确呢？——这个问题，在现在也是难于答复的。
　　中央讨论北伐问题的会议，恰巧在宣传部开会。陈独秀一个人发表意见后，张国焘提出反对。两人反复辩论了几次，独秀发了脾气，桌子一拍，张口大骂。国焘是他的学生，不敢回骂，声音愈说愈低，终于默然了。以此方法解决问题不止一次，这是独秀的缺点，因为这个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我不记得那日秋白是否表示了反对独秀的意见。近日整理秋白遗稿，在他的《瞿秋白文集自序》中有几句话，说他有一篇论北伐的文章为《向导》拒登，稿子失落不见。但我在遗稿内发现了这篇稿子。那是拥护北伐的。
　　出乎一切人意料之外，北伐进行得很顺利。唐生智倒戈，湖南方面差不多没有什么战争，不久武汉攻下了。我们在湖南做的矿工运动和农民运动收了效果，同时上层拉拢手段也相当成功，我们投合了那些小军阀的野心，把他们团结起来同“蒋总司令”对抗。“独立团”，纯粹共产党官兵，建立了战功，扩充成师，最后成军。三一八屠杀以后沉寂了的革命浪潮又汹涌起来。看不出北伐对于我们有什么不利的，至于利益则很明显。上海中央对于北伐的忧虑显然是无根据的了。有一天，伍廷康参加了中央会议，散会之后，闲谈中，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觉得革命有急转直下于短时期内成功的可能么？”我从间接知道这件事情。当时我很诧异：国际代表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那时口头谈的，笔下写的，虽有许许多多“国民革命”字样，但是秃头无字的革命则是专指我们自己的革命的。这革命须待北伐成功之后才开始哩！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伍廷康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证明上海中央此时还保留着过去的传统意见。我记得那时我同彭述之谈起蒋介石反动问题。彭述之说：“等到打下北京之后再同他算账！”
　　北伐胜利，姑不论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是有利，还是有害，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实无疑的，即是上面说的“中央的”倾向已因此被“国际的”倾向压倒了，广东的作风压倒了上海的作风，陈独秀的威权开始衰落，瞿秋白和张国焘明白站在反对派立场。辛辛苦苦在下层群众做工作，同工人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冒着殴打，拘捕，监禁，枪毙等危险，有什么用处呢，既然绑着皮绑腿，挂着斜皮带，握着皮鞭，也能革命，而且更有效力些？外江工作同志到广东去开会或做别的事情的，都很惊讶这些广东“同志”，这些“革命家”，他们是半当权者，做革命工作没有危险，至少没有从官厅方面来的危险，除了蒋介石大政变以外。试拿广东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何松林相比一下！恽代英的弟弟恽代贤在广东结一次婚用了一千元。在广东做惯了工作的同志，到上海或其他地方来，也许有相反的感想，认为“你们为什么这样傻。”我听了许多上海同志从广东回来所得的印象，至于广东同志，则我接触的很少，不知道他们对上海有什么印象。延年并未曾腐化，他还是老样子。谭平山来上海几次，我们敲他竹杠，看京戏，上馆子。延年疏通我去广东工作，我毅然拒绝了。
　　北伐胜利转移了一般人对于“革命”的观念。彭述之的革命公式：“由宣传而组织，由组织而武装暴动”，成了瞿秋白嘲笑的对象。广大群众的武装暴动确实是变成没有必要了的。杭州和上海的暴动者不过尽北伐别动队作用。湖南农民的革命只限于替北伐军报告军情，做向导，缴溃散的北兵枪械。
　　一九二六年底，来了三个俄国同志，住在上海苏联领事馆。一个青年人是少年国际代表，我在C．Y．中央机关常看见他宣传反对伍廷康。其他两个，我未看见，他们在领事馆开会时我没有去，但记得一个人，假名就叫“马克思”，是个理论家。独秀，秋白，彭述之常到领事馆去，同他们讨论革命根本问题。独秀和述之保持旧路线，秋白同新来的俄国同志一致主张新路线。伍廷康似乎在根本问题上同独秀一致的。此时，广东有信来，提出我们对于国民党态度问题，这信，秘书处曾发给各地讨论，上海赞成中央意见，北方来信坚决拥护中央，反对广东。后来听说“马克思”曾发表这个意见：陈独秀不能执行新路线，但另换一个领袖是不成功的，因为他在党内的威权太大了。
　　这几次讨论之后不久，瞿秋白就称病，不做工作，不见客，约有好几星期长久。一天，大清早，我正在睡觉，王若飞把我拉起来，叫我同他到菜市路看秋白去。我总以为秋白肺病又厉害了，此时一定呻吟在床上；可是进房门看见他坐在写字台前面写文章。我很惊讶。他说，有时床上睡得厌烦也起来坐坐。我们进去时，他写的东西已经藏起来，此时他从抽屉拿出稿子来，说他正在翻译哥勒夫的《辩证法唯物论》。这是好久以前，他为了需要稿费贴补生活，问我有什么书翻译，我从书架上选了这本给他的。谈了一些不相干的话，看了他几首“集龚”［秋白也是“龚迷”，同我一样；定公的诗，他比我熟得多了。那日，他告诉我，中国旧诗，尤其定公的诗，意义含糊，也可利用来表现我们的思想。我记得他集了一首诗咏农民暴动，其中有一句是“忽闻大地狮子吼”。后来，他在福建被捕，临枪毙前几日还集了几首定公的诗哩，而且把“莫抛心力贸才名”改成了“莫抛心力作英雄”。——作者新注］的诗，我就同若飞走开了。若飞那时也许比我知道得多些，但未曾告诉我什么。我则怀疑瞿秋白此时并未生病，而是加紧工作。原来，他上午正在写反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下午才译哥勒夫或找人谈话。我从C．Y．方面渐渐听到了不满意中央和上海区委的话。我问陆定一这些话是哪里来的，他说是C．Y．某人说的，而某人是从瞿秋白那里听来的。
　　秋白于上海二次暴动至三次暴动中间去汉口，张国焘跟随北伐军到汉口，和森和平山从莫斯科回来，同鲁易，汤曼，多里奥等一路从广东到汉口。这几个人在汉口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指挥一切，不等独秀来到，而且正利用独秀在上海指挥暴动不得脱身的机会。独秀于四一二前几日才去汉口。

　　我常去“六十一号”，在那里揩油吃饭，在那里同好久不见的老朋友谈天，有时旁听中央重要会议，也常办些小差使。一次，奉了命令到离此不远的西门子房子去交涉一件什么事情。那是鲍罗廷公馆。翻译已经不是张太雷了，而是上海大学学生李炳祥，他是华侨子弟。我在门口雇了黄包车，一个卫士，北方大汉，不仅跟在车后，而且用手推着车子走。我想，我是属于当权的党了，但不知道怎样，总觉得这车子坐得不舒服。卫士推我回到六十一号，适逢秦治谷代表军委来查勤务，因为这些卫士是属于军委管辖的。
　　第一次旁听会议时，我有异样的感觉。照旧是陈独秀当主席，列席者照旧是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不错还有谭平山，李立三，以及其他的人。但是这些人的神气多么不同！独秀已经不是有威权的领袖了，不过是一个普通主席，一个人，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派。他的意见只有彭述之赞成，别人则一致反对他。别人“一致”得太奇怪了。后来，回上海，颜昌颐才告诉我，那时一切重要会议以前，平山，秋白，国焘三人都先商议过的，他住在他们三人常会面的屋子，但是这三人回避他，说话不让他在旁。我在狱中又听何资深说起平山在某酒馆开了户头，同他接近的人吃酒都可挂他的账。我们记得他是新设的农政部部长。黄文容告诉我，有一次开会，国焘拍桌子骂独秀。这是报复了讨论北伐那次所受的屈辱。
　　那时武汉政府的重大设施，是“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的，每党派几个领袖出席。我没有机会旁听这个会议，因之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从我到汉口后，五大开会以前，我是清闲无事的。旧工作无形中脱卸了，新工作还没有，每日游玩，只是缺少游玩的钱。不久，尹宽也来了，他是上海派来的大会代表，但也没有工作，同我一样。我们交换感想，互发牢骚，同别人说话则很慎重。王若飞很慎重，我向他发了一点牢骚，他微笑不答。我们来往的都是旧时认识的人。一次，我同尹宽去《民国日报》馆访沈雁冰，沈雁冰也是皮绑腿，皮带，军服。他即请我们到一家广东馆子去，顺便也到附近什么报馆请了孙伏园来。雁冰介绍我们二人是上海总工会代表。一次若飞带我去鲍罗廷公馆，那里有个什么会议，我同他到鲍罗廷一个房间去，取了一瓶葡萄酒，两人喝得精光，由我写了一个俄文字条插在空瓶内，“谢谢鲍同志。”
　　四月底至五月初，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人家给我发言权代表资格，自始至终我未曾利用这个资格发过一句话。第一日开幕礼是在武昌第一小学举行的，校长王觉新是同志，他穿着西装招待来宾和众代表。这日，我奉了使命，领国际代表团过江到武昌去，老汤曼，曾见过马克思，当时他还是小学徒哩，如今头发都白了。他不懂法国语。鲁易懂得法国语，多里奥自然懂得。到武昌汉阳门起坡，雇了黄包车去第一小学，那时正在拆城，砖头满地，黄包车不好，老汤曼又肥重，半路上翻了车，擦破了手腕一块皮。
　　这一日大会完全是仪式。陈独秀当主席，致开幕词。国际代表团各人致祝词，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祝词，工会，学生会，青年团，童子军代表致祝词。湖北总工会纠察队队长项英（即项德隆）领了一队纠察队进会场来行礼。国民党，除徐谦外，还有谭延闿和孙科，他们坐在主席台上不说话。
　　选举主席团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刚刚宣布开会后，湖北省代表团主席罗章龙就站起来提出主席团名单。我不记得人数和人名，但记得除陈独秀外都是反对派（即反对陈独秀的人），一切忠实执行上海中央路线的人都不在名单之内。这个名单通过了，蔡和森当选为大会秘书长。
　　共产党大会是“秘密的”，就是说不许报纸登载的。当时武汉所有的报纸都是共产党员当编辑，或能受共产党指挥的。后来有个什么报纸，为了透露C．Y．开大会消息，受了处罚。这种秘密，一面是为了免得加重武汉政府赤化色彩，一面是为了防备反动派袭击。武昌开大会也带了一种烟幕作用，因为第二日第一小学就没有代表踪影了，会场已移过汉口来，设在靠近郊外的黄陂会馆。从开幕式至大会真实开始工作，中间还隔了几天。
　　黄陂会馆呈长方形，一头开着大门，一头立着三开间平房，中间是大厅，布置成会场，右边房间是秘书处办公地方，油印也在里面，左边房间没有用场。从大厅至大门隔着一个长方形院子，当中一条石路，两旁草地，草地之外就是围墙。大门旁边有一间或二间房子，那里住着几名卫士。我们时刻防卫着反动派来袭击。门外，荒地上，天天有唐生智部下兵士操练机关枪。
　　主席台上并排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旁边墙上张贴很长的红标语，都是大会秘书长蔡和森的杰作。标语全文记不得了，但大意是记得的，即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一类的话。这是新的宣传，以前未曾有过。
　　台下座位都坐满了，约有二百人至三百人，其中很多军服，皮带，绑腿的人。C．Y．代表，那些小孩子，模仿上海小报体裁，写了许多字条传观，报告会场种种笑话，例如某某女代表“目不转瞬对着美男子李求实”，某同志“正在向油印处一个小姑娘进攻”，等等。大家对于大会都视为一种宗教仪式，仿佛进教堂听牧师宣讲或看神甫做弥撒，并不视为决定革命命运的会议。事实上确是这样的。真正的决议是在大会以外做的，大会不过是宣布和登录决议的机关罢了。演说的人不起劲，争论的人不热烈。瞿秋白的演说并没有小册子里那种锋芒，彭述之的答辩使人觉得他与瞿秋白意见相差不多。代表们如果对于当时迫切的问题有兴趣，在这大会上是得不到解答的。
　　扬子江心停着几十只帝国主义军舰，它们会对汉口和武昌开炮么？奉军已开到河南，蒋介石则在南京成立反革命政府，现在是北伐重要呢，还是东征重要呢？我们的过去朋友蒋介石居然敢屠杀工农，枪毙我们的同志，那么现在朋友汪精卫，尤其唐生智，是可靠的么？他们不会屠杀我们么？这些问题是每个人都要问的，可是大会演说者不仅没有解答这些问题，连提也不提起。我只记得，一个四川同志，在粤汉车站附近区里做工作的，曾在台上骂“狗鸡巴徐谦”干涉铁路工人行动。此外，李维汉演说里我也听出一些微妙的暗示，关于我们和唐生智中间的并非完全融洽的关系。但没有下文，没有结论。人们显然是有意避开这个重大问题的。人们显然不肯于我们与国民党右派决裂之后考虑一下我们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前途。
　　我不知道心里怎样有这许多牢骚。散了会或休息时候，我常找些熟人，可靠的朋友，在院内草地上坐着谈天，把牢骚发泄了一部分。后来，回上海，尹宽在党内刊物上写文章曾引用我的牢骚，说我在汉口早已预言唐生智将同我们决裂。其实在私人谈话中提出这个问题，以致预言的，并非我一个，最早的也绝不是我，但我并不去更正尹宽的话。
　　有一次草地上谈话时，罗亦农插进来。他说：“你们知道么？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我说：“你从哪里知道的？”他说：“庄文恭的弟弟韩白聘说的。他才从莫斯科回来，知道这个消息。”
　　大会进行得很慢，常常休会半天或一天，我很奇怪，走去问王若飞。王若飞愤愤然说：“内里还没有谈判好哩！”这里所谓谈判是指未来领导机关的人选说的。
　　外国人鲍罗廷，鲁易，中国人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这几个人是大会的操纵者。他们此时有个问题难得解决，就是：要陈独秀，不要陈独秀？陈独秀代表的倾向已经失败了；他反对北伐，但是北伐胜利了；他长久拒绝把中央从上海移到广东来更密切地同国民党合作，北伐军到武汉，他又不肯把中央移到武汉，现在他不得不来了，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鲍罗廷的主张了。但从过去经验和他的倔强性格看来，他不会服服帖帖执行“国际的”路线的。必须撤换他。代替他的人，有与国民党接近的谭平山，有提出完整新理论的瞿秋白，有做过湖北省委书记，中国劳动运动元老，张国焘。可是，他方面，陈独秀在党内外的威权是很大的，明白攻击他的错误，这在现时是不合宜的，何况这三个候补领袖中间还有问题，——他们不肯相下。结果决定：保留陈独秀做领袖，但剪除他的一切羽翼。
　　选举那天，大会主席团提出名单来。过去在上海区和北方区负重要工作的同志都不在这个名单内。过去与陈独秀接近的人也都不在这个名单内。陈独秀在这个名单内。这个名单的倾向性如此明显，以致国际代表团主任鲁易不得不站起来抗议。鲁易说了很多的话，最后说：“像彼特洛夫（即彭述之）和布哈洛夫（即罗亦农）两同志，这个名单里面竟没有列入。他们过去负了如此重要责任，即使错误了，新领导机关仍须他们参加的。”有国际代表如此干涉，这两个名字终于加入名单内了，表决时也通过了。
　　未曾选举以前，李维汉就向王若飞表示他的愤慨。他说，他知道他们的用意。他们采取的是“清君侧”策略。但是他，李维汉，不便说话。说这话时，我不在旁，这是若飞事后告诉我的。李维汉在湖南工作，属于上海的作风，不属于广东的作风，当然站在独秀方面，可是他距离得远，又有实力，别人拉拢他，不久新中央就选他为组织部长，从此他也参加“清君侧”运动了。
　　没有读过线装史书的人也许不懂得“清君侧”三字意思。这是东方专制时代一种反抗策略。人们不敢反对皇帝，只要排斥皇帝重用的大臣；不敢说皇帝错误，只说是大臣陷皇帝于错误。瞿秋白的反彭述之主义小册子就应用这个策略。他反对的是陈独秀，但拿彭述之做替身。大会开过后，中国共产党就确定转变了。陈独秀仍是总书记，但执行着鲍罗廷路线。过去陈独秀和鲍罗廷的斗争终止了，广东作风风靡一切了，代表上海作风的人都调离中央而到各地方去了。总而言之，共产党同化于国民党了。这个“同化”含有繁多的意义。第一，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亲密团结的党，其中有阴谋和诡计，有暗中勾结，倾轧，竞争权位，正如我们当时所鄙薄的国民党一样。第二，共产党认真接受三民主义，拿孙文学说去证明中国有非资本主义前途，去辩护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征引孙文学说，不仅是为了对外宣传，而且是为了对内教育。这是以前所没有的。第三，党内组织渐渐采取国民党方式，连名称也是国民党常用的，例如中央主席团现在也称“常委”。第四，新加入的同志同所谓左派国民党员之间已没有什么大差别了。
　　最令我气愤的，是汪精卫来大会演说的一日。武昌开幕式那天，汪精卫没有来。汉口开了几日会议后，忽然传说明日汪精卫要来“演说”。于是原定的议事日程都丢开了。秘书长蔡和森忙碌起来，赶紧撤换墙上的标语，把旧的收去了，换上“国共合作，革命必胜”一类意思的话。主席台上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挂到旁边去，孙文的像挂起来，而且挂在正中，更高的地方。与孙文的大像比较起来，马克思和列宁显得特别渺小的。次日，汪精卫来了，两个雄赳赳的卫兵，手握盒子炮，指头按在机关上，把他夹在当中。瞿秋白穿一套簇新的中山装，笑容满面迎到他面前去，陪了他走进会场。与国民党左派领袖相较，共产党新领袖好像是国民党衙门内一个小科员。汪精卫上台时，台上台下拍掌欢呼声音是我们中国未曾听过的。我们自己的领袖陈独秀第一日上台也得到欢呼，但那怎么能同这日相比哩！至于汪精卫的演说本身，则我一点也想不起来。
　　新中央成立后分配工作。彭述之派去北京，代替李大钊位置，罗亦农派去江西做省委书记，王若飞派去上海，陈乔年留在中央组织部做秘书，尹宽派去广东省委做宣传部长，我派去湖北省委做宣传部长。
　　我至今不知道是谁主张派我这个工作。这是一个相当重要位置，照大会情形看来，决轮不到我做的。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到“六十一号”去，找到瞿秋白，向他辞职，请求他派我到上海工作去。在上海，延年，世炎，若飞，以及其他多人都是老朋友，那里总比别处多保留一点过去的作风。我曾劝尹宽勿去广东，一同留在上海。但是秋白听到我的请求，立即变了色。他说：“大家都来拆台好了！”我又去找独秀，希望他能帮我忙，让我去上海。但他劝我留在武汉。无可奈何，我只好携带铺盖和箱子过江去武昌了。从此开始了新的工作，——不，工作是属于我的旧行业，但工作环境和对象则是簇新的。

　　共产党在湖北没有基础。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汉口的屠杀对于当地共产党运动似乎是很大打击。律师施洋被捉去枪毙。刘芬（伯垂），许白昊下狱，好久才释放出来。我在上海中央秘书处看各地来的报告，觉得湖北同自己地位比较起来，可说是最没有成绩了。我们只有几个人，陈潭秋，任开国，董用威（必武），许白昊，向忠发，等等，但没有什么斗争，没有什么重要的群众组织，例如安源之于湖南工作。湖北工作发展是北伐军到来以后的事情。下层工作人员是从湖南派来的，上层工作人员则是张国焘从广东带来的一批人，这批人也带来了广东作风。
　　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一开始工作就拼命增加党员人数，同志介绍的不够，还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征集。应征的人是不会缺少的，因为共产党已是当权的党。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党员，但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五万。恰好同上海区一样。上海区一定有浮报，湖北浮报得更多。质比量更重要。上海同志是在地底下工作中发展的，投机分子自然也有，但一般是能吃苦肯牺牲的。湖北同志后来也有许多死得很壮烈，可是大多数是局势一变就烟消云散了。湖南同志很有理由看不起湖北同志。在某种意义下，尤其乡村运动，湖北工作是湖南工作的扩大，起初鄂南有几县还是受长沙指挥的。不过湖南对于广东作风有相当的抵抗力，湖北则很快接受了这个作风。
　　武汉成立中央后，张国焘不能兼顾，将省委书记职务交付于罗章龙，他手下的大将。大会开后，秋白要将这个重要位置给他的好朋友张太雷。为此问题，这两人中间起了争执，结果国焘让步。张太雷做了省委书记，但罗章龙也做汉口市委书记，工人，店员，以及一般市民运动自然归市委管理，留下给省委的是外县工作，即农民运动。市委设在汉口，省委则设在武昌。
　　张太雷并不欢迎我的合作。第一次开省委会议，他宣布“常委”由三人组成：书记张太雷，组织陈潭秋，农民蔡以忱。这是违反惯例的，我不做声，而且暗喜，因为可得更多的空闲，让我游玩和观察。可是次日，开常委会议，他来找我去开会。我说：“昨天不是决定我不参加常委么？”他说：“他们说，那样不行。”他没有告诉我，谁是“他们”。
　　省委机关在武昌粮道街半山上一座两进大宅内，对外说是“鲍顾问”一个公馆。这是湖北什么小军阀的住宅，当作逆产没收来的。进门有七八个卫兵驻守着，后进房间住着本机关工作人员，如各部秘书，干事之类。我住在大厅左边房间里，军事部长周维桢和我同住。他在蒙达尔工厂同我一起做过工，住过那个木棚。他是四川人，那时思想离社会主义很远，后来才加入，由法国去莫斯科学军事。他是前任省委组织部长或宣传部长。新秘书长徐活萤，也是四川人，上海大学学生，也住在这机关里面。张太雷住在武昌湖上园，一座有湖水，有洋房子的花园，那时拨给俄国军事顾问团居住。陈潭秋住在武昌郊外自己的家里。
　　各部办公室在大厅左边小门出去一个洋房。武昌常有那种洋房子，建筑在旧式大宅后面或旁边空地上，在宅外完全看不见。建筑可以代表文化。这样新旧文化同在一个围墙之内，令我有奇异的感觉。旧宅大厅内摆着笨重的红木桌子，椅子，房间家具也是旧式的；新洋房楼上楼下则摆着写字台，新式椅子，甚至沙发，还有卫生设备，虽然有那设备的小房间特别的不卫生，我每次登坑宁愿到旧茅厕去。我想见当初屋主人如何努力保持着旧文化，但为了享受近代生活特别在旧文化旁边建立这个新文化，又严格把二者划分开来。洋房前面还有空地，布置着假山花木。
　　宣传部一个秘书，六七个干事，早已齐备了。我的办公桌子上放着新置办的纸张笔墨。秘书恽代贤，是恽代英的弟弟，从广东来的。几个干事，除了一个是湖南来的，一个是武昌某大学学生外，都是广东来的。女干事是李求实的爱人陈逸，一个男性化的女孩子，她也是广东来的。
　　汉口有市委，武昌有县委，汉阳又有县委，我不知道那么大的省委机关做什么用？各县来的人都同组织部接洽，很少来找宣传部。我们七八个人简直没有事情做。太雷每天来一二个钟头，有时不来。他在汉口时候多，在武昌时候少；参加中央会议多，做省委工作少。开常委会时，他只报告些不着边际的话，凡是报纸上不能发表的消息，他虽知道也不告诉我们。我到武昌后，脚趾头烂了，起初右脚后来左脚，出门非坐黄包车不行；有一个时候，连下山到街上叫车的路也走不动，每日守在机关里，好久没有过江去。老朋友大多离开武汉了，留在武汉的也没有工夫来看我，以致发生了这样的离奇事情：在地底下工作时还知道世界的，中国的，以及党内的重要事情，如今担任了当权的党内一个颇重要的职务，反而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除了不受人欢迎的几种日报所登载的一些不相干消息。身居“赤都武汉”，犹如住在桃花源里。
　　张太雷一定也是感觉省委机关太空闲的。他提议召集湖北全省党代表大会。这大会开了好多天。瞿秋白代表中央来做报告。多数决议案和宣言，要我起草，我忙碌了好多天。太雷说：“开省代表大会，就是召集各县负责人来训练的意思，所以宣传部应负大部分工作。”
　　省大会以外，宣传部每星期召集一次“宣传会议”。这是米夫老婆贡献的意见。米夫老婆是湖北省委宣传部的顾问，她每星期带了翻译过江来，找我谈话，教我很多的宣传工作，我采纳了一部分。有一次，米夫自己叫潘家辰找我和乔年两人去谈话，我忘了谈的什么。宣传会议是武汉各机关做宣传工作的会议。汉口市委宣传部，武昌和汉阳两县委宣传部，C．Y．省委宣传部，全国学生联合会，湖北总工会，军队政治部，等等都有代表来。汉口市委宣传部是向警予；学生会是陈德恩，总工会是梅中林，他是梅电龙的哥哥；政治部代表比较惹人注目，因为是军装，常来的是潘汉年，有一次高一涵代替潘汉年参加会议，他也是军装。我做政治报告，各代表报告本周宣传工作，最后我指示他们下周宣传要点。完全是官样文章。如果记得我和政治的隔阂，我自觉如在桃花源里面一般，那么就可以明白我的报告和指示是如何不着边际的了。
　　政治在发展着，发展得很迅速而不利于我们。夏斗寅宣布反抗政府，从新堤开兵进攻武汉。武汉没有兵，军队调到河南北伐去了，军官学校学生武装起来，张国焘督促叶挺带着第二十军出去打，结果打败夏斗寅军队。吴佩孚部下改编的于学忠军队，在襄阳宣布独立，重新挂起五色旗。五月二十一日夜里，唐生智部下一个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动手，围攻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扑灭共产党在长沙城内的武力。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宣布反共，倾向于南京政府。武汉商店纷纷停业，不愿使用国库券和汉口中交两行钞票。在汉口的唐生智军队，传说也要动手了。有一天，张太雷报告邓演达弃职出走。他说：“邓演达表示得比我们更左，更激烈，但他这种行动是有害的。”
　　共产党中央没有邓演达那种勇气，宁愿委曲求全。秘书长蔡和森下命令总工会纠察队自动交出枪械给唐生智军队。
　　在这紧张局面下，省委机关从武昌迁到汉口来，撤消了汉口市委，省委自己兼理汉口本身工作。张太雷向我表示：“过去忽略本地工作是错误的。如果将开省大会的精力拿来训练汉口工人同志，一定得到更好得多倍的效果。”新机关设在总工会附近上海式弄堂房子内，地方小，规模缩小，工作人员裁去了好多。武昌县委似乎也撤消了，县委书记马峻山调来做秘书长。工作紧张起来，张太雷天天来，每天办公时间也比以前长得多，种种仪式放弃了，我的时间不再消磨在“部务会议”，“宣传会议”，“讲演”，“训练”，等等，而是跑各区，同区委书记接头，参加他们的会议，有时出席支部会，解决工人斗争以及其他琐细问题。开会是半秘密的，免除了仪式，近于上海的生活，因为我们准备着从公开的党变为秘密的党。
　　我提起了精神，停止了牢骚，起劲做去。搬到汉口不久，有一天，张太雷带了罗亦农来，宣布中央新任罗亦农做湖北省委书记，他自己则被调到广东工作去。局势改变了，作风也应当改变，在大会受了打击的人又渐渐重用起来了。组织部长陈潭秋也调了别的工作，接替他的是四川大麻子刘伯坚，我在法国的老同志，在莫斯科的老同学，后来做旅莫支部负责人。冯玉祥失败去俄国，刘伯坚代表中国学生招待他，两人谈得投机，到冯玉祥带了俄国军火，金钱和顾问回国，他也奉命同冯玉祥一路回来，立即做了西北军总政治部主任，地位几乎同邓演达一样。此时，冯玉祥已经同蒋介石开了徐州会议，把刘伯坚赶走了。刘伯坚带了新娶的夫人，于右任的亲戚，夫妻一对麻子，来到武汉。宣传部长没有调动。
　　罗亦农上任后就在武昌旧时省委机关召集一次“活动分子会议”。这是他在上海常做的。上海从来不开什么省代表大会一类的仪式会议，有大事就召集各部委，各党团，以及其他负重要工作同志开会，名曰“活动分子会议”。这种会议不载于党章，没有规定参加者资格，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区别，也没有选举。省委书记在这会议上报告一切为“活动同志”所必须知道的事情，然后发出训令，教人去执行。这种会议，对于暴动前后上海工作很有推动力量。这是为工作必要而开的会议。自从我参加湖北工作以来，这是第一次“活动分子会议”。罗亦农报告中暗示了他对于过去湖北工作的不满意。他称赞湖北工作“框壳大”，我们好好努力可以使这框壳“充实”而真正成为共产党组织。
　　这个大框壳毫无用处。跟随军事和政治势力起来的党组织，一旦军事和政治失势，就都瓦解了。七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所谓“左派”国民党中央，正式决议开除共产党员。七月二十日我们准备一个总同盟罢工以为回答。事前，我们召集了各区委书记讨论此事。从他们的报告看来，我们觉得总罢工是有把握的。他们虽不很踊跃，但没有一个人反对，连怀疑也没有。二十日一清早，我和罗亦农二人到码头，街道，工厂，以及工人市区去观察。可是没有。不仅没有总罢工，连部分的罢工也没有。这日，汉口有没有一个工厂罢工呢？一个工人罢工呢？我知道是没有的。即使有，也绝不是奉了共产党湖北省委命令的。罗亦农没有赵世炎做帮手，没有上海那种从下层斗争发展起来的组织和党员，仍是一筹莫展的。他的影响只及于各区委书记和委员，而这些人自己根本不能影响于汉口工人群众。在那种局势下面，总罢工不成，是可以了解的，是不会引起大惊异的。最令人惊异和气愤的是那些区委和工会负责人，他们保证能得若干工厂，若干工人，参加罢工。汉口的破产是太可耻了。我指的不是两党的决裂，不是斗争的失败，不是国际路线行不通，而是我们在汉口工人群众中根本没有基础。幸而外县，即鄂南靠近湖南诸县，对于反动有相当的抵抗。省委一个委员符向一，广西人，奉命到咸宁或蒲圻去组织农民暴动，成了功，而且劫了一次火车，得了一些物资以为暴动费用。罗亦农去那里巡视时，由我代理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不算是完全丢脸的。
　　国共分家的内幕，我不清楚。省委机关搬到汉口来后，我本有机会同中央方面的人接近了，但我没有利用这机会。自己工作紧张起来，没有空闲时间是一个原因；其次，朋友都走了，只剩下乔年在组织部，他也忙得很。陈独秀那时已经搬出“六十一号”，同黄文容另租房子居住，秘密起来，虽然每天还同国民党要人见面。他一人综合各方面的秘密消息，每夜临睡时口授黄文容记下，用复写或油印发给党内重要的同志。省委有一份，我每天可以看见。这虽是无系统的，琐细的消息，但若有一份留下来定是当时最好的史料，其中有许多关于国民党要人的态度和私下言论，因为我们在这些要人身边都布置了密探。
　　就我所知的说，分共经过是这样：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封锁了长江下游，武汉陷于破产，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中交两行正式钞票之外还发行国库券，工商业都入于停顿状态，资本家把这一切归究于共产党，说工人和店员的捣乱是共产党煽动起来，上海南京的封锁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工人自己哩，对于共产党也没有好感，他们把共产党仅仅看做第二个国民党，并不看做自己的党。工人把总工会看做一个衙门，一个机关，是北伐军到后才有的。武汉政府的势力建立在军队上：张发奎和唐生智。共产党武力，叶挺和贺龙，是张发奎军队内一个部分。汪精卫以下的国民党领袖依赖张发奎赞助。张发奎也对共产党表示友谊。但是唐生智部下军官是反共的。他们都是湖南乡绅地主出身，自己的财产在家乡受了农民威胁。他们切齿痛恨共产党而同情蒋介石反共，但他们不敢发难，害怕共产党在民众间的势力，又害怕共产党联络张发奎解决他们。许克祥先发难了，他们还装着中立，以便许克祥失败时卸除责任。可是许克祥成功了，从此唐生智及其部下决定了态度。在武汉来搞“马日事变”显然比在长沙更容易些，如此容易，以至于连这事变本身都不必要了。张发奎武力在武汉比唐生智少，决不会为了袒护共产党同唐生智作战的。至于张发奎部下的共产党军队，唐生智不大放在心上。此时恰巧莫斯科来了训令，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五万工农军，设立革命法庭审判反动的国民党领袖，及其他两条。国际代表鲁易拿这电报给汪精卫看。汪精卫回去大发雷霆，这件事早已有人报告我们的军委负责人周恩来了。某次中央开会，鲍罗廷，鲁易及其他外国人都参加。鲁易正在侃侃而谈时候，周恩来把这事情报告出来，大家都怔住了。鲍罗廷请示国际，国际来电停止了鲁易代表资格，但已无济于事。有一天，中央秘书处或组织部通知在武汉的重要党员，告诉他们有立即发生反革命可能，嘱他们躲避。张发奎军队也感觉到孤立，就借“东征”名义离开了武汉。他们开到九江和南昌就占领了朱培德的地盘。叶挺和贺龙随张发奎到江西去，在那里举行“八一”南昌暴动。这是以后的事。
　　秋白，国焘，平山，都离开武汉到庐山去了。与国民党有接触的一切头等和二等人物，一窝蜂到庐山去。《民国日报》主笔沈雁冰，后来改名茅盾，曾有一篇游记写他此时的庐山生活。陈独秀躲在汉口未走。我们几个做省委工作的人，与公开的政治生活向无缘分，无需要走，何况责任所在也不能走。
　　我们在汉口听到了南昌“八一”事变消息。此时秋白已经从庐山回来了，他一个人回来，其余的要人都在叶贺军中。八月七日前一日或二日，罗亦农告诉我，中央要开一个重要会议，由我代表湖北省委参加。这就是有名的“八七会议”。

　　会场在汉口俄租界一个西式公寓里。西式店铺旁边有个扶梯，走上去，一个外国人坐在前楼看书，不理我们。这是屋主人，一个美国公民，曾写一本小册子关于中国革命的。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我们到后楼去，那里已经到了好多中国人。我们以后又有人来。人数到齐后，走进来一个身材魁伟的俄国人，皮肤如此白净是俄国人中少见的。秋白正要向我们介绍时，这位俄国同志就自己说：他名尼古拉。后来有些文件常拿N字代替他，他就是罗明那兹，七八年后为了“半托洛茨基主义”罪名被斯大林枪毙了的。［罗明纳兹是自杀的。罗明纳兹起草的八七会议文件叫做《告同志书》。——作者1986年补注］
　　到会的，除我和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两人外，都是第五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当时在汉口的中央委员，除陈独秀外，都到会了，连我们二人在内，一共十八人。我不记得这十八个人是谁，因为时间如此短促，发言的人又不多，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秋白当翻译，自然参加；罗亦农参加，毛泽东参加，李震瀛参加，此外则记不起来。
　　这次会议惟一目的是为了通过一个很长的决议案。罗明那兹早起草好了，秋白早翻译好了，写得很清楚放在桌子上。罗明那兹说了一番话。瞿秋白读了决议案，然后让大家发言。毛泽东有发言，我忘记了他说的什么。罗亦农的发言，则我很清楚记得。他说：“国民党是不能维持他的政权的。”说完，他自己译成俄语。罗明那兹立即斥责他。罗明那兹说：“国民党有可能稳定它的统治。”
　　罗明那兹是第三国际派来接替鲁易的。他带来新的国际路线，叫中国同志接受，而且做成中国同志自己决议的形式。事实上，许多同志到会时才听国际代表说出这路线，才听到瞿秋白宣读的决议案。表决时，我也举手；我是因为国际代表提出的，才举手赞成，并非因为深思熟虑这个决议案，从衷心认为正确的。我想，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应当以真名称呼实物；是上级机关命令叫下级接受的，就应当做成命令或训令形式。“八七决议案”（或“告同志书”）后来印了很多，历史家总有幸运找得一份看看。我不记得其中所说新路线内容。没有主张退出国民党，是确定的。退出国民党的训令是九月间才收到的，我还记得九月中旬我同秋白到汉口俄国领事馆去，我在候见室中坐着，他走进里面去，出来后告诉我：“国际有电报来叫我们退出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和左派国民党已经都把我们开除了，“八七会议决议案”还在说我们并不放弃国民党旗帜。
　　“八七”时，陈独秀虽在汉口，虽是中央委员，却不参加。这个会议正是为了反对“他的”路线而开的。但自始至终，无论言语和文字，此次会议从未提起陈独秀的姓名。中央委员陈独秀不被邀请来参加中央会议，——这一点，未曾有人解释过，也未曾有人问过。我从私人谈话中早已知道国际为了陈独秀的“错误”停止他的工作。会议以后不久，陈独秀就回上海去了，他的私人秘书黄文容同他一路去。
　　记得“八七”会议以前某一天，周恩来曾请我们三人：罗亦农，刘伯坚和我，在天隆里门口一家四川馆子（甲秀楼？）吃饭，以吞吞吐吐的话说起党内的斗争，批评过去的错误，结论主张对于“二老”不为已甚。“二老”指陈独秀和谭平山，因为这个新领袖也受国际打击了。刘伯坚刚到汉口不久，不知道党内情形，他人又天真，听了这些话愤慨起来，我则表示出会心的微笑。

　　“八七”会议后，非名义上，但事实上，秋白在党内占据了以前独秀的地位。平山和国焘都在军队中，蔡和森不知道哪里去了，汉口中央除他以外只有李维汉，后来罗亦农也加入常委，这二个人资格都不及他。他要在大混乱之后整理一下，于是我又从地方工作回到中央来了。
　　罗亦农告诉我，秋白要我回中央去恢复《向导》，他不肯放我走，秋白坚持，他无法只好提出条件，要中央拿乔年同我调换。这话不一定可靠。我想是罗亦农为了刘伯坚无能力做组织部工作，向中央讨乔年来，而秋白提出我为交换条件的。这交换实行了。刘伯坚不知道调到哪里去，李维汉手下人多，不难填补乔年空缺。我的省委宣传部长位置，是华林补去的。
　　《向导》早已停刊了。独秀倒后，张国焘包办一切，《向导》也在他包办之内。人家编好的稿子送给他审查，他拿来塞在皮包里面，一两星期没有工夫去看，渐渐就停止出版了。编辑的机构也解了体。中间曾有几次找人编辑，想恢复。一次去找沈雁冰。但沈雁冰有老婆，有几个小孩子，一家人需要生活。张国焘舍不得出这笔钱。他们早就想到了我，这个光身汉。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此次秋白来后，计划实现了。可是我一着手，就明白那时恢复《向导》决不可能。反动潮渐渐高涨了。我们的出版机构已经瘫痪。三个机关在我管理底下：长江书店，印刷厂和一家纸行。长江书店已经关了门，存书搬的搬，偷的偷，闹得一团糟，我只好不去管它。印刷厂和纸行都有麻烦问题难得解决。问题是旧日同志来敲竹杠，不答应时要去报告军队来查封“共产党机关”。我把纸行结束了，把印刷机器装箱，准备送回上海去，同时遣散了经理和工人，因为中央也有迁回上海的消息。我同秋白说：“《向导》没有办法恢复。”
　　秋白夫妇要我住到他们家里去。这是旧英租界新造的西式公寓房子，一套四大间，两大间做客厅和饭厅，两大间是寝室，每间寝室都有浴室和衣箱室。厨房有瓦斯，冬天还可烧水汀。这是二层楼。三层楼也有这样一套房间，那是湖南一个大地主住的。三层楼上去是平顶天台，铺子小石子，中间又有二间房子，三面都有玻璃窗，瓷砖铺地，做夏夜住宿用的。一间属于二层楼所有，一间属于三层楼所有。
　　我与潘家辰住在客厅里，小潘在毛子那里当翻译，是毛子和秋白中间一个交通员。住了几天，小潘带了一个女孩子来，庄东晓，刚从莫斯科回到汉口。同她一路来的还有好多女孩子，她们经过蒙古沙漠到甘肃，陕西，河南。此时冯玉祥已经反动了，但不加害她们，仍保护她们出境。她们来到汉口时，汉口也反动了。
　　寝室里，一间住着瞿秋白夫妇；一间住着杨之华的十五岁妹妹，还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孩子，之华说是她的亲戚，姓盛，家里很有钱，但跑出来参加革命。这两个孩子同住在一个房间，不久就私订了终身。之华准备给他们旧式结婚，以增加这个房子的保护色彩。男孩子是中央一个机密交通，一天慌慌张张跑回来，说：“不得了！”原来，他从毛子拿来五千元，包在一包报纸内，路上被人抢去了，不敢见秋白的面。他急忙收拾了衣物，头也不回地走了。秋白夫妇回家，知道了此事颇不相信。女孩子哭哭啼啼怕他去寻短见。杨之华的哥哥那时在农政部或劳工部做小官，出去找，结果在去上海的轮船上找到他。第二日回来报告。之华怪他哥哥为什么不把这孩子拉上岸来。女孩子替她的未婚夫辩白嫌疑。后来回到上海遇见他，发现他在邮政局有存款，这女孩子才相信五千元果真未被盗劫的。但男的已经忘记订婚的事情了。
　　罗亦农同我说：“秋白爱用那些亲亲戚戚！”次日毛子就补送五千元来。秋白说：“这钱要害了那孩子一生一世的。朵斯退也夫斯基小说里有类似的事情，那个犯罪的人一生受良心谴责……”
　　印刷厂和纸行事情结束后，我清闲无事。秋白家里常有好菜吃，罗亦农家里也常有好菜吃，每天同潘家辰在马路上，长江边，游玩。
　　炎夏过去，秋风渐渐起了，每晚长江边游人也渐渐稀少起来。随着秋风来到，武汉呈现一种荒凉。这荒凉不仅是由于季节的关系。做了一个时期热闹的首都之后，武汉恢复了它原来的地位——一个外省城市。一天下午，在凉爽天气中，我从秋白家里缓步到兰陵花园罗亦农家里来，因为这天中央在他家里开会，罗亦农备了好菜，约我去吃。转入兰陵花园时，我看见他的门口草地长凳子上坐着两个人，一时不很注意去看是谁在那里谈话。可是一个人喊了我的名字，原来是李鹤龄。同他谈话的，是军委同志欧阳钦。李鹤龄在痛哭，在流涕，在承认错误。他说，他一时动了感情，发了少爷脾气，登报脱离党，其他反动行为是没有做的。“前几天在我家里打了我一枪，可是我并不怨恨，党应当这样处置我。幸而我只受了轻伤，现在完全好了，请求恢复党籍，无论派我什么工作，都愿意去做。”他刚才在大街上遇着欧阳钦，邀了来在花园里谈话。我说：“你写一封信来，我可以转达你的意思。”他同意，而且约欧阳钦二日或三日后，黄昏，在长江边什么码头会面，取他的报告。我们正在说话时，李维汉从对面走来，看见有我，就不注意别的人，而走入罗亦农家里去。到我进去时，他们问我为什么久久不来。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可是他们吓了一跳，一致认定李鹤龄这个举动不是出于诚意。他刚刚看见李维汉走进来，一定知道了这里是个重要机关。（我自己是等李鹤龄走后，到他处绕了圈子才进来的。）于是抛弃了很好的饭菜，大家分头从后门溜走了。后门正对着“八七”会议的那个房子后门。美国人已经离开汉口了，现在做中央工人部或工农部机关，这机关的负责人是李震瀛。

　　欧阳钦如约会见了李鹤龄，取了他的报告，后面没有签字，但确是他亲笔写的，我本认识他的笔迹。中央决定派他到海陆丰去，那里容易监视。我到上海后几日，在中央处听说李鹤龄同他的爱人也到了上海，住在某某旅馆，不久就去广东。我没有去看他。以后很久，不记得什么时候，听说李鹤龄在海丰被彭湃枪毙了。是为了新的罪状呢，还是为了旧的事实？或者只是为了他根本不可靠而有反动能力？则我全不知道。
　　九月二十日前后，我和秋白二人同船回上海来。之华为了收拾行李和搬运那个西式公寓里的家具，须待几日后才能来。我们二人住在官舱里。秋白不出房门，三餐都在房里吃。我则到处乱走，但除了在统舱看见管理纸行的同志外，全船没有遇见熟人，满船是寻常旅客。同去时相反，这长江轮船也恢复故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