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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五七”怒潮的经过
（5月13日北京通信）
赵世炎
（1925年5月13日）
〔说明〕原刊载于《向导》周报第116期，1925年5月24日，署名：罗敬。
今年北京的“五七”怒潮与六年前的“五四”怒潮一样，同是反帝国主义的觉醒，与攻击卖国的安福系之群众运动。章士钊托庇于安福系权力之下，极力摧残人民之自由，以致撄犯众怒，真正是“内伤燕廷知隗之明，外增七国诛错之号，钊有百身，亦何能赎！”（见章士钊原辞职呈文）。
这次“五七”事件，表示在极反动的政局下群众为争自由而奋斗，颇值得记述。普通报纸的记载，多离去群众的利益，尤不了解群众运动之目标。并且有许多事实，都让段政府与其鹰犬警察厅几个通电遁辞隐节，把真相湮没了。
五七纪念的北京集会，本是由北京的“国民追悼孙中山大会”召集的。当初的意义，一为追悼中山（因北京追悼会从未正式举行），一为纪念五七。段政府明知北京市民于是日将有反帝国主义之表示，有伤其主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感情，所以预作防范，于是日在集会所定地点天安门前令警察会操，并安置水龙，以备射击群众。章士钊于前一日用教育部令，禁止学生开会纪念与游行。七日晨，群众集于天安门者五六千人，皆被冲散；旋因干部机关早有预备，临时派自行车队传布口号，移地至景山前，意欲与国民军合开纪念会。但群众或被警队截断，或因路线不熟，至景山者不及千人。甫开会而国民军守卫者开北上门，迎众入内，于是集合市民兵士开会，演说历二小时，通过对内对外之决议案。当群众在天安门被冲散时，一时怒恨集中于章士钊，故开会演说，即有提议赴章宅质问者，顷刻之间，全体响应，竟成决议。群众于会毕严整队伍，齐赴章宅，至则因章不在，遂与章宅家人及警察冲突，互相格斗。是时因有人先将电话折去，警察征调不及，众怒之下，遂将章宅什物捣毁；但因门警紧闭大门，而群众前后凡三次扑入，援救失陷于内者，历半小时后，大队武装大刀与马队警察蜂至，群众犹抵抗格斗，以至重伤者数人，并捕去十余人。前后暴动的景象，实是六年前“五四”打曹章陆同样的一幕。所不同者惟章不在宅而群众亦未放火耳。反动的压力愈大，反抗的回应也大，半年来段政府超过直系当国反动成绩之总合，有此一次回声，本是必然的事。
在一般的看来，只以为是学潮又从新激荡了。北京近百万的市民，还未认识这是公共的争人民自由的问题，所以五七怒潮以后的发展，也只是学生群众运动的发展。两日以后，学生又举行大示威运动，集者万余人，但以领导运动者之错误，竟将示威运动变为向段祺瑞的请愿。请愿本是不会有结果的，而当日竟将口号缩小为罢免章士钊与朱深，及释放被捕者数种；同时，在教会学校的队伍中，英美的教徒教授随学生游行，仿佛表示对于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情，都是可注意的现象。但在当日群众运动的结束，卒因段政府的巧妙政策，反激出示威运动的好结果了。
当“九五”群众聚集于段宅时，段宅的警卫有两重防线：一是他的警察与卫队；一是段祺瑞预备下的便衣打手，袖藏短棍，目的在不用刀枪而于冲突时可以木棍向群众痛击，取得胜利。但当警备司令部兵队（国民军之一部，为鹿钟麟所领）到时，段氏的警卫都退后了，有意使国民军与群众冲突，而警卫乐观其成。此时群众亦情势汹汹，欲拥入段宅，冲突将不可免；国民军某军官突向兵士演说：“今天学生来此为纪念国耻，为争自由；他们是主人，我们是仆人，只有他们打我们，我们今天万不可打他们！”学生群众一闻此语，全体感动，有流涕者，大呼“国民军万岁！”国民军闻之，亦十分感动，相与对泣！翌时而群众觉悟，撤退请愿，整严队伍，游行示威，扩大口号，沿途高呼：
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人民自由万岁！国民军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段祺瑞反动的权威，亦知民众势力的不可侮，在两日后将被捕者释放了。章士钊在民众怒潮中，也递了一张卑污苟贱，丑态毕露的辞职呈文。在这次事件中，尤有两种现象可以注意：（一）段祺瑞故意要使国民军与民众冲突，而国民军颇具爱国知识，处置得当，颇合于中山先生“武力与民众结合”之口号；（二）据传闻张作霖以学潮高涨为词，请兵入京“拱卫”，显见奉天军阀对于政局及民众运动之压迫与野心。处在高压下的北方民众是应当提防的！
感谢 先知在1917 整理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