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瞿秋白《多余的话》——答友人信（1994年5月26日）

谈瞿秋白《多余的话》

（答友人信）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文革十年中曾见过几种打印本。当时的「革命小将」以此书情绪低落，与传统观念中革命烈士的高大形象相悖，斥之为「叛徒」，据说还去八宝山挖了他的墓。此书以后聚讼纷纭，甚至认为「伪造」。但也有人经过考证，引证秋白的性格，还是认为是他写的。作为秋白的自我解剖，还算是相当坦率。　现代的人，假话、大话讲惯了，自然看不来这样的文字了。想想秋白那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不会毫不「触及灵魂」，不过在那个特定的复杂环境下，有些话是不宜写的，这只能从字缝中细细去体会了。　你说：「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不知他将写些什么！」我则认为他不能活到今天，也不会写些什么，这是有现实的资料可作证。继秋白的另一个「盲动主义」头子李立三，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去了莫斯科。不断的检讨批判，不断的在苏联各地唾骂自己所犯的罪恶，在大清洗时期，还坐了几年监。总萛还捡回了一条命。当抗战胜利后，他在东北露面时，引起了人们各样的猜测，但也只是浮沤似地一露而已，以后在政治上便不再出现「立三时期」的那种风威了。八大时他在大会上又作了一次公开检讨。文革时期，又被人揪住，不得不以自杀了此残生。瞿秋白的命运，能好过李立三吗？如果他能随着长征去陕北，那么他在六届四中全会所受的苦日子还得继续捱下去。抗战开始，王明、康生以驻第三国际代表团的身份回来，这伙专以批判斗争别人来显示自己的「原则性」、「正确性」以争夺权力的，会忘了秋白吗？（这时李立三在苏联）而一旦被打翻在地，则永世不得翻身，日后的苦难，可能还要加深。就算以后王明垮了，康生仍在，日子总是不好过的。讨论历史问题决议了，便得诚惶诚恐检查自己所犯的滔天罪行，接受「同志们的帮助」，……在这种精神压力下，他能活多久？能写些什么？所以我认为长汀之死，尽管不少史学家会大书特书：革命的巨大损失……等等，而从秋白来说（或是以此题补写成传记、小说或剧本等等）却是一个最合适的结局，而且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作为中共党高层领导人的政治生命，在此之前已结束了。就算徼天之幸，活到今天，在政治上有什么意义？难道类似的例子还少吗？

　　近年来出版了几辑《瞿秋白研究》。我对一些ｘｘｘ研究，兴趣不大，免不了是对主人的推崇吹嘘。即有「批评」，也是和风细雨，一笔带过。一个偶然的几会，从友人处看到一本《瞿秋白研究》第五辑（其它各辑未见），其中谈到《多余的话》，引陆定一话，秋白有内疚。「因为他当上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见该书第209页）。这种说法，我认为只是现在的说法，在当时是不可能有这种认识的。当时把第三国际的领导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化身，秋白是紧跟国际的。（？看不清）大前后已是如此。反国际，不，即使怀疑国际领导正确性的想法也不能允许。正如宗教徒对上帝或真主是不应有怀疑的。王明是第三国际扶植起来的，王明是执行国际路线的（事实也确是如此），当时反王明就是反国际，罪名是吓死人的。何孟雄、罗章龙的下场怎样？罗章龙的「路线错误」，事隔半个世纪还在「生效」！其实六届四中本身就是不合法的，不是中委却被指定参加四中全会并拥有表决权，荒唐之至。从未听过瞿秋白、周恩来在当时反过王明并指出六届四中为不合法的言论。他们听到米夫要打他们的屁股，已是吓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用瞿秋白自己的话：「中央怎么说，我就依着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见第11页）」「我自己不愿意同中央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见第11页）秋白直至长汀，可能还不敢产生反王明路线的想法。所以陆定一的说法只能说是在几十年后的想法。　不过秋白虽不会意识到这些，但是从十年的实践中，他不能不重新考虑过去，尽管得不到彻底的解答，总也会产生不少迷惘，这一点「内疚」是可能的，然而这恐怕已不仅仅局限于王明那个时期了。难道对1925－27年革命的失败不会深入思索吗？（那时没有王明！）比之有些人「一贯正确」死不认错，老虎屁股摸不得，秋白这一点还是算好的。至少没有把自己打扮成「神」（当然这和在台上与在台下也有关。李立三在六届三中以前的气焰和去莫斯科以后的深刻检讨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也许「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总的说来，秋白性格相当软弱（见上引文），只能说是一个文人。（当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不畏强暴，宁死也要说出一句真话的优良传统，［如《在齐太史简》之类。］然而在「大破大立」后，这些被视为「又臭又硬的毛厕里的石块」越来越不易见了。于是近年来不断听到新建的大厦由于材料的缺陷而倒塌。）如说他理论水平差，似乎说不过去。如说他过于计较个人得失，也许寃枉了他。但是在无数同志和人民沉浸在血泊中，历史被拉向后退，而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对革命、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这总不能称为是、或至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吧，更谈不上「伟大」这顶光圈了。如对这样神圣的称号任意廉价大拍卖，我们将用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评价去对待彭大将军呢？

　　从《多余的话》引出了这么多的多余的话，由此所想到的各种社会现象，又岂仅是对《多余的话》而己。

1994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