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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权力与最终真理
谢山
（1995年2月28日）
百年来的历史不断展示：人们的意图到最后实现时却往往不是当初所向往的。本来以为“龙生龙，凤生凤”，结果却成了“四不象”的怪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固然是一个梦想，“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到头来也只能是市场经济毁了所谓“社会主义”。这说明了当时人们思想的局限性，过一段时间来看，历史就会把一切显示得清清楚楚，然而当初的设计师们未必能想到这些。
“采纳传统模式的‘长处’来填补斯大林模式的‘短处’”，即使是部分地，也不是一个轻易可以产生的念头。人们意识到现行模式中的“短处”，进一步便会对现行模式发生怀疑以至改造，或进而抛弃它。在一个自然生长发展起来的模式中，改善模式缺点的想法是可能的，因为它本身是在发展中，还在不断完善中。但对于一个已有一个固定概念，有一套甚至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以至现实模式的一种社会制度来说，“揭短”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怀疑将导致整个体系的被摧毁，因为它是被认为最完善的，是经过严格的选择才入选的。这不是抽象的讨论而是事实已显示了的。从反冒进、大跃进等正反两方面的事例来看，当人们发现事实确是出了问题，他们所想到的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从不会从机体本身中去找问题，所以当时只会提出比例失调，综合平衡，以至干部作风等表面现象。尽管当时也确实作了一些纠正，随后问题却变得更严竣了，或是“扶得东来西又倒”。甚至像河南饿死了二百万人的惨剧后，也没有人敢对“三面红旗”说半个“不”字，更不见在党内出现“大震动”。从某个方面来说，这确是这种制度的“优点”坚固无比，不怕十二级台风或地震！“采长补短”的前提是先承认有“短处”待补，如已是完善无缺的了，有何“短处”可补呢，就算现实中已出现无法掩饰推委的事件，那也只是干部们（而且是基层的，不是高层的）干错了事，不按中央指示办事。上帝是万能的，不可能有缺点，即使他有，一切都是魔鬼造成的。阿门！
我们再看看现实，反冒进时只提了“急躁情绪”，没指向主导思想，犯急躁情绪的是下层干部，当然不是指向最高层。反冒进者还是被批得体无完肤，写不完的检讨。大跃进中出了那么多荒唐事！造成那么大损失，有谁尖锐地进行了“路线斗争”呢？确实，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会出现那种荒唐事，资本家是不会花钱去买“损失”的（至少主观上如此），但在斯大林主义者眼中，这不是“损失”，美其名曰“交学费”，或是“算政治帐”。文革那样的浩劫，在“社会主义”和“反修防修”的大旗下，未见出现有影响力的反对派和真正的“路线斗争”。二十多年来，始终只见毛泽东一人指挥若定，随心所欲，不但不可能采纳资本主义的“长处”，连发现本身的“短处”也不可能。今日已有不少人在指摘当时的“短处”，而当时却把这认为是所谓“社会主义”的长处呢？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尚受批评，更何况资本主义的“长处”！三十年封闭隔绝在一个地区中，加上几十年受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和铁的纪律的束缚，怎么能发现资本主义也有“长处”呢？总之，斯大林主义模式是一个与其它社会迥异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模式，必须按照生活在这个社会内部所养成的思想方式去理解去思索，否则便不可能解释大跃进和文革的那种疯狂状态了。
当然，党内甚至上层对一些问题是有分歧的，但都是在保卫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前提下出现的，而这一模式的特征之一便是“权力”和“真理”合而为一，世俗的君主和上帝的使者合而为一，握有最高权力的也握有最终真理。于是与最高领导相对抗，不但被逐出权力圈之外，同时也被排斥在“真理”的门外。搞政治斗争的人都是非常现实的，伽利略和布鲁诺这样的人在当前是难找的（也许这根本不属于同一类人）。这一特征也决定了意见分歧很难上升为路线斗争（因为分歧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即使现实已证实了领导的路线是错误的，也是以“大局为重”，恰恰是持正确主张的在做检查。这也是在这种模式中，各式各样的错误（有时甚至是致命的）不断孳长，或更换形式不断得到发展的原因。也许这就是这种模式本身的最大矛盾，也是被历史所不断证实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