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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鲁迅
谢山
（1974年）
有人说，鲁迅的杂文越后期越好，我却对其前期的杂文特别感兴趣。顺手引一条：鲁迅说到幼时听长辈的训诲，遵从照行。“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多么生动，这就是所谓“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写照。
杂文是当代最好的文学。如果说各个时代有各自的文艺体格，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清传奇，那末现代就要数得上杂文了。“还是杂文时代”，这句话在几十年前已受到批评，然而鲁迅的杂文至今却仍动人，也许这已出于鲁迅的意外。
最近看了一套鲁迅文选（青年自学丛书），杂文选两本，小说诗歌散文选和书信选各一本，一些精彩的竟未选入。例如鲁迅写道：中国人向来就是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历史上所谓一乱一治，实际上只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又如他写道：蚊子的可恶处，在它咬人一口之前，先要嗡嗡一大阵，似在数说被咬之罪状，应该受咬。类此还有一些，可见选本之不可靠。
一般说，书信没有杂文那样精彩，作文章总要刻意求工，写信则随便得多，也正因如此，倒可以从书信中看到一些公开文章中看不到的材料。他在书信中写道：“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这一段是众人熟悉的，还有写得很沉痛的：“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我们亦可想见其内心的痛苦。他甚至说：“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这些都见于他临死一年左右之内的信）鲁迅不是党员，他只是参加了“左联”，后来“左联”解散，改组为“文艺家协会”，鲁迅便拒绝参加，于是被攻击为“危害统一战线”。试想一下，如果当时他不死，继续发展下去又将如何？
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已家喻户晓。但阿Q毕竟是个什么人？把他说成贫苦农民的典型，未免“诬蔑”农民。有人把他说成“一个贫苦而尚未觉悟的农民的典型，”“他虽然落后但仍有革命的要求”。按逻辑应该如此，可在小说中却很难说得清有哪件事可称得上“革命”的。当他睡在土谷祠时发梦，只是未庄的人都跪在他跟前喊饶命，叫人把几个老爷家的床和桌椅搬来土谷祠，接着又想哪个女人好……这就是他梦想的“革命”，连旧小说中“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想法都没有。这样，准不准革命又有什么意义？而且他还向他一向痛恨的假洋鬼子去请求准他投向革命！评论家在“不准农民参加革命”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实无必要。阿Q没有固定的职业，做短工、割麦、舂米、撑船，没有土地，没有房屋，比贫农还不如，是最最革命的，然而在鲁迅笔下找不到哪一件事是可值得人们同情的。写“中间人物”被批判过，阿Q实是中间以下的人物，无论按旧的或按新的标准来论。其实从整个未庄，也看不出哪一个人或哪一件事反映了革命的光芒。其它如《风波》、《故乡》等也如此。他在《药》中写到一个革命者的侧影。也不能给人以明确的形象，而小说中的看客和听众（农民）都是那么落后，没有一丝革命要求，也不懂得要革命。读这些文字使人沉重得想哭，然而这一些人物却是真实的，个个都似站在我们面前。鲁迅不愧是伟大的写实主义作家。
据人说，鲁迅在写那些小说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只有杂文、译作，没有再写小说。鲁迅的两本小说集《吶喊》和《彷徨》，同样闻名。一般说法，没有找到人生明确的目标时，便有苦闷，便要彷徨，有了信仰（理想），有了方向，便不会再傍徨。其实并非如此，现实也不是如此单纯。这似乎是平面几何的方法，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于是把自己和伟大目标之间划一直线，这就是“路”，从路此端便可望见路尽头是阳光万道，光明灿烂。可惜在现实世界里，这条路很少是成直线的平坦大道，绝大多数是曲折而又崎岖不平的。当你望着那个光芒万丈的目标时，心境异常兴奋，一切犹疑恐惧都没了；当你不是坐着尽唱赞歌，而是想大步走近它时，便发现原来没有直路可通。总之，必须弯弯曲曲，找出一条切实可行之路。比如长江和黄河吧，如把发源地和入海口划一直线，便可发现实际的河流和这条“路线”差得多远，每一段上的方向误差又是多大。无论长江、黄河怎么曲折，因为我们明知路是已形成了的，在飞机上可以俯瞰它的流向，对它的转向也不会担心。然而历史的路是由我们自己踏出来的，它并没有预先划定它的路线，树好路标，谁也不能事先就断定路是一定不会错的，又不可能找一架可以飞越历史的飞机俯瞰一下路线是否有误。如果我们走着走着，不是离目标越来越近，似乎越来越远，也就难免犹疑彷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