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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
王明
（1930年5月1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1930年5月15日，署名：韶玉。
一、军阀战争普遍全中国
冯玉祥回潼关后，西北军十五万已沿平汉陇海两路积极动员企图首先占领武汉；阎锡山调动三十万大兵，先锋队已再三进占山东；蒋介石亲坐军舰视察长江要塞防务，并检阅各部队；奉系最近召集最高军事领袖会议，已公开决定对关内事变不守中立；两广战争愈演愈烈；福建、四川的战争愈延长愈混乱；德州、徐州、浦口、郑州都不断地爆发着混战。所谓“讨蒋”、“拥蒋”两方面的舌战笔争，挑拨离间，威胁利诱……等等的宣传组织工作已经结束，大家现在都是秣马厉兵，摆阵布防，军阀混战的惨祸，立刻要弥漫全中国。
这次战争的积极参加者，不仅国民党的新旧忠实同志（自汪精卫、蒋介石到张学良），不仅现在握有军权的蒋、冯、阎、张、桂各系，不仅多少有些枪支的杂色部队，即久已销声匿迹的安福系、直系、鲁系、研究系以及拚命找新旧军阀和帝国主义赏识的国家主义派，都是“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大家起来拚个你死我活。
这次战争的破坏屠杀，要比前此任何军阀混战残毒。蒋介石方面新由美国运来大批军用飞机及最新式战具，由德国方面运来大批的毒瓦斯及各种毒汽弹；阎老西也从德国方面买到大批的最新杀人器械，张小胡子当然从日本主人那边可以得到一切杀人最多最快的枪炮炸弹，汪精卫、李宗仁自己和其主人大不列颠帝国主义也绝对不会睁眼吃亏，一定祭起各种杀人的法宝来，小军阀刘湘都忙着购买飞机毒汽弹，冯大帅等当然更不会不懂“以毒攻毒”的战略。最近两广战争中，双方已经拚命地用飞机炸弹和施放毒气的战术；最近这一个大屠杀正式大规模爆发时，更不知要有许多成千成万的兵士人民死于毒瓦斯、开花弹及普通枪刀之下，多少整县整乡整村的生命财产破坏在飞机、毒汽弹、野战炮之下！
二、目前军阀混战的特质
此次军阀战争，从地域上看，自长江流域到黄河两岸，从珠江流域到关外各省，都直接卷入漩涡；从参加成份看，自北洋军阀至改组派，自蒋介石到张学良，都直接走上火线。战争的决心和布置，都抱有你死我活誓不并立的态度，这一切一切将怎样解释呢？究竟此次军阀战争不过是十八年来军阀混战史中简单顺序的一幕，还是自有其特质呢？当然，一般讲来，此次军阀战争的直接动力，依然是可以从我们平素对于军阀制度及军阀战争的理论分析上得到概括的解答。但此次战争更有其特质。即此次军阀混战是整个世界及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尖锐化的具体表演。苏联五年计划得到显著的成功，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东路问题受到可耻的失败。国际资本主义发生一般的危机，不仅日趋殁落的老不列颠愈益走向绝境，而所谓“例外”繁荣的金元帝国现在都表显出特别尖锐的恐慌，两千几百万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联合战线的斗争，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紧急致命伤；殖民地半殖民地（印、韩、菲律滨、安南、南美、南非）的解放战争，与日俱长的扩大和深入。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根本矛盾及战后资本主义实行“生产合理化”的一切结果，现在都带着极深刻尖锐的性质普遍爆发出来，帝国主义及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民主党）能够想到和做到的解决危机办法，只是实行进攻苏联，重行瓜分世界及压迫殖民地革命的世界大战。处在国际帝国主义半殖民地地位的地大物博的中国，在世界大战中，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太平洋战争毫无疑义地主要的是瓜分中国的战争，进攻苏联的战争不仅同时包含有瓜分中国的意义，而且中国对于这一战争命运有很大的决定性。为要在进攻苏联、瓜分中国及一般太平洋大战中，取得优势的地位，各帝国主义国家——首先就是英、美、日——都拚命地攫取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优势。它们都嗾使、挑拨、组织和发动军阀战争，以便在战前、战时和战后一般的得到许多新的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权利——尤其是直接在它们各自豢养的走狗势力圈内，得到许多特殊的新权利。南京蒋系政府，虽然不纯是美帝国主义的宠妾，但政府各部都坐着福特、胡佛派的顾问，这些顾问天天在那里严密计划使南京政府的一切设施，适合于金元帝国主义以庞大财政资本殖民地化中国的利益。虽然所谓五万万元大借款等计划还因种种原因不能实现，但不仅中美贸易与日俱增成为昭著的事实，南京政府强拆民房及征工筑路修成许多广平的汽车道，以便汽车大王汽车生意畅茂全中国，强占民地（老鼠沙）作为油池，以便煤油大王煤油交易能够更便利的在中国发展，订定中美航空合同使中国大部领空成为美帝国主义和平时期的交通工具及战时的空军根据地……等等，都是彰明昭著的事实。美帝国主义者对南京政府也备极体贴怀柔，在关税问题上首先发“赞成自主原则”的空炮，在领事裁判权问题上公开主张由南京“自动宣布撤废”的空文，在南京政府势力范围内已成立了几种或明或暗的借款，在这次战争开始准备时便运来六十架军用飞机。南京政府与金元帝国间这样浓热的雨意云情，使英日以至德法都发生无穷的醋意，英日尤其感觉到大的威胁。虽然大不列颠帝国政府从南京政府手中，也得到退回汉浔租界，赔偿镇江租界英商损失及改成永租地域，成立中英海军协定使中国海军实权受“海上王国”的支配等等新利权；日本帝国主义从蒋系政府手中，也得到北洋军阀政府所不敢承认的“西原借款”的承认，济案的倒贴杀人手续费，中日互惠关税及内河航行权等等新权利；但英日帝国主义总深切地感觉到金元帝国主义及南京政府间这些行动，给予英日在中国的既得权利和将来前途莫大的威胁。美国方面不仅对于英、日、法等在中国划定的势力范围，早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口号要求重新划分；而英国在南中国势力的恢复，日本公开武装占据北中国及东三省等行动，在本国经济危机加紧的美国看来，更是急待解决的问题。整个国际市场紧缩及争夺市场战争（英美在南美的冲突及英、日、美在印度非洲各处的冲突等等）紧迫的结果，尤其使英、美、日都深切地感觉到对中国问题只有加紧进攻的可能。英国工党政府不仅对于新工具——改组派进行反蒋战争，加以直接同情和援助，也不仅把李宗仁与汪精卫拉拢起来，并且连老走狗吴佩孚、孙传芳、杨森之流都动员出来，以便在此次军阀混战中能够尽量的取得更多的好处。日本帝国主义动员了整个北方军阀——张、阎、冯以至安福系余孽都出来冲锋陷阵，立意要在北方组织新政府。美使詹姆生不久以前特别南下谒蒋，筹议进行战争的方策。此外，恢复帝国主义资格了的德意志，不但一年来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表现积极的努力（中德商约改订，德顾问、德教练帮助蒋政府，中德陆军协定，中德欧亚航空条约……等），而且积极参加这一次军阀战争的制造（输送大批军火于蒋、阎、张各方，派军事顾问到作战双方）；法、意帝国主义对于此次军阀战争同样具有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组织作用。这一切都充分证明此次军阀战争是国际帝国主义整个经济政治危机加紧的反映，尤其是进攻苏联和瓜分中国的世界大战的危机紧迫的反映，特别是美、英、日争夺太平洋霸权及中国市场的战争危机异常紧迫的反映。此次军阀战争毫无疑义地是英、日、美直接战争的预演和缩影。除了有意隐蔽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各派军阀分别勾结以宰割中国广大劳苦群众这一事实的取消派（陈独秀等）外，谁也不会说“每一个帝国主义利用一派军阀作工具”的判断是“笑话”吧！
北洋军阀十几年统治的结果，使中国民众已陷于水深火热的地步。加上国民党三年的统治，更使中国整个政治经济危机走到异常尖锐的程度。国际帝国主义两年来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奴役力量的迅速增多和加强，是中国经济总危机益加深刻的主要动力。非常明显的，因为帝国主义主使国民党进攻苏联的结果，使中国茶失去唯一广大的市场，因而使整个茶业陷于绝境；因人造丝及日本丝与华丝的竞争，使整个丝业完全衰颓；因欧美面粉的大批输入，使整个面粉业塌台；因日英纱厂的各种优越权利，使许多中国纱厂转移成外资企业；因为瑞典火柴的大批输进，使整个火柴业完全倒闭；因英美烟商有许多优越的利权，致使中国最大的烟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宣告破产；因为外国航轮的增多和不受中国政府影响，致使整个航业崩溃到极难堪的地步（招商局破产）；因种种特殊关系，使重工业中（如煤，铁矿）的一部份中国资本急剧的非民族化；因农产品价格与种类受国际银行的操纵与支配，使整个农村经济的恐慌更趋于绝境；因励行“生产合理化”的结果，使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降低与一般痛苦加深；因金融市场完全操在外国银行，再加以金贵银贱的影响，物价高昂，工商业破产更是随时随地的深入和扩大。南京政府及各派军阀的一切设施，都只是使中国一切更适合于财政资本统治的利益，加紧和加深中国纯殖民地化的过程，只是使经济政治危机更加深入和普遍。军阀制度不仅未因国民党的统治而减轻或缩小，反而加深和扩大；北伐的结果，虽然名义上打倒了几个著名的军阀领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而他们的武装力量还依然改编的存在着；同时，加添了许许多多个国民党忠实同志的新军阀，增加了成千累万的新军队。
在新旧军阀之间，旧军阀内部及新军阀内部，都随时随地的加深和扩大着各种难以调和及不能调和的矛盾，经过几次“编遣”、“统一”的会议，经过几次“讨逆”和“讨蒋”的战争，各派及各个军阀的军队的增加，更是愈加迅速和愈加扩大。蒋介石领导下的第一集团军及所谓直隶中央的各种杂色部队，号称四十万人，冯玉祥的西北军经韩石两部倒戈后，还有十五万多人，阎锡山已经扩充兵额到三十几万，张学良更藉着“防俄”名义，大规模扩充海陆空军，李宗仁张发奎部队现又扩充到十一万人，其他各个大小军阀，都是拥有数千以至数万的军队。如果前三年外人统计中国的所谓正式军队有二,〇〇〇,〇〇〇人是正确的，现在则起码有三,〇〇〇,〇〇〇；不仅陆军有大量的扩充，而海军、空军都有急剧的建立和增加。至于以各种名义存在着的军阀武装部队——如教导队、卫戍师、省防军、保安队……等等，更有可惊的数目。这样大量的脱离生产的群众——军队，只有靠剥削从事生产的工农群众的血汗来养活。以前北洋政府的每年经常收入，最多不过四万万元——四万五千万元，（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南京政府的去年一年收入总数，便有六万万元，其他各派大小军阀在各区域及各省的收入总计起来，当然更要几倍于这个数目。南京政府两年来发行的各种公债库券款，便值四万万余元，其他各派军阀在各区域及各省发行的数目，更无明确的统计。南京政府治下的捐税名目，据显而易见可以统计的，已有一百七十余种，其他各派各个军阀随时随地的自立名目所征的捐税，更不知有多少花样，南京政府的收入总额六万万元中除去以百分之三一开支作偿还所谓“国债”及百分之二支作海关经费外，下余的款项中有百分之九五•八是完全开支作军费。据一九二八年五月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的支付预算书的报告，蒋系军队一个月的经常饷糈，便要一千七百多万元。蒋政府在一九二九年在德日两国购买军器的费用，便约合中国银币两万万元。购买日本四二年式步枪十二万枝之多，德国自动枪一项便有十七万枝，三十余种的化学军用品——毒瓦斯等，一百五十架飞机。至于向英美购买的武器及其他秘密购买的武器，我们还无从详明的知道。不久以前中国各报都公开登载蒋阎两方都在德国购买大批的军火，前几天《革命日报》（改组派机关报）又登载蒋张两方都在德国购来几船军器的消息。军器越多，军队越多，军阀战争越来得凶猛和迅速；军阀战争越增多越广泛，越要兵多械多。去年两次蒋桂战争，两次蒋冯战争，几次蒋张（发奎）、蒋俞（作柏）战争，只是最近全国军阀混战的导演和预演。各派军阀的饷糈主要来源，都不外租税、公债和外债。不仅租税公债的来源，因整个经济恐慌而日渐涸竭；就是外债也因可以典当抵押的担保品日渐短绌而所得有限；因此，不仅占驻陕、甘、豫灾荒遍地的西北军，是专靠打家劫舍强迫恶勒以为生，不仅各派杂色军队是专干强盗土匪生活，不仅湘、鄂、赣的军队，困守孤城，专门靠黑夜出城抢掠和烧杀赤色区域以苟延性命，就是号称十几年未打仗搜括积累最丰的阎锡山军，最近也直接在平津一带实行粮食日用品强迫征发，占据最富饶江浙区的蒋家军，也是杀人绑票抢劫焚掳，无所不为，关外王也因招兵买马太多，时刻想到关内来染指。大家都只有用扩充地盘的办法来解决兵饷困难的问题，大家都拚命地进行互相火并的战争，越战争人民失业、破产、流离失所的越多，粮饷越没有来路，当兵当匪的人越多；粮饷越没有来路，兵匪越多，越要进行战争。军阀制度与军阀战争的本身，简直找不出新出路！军阀战争不仅使整个农村经济完全破产，成千成万的农民，变成乞丐、流氓、兵匪、盗贼、娼妓；使工人的工作加重，工资不发，受军事纪律镇压，并且公开提取工人的公积金、养老金、储蓄金等充作军费；百物昂贵，捐税增多，使一般贫民简直没有方法生活下去，一般群众都在残酷的白色恐怖——军事戒严的铁血网内生活着，失去了一切人类最初步最原始的自由；交通破坏，工商业凋零，以至于使一部份资产阶级都发出反对战争和捐税的呼吁。反对军阀制度与军阀战争的斗争浪潮，卷进千百万亿的群众。全国主要城市的工人斗争，已经走到政治同盟罢工和直接武装冲突的形式；农民运动在南中国各省表现出显著的高潮，苏维埃区域已蔓延八九省的地域，工农红军迅速在七八省范围内建立和扩大；兵士成营成团成旅的哗变，很多投到革命群众方面去；要饭吃、要和平、反捐税的斗争，在贫民群众中日益普遍和深入；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积极起来进行争政治自由的斗争，并且其中有一部份深切同情于工农革命运动。不仅共产党和总工会正在号召全国苏维埃区代表大会，不仅共产党正在领导、准备和布置全中国的武装暴动，不仅共产党及工农群众正在准备在武汉区域开始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即统治阶级本身也深切地感觉到“赤化”全中国和红军占领武汉的危险已经迫在目前。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统治阶级都一齐在革命怒潮之前发抖！
在这样经济政治危机空前紧张的形势之下，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也越加深刻和广泛。地主、买办与资产阶级间的冲突，地主与地主间的冲突，买办与买办间的冲突，各种各派的资产阶级相互间的冲突，都带着更深邃更尖锐的程度暴露出来。
各派军阀都感觉到自己势力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危机已日趋尖锐，都只能想到扩大自己的剥削压迫地盘的解决方法，都以为自己镇压革命与欺骗群众更有手段更有办法，都拚命进行火并战争企图找到挽救危亡的相当出路！
这次普遍全国的军阀战争，名义上是“反蒋”与“拥蒋”之战，实际上是濒于死亡的各派统治阶级企图找新出路而又不能找到以致完全塌台前的混战。无论蒋介石“拥护中央”、“促成编遣”的号召，无论北洋军阀“组织军政府”、“反对个人专政”的宣传，无论改组派“护党”、“救国”、“改组”的口号，都得不到广大群众的同情，都只是表示他们没有新出路，都使群众更加认识他们都是帝国主义走狗及群众死敌，都使群众认识他们之间的战争只是分赃战争和更增加群众的痛苦。所以此次军阀战争是中国整个政治经济危机尖锐化的具体反映。只有有意替统治阶级捧场的取消派，才会高唱“国民党的统治真是意外的稳定呵！”的开心曲！
三、战争的结果与前途
在全国大规模混战还未正式爆发以前，或许再来几个“大将军下野”、“总司令出洋”的把戏，但反映整个国际及整个中国政治经济危机尖锐化的军阀混战，绝对不能真正和缓或避免的。战争的军事上的结果（谁胜谁败），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切地断言；但一般的结果与前途，我们是可以肯定指出的。我们坚决相信：无论谁胜谁负，爆发此次战争的动力——国际的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尖锐化——绝对得不到丝毫解决办法，而只有更加尖锐！
在目前这样紧张的国际政局之下，在争夺市场（尤其是瓜分中国）的斗争这样紧迫的局面之下，不仅在太平洋上已满布了战云，在中国境内已布置了战备。两年来英、美、日、法、意的兵舰战艇不断的来华，陆战队、飞机、唐克、毒气不断的运入中国，在天上、海上、陆上，已分别占据军事根据地，在新加坡、菲列宾、香港、满洲已实行作战的布置。此次军阀战争的结果，不仅一般的使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中国的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加强奴役的势力，不仅使胜利的帝国主义随着其工具势力发展而得到更大更多的利益，尤其是有直接引起英、日、美太平洋大战的危机。
旧北洋军阀（阎冯张等）虽然在战略上策略上还时隐时现地说几句什么“护党”、“救国”及反对“伪三全大会”的口头禅，但实际上已改树“中华陆军”、“西北国民军”的旗帜，并不积极筹备在北平正式组织“军政府”。改组派以“护党”、“改组”、“反蒋”的旗帜，勾结各派各系军阀做升官发财的捷径。南京政府一方面高唱“拥护中央”、“讨伐叛逆”，另方面请命直（吴佩孚）鲁（张宗昌）军阀，企图离间和分裂北洋系。旧北洋军阀虽然打起恢复北洋系统的旗帜，却又还不完全抛弃国民党的幌子，这表示北洋军阀本身也感觉到北洋系统的招牌已经早为广大群众所痛恨。国民党各派虽然把“以党治国”的口号提得极高，但同时又公开投降北洋系统，这表示国民党本身也感觉到国民党的旗帜已经不能作统治赓续的形式。这次战争把广大群众对于中国任何一派统治阶级的任何幻想（“统一”，“和平”，“幸福”）都更加打破，把形式上成为中国各派军阀的年来共同统治形式的国民党统治方式，正式宣告破产；战争的结果，使中国又正式分成几个政府。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任何一派成立新政府，只有得到太上政府——帝国主义者允许和同意后才有可能。现在的形势还是表示着英日联合对美的形势，如果这一形势在相当时期内继续维持，则中国要形成两个政府（北平一个，南京一个）。如英、美、日形成三角对垒的形势，则要成立三个政府（北平一个，南京一个，广东一个）。各个政府之相互间及各个政府内部的各派各系之间以及各派各系的内部的相互间，依然是矛盾不可调和，依然是进行更复杂的军阀混战！所以此次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国过去一切统治方式（自北洋军阀至国民党）完全宣告破产，使中国各派统治阶级都加速崩溃。
全中国已经有七八千万奄奄待毙的灾民，工人阶级不仅将过去大革命中所得到的一切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善条件完全失去，而且生活痛苦远超过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兵士很多是八个月至一年以上未曾领到相当饷糈，一般贫民更是处在衣食俱无的境遇，交通已大部破坏，工商业已整个恐慌，金融更紊乱到不可收拾。此次战争的结果，将使灾荒、失业、减薪、加时、欠饷、加捐、加税……成为更普遍更深入的现象，使广大工农兵贫民群众走到更穷困更痛苦更是非革命无出路的地步！
因此，此次军阀战争的前途是：全国国民经济的总危机愈加尖锐化；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各派统治阶级的相互矛盾冲突更加复杂和深刻，统治阶级更加难于按照旧的统治方式继续其统治；工农兵贫民群众更加感觉到不能再继续忍受原有的统治，更加有觉悟、有勇气、有决心、有办法起来作推翻现在统治的直接革命斗争；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中间成份，更加要明显确定其政治趋向，以分别参加决死战斗的阵线。只有丧心病狂的取消派，才会估计“中国军阀战争是中国各派资产阶级相互间的战争”，其结果是与“南北美战争及日本西南战争”一样，使国家达到统一然后和平发展资本主义的前途！
四、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具体内容
中国共产党早已向工农兵贫民群众明白宣言：“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是反对军阀战争唯一有效而且彻底的方法。中国共产党及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都彻底的认识：军阀战争的主要动力是国际帝国主义列强利害的冲突，军阀制度矛盾及统治阶级内部相互间复杂冲突，都是军阀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我们不是反对战争中的某一派军阀，而是反对整个军阀；我们不是为“暂时的和平主义”或“虚伪的人道主义”而反对军阀战争，而是要根本消灭军阀战争；我们不仅要消灭军阀战争，而是要彻底消灭军阀战争的一切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我们不是空喊“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国民党”，而是以工农兵武装暴动根本推翻现存政权而代之以苏维埃的统治。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真正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企业和银行，驱逐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收回一切租界地和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真正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消灭一切封建余孽；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真正统一中国和实行民族自决；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使现在阶段革命转变到另一更高的阶段。总而言之，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彻底消灭军阀战争及其发生的基础。同时，只有工农兵的武装暴动能够建立苏维埃政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英勇的广州暴动，便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光荣前例。现在广西的龙州百色十几县，江西的赣州及七十一县，闽西的十几县，湖北湖南的几十县，豫皖边的几县，都发展了地方暴动，都成立了苏维埃。那里便消灭了军阀战争，那里便实行消灭军阀战争的基础，那里便只有革命群众与反革命间的决死战争。这一切事实都确切证明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具体内容。只有甘心拥护军阀战争及根本反对武装暴动的取消派，才会骂共产党在国际革命形势与中国革命形势这样紧张和中国军阀战争这样普遍深入的条件之下，布置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行动是“盲动”！
五、力争实现革命首先在主要数省甚至一省胜利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明显地指出因中国各种特殊条件的存在，革命有首先在主要数省甚至一省胜利的可能。最近中共中央七十号通告，根据目前国际革命形势与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确定地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口号已日渐成为行动的口号，而首先在数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前途，日益证明有实现的可能；同时，根据种种客观条件的关系，指出武汉及邻近各省有最大的可能。这种可能当然并不是单纯的军阀战争的条件所决定，然而军阀战争的确在客观上要促进和加速这一可能的实现。从目前革命形势及军阀战争的形势看来，在武汉及附近各省（湘赣）开始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行动，并非什么很远的前途。湘、鄂、赣的统治阶级在此次军阀战争中表现出特别加速的崩溃，西北军由老河口进逼襄樊，沿平汉路袭取武汉；蒋政府为集中力量，缩短战线起见，曾有放弃武汉的企图；杂色军队中谁也没有独立统治武汉的能力，同时，谁也企图占取武汉。游击战争，地方暴动，苏维埃区域，工农红军，一定在军阀战争中得到更大的发展；反帝运动及工人斗争，一定在军阀战争中，激起更广泛更剧烈的勃发；共产党、共产青年团及其领导下的各种革命组织，在反军阀战争工作加紧中，一定得到更广大的群众的信仰与拥护。因此，力争革命首先在武汉及其邻近各省胜利的前途加速实现，即是变军阀战争为工农兵武装暴动推翻军阀统治的战争，不仅是武汉及其邻近各省的工农群众的紧迫的任务，而是全中国工农群众的迫切任务。夺取武汉毫无疑义地是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开始，它不仅能使武汉及其邻近各省脱离军阀战争的惨祸，而且能变全国军阀混战为全国革命战争。共产党领导全国工农兵群众为加速夺取武汉而斗争，一切工作和斗争都应当向着这一中心任务进行，这毫无疑义是必要的。但绝不是说，除武汉及其邻近各省（湘赣）外，其他各省——尤其是闽、粤、桂等省，便没有开始革命胜利的可能；这种可能不仅一般地存在着，而且在军阀战争的局面下特别有利的存在着。所以共产党应当坚决地领导各省工农兵群众在军阀战争中尽可能的实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及以工农兵武装暴动消灭军阀战争的策略；击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中国统治锁链中的最脆弱最主要的一环，同时，便动摇以至破碎其它的各环。在军阀混战中，我们坚决地在各派军阀统治范围内，实行采取失败主义的策略，实行进行游击战争、地方暴动，建立苏维埃区域，组织政治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直到武装暴动推翻现存政权而代之以苏维埃政府的统治。我们绝不能丝毫存着在“反蒋”军阀统治范围内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策略，是否帮助了蒋系军阀统治的胜利或巩固；或者在蒋系军阀势力范围内实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行动，是否帮助了反蒋系军阀的胜利或稳定……等等疑问。我们应当坚决地认清任何帝国主义及任何军阀对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关系和政策是一致的，他们之间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他们对于工农革命运动的态度是一致无二的。我们在一省以至数省首先进行以工农兵武装暴动消灭军阀战争的行动，是变全国军阀战争为全国革命战争的正式大规模地开始；我们首先在一省以至几省消灭军阀战争，是消灭整个军阀战争的开始；我们在一省以至几省首先消灭某派某系军阀的斗争，是消灭整个军阀制度的第一步。谁要借口必须在全国各派军阀统治范围内同时举行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才有胜利的可能，因而反对力争革命首先在一省以至几省的胜利的行动；谁要借口在某一派军阀势力范围内，首先以武装暴动消灭军阀战争的行动是帮助了另一派军阀的胜利，因而怀疑以至反对在一省以至几省尽可能地首先实行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策略；谁便客观上赞助拥护和延续了军阀战争与军阀制度的生命，谁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否认了中国革命有首先在几省甚至一省胜利的可能的前途，实际上是延缓和放弃了全中国革命的胜利！
六、加紧反改组派的斗争是反军阀战争的胜利的主要前提
我们毫不隐晦地说：我们在不久以前，对于从理论上、实际上反改组派的斗争，有客观上忽视的缺点。直到最近，我们对于这一斗争虽然已加以极大的注意和努力，但实在还没有做到应有和必须的程度。当此全国革命形势紧张及军阀战争扩大深入的局面之下，我们反改组派斗争的唯一有效方法，当然是深入革命斗争，我们以根本打倒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对抗它的“为要反对帝国主义，不能不妥协帝国主义，为要妥协帝国主义，不能不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我们以彻底实行土地革命的理论与实际对抗它的“二五减租，主佃合作”的理论与实际；我们以阶级斗争和从工农民主专政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际来对抗它的“阶级调和，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际；以我们的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权的理论与实际来对抗它的军阀、买办、地主、资本家、豪绅分赃会议的国民会议的理论与实际。揭露改组派的理论基础——孙文的三民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理论；指明南京政府及各派军阀现在所实行的都是真正道地的根据三民主义的政策，绝不是什么现在国民党实行的是“假三民主义”，仿佛实行“真正三民主义”恐怕多少要好些；指出国民党民十三“改组”的真正革命意义，只是实行所谓“三大政策”——联俄，联共，工农政策——；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政纲，到现在已经成为过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纲领；整个国民党及其政纲都已成为公开无耻的反革命的工具，绝不是什么“改组”和“恢复二届中央”可以挽救和改变万一的！改组派实际上现在不过是反动国民党的各派别中的最狡滑、最狠毒、最下流、最无耻的一派！这一切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工作，尤其紧要的要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指出和证明改组派是两年来军阀战争——尤其是此次军阀战争的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最积极的发动者和制造者！“革命评论”时代的改组派的“反对封建势力”的理论与实际，便是帮助蒋介石进行反对西山会议派与桂系的军阀战争；所谓“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改组派领袖陈公博、王法勤等党籍，使改组派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后，《民主》、《民生》等杂志以及最近的《革命日报》大吹特吹的“肃清封建势力，建设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际，便是拉拢、拍捧各派各系的军阀进行“反蒋”、“拥汪”、“拥阎”、“拥冯”、“拥李”、“拥张”的军阀战争；指出和证明改组派是香港总督和工党内阁的新近宠妾，与其他美日臣仆毒害中国民众的作用没有两样；指出和证明改组派的“反蒋”、“反南京政府”的实际内容，只是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争夺祸国殃民的权利；指出和证明改组派之所以成为此次军阀战争中各派军阀——自安福系、直鲁系到阎、冯、李、张各系——的共同旗帜，正因为改组派的一切理论和实际是各派军阀所共同赞赏和采用的工具，是维护和延续各派帝国主义各派军阀的统治的应时良剂，同时，即是欺骗和荼毒中国广大工农群众的最毒方策；指出和证明在广州暴动三天之内屠杀工农兵达五千七百余人之多的汪精卫、陈公博、张发奎，在理论上实际上实行“杀尽共产党，杀尽工农革命分子，杀尽革命青年”的主张的改组派，上台之后，绝不会与蒋介石政府有什么根本区别；改组派现在的“打倒军阀政治，建立民主政治”，“保护工农利益”，以至于“罢工，罢市，罢课，甚至暴动”的口号，都不外是用来欺骗广大工农群众去作军阀战争及“拥汪上台”的牺牲品！此外，我们更要从事实上暴露改组派现在大捧特捧的“各派武装忠实同志”的原形；必须指出阎锡山是日帝国主义的十八年来忠实的走狗，他不仅是以“模范省”的手段，对于山西劳苦群众实行“农奴式”的压迫与剥削（“村里制”，“联保制”），而且对于他统治下的工农群众斗争，更施行残酷的屠杀（屠杀北平人力车夫百数十人，武装压迫唐山的矿工等等）；冯玉祥正在拚命找日本做姘头，同时又正在向英国送秋波，他屠杀甘肃汉回农民一百几十万，以大刀队血洗过陕西、河南八十县反抗苛捐杂税，反对军阀战争的乡村；李宗仁是在湖南、湖北血洗几十县和屠杀八十万工农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对工农革命分子“宁肯错杀一千，不要错放一个”的理论的坚决执行人；张学良是东三省的忠实李完用，他实行屠杀苏联和中国的工农比任何人都残酷，吴佩孚、段祺瑞、孙传芳这些改组派的忠实同志的罪恶，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如果这些北洋军阀在过去当权时，还没有做出象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所做的卖国殃民的勾当这样繁多和这样“伟大”，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某些点上比国民党各派军阀政客要好些，而是因为那时候的国际关系与帝国主义各国对于中国关系以及中国国内阶级分化和对比的关系，与现时都有程度上和范围上的不同；他们现在如果要“东山再起”，其一切献媚帝国主义与屠毒工农群众的行动，绝不会丝毫亚于现在当权的任何军阀。现在“反蒋”与“拥蒋”的各派军阀之间，都是以“攻俄不力”，“破坏对俄战争”，“剿共不力”，“清共不力”等口号作相互攻击的中心，便是此次军阀战争中各派军阀——自安福系到改组派——的真实写照！改组派的同盟师友——西山会议派与国家主义派，是“反俄”、“反共”、“反工农”的最老祖宗，是最公开无耻地拥护军阀制度，拥护五色国旗的最老“国手”，他们与改组派手携着手积极挑动和参加军阀战争，都是积极找取升官发财的捷径。至于寂然无闻的第三党，实际上不过是附改组派“骥尾”的一条小狗。
我们必须坚决明白地向广大工农宣言和解释：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已恶贯满盈，应该立刻的打倒。但一切反蒋反南京政府的各派军阀及整个国民党，都应该立刻推翻。在工农群众中还在卖“迷药”的改组派，是妨碍我们消灭军阀战争及整个国民党的最狡猾、最毒恶的敌人；改组派在群众中散布的各种幻想的影响多一分，我们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工作便困难一分；在反军阀战争的紧张工作中，加紧从理论上实际上肃清改组派及其各种同盟军在群众中散布的各种幻想与欺骗，是反军阀战争胜利的直接前提！
七、加紧反对军阀制度与军阀战争的忠诚拥护者——取消派，是实行反军阀战争的彻底策略中的主要工作之一
取消派（托洛茨基反对派及中国机会主义的陈独秀派）的取消主义理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在不可知的将来----的根本特质，是完全取消中国现在阶段的革命及社会主义的革命。从这一根本理论出发去分析中国各种问题的取消派，必不可免的成为中国军阀制度及军阀战争的忠诚拥护者。他们根本以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让步了”，“中国没有封建余孽了”，“全中国都是资产阶级的统治了”，实际上便是否认了中国军阀制度的主要基础的存在，当然同时就否认了中国军阀制度的存在。他们根本以为“军阀战争只是中国资产阶级各派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与南北美战争及日本西南战争一样”——即国家统一起来“和平”发展资本主义，实际上便是否认了国际帝国主义在华矛盾，军阀制度的各种矛盾及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复杂纵横的矛盾，是军阀战争的各种动力，当然同时就否认了军阀战争的前途是使国民党各派统治阶级的统治更加崩溃，当然同时梦想某一派军阀可以武力统一中国，可以召集国民会议，使他们这些“进步的民主势力”，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中国国家中”，与改组派、第三党等济济一堂，“攒进政治舞台”！他们根本以为现在是“国际资本主义更加稳定”，“中国革命已经完全死亡了”，“现在的斗争只是革命高潮的余波”，“现在没有群众斗争”（以上陈独秀的意见），“现在只有流氓土匪这里那里的无组织地非科学革命地蠢动”，“革命高潮只有在中国经济来个高涨，然后再来个危机之后，才有发生的可能”（刘仁静）……，实际上便是完全替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硬捧台，比麦克唐纳尔、胡佛、蒋介石、汪精卫对于政局还要乐观些；当然同时要完全否认中国工农有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必要与可能，当然要咒骂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一切工作是“盲动”！他们根本从各方面破坏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共产青年团、赤色工会、苏联、中国苏维埃区及红军、游击队等等的威信和信仰，他们根本在城市和乡村中破坏和出卖工人的罢工，破坏和分裂革命的营垒，实际上便是完全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尽忠，同时当然就是破坏和消灭以工农兵武装暴动消灭军阀战争的伟大工作！他们虽然在表面上也还说些“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以至“反改组派”的“革命”词句，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忠诚拥护人，他们的根本政纲已经与改组派没有分别，他们在政治上是跟着改组派尾巴后面闻香的一条小狗！他们对于革命及革命群众最危险最狡猾的地方，就是他们还打起“马克斯主义——列宁主义”、“共产党”这些光荣伟大的旗帜，企图在这些神圣旗帜之下，去进行最狡猾、最阴险、最下流、最无耻、最蠢笨、最灵巧的各种欺骗反动宣传，以麻醉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以和缓工农群众的剧烈斗争，以延续和拥护统治阶级垂死的生命，以掩护和保持军阀制度与军阀战争。取消派在工农群众中散布的各种欺骗与幻想的影响多一分，我们反对军阀战争与消灭军阀制度的工作也困难一分。所以在加紧实行反军阀战争的彻底策略时，从理论上实际上在广大群众中加紧反对军阀制度及军阀战争的忠诚拥护者——取消派，是非常主要的工作之一。
八、加紧进行反对各种右倾倾向及对右倾采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是目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布尔塞维克毫不隐讳自己的弱点，只有公开的指出和努力的补救。现在党内存在有各种右倾倾向，是非常主要的危险。右倾倾向的第一种表现是对于目前国际革命形势及中国革命形势的日益完备高潮条件的怀疑与动摇；第二种表现是在群众斗争中党的尾巴主义；第三是职工运动中的黄色倾向与对于赤色工会建立的忽视；第四是农村中的富农路线的领导和对于反富农斗争的犹豫和不坚决；第五是地方观念，保守观念和一般的农民意识；第六是对于士兵运动的忽视与对于兵变的取消倾向；第七是对于争取公开工作路线的怀疑与不坚决；第八是对于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区在一般革命运动中的比重成份估计得不够；第九是对于“中小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的不正确估计和“幻想”；最后，非常危险的是对于党的本身力量估计得太过分薄弱。非常明显地，第一种倾向能阻止、妨害、动摇甚至反对党的目前一切中心策略路线的执行；第二种倾向，能使党由群众的先锋转移到群众后备，因而减弱甚至丧失党在广大群众中的领导作用与威信；第三种倾向，能阻止、妨害、动摇正应加紧进行的组织同盟罢工、政治罢工以实现总同盟罢工的任务；第四，能使土地革命停留在“抗捐，抗税，抗租”的半途上，不实行没收地主土地，不实行分配土地，不能够团结和组织广大贫农雇农作乡村中革命力量的基础，不能使中农群众得到土地，结果使贫农雇农对于革命怀疑，公开提出：“我们为什么革命？革命与我们有什么好处”？以及“你们没收土地、分土地，为什么不干”？等等的问题，或者形成“保护革命同志家属财产”，“保护中小商人利益”，“不提出店员和雇农一样的要求”，“工人农民都是按同一数量比率选代表到苏维埃”……等等危及革命发展的现象；第五，使游击队、红军、苏维埃区域都拘守一隅，使革命最多也不过以平民式手段彻底完成土地革命，革命转变的前途沦于幻想；第六，是客观上放弃摧毁敌人主要力量的工作，是不了解革命的一切根本问题须要武装力量来解决，夺取、分化、破坏敌人的武装势力的工作是准备和实行武装暴动的主要工作之一，兵变是军阀制度加速崩溃和士兵革命化的主要表现之一；第七，使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影响拘于秘密工作达到的范围，使群众斗争拘于狭隘环境和一般方式之内，而不能迅速的转变成广大群众范围及更高斗争方式去；第八，不能正确计算到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区域在推进革命高潮及摧毁反动统治运动中应有的力量和意义，不能正确估计到它们是中国革命胜利——尤其是开始在一省以及几省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基本支柱，不能了解它们已经实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策略；第九，不能坚决地站在保护雇佣劳动的利益上面去发展店员学徒和手工工人的斗争，不能动员和团结广大的城市贫民群众；忽视和否认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中因土地革命及一般革命深入而发生动摇、破裂、分化以及反动的事实，夸大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定下对于他们的不正确策略；第十，“以为客观形势样样都齐备，只是我们党本身太不行”，“党现在既不能拿到政权，就是拿到政权也没有办法”，完全忽视和否认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群众工作上的种种力量和进步，完全忽视和否认党在国际革命中及中国大革命中艰苦夺到得来的力量、经验、威信和同情，完全忽视和否认党在千百万劳苦群众心目中潜伏着和活动着无限的希望、信仰与尊崇，完全不了解受大革命几年洗礼了的中国劳苦群众的革命觉悟、意识、经验、勇气、决心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党与广大群众能够很迅速很敏捷建立相互的正确关系，结果便非常容易走到悲观、失望、消极、沉闷、没办法、无出路……一切失去前途的机会主义与取消主义的道路。这一切倾向都是与党的目前根本任务不能相容的，都是动摇、妨碍、破坏以至反对党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策略，都是使党不能实现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本战术。与各种右倾倾向在理论上、组织上、政治上采取各种各色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是掩护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的有力护符，是右倾的实际同情者和赞助人。为加速地和顺利地进行反军阀战争的根本战术起见，加紧反对各种右倾倾向及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是目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九、加紧各种主要工作，争取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
我们既已知道中国军阀制度的主要基础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救援和封建余孽的存在；军阀战争的主要动力是国际帝国主义利益的矛盾，加上军阀制度的根本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纵横错杂的矛盾；彻底消灭军阀战争的唯一策略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这一策略的具体内容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根据中国各种特殊条件，革命首先有在主要一省以至数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在主要一省以至数省夺取政权是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府的正式开始；因此，必须认清当我们实行以武装暴动在主要一省以至几省首先消灭军阀战争时，一方面固然是全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开始，是变武装进攻苏联的中国为武装拥护苏联的中国的开始，是变帝国主义大战屠场的中国为反帝国主义大战堡垒的中国的开始；但另方面，也即是中国工农兵群众与国际帝国主义武装战争的正式开始，也即是全中国国内阶级战争大规模地普遍地爆发的开始。英、美、日、法、德现在这样拚命地用飞机、战船、大炮、机关枪、毒气、军用化学品武装中国各派军阀，两年来那样疯狂地加派军舰、陆军、航空队、唐克的来华，最近日本开十六只鱼雷舰到长江沿岸，英国武装商船，上海租界及各地租界街头巷尾的军事布置与炮台建筑；各派军阀及各省军阀共同“讨赤”、共同“剿共”的宣传和布置，都把革命与反革命武装肉搏的时期迫切的问题显明地提在我们的面前。无论各帝国主义相互间及中国各派相互间的内外矛盾何等深刻、何等尖锐、何等不可调和，但他们实在有暂时联合一致共同压迫革命的可能。这一点不仅有国际帝国主义在过去和现在武装进攻苏联的行动作为充分的证明，即过去广州暴动和最近龙州事变都给了我们宝贵的教训和警号。所以我们在实行准备以工农兵武装暴动消灭军阀战争，以苏维埃中国代替国民党中国的时候，必须有必需和应有的一切实际准备工作，——尤其是针对着革命的特别需要和现有缺点的工作。我们现在应当特别加紧进行的主要工作是：
（一）广大地和深入地实行各种方式的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必须把时刻准备着与国际帝国主义武装作战这一觉悟、决心与勇气，布满千百万工农兵贫民群众的心目中。必须把武装拥护苏联、反帝国主义大战及各国革命斗争（工人运动与殖民地革命）与中国革命更亲密地联合呼应起来，以保障中国革命对于国际帝国主义最后胜利。过去对于反帝运动做得极不够，这是目前运动中最大的危险！
（二）不仅在政治上、宣传上、一般组织工作上加紧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而且要在军事组织上、军事技术上、军事工作上加紧布置武装暴动的工作，武装工农（纠察队的武装训练与游击队的武装战争），党团员军事化，都成为目前日常工作的中心，尽力扩大红军，发展地方暴动，发展游击战争，加紧对于在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各派军阀的武装组织中的破坏、分化和夺取的工作，加紧夺取群众中的武装的和半武装的组织（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等）的领导，是非常切要的日常事务！
（三）加紧配合工农兵运动发展的平衡，尽可能地配合各地方各省份各区域的革命运动，使之更加平衡发展，加强工人阶级对于农民兵士贫民运动的领导，加强中心城市的领导作用和工作，加紧组织主要城市的政治罢工、同盟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建立和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中心组织——赤色工会。
（四）提出国内各民族一律有自决权的总口号，提出各民族的特殊要求，以便把八千万回民，几千万蒙、藏、苗、瑶、僮、畲、高丽……等民族，卷进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巨潮，使他们不仅不致受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统治阶级的欺骗蒙蔽而反对整个的中国革命运动，并且积极参加和拥护这一运动。冯玉祥在甘肃的回汉大战争，日帝国主义与张学良拚命对于内蒙王公的拉拢，南京政府及阎锡山的卑躬折节欢迎班禅，南京政府的设立蒙藏院及蒙藏学校，英国的积极武装西藏的王公喇嘛，浙江畲民暴动反对南京政府，四川苗瑶能耐坚苦的战争……这一切一切都指明从政治上、组织上夺取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广大劳苦群众到统一的解放战争的旗帜之下来，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我们敢坚决断言：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迅速地夺取这些民族之内的广大劳苦群众到工农解放的一般斗争上来，则中国革命在国内革命战争时将要遭受到极严重的威胁与危险！过去我们异常忽视这一工作的错误，应该立时完全纠正过来！
（五）劳动妇女与劳动青年，在反军阀战争及武装暴动中有非常伟大的意义与作用。我们必须严厉纠正忽视甚至放弃在这两部广大劳苦群众中的工作——特别是武装工作的倾向，我们敢确切断言：中国解放战争，如果没有广大劳动妇女及劳动青年的积极参加和拥护，是不会胜利的！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工作，如果不动员广大劳动妇女和青年都起来积极进行，则没有成功的希望的！
（六）最后，还有一个有决定斗争最后命运的问题，值得更加特别的注意，就是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军事上健全和巩固共产党在广大劳苦群众中的领导作用，我们应当公开承认，主观力量跟不上客观的发展，党还不能成为现有革命形势和革命发展程度中的足够的和应有的中心，是现时革命运动中的主要缺点之一。我们如果不加倍努力来战胜和补救这一缺点，我们便不能保证革命的最后胜利！然而，我们坚信，在伟大事变发展和千百万劳苦群众英勇战斗的过程中，我们有办法、有勇气、有决心来战胜这一缺点的。
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这一策略的彻底实行，便是以工农兵武装暴动推翻现存政权而代之以苏维埃政权的统治，我们坚信中国工农兵贫民群众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事业，一定能够与苏联工农兵群众在“十月”时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同样地得到预期的光荣胜利！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