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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宁访王凡西之子
潘惠莲
2015年
距上海约一小时车程的浙江海宁市，常标榜出了两位近代著名作家：徐志摩和金庸。其实它还是已故托派元老王凡西的故乡，他的笔名「双山」便是源于海宁市中心的两座山：东山和西山。但托派一直批判和揭露CP的专制独裁，王凡西的名著《双山回忆录》至今尚且不能在大陆正规出版，海宁就更不会有纪念他的设施。笔者月前到访海宁，有缘找到王凡西的长子王宇平，他已年届八十五，中共五二年「大肃托」后，就被下放到海宁生活。年近花甲，才有机会到英国，与分别近四十年的父亲重聚。
王宇平1930年生于上海，是王凡西与首任妻子叶英所生的长子。他说，父亲1925年进北京大学念书后加入共产党，与母亲同是追求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于1927年一起被中共派到苏联留学。至于父母的婚恋经过，他并不清楚。父亲在英国时曾不经意的向他提及：「王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其貌不扬，在苏联时却想追求你母亲。」
王凡西在苏联期间，因看到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的文件，于1928年参加了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其后称为托派），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托派秘密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929年回到上海后，他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在周恩来手下工作。翌年，因托派身份被发现而遭中共开除党籍，其后与陈独秀一起推动左派反对派的发展。于1931年当选为统一的托派中央委员，并担任机关报编辑。
但一个月后，王凡西、楼国华等一批托派中委遭国民政府逮捕下狱。鉴于形势凶险，王宇平被祖母带回家乡抚养。监狱的恶劣环境，令王凡西染上严重肺病。1934年出狱时，留在上海的妻子叶英已带同幼子改嫁，他无奈回到家乡海宁，租住西山上一间小屋养病。期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马裕生。
1935年，王凡西到上海参加新成立的托派全国中央临时委员会，并创办论政刊物《斗争》及《火花》，继续追求他的革命理想。翌年，他与马裕生结婚，一年后诞下女儿凤岗（翌年夭折），女儿出生不足两个月，王凡西再次被国民政府拘捕，关押在南京监狱。日本空炸南京时，监狱被毁，国军败退．王趁机逃脱，辗转避难到香港，于1938年2月返回上海，继续托派的工作。
此后几年间，尽管饱受斯大林派的诬蔑和种种打击，中国托派不但再度活跃起来，还吸收了一批年青的新成员。当中王凡西作出很大贡献，尤其文字宣传方面。他出任公开的《动向》月刊编辑和撰稿，并翻译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和《俄国革命史》等。
1942年，中国托派因政见不同分裂为两派：彭述之与刘家良领导的多数派，以及郑超麟、王凡西、陈其昌、楼国华领导的少数派。二战结束后不久，少数派在上海创办《新旗》半月刊，王凡西是主力执笔人之一。1949年5月中共进驻上海前夕，由于担心中共打压托派，王凡西与楼国华由上海迁移到香港建立联络站，几个月后，王因托派身份被港英当局逮捕，驱逐到澳门。
王凡西在澳门以教学和写稿维生，不断思索和评论中国的问题。在1957年写成极具史料价值的《双山回忆录》，其后又发表了《毛泽东思想论稿》、《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著作。王凡西原名王文元，「双山」是他众多笔名之一，因在四十年代常用「连根」这笔名发表论证文章，跟他交往的后辈都称呼他为「根叔」。1975年，他得到朋友帮助移居英国，至2002年，在英国利兹以九十五岁高龄辞世。
王宇平表示，自小由祖母养育，与父亲聚少离多，跟后母的关系则并不融洽。生母改嫁后，在抗战期间带同幼弟到了重庆生活，起初有书信往来，后来便失去联络。因为生活贫困，王宇平十多岁就到杭州打工谋生，他记得父亲临离开上海往香港前，曾到杭州探望他，叮嘱他好好照顾自己和祖母，道别时还轻抚了他的头。
王宇平在1950年参加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财务管理，几个月后就获分配到杭州的政府部门工作。但到了五二年的十二月底，毛泽东为讨斯大林欢心，大举整肃境内的托派分子（称为大肃托），连同托派的同情者，逾千人被逮捕或判刑。王宇平因父亲的关系也受牵连，无法留在杭州政府机关工作，五四年被下放回家乡海宁当小学语文教师。
王宇平称，可能少时已投身社会工作，知道世途险恶，须低调实干做人做事，所以虽经历了连番政治运动，总算没有受到严重的迫害；但大肃托期间，王凡西的两个侄、一个内弟及他们好些朋友，都受到牵连而被捕，一个侄更死在狱中。有关父亲的事，王宇平长大后才逐渐有较多了解，明白父亲追求的理想很美好，但这个理想能否实现，实行起来又是否如他所想象的？王宇平表示：「难说了！」
王凡西到澳门初期，仍与儿子保持联系，其后中断，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恢复通信。其后王宇平见政策较为宽松，便主动向父亲提出到英国会面，最终在一九八八年成行，由于当时经济拮据，只够钱买一张往英国的单程机票，回程费用由王凡西支付。
父子分隔了三十九年重逢，问他当时感受，王宇平带点感慨说：「很平淡，我们都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人，没有激动的心情，就像见到一个熟朋友的感觉，我连『父亲』两个字都叫不出口！他那年已八十一，年纪大，没来接机，他的朋友把我从伦敦机场送到长途汽车站，我独自坐车到利兹，他在车站等我。」
王宇平此行与父亲相聚了四个月，他形容父亲是一个十分随和的人，喜欢跟年青人交往。他在海外一直过着独居简朴的生活，但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好些学生和学者都爱跟他一起聊天饭聚。父子俩的话题却甚少涉及政治，多是闲话家常，只记得父亲曾提及中共党内最坏的两个人是王明和康生。
自小缺乏父母关爱的王宇平表示，长大后逐渐体会到母亲当年带同幼弟离去，以及父亲远走他方，都是为势所迫，心中已无怨愤。既尝过骨肉分离之痛，便不想留在大陆的妻女有着自己同样的经历，而且父亲在英国的生活也非富裕，所以没想过要留在英国。
回程时为了省钱，王宇平经香港坐火车回大陆，在香港逗留的几天，由父亲的托派朋友接待，其中令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长毛」梁国雄。王宇平说：「他为人热情，照顾周到，陪我到山顶游览，离开那天，还亲自送我到红磡火车站。」
随着前苏联为托派平反，中国对托派也转趋宽松，被指为「托派反革命案」主要领导人的郑超麟一九七九年出狱后，中共给他「上海市政协」的虚衔；从人民出版社分枝出来的东方出版社，在2004年亦以只供内部流传、半公开发行的形式，出版了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然而，托派对CP政权的批判深刻尖锐，王宇平估计在未来数年，中共对托派分子的态度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王宇平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王燕祺居于上海，但彼此没有联系。王凡西去世后，朋友把他的骨灰运返香港宝福山安葬。到2005年，王凡西的妻子马裕生亦离世，王燕祺来港把父亲一半骨灰带返上海与母亲合葬。这对分离了逾半世纪的夫妇，终于可在人世间以外的地方再续情缘。
转载自香港《十月评论》238期，2015年6月30日出版
感谢 银寒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