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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我的父亲王凡西
王燕祺
（2007年3月）
2000年1月，新世纪伊始，在给我的一封家书中，爸爸第一次亲口提自己的身后事，称自己死后火葬，让女儿从自英回国的友人处将骨灰取回，“将来和外婆的骨灰合葬在一起……”。他指的是我儿子丰丰的外婆，也就是我的妈妈马裕生。信让妈妈悲伤。她对丰丰说，“如果你想出国留学，你应该去英国利兹，而不是美国。这样你可以陪你外公几年。”当时，丰丰已经通过了托福考试，正准备申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课程。其实，父亲并不赞成中国人去国外留学。他在给我的家书中这样写道：“大多数外国大学已经变成了‘买卖’学生的场所。你不应该对此抱有迷信心理。在中国，移民国外的日益成为潮流。然而，盲目随大流并不明智。”然而，一直顺从的妈妈，这一次无比坚定。她给爸爸写道，“咱们早晚都得走。但要是到了闭眼的时候，身边连个亲人都见不到，这怎么受得了呢。如果丰丰能去利兹求学，他多少能陪你几年；也许未来他能去实现我们的愿望。”事情很顺利，如有天助——丰丰前往利兹后不久，爸爸在信中写道，“我很高兴能有些天伦之乐。”2002年12月30日，丰丰送他外公到了95年生命旅程的终点；2003年1月16日，我爸的葬礼在利兹举行，丰丰代表我们家人用英文致了悼词。
2007年农历二月初三，是文昌菩萨的生日和我爸爸的100岁诞辰，我遵从爸妈的遗愿，将他俩的骨灰合葬在了上海的公墓里。墓碑很小，装饰寥寥。我相信他们都不曾在意过富贵。爸爸生前对钱财视若无物，身后只留下区区1900英镑。他的档案，包括他的所有手稿、信件和其他历史文件，妥善保存在利兹大学Brotherton Library的49个文件夹里。父亲留给世人的这些无形遗产，其价值无疑远胜于有形遗产。
在爸妈合葬的墓碑上我刻了四行字：
守望五十六年
重聚在碧云天
人世虽局促
无悔亦无怨
我妈妈在2005年12月25日去世，和我爸一样也活到了九十六岁。仁者寿，可以为之喜、为之庆。我妈是一个宽厚通达的人，心中既无怨愤亦无愧怍。自从1950年她找到一份养家的工作开始，二十年如一日，在工作日天天4点起床，赶13路头班电車去工厂上班。哪怕小腿流火发作时也硬撑着。直到退休。我爸离开故土的前30年，杳无音讯，生死未卜。妈妈很乐观。1979年我妈收到了香港楼子春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老王还活着，住在利兹，有朋友照顾，身体还不错，你不必担心”。我妈说：“我知道你爸不会死还活着。他从小爱踢足球，绰号叫石宝塔。一生進出监狱四次，受尽折磨。1934年从苏州监狱出来，吐血。还有1940年获悉托洛茨基被暗杀，他肺病大发作，吐血不止严重时要用脸盆去接。那时真是贫病交加，但是他都活过来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母亲每天都怀着期待，安然度日。她期待着大约每一两个月收到一封来自英国的信，偶尔还会附上一张照片。晚年时，母亲卧床不起，生活质量日益下降。85岁以后，她日益不能再多走动。通常她会安静地坐在扶手椅上，做些缝纫活，或者翻看父亲的信件和照片。
转眼间，我爸过了九十岁，他经常怀旧、思亲，经常担心我妈会比他先死；经常在脑海里迴旋中学时代的校歌和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联的老歌；让我寄给他我姐姐王鳯崗周岁生日时拍的照片。更反常的是以往从不叫我们去英國探亲，突然连写二封信给我，表达了叫我去利兹“探亲二个月”的迫切愿望。但我当时的处境怎能说走就走“去利兹探亲二个月”呢：当时我妈已卧床不起，年过五旬的我，既要服侍母亲，又不能丟下上班工作。而且，当年申请去英国的签证真的是千难万难、道阻且長，耗时好几个月是不稀奇的。无奈之下只好叫我的儿子放弃上海的职业，專心致志去北京的英国驻华大使馆申请探亲签证。果然，一次次地被金发女签证官拒签；然后，一趟趟锲而不舍地奔波在京沪铁路的绿皮火车上。最后，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一波三折终于如愿成行。在我爸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总算有一位家人陪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1949年5月，我妈对5岁的我说：爸爸要出远门了，我们去送送他。我跟着父母来到外滩沙逊大厦（現和平饭店北楼），至今记得爸爸站在深褐色柜台前的背影，他在那里取一張去香港的船票。谁能想到自此之后半个多世纪，我再也没能再见他一面。但当时小小的我，只想着缠着妈妈带我到外滩公园去看大轮船。到了公园，我兴奋不已，但回头一看，只見妈妈泪流满面。五岁的小女孩，已能记事，但读不懂离人泪的辛酸；更不明白那一天可能就是生离死别之日。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一天变得刻骨铭心起来。每当走过外滩和平饭店北楼门口，不由得想起当年渐渐融入大厅深处的我爸的背影。不髙大，但坚定。
愿我父母的在天之灵安息。
2007年3月
感谢 侯乌瞳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