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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宋云彬与许志行
王凡西
（1984）
（一）
大约两年半前，我偶然读到徐铸成先生写的一篇短文：《三扇门》。那是关于宋云彬的故事的。宋云彬是我的一个乡前辈，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当读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以及他临死时的情形，引起我无限感慨，也勾起我无数往事的回忆。很想把这些感慨与回忆记下一点来，却因为年老力衰，几次提笔又几次放下。
最近承蒙一位朋友远道寄来一篇许杰先生的文章，关于我另一位乡前辈许志行的。它报道了许志行的死讯，谈了他早年和毛泽东的关系，还谈了近年来志行的不少情况：这又引起我的深切怀念。老朋友的影子重现在我的心眼里，往事历历，不将他们记下一点是无法安静的了。
“那时的杭州，真正的赤色思想原已存在……我的几个乡前辈在杭州搞国民党（实则共产党）。SY也有了，第一师范有一点组织，我的自小朋友H就是那个组织的负责人。”（见《双山回忆录》第八十九页）
这里所说的“几个”，宋云彬是其中之一，而第一师范里负责SY的“H”，指的就是许志行。
当时我没有说出他们的真实姓名，并非故弄玄虚，而是为了他们两人的安全。我写这本回忆录是在1957年，那时宋云彬正因响应鸣放的号召，说了真话而遭受打击。我不愿让他“罪上加罪”。——于“右派”之外再被扣上“亲近过托匪”的帽子。许志行当时音讯隔绝，我当然也不愿给他添加麻烦。
（二）
云彬当时（一九二五年前后）在杭州充当新闻记者，同时仿佛还在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做点事。因为年龄差距相当大（他好像大我十四岁），我跟他的生活并不接近。虽然认识，但是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从他署名“无我”，发表在当地报纸（是《之江日报》还是别的日报，我已记不清了）的文章中，我知道他是左的，同情革命的。此外便不清楚了。
许志行当时跟我的关系比较密切，却也算不得深交。那时他正努力写小说。后来结集为《孤愤》而出版的那几篇小说，就是他在那个时候，躲在第一师范的藏书楼中创作出来的。我和他不同校，见面机会不多。在不经常的星期日见面中，我知道他倾向革命，信仰共产主义。那时我正在热衷于为读书而读书，对志行的不上课而专事写作，不读书而高谈革命，有点不以为然。他对我有什么看法，我不知道。后来也从未谈起——不过他无法欢喜我这个自以为专心读书的人，也是可想而知的。
志行和我突然亲热起来，那是在五卅事件发生以后。我被动地当上了杭州学联会的宣传部长，非常热衷于反帝运动——-他和我的思想与行动逐渐走到一起了。不过这一个时期不长：差不多只有两个月的共同工作，我和他便都离开杭州。我到北京升学，他到广州去革命。
一年以后，即在1926年秋天，却不但和志行，而且和云彬也重新聚首了。那是在广州。当时我已在北京加入共产党，到广州乃是为了更直接地参加革命。云彬担任黄埔军校的日刊编辑，志行则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机要秘书。同乡、老友又兼同志，此时我们三人的关系比杭州时期亲密得多。
我和志行同住，又常去黄埔找云彬聊天。当时的云彬给了我一个非常有趣的印象。从来穿长袍、踱方步的“云少爷”（茅盾送给他的称呼），忽然换上了军装。皮带束腰、绑布缠腿，却仍是一派斯文，绝无赳赳之气，我会戏称他有了“儒将风度”。当时同在黄埔的张秋人与萧楚女等，也常拿他的“文武不挡”来开玩笑。
广州之会也很短，才一个多月我又回北方去。数月后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志行仍旧干他的机要秘书，云彬则卸下军装，当了汉口《民国日报》的编辑。
一九二七年夏天，我又在武汉和他们重聚。我仍与志行同住，与云彬不多见面。这时候中国的革命运动正陷进危机。蒋介石叛变了，我们把希望转至“左派”汪精卫身上，可是这时候汪精卫也日益反动，对共产党采取着愈来愈敌对的态度。作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机要秘书，志行的消息最灵通，因此他也最悲观、最担心。开会后他时常与我商量，如何应对这眼见即将来临的大灾难。我们当时对自己党内的情况非常隔膜，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更完全不知。革命失败，对我们这些普通“干部”来说好像是一种天然灾难，他无可预防，亦无法解释。
七月十五日“左派”国民党正式反共之后，我被派赴苏联学习，志行和云彬则潜回上海。此时革命是完全失败了。共产党思想上陷于混乱，组织上濒于瓦解。个别的共产党员，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共产党员，则正如茅盾在他的回忆录所说：“感觉到迷茫”、“痛心”和“悲观”。其中浅薄浮夸的一层是变节、投降，与国民党妥协了；较为深刻厚实者则“需要时间来思索、观察与分析”。他们要问问“革命究竟往何处去？”
宋云彬是和茅盾一起离开武汉到牯岭，然后独自先回上海的。他当时的心情与想法如何，我不得而知，但从他后来的许多来看，他和茅盾一模一样。因为他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根底比茅盾浅，他于失败后会更加感到“迷茫”。但由于他性格上那种强烈的反抗性与正义感，他决不会去和破坏革命与屠杀革命者的国民党政权妥协。又由于他从来豁达的气质，我相信他当时虽然也一定“痛心”，当不会像茅盾似的“悲观”。
志行比之于云彬，思想根底的不深虽然相同，而性格上的敦厚则尤有过之。又因出身贫贱，他对被践踏者与被欺压者的同情是至坚至深的。这就更无法使他去和国民党的统治者妥协了。
他们不愿跟国民党妥协，但他们也和茅盾一样，不能够“紧紧跟上”共产党。当时国内的整个政治形势急剧转变，共产党采取盲动的武斗路线，国民党实行空前的白色恐怖。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几年来习惯于公开合法的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不得不掉队了。掉下队来干什么好呢？路子是非常少的。除了教书卖文这两条逼仄小径之外，可以说别无退路了。志行选择了前者；云彬走的是后者。
本来，为了生活，云彬不一定非卖文不可。（茅盾在其回忆录中说云彬：家里很有钱“宋家有‘宋半城’之称”，那是不确切的。宋家在我们镇上虽算富有，却绝非豪富。比他家更有钱的多得很，而巨富如徐志摩的老家，也没有称作“半城”的资格。）他的拿起笔来，无论在他参加革命以前或者以后，都不是为了生活，而为了对写作与文史有深厚的兴趣。他进正式的学校时间不长，在本乡的高小毕业之后，便再不升学，他对读书的兴趣却始终如一，读书成了他生活的主要部分。他的旧学根底很深，于史书的研读颇勤。五四以后，他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很快激进化了，变成我们乡下的“过激党”。到杭州不久，他便加入了共产党。此后大约有三年之久，他以共产党人资格参加革命，做的都是文字工作。因此一九二七年秋冬，当他和党失去联系后重理旧业，继续执笔协作，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
（三）
我不清楚他回到上海后写了些什么东西，我和他再次见面是在一九三零年，那时我已因托派关系而被中共开除。他住在上海闸北区青云路的一个统厢房楼中，正在为商务印书馆标点《资治通鉴》。
记不起在那次久别重叙中我们谈了些什么，留在记忆里的他对那些不改初衷，于革命失败后坚持奋斗，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的一些故人，表示无限景仰。这情感不是用言语明白地说出来，而是见之于细微的动作和温婉的语气中的，对党内的分派和他们之间的斗争，他已略有所闻，但不甚清楚，因而无从偏袒。
不久前，我让国民党捉去了。云彬对我的家人表示了极大同情和声援。我的大哥是一个本分商人，从来不问政治。对于我的被捕下狱，他认为纵非耻辱，也总是家门不幸，因此在人前怕提这件事，隐之瞒之唯恐不深。云彬对此大大不以为然。利用一个社交宴饮场合，云彬故意向我大哥大声询问狱中人的近况，并扬言如此入狱，乃是大有光彩的事——弄得我大哥狼狈万分。
这个小故事是我于一九三五年从监狱出来，云彬在特别为我“洗尘”的一次家宴上讲给我听的。那时候，他住在狄思威路麦加里，在开明书店编辑部工作，写过不少文史小品。四、五年不见，我这位老朋友一切如旧，还是那样斯文潇洒，还是那样义愤填膺，还是那样牌酒风流，只有一样略微不同了，那就是他受了一些与中共较为密切的外围分子的影响，对中共中央与托派之间的争执已有了比较明确的看法：他亲斯大林而反托洛茨基。但尽管如此，对于我这个托派分子却仍无丝毫敌意。为要帮助我解决生活困难，他给我介绍了当时陈望道编的《大白》、黄源编的《语文》、郑振铎与王统照编的《文学》。最后他帮我与郑振铎讲妥，让我替郑主编的《世界文库》编译一本名叫《十九世纪俄国十大批评家》的书。这些卖文卖稿计划，有的根本未曾实现，有的部分实现（俄国批评家的论文编译好后，告知大部分在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大火中给焚毁了，结果只将残稿交给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培林斯基论文集》，并在《文学》上发表了沙了夫的《普希金论》），可是云彬那种“人饥我饥”的积极援手态度，无论当时或事后，都使我由衷感激。
排斥异己，甚而至于欲使政见不同者陷入生活绝境的那种做法在云彬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
（四）
当时日帝侵华的形势愈来愈紧，国民党“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日益使得广大民众不满，知识分子急剧左倾，云彬也终于从故纸堆中走出来了。他何时积极参加民主派的救亡运动，我不清楚。一则因为我们政见不同，二则因为在一九三七年初。我又让国民党特务给“请”进去了。
抗战爆发，沪宁沦陷，我幸而从国民党的牢狱中生还出来。那时云彬举家逃难到湖南衡山，我则辗转流浪到了武汉。不记得云彬是怎样得知我的消息的，他竟要他的女婿到武汉来看我，问我是否有可能到衡山去住几时。我那时真想绕道香港回到已成孤岛的上海去。于是就先到衡山，和云彬的家人共度了近半个月的愉快日子。
我在宋家的辈分很特殊。和云彬原系朋友，但跟他的女婿伯宁却是同学。因此，给云彬写信，有时称兄、有时称叔。云彬的女儿蕴庄是我眼见她成长的，习惯称我为伯，可她生的儿女对我也只好以伯相称，否则将置伯宁以何地？如此“尊卑难分”的关系，也许是我和他们全家始终保持亲密感情的另一个原因。
衡山半月，生活过的并不宽裕，但精神上，至少在我这方面，是万分欢喜的。云彬和我谈得不少，主要谈的是关于抗战的政策和前途。关于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他与我的分歧很大：我认为它太右，很可能重蹈第二次革命中的覆辙。云彬则完全拥护中共的新路线，对延安与毛怀有无上敬意。他当时是否已经参加民主党派的组织，我不问，他也不说。不过他积极再度投入政治斗争的决心，那时表示得非常明确。
（五）
我从湘江畔回到了黄浦江边，云彬一家则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辗转流徙。终于在桂林定居下来。此后我和他再无机会见面，甚至音讯都不通，从共同的朋友们的信上和口中，直到他在桂林主持“文化供应社”，在西南的大后方做着拥护抗战、反对国民党的思想运动。抗战胜利后，他和许多左倾分子一起来到香港，直到国民党在内战中溃败，平津解放前后，云彬才又和那些党外人士一同潜赴华北，参加政协。全国解放后他回到本省工作，当上了浙江省文教厅厅长，还被选为人大代表。这时候我相信他心情最为舒畅。云并不是一个官迷心窍的人。在旧式中国读书人中，他该算是闲适放达的一派。对官职，看不大起，于权势亦并不热中。但他当时一定是以万分兴奋的心情和最大的满足接受了这些职位的。多少年来迫切期待的规模，他本人也曾为之出过一点力气的革命，终于成功了。他要为这个革命作更多的事。
我在他离开香港之后来到香港，见到他的家人而未见他本人。对于我的出国，他知道了很不满意。经过我留在国内的家人，他曾经转致了一个劝告：“不要在外边流浪，应该回来。”在人民日报上我偶然见到一帧人大开会后的照片，云彬刚好站在坐着的毛泽东的后面。他微笑地望着毛泽东，这神情充分透露出他充满幸福与愉快的心情。
我没有听从老朋友的劝告，一直留在海外。大概在一九五七年春夏间吧（时间记不确切了），有一天，我照例打开收音机来收听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使我大吃一惊。宋云彬被点名指斥，变成“对党恶毒攻击的大右派”了。此后他的遭遇如何，我一无所知，其实也可想而知：日子是不好过的。不过究竟怎样不好过，都要到两年半前读到徐铸成先生那篇短文章后才算清楚。他最初还能干点编辑工作。一九六九年被流放到湖北咸宁，七零年九月因病重让家属接回北京，七九年四月逝世。“弥留之际”，据他的女儿蕴庄在信中所写，他“不断地说：‘我胸口有三扇门紧闭着’。”
（六）
在衡山相处的日子里，记得他约略问过我斯、托二派立场的差别。我仿佛还对他讲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性，讲过像中国那样的落后国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即使胜利了，如果把社会主义建设局限于一国之内，也是不可能最后成功的。斯大林派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必须要遭到许多困难，并且使一个革命政权堕落，变为反动。我的这种意见，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本无兴趣，对延安怀有无限信心的云彬，当然是逆耳之言。他不会相信王明们当时污蔑托派的那些荒唐罪名，但他深信托派的理论是不切实际的空谈。
（七）
许志行弥留时心中是否也有紧闭的门，我不敢乱猜。凭我对他的了解，他心中纵有郁结，也多半是与云彬的有所不同。他们有各自的相同处，但不同的地方却更多。
与云彬的少爷身份相反，志行原是一个穷孩子。他本来不姓许，也不是浙江海宁人。他姓潘，出生于台风里边的洞庭山。父亲在浙江海宁袁花镇上一家许姓开设的小店里打工。因为妻子死了，孩子没人照顾，便把许志行带到袁花来。孩子聪明，店主东想把他招赘为婿，因而志行改姓了许。在镇上小学里读了几年书，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变送给邻近的镇上同样性质的小商店去“学生意”。中国旧式小商店里的学徒，事实上是一种童奴。他们生活的痛苦，地位的卑贱，今天无论生长在中国内地或香港的年轻人，都是无法想象的。志行所写的一篇较为有名的小说《师弟》，便是这种悲惨无告生活的忠实描写。富有反抗的他，又多少嗅到了五四运动前中国那种个人觉醒的新空气，当然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做不下去怎么办呢？关于志行生活的这一段遭遇，许杰先生的文章有如下描写：
“他一面受不起这学徒生活的苦楚，但在另一方面，却由于他远大的理想和坚决的意志，他竟然一个人从这家商店走了出来。这一次的出去，便造成了他一生传奇般的遭遇。他从浙江出去以后，中间不知经过怎样的辗转周折，到了湖南长沙。他在长沙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筹莫展。一天傍晚，他一个人正坐在铁轨旁边发愁，碰到了毛主席。那个时候毛主席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教书，问清了他的情况，就介绍他到湖南一师去读书。”（见《忆志行》，上海新民晚报，一九九八年一月四日）
许杰先生这里的叙述基本上不错。不过细节上有许多不对。志行出走不止一次。他给推荐出去好几次，照我们乡下的说法，他成了“回汤豆腐干”，这使得他的家人非常头痛，终于想出一条让这孩子无法逃回来的妙计：将他荐到数千里外的武汉去。家人原以为这一下志行总可以做长了，谁知结果还是一样，他还是逃出来。可是哪一条是回家的路，要怎样才能走回家去，他却是一点主意也没有。身上带着少数几个钱，一直沿着南去的铁路线走。走呀走的，终于让他走到了长沙。此时他真是冻饿交加，坐在路旁为难发愁。而正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毛泽东这个“大救星”。毛泽东那时是长沙一师附小的主任，所以让志行在附小读书。
毛泽东如何发现这个流浪儿，二人如何交谈，毛为什么决定把他送进一师附小读书，我曾经问过志行，他不愿提起这些往事，我也不再追问。
在一师附小大阅读了两年书，他的一切都是毛泽东照顾的。学校放假志行无家可归，他总是与毛生活在一起。他曾经在韶山过新年，事实上他成了毛的一家人。
小学毕业，此时毛已去广州，志行得毛的同意回到杭州，考进了浙江第一师范。五卅事件发生后，志行好像尚未毕业，便到广州去参加革命。他之获得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机要秘书这份工作，我相信（他自己从未说过）也是出于毛泽东的安排。
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志行与毛家的关系还是很密切。他不常见到毛但经常与杨开慧有往来。七月间汪精卫公开反共，毛去湖南，志行潜回上海，从此消息断绝，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毛来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之时。毛从重庆的友人那里打听到志行多年来的经过。知道他曾在上海开明书店编辑部工作，据说很高兴，还给志行带来了问候的口信。这使当时开明书局的同事们大为兴奋，而志行却大感狼狈。
为什么会狼狈呢？许杰先生的文章里有一点相当好的说明：
“凡是熟悉志行同志的朋友，都在志行同志的背后，传诵着志行传奇般幸遇毛主席的故事。但志行同志自己却是守口如瓶，总是把话避开，不加渲染与夸张。”（见同上引文）
志行这种态度，有人用谨慎来解释，其实不然。革命失败后，志行主要干的是教育工作：最初在河北定县推广“贫民教育”，后来在温州与上海等地当中学教员。在国民党疯狂反共的年代里，志行与“匪首”之间的亲密关系，非但无补于他的工作，反而于其工作大大有害。（在温州教书时，他曾因言论“反动”被捕，幸未发现他过去与中共和毛的特殊关系而获释。）那时候他竭力避免谈起这种关系，自然可以说是出之于小心谨慎，但当中共获得全国胜利，毛泽东成为今日中国“秦皇汉武”之后，志行还是保持这个态度，却必须从别的方面，即必须从志行这个人的性格和思想方面去看问题了。
志行绝对不是当代的严子陵。他不自鸣清高，不傲物骄人。相反，他十分谦卑，非常随和。外表上他是土头土脑，木讷拘谨的。内心里他有时热情如火，容易爆炸，有时则“柔情似水”，过度的悲天悯人。他与一切无告的弱小者认同，同时却对任何权势“疏离”，对诸般欺压反抗。从广州直到武汉这些日子里，他周旋于党国的最高阶层中，逐日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类人开会接头。一九二七年以后他侧身于高级知识分子中，得与“士大夫游”。但是据我观察，他既不与这些达官、贵人，也不曾与那些名流、学者在感情上融汇到一起。他是一个平民，无论生活上与精神上都是一个十足的平民。一切“精粹人物”，即西文中的所谓ELITE，不管是政、经、军界中的，或是思想、学术圈中的，志行和他们都格格不入。被迫处在这些人中间，他总似乎无法适应，局促不安。可是一旦进入另一类人中，譬如来自乡下的穷亲友，前来探访老师的年轻人，临近铺子里的小店员，工厂作坊里的做工人，乃至像他一样的中小学教员或并不出名的作家……我常常发现他变成了很不相同的人了：有说有笑，舒舒坦坦，很有点像鱼儿得水。
志行时常说自己是一个庸俗人。俗，或者有一点，而庸则绝对谈不上。一个不屈服于势利，甚至根本不知势利为何物的人，怎么能够庸俗呢？只有天赋以最不庸俗的性格的人，才能真心实意地，出乎本能地，并非自觉地，视富贵似浮云，把权势当粪土。
对于革命理论，志行和云彬一样，也可以说是“不求甚解”的。他们之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掉队”之后依旧追随共产党，依旧反对国民党，与其说由于思想，由于理性的认识，不如说由于感情，由于感情的反抗和同情。因此，二人虽都不是深刻的共产主义者，却也都没有犯上教条主义或宗派主义的毛病。
志行知道我是托派，又知道我因此而被党开除之后，从不想弄清楚斯、托二派的异同所在。偶尔见面，谈话时，如果涉及到这一个方面，他总只是摇头叹气，表示一些“和事老”的愿望。
（八）
一九三八年春天，王明、康生发动了一次反中国托派，特别反对陈独秀的大运动，硬说陈独秀等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金钱，帮助日帝侵华。这时候志行与我正好都在上海，他在开明书店工作，我则“隐居”在孤岛上译书。这个运动从延安发展到武汉，再从武汉波及到上海时，志行这次却颇为激动了。他相信共产党，相信毛泽东，但他和我这个托派以及和因我而认识的其他托派来往得相当亲密。凭他的直接接触，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托派为汉奸。他亲自看见我们这些托派的生活比他的日子还要艰难，绝对不可能像拿日本人金钱的。他绝不相信王明们的谣言与诬陷，继续与我们来往。一九四一年冬天或一九四二年春天，志行决心离开上海，到内地教书去。那时他除了开明工作之外，还担任着沪中一家夜校的语文教员。因为时间正在学期之中，他不能一走了之，必须请人接替，于是请了陈其昌去代课。
陈其昌就是几年前写信给鲁迅，向他阐述托派主张，因而引起鲁迅“回应”的那位“陈仲山”。鲁迅说陈仲山与其他托派“有背乎一个中国人的道德”，这顶帽子显然未能取得志行的同意。他相信这个托派，把遗留下来的教育责任交给他呢。
陈其昌不久为日本宪兵捕去。由于他这条公开职业的线索，夜校的校长也让日本宪兵给“请”去了。在宪兵司令部里，那位校长看见一个周身受伤，满头包着白布（只留出一双眼睛）的人，被宪兵搀扶出来。人家问他这位校长可是同党。“白头人”拼命摇头，校长给释放了，陈其昌本人则后来给秘密处死。
这些消息是抗战胜利之后，志行回到上海，夜校校长告诉他，再由他讲给我听的。
（九）
全国解放后我与志行完全失去了联系，有关他的情况，只偶而从国内亲友的书信中得知一二，许杰的文章也给我们说了一些，他说：“……解放以后，他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要他去过一次北京，知道他这多少年来一直埋头教学，启发学生走上正确的道路，毛主席也就嘱咐他安心做好本职工作，培养青年一代的新人。他从北京回来之后，更加兴奋地依旧从事它的语文教学事业。”（见同上引文）
不过从我国内亲友的来信得知，解放后毛泽东邀这位“贫贱之交”去见他的，是两次而不是一次。一次在北京做客。另一次陪毛到北戴河避暑。这第二次二人相处较久，临别时据说毛还从自己的“版税”中拨出五百元来赠给老朋友哩。
志行给我的最后一个信息正在他“避暑”归来之时。他托人转告我的家人，要她们设法写信告诉我：“回来吧，回来没有问题的。”
这句话真是传神极了，读起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不用说，我是深深体会到他的好意的；但正像我在较早时没有听从云彬的劝告一样，这回我也没有接受志行的劝告。我依然在海外流浪。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写毕
（感谢张曼平教授协助整理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