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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曼德尔同志
王凡西
（1981年3月6日）
编者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原文部分字眼以×代替。
亲爱的曼德尔同志：
收到你热情洋溢，令人鼓舞的信，非常感谢。当中国的托洛茨基者遭受着可怕的大苦难的时候，国际托派运动未能给与任何援助，你说你感觉到一种“历史的罪过”。其实中国同志从来不曾想过这点，因此也从来不曾抱怨过。不过，今天，国际托派运动，通过像你这样的一位负责同志，对他们的“大苦难”给予肯定与嘉许，却无疑给了他们以甚大的快慰。这对他们来说，乃是颇足珍视的一种精神支援，是对他们的献身精神与一切牺牲的报偿。我一定要设法把这个喜讯转达给我们在中国的朋友们――转达给那数百名于1952年被中共秘密警察捕去、不少人庾死于27年的监禁中的少数几个幸存者。
我的书，如果真能给全世界的革命在提供关于中国托派运动的一辐比较清楚与比较真实的图画，我将引以为快。因为中国托派运动的历史长期以来不是被可怕地弯曲了，便是根本给漠视了。我特别高兴看到你这个评语：“这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理论上与政治上平反的开始。”
最近我得到托洛茨基于1929年至1939年间写给中国托派的十四封信。它们是从哈佛图书馆托洛茨基档案的“密封部分”中找到的。在这些信中，特别重要的是写于1929-1930年那几封，因为它们对于当时分别存在于上海的四个托派的统一，曾起了大作用。一个月前我已经将它们译成中文，寄去香港了。在这些信的前面我加了一篇短序。序中指出香港目前的托派情形与五十年前上海的情形的相似。我说当年托洛茨基所曾提出的忠告与批评，完全可以应用到目前。因此我向所有朋友提议：试把所有的人统一到一个单一的组织中去。
你多半已经知道，香港最近又发生了一次分裂：有两人被革马盟开除，跟着有六人从该组织退出。二月前，这些同志有信给我，问我意见。我的回答是：他们原不应该退出的，至于开除，如果他们认为处理不当，应向国际上诉。我劝他们不要另组小派。
关于我本人历来对于香港托派统一问题的达度，酒与罗二位同志知道得十分清楚，此地不必重复。我以为，目前是统一书记部出来发起一次港托统一运动的时候了。我本人愿尽一切所能来助成这件事。
你说中国的现代史比俄国的现代史更清楚地反映出那个不平衡的与配合的发展规律――我同意你这个看法。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在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展到布尔雪维克主义，经过了将近一百年。这个过程是前后由四、五位大思想家来代表的。可是在中国，同样的发展只需要二十年，而且，这个发展过程，反映在，甚至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在陈独秀这个人的身上，现代中国的思想上的飞跃最清楚地反映出来。陈独秀一个人身上体现为培林斯基、车尔尼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我在1975年给此地一间大学演说时说了这些话。这篇讲稿另函寄上。）
中国近来的发展中确有可喜的一面，但它是充满了矛盾的。无论在党内国内，有一些相互对立的倾向存在着。当权的一派（即***派）是越来越反动了。那个民主运动，自毛死后渐见有力，并终于帮助*派重握大权的，现在却跟这个当权派正面冲突了。当华国锋及其一系被褫夺大权之后，*派最后地觉得那个自由化与民主化运动早已完成任务，应该完全停止了。现在中国国内有许多人认为1957年的情形又在出现（1957年是毛泽东接在“百花齐放”之后，对那在“大呜大放”中说了心里话，因而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进行猛烈打击的一年）。这样的一种大逆转是可能的，但可能性不是太大。今天的*派，要像在二十四年前那样，将一个民主趋向根本倒转，即使不是根本不能，总是困难得多的。现在，在群众中，特别在知识分子与工人当中的“反法西斯”情绪是太强了，“无法无天”那些日子的记忆是太新鲜了，而*的威望比之当年毛的威望则是无可比拟地更为弱小了，以致他无法使潮流逆转的。因此，“中国之春”的前景尚在，虽然我们无法说出它将于何时到来。
致最热烈的同志的敬礼！
连根
1981年3月6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