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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死后的中国
双山（王凡西）
1976年9月11日
〔来源〕原载英国《复醒》月刊号外〈毛泽东逝世特辑〉
毛泽东主席一经逝世，有两个问题便很自然地发生在全世界许多人的心中：（一）毛究竟是怎样一个历史人物；（二）他的死，对今后的中国会发生怎样的影响。
这是两个很大的题目，可是，我现在只想约略谈谈后一个问题。
毛泽东逝世后所及于中共与中国的影响，较多相似于斯大林的死后，较少相似于列宁逝世后的情形。今天在北京进行着的两派之间的争权斗争，在基本上并不代表二条充分对立的路线，有如当年进行于托派和斯派之间者。他们的情形更接近于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二派之间的争夺——二者在最基本的政策上没有原则性的分歧。
今天存在于中共上层的所谓“激进派”与“稳健派”，尽管在方法上和策略上确有许多分歧，但是在最根本的方针和长远的战略上，却完全没有分别。两派都是坚决的一国社会主义者；两派都顽固地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便是官僚专政；而无产阶级民主即无政府主义。在这二个基本问题上，二派都是毛泽东主义者，在某一意义上说，亦即斯大林主义者。
其实，自从在一九三零年代初期，中共领导在莫斯科的直接指导下排除了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即左派反对派）之后，真正坚持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和革命家，早已不再存在于中共的高级领导层中了。
这个事实极其重要，但却为一切谈中共问题的人所忽视的。
只有从这个事实出发，我们才能了解过去与今后发生在中共两派的争执，为什么总是具有如此狭隘的局限性，这是说：为什么在中共上层的派系争论中，最“激进”的也跳不出一国社会主义（亦即民族社会主义）的圈子，最“温和”也不可能主张以无产阶级民主来代替官僚的绝对控制。
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去预测今后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前途，便可以获得两个初步的结论：第一，不管任何一派赢了这场斗争，绝不可能对中国现有的社会矛盾作出根本性的解决；第二，至少在看得见的将来，它不会发展成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内战，使国家陷于分裂。
什么是中国现有的社会矛盾呢？不谈细节，光谈根本，那就是：如何在一国范围之内，在极端贫穷与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极其进步的、必须立足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制度。放弃了国际主义，放弃了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的战略方针，中共的各派领导者不管对此矛盾提出多少不同的方案，可是归根结底，却都只能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更有效地调动群众，如何才能使工农大众毫无怨言地，或较少抱怨地，从事更多的生产，要求更少的消费。一句话，在于如何榨取更多的剩余生产，从事“社会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
很显然，这样一个主要矛盾，无论是毛派的“平等主义”与政治挂帅，或非毛派的物质刺激与业务第一，都不可能根本解决的。
中国的工农和学生大众，经历了“百花齐放”、大跃进、人民公社及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尝够了中共统治者言行不一，软欺硬压等等的滋味以后，对于官僚层的不满是越来越大的。在文革中期广大群众曾经真正起来过，斗争过。可是最后遭到了残酷镇压，非常消沉与失望了一个时期。最近，至迟从一九七五年春夏之间开始，群众自发的，独立于任何官僚派系的斗争，已经爆发出来了。其中最显着的是杭州工人与学生的斗争。根据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浙江省问题的决定》，那次斗争曾经闹到这样地步：“……中断水电供应，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袭击部队和公安部门，抢劫国家资产……”这简直已经达到武装起义的程度了。后来它虽然被数万军队加以镇压，可是余波显然遍及全国。到达今年四月间，从举世闻名的天安门广场事件表示出来，群众对官僚统治的不满，非但不曾缓和，而且更加尖锐，更加政治化了（杭州工人的斗争主要还是经济性的）。
毛泽东逝世对于这种群众斗争会有怎样的影响？会趋于和缓还是将更加激烈呢？
在最近将来，可能会起一点和缓作用。为了整个统治层的共同利益，二派官僚势将合力把毛作进一步神话。他们将利用毛的逝世在群众中所引起的情感激动，无微不至地增强国人对毛的偶像崇拜，藉使整个官僚层获得一种神圣的保证。不过毋须说，因此而得到的效果是非常短暂的。
另一种相反效果恐怕更有可能，由于毛死而引起的上层变动，多半会产生一种人人思变的心理。这个心理会大大加剧原有的不满，加速他们原有的斗争。
这个斗争极可能首先在那一千多万的下放知识青年中爆发，然后扩大到工人和农民中去——他们的斗争多半将围绕着改善生活，要求民主（包括有更多的自由来决定自己的前途），以及反对官僚的专横和特权。
为了利用群众的不满，藉以加强本派势力和打击对方，对立着的派别多半还会装出一些同情和支持群众的姿态。他们很可能选取较为迎合己愿的群众要求，加以号召鼓励。例如毛派会强调平等与反对官僚特权；非毛派则将吹嘘民主与法治，反对官僚专制。当他们各自这样做的时候，还可能支持与发动一部分群众起来哩。
当然，这种情形有一个严格的限度。一旦群众的反官僚斗争发展成为真正革命，发展到它能威胁整个官僚统治之时，官僚层内部的斗争便停止了，他们将一致联合起来镇压革命。过去文革的收场如此，今后斗争的终极发展亦多半会如此。
正因为这个缘故，中共会因毛死而发生内战的危险是没有的，因为敌对双方在革命群众面前会化敌为友，又因为以革命群众为一方，以整个官僚层为另一方的内战，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多半还不可能发生的。纵使发生，也将限于局部。
有些中共的观察家，特别是一些外国记者们，好几年来就已经预言毛泽东死后中国内乱。他们大多认为那时军队将与党对立，特别和激进派对立。其结果会发生军事专政。有些甚至还以为事情发展到极点，可能促成各个军事领袖间的内战，或会发生解放军与民军之间的武装对抗。这种看法显然是拿三四十年看惯旧中国军阀时代的眼光来看新中国的情形。当然是难于站住的。原因很多，我们在这里只想约略指出几个。
第一，今天的中国是独立和统一的，不但政治上如此，经济上也是如此（这自然是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巨大成果）。过去军阀内战的主要原因是各个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的幕后操纵。如今外国势力（包括苏联在内）已无所施其技，也就不可能有军阀割据的局面出现。第二，今天的解放军是数十年思想训练与革命斗争的产物，不可能受任何一个野心军人的控制。目前的台湾当局居然仍寄望于某个地区的军人“反正”，真是记错日子了。第三，现在控制和统率军队的人，正如我在上面所说，都是属于毛泽东主义者，这在革命政治的意义上言，都同属于中派。中共内部没有真正的左派，可是一切迹象表明，也还不曾有公然倾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右派。因此，由革命或反革命而引起的内战，在今天都还看不到有此可能。
当然，在稍远的将来，此种可能性不但有，而且还相当大。放弃了世界革命的战略路线，中共当局要解决国内无法解决的矛盾，唯有或向苏联，或向美国去寻求援助。求之苏联，此事已经在长期的实行过了，结果却极不愉快：亲兄弟变成了死冤家。接着，经过文革时期所谓一人敌两霸（陈毅外长：让美苏一起来吧）的“豪情胜概”，终于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实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对美国，乃至对全世界的所有最反动势力谋取妥协，藉以一方面用以对抗“社会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希望从西方取得援助，以便缓和因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尖锐矛盾。
这样做，根据中共领导层，特别根据所谓激进派的说法，乃是利用敌人的矛盾，据说它和激进派的对内政策是没有冲突的。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知道，外交乃内政的延长，反之亦然。对美帝为首的全世界反动派实行妥协与合作，迟早要影响到国内政策。尤其在毛泽东逝世以后，这个对美亲善政策如果延续下去（据我看，无论哪一派夺取胜利，它都会继续下去的），那未必然会使国内政策更加右倾。并且在中共的统治层中，终于会产生出真正醉心于西方式资本主义复辟的份子，那时候，从右边引起的内战便大有可能了。
为了预防这样一个可能实现，中共的新领导者们，今后多半会在美帝继续正常化的同时，尽可能与苏联改善一点关系。
能改善到中苏冲突以前的情形吗？我看不会。最主要的原因是：中苏两党的领导者都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以上所述，大概就是毛泽东死后中共与中国可能发生的一般趋势了。至于目前争权的两个派系，究竟谁能获胜？这个问题虽与今后发展有颇大关系，因而最为时人感到兴趣，但以更深刻与更根本的方面来看，谁胜谁负并无大意义，因为我在一开始就指出，这二派在基本原则上原属一家人也。在这里，我只想说，目前群众中因多年来毛派冒进政策而造成的“急求小休”的普遍心理，也许会帮助稳健派终于获得胜利吧。
最后，我却必须为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未来影响说几句话，照今后的形势看，中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是大有前途的，官僚一国社会主义的道路确已进入了断头巷，国际主义的战略与无产阶级民主的要求已在客观上迫切地提出来。因此，有极大可能，使真正的左派在未来的事变中起积极作用。为了配合这个客观要求，首先他们要将自己的声音传到广大工农中间去。他们将联系实际，不倦地把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揭露出来。对于毛派，他们将暴露其主观唯心主义的极左空想，攻击其本质上极右的绝对专制，批评其联合世界反动势力的外交路线，但在同时，他们却竭力把毛派在反特权，反腐化，争平等这些口号下所进行的半真半假的运动，变成真正群众的革命斗争。对于稳健派，他们将暴露其消极适应客观困难的机会主义，攻击其安心制造特权的极右思想，批评其崇美或媚苏的卑恭的外交政策，不过在同时，他们将不会忽视这一派在群众中有意散布或无意助成的关于民主、法治以及相对自由的幻想，他们要把这些幻想引导到正确与现实的革命道路上来，使它们有利于无产阶级民主的发扬，不利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猖狂。最重要的，他们将努力参加在工农大众的实际斗争中，走在行列的最前面，为无产阶级民主的实现，为真正工农兵苏维埃的建立，为国际主义的复兴，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发展的结合，而进行宣传和斗争，以此促成政治革命，推翻和代替目前使中国陷于重大矛盾的任何一个毛派的官僚统治。
感谢 墨绖而歌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