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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西给山西英一的信
王凡西
（1961年1月，1966年8月）
侯乌瞳 翻译
〔译者附言〕山西英一(Eiichi Yamanishi, 1899–1984)，日本著名英美文学翻译家、教师、革命家。1931—1935年在英国留学期间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曾将一些托洛茨基著作译成日文。1960年代，山西英一曾与王凡西用英文通信，并于1967年邀王凡西赴日居住。原文见Benton, Gregor, and Yang Yang, eds. The Longest Night: Three Generations of Chinese Trotskyists in Defeat, Jail, Exile, and Diaspora. Leiden: Brill, 2024.
1961年1月15日信
亲爱的朋友：
我已收到您写于1960年11月30日的信。谢谢您费心写给我这样一封长而有趣的信。
得知日本同志们已经实现初步统一，我们很欣慰。在日本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坚信，贵组织不论在当前多么微不足道，都会在不久的将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你们的同志们对最近的日本大选采取的抵制政策，当然是错误的。我猜他们很可能认为当前日本局势是“直接革命”的，因为他们也许会这样推断：如果不是“直接革命”的局势，那么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日本的国事访问就不可能被成功阻止。这样的方针，即使在我这个远方的局外观察者看来，也无疑是错误的。不过，您和您的同志们一定会继续说服和教育那些年轻的同志们，让他们从错误中汲取教训。
您无比正确地指出，必须实现中日的国际团结。我认为这个团结首先以中日革命先锋的紧密合作为先决条件。直到现在，我们对彼此所知甚少。远东两个主要大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之间，不曾有过串联。在中国支部多少是一个群众组织的年代，在日本却似乎只有一小撮知识分子支持托洛茨基派；当你们开始在群众中甚至在实际政治中具有一定影响力时，我们的中国手足却被毛泽东当局驱逐或镇压。远东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此前这样“不平衡”地发展，甚是遗憾。我们将尽己所能，去让它变得平衡。
你们也许已经得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1934到1949年间中国的托派组织）在太平洋战争前分裂为两部分：多数派和少数派。导致同盟分裂的关键问题，是一旦中国抗日战争和美日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相绑定，前者的性质是否改变。彭述之是多数派的领袖，我是少数派的领导成员之一。1945年战事结束时，曾引起分裂的问题失去了它的实际重要性。我们两派本应该重新统一，去利用好战后不断发展着的形势。如今回顾，我们两派都不曾有足够的准备去达成这一目标，这是一大憾事。因此，实际上，尽管我们战后一度在工人和学生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尤其在上海），并且一度可观地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我们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远远落在了革命进潮的后面。我们这只微小的部队（无论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没有足够迅速地实现扩大和增强，无法掌控战场。
1949年5月，解放军占领了上海。我们的组织在会议上作出决定：主力应该留在原地开展地下工作。（彭述之领导的那一派则决定撤退到香港。）从那时起，我们在共产党统治下进行活动，直到1952年12月21日。一夜之间（12月21日到22日），中共的秘密警察在全国突袭了我们的组织，中国托派几乎全被逮捕。总数大约为70人，其中超过45人属于少数派。他们被关入大牢，后来送到上海和武汉劳改。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秘密审判后被名义上判处5到12年不等的监禁。然而，其实只有很少的同志在刑满后如期获释。郑超麟、何资深、尹宽等我们组织的领导成员，都是不曾经过审判而被直接关在监狱，以逼他们写出悔过书。然而，毛和周迄今为止在“归化”他们的老“朋友”方面未能如愿。我也相信他们永远不会如愿。
如今香港只有很少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严格意义上不曾组织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港英当局的镇压（自1949年起，它已经前后三次将我们的同志驱逐出境），另一方面是由于谋生的艰难以及一些意志薄弱的成员的迷失和幻灭感。然而，这些年来，尽管平均间隔很长，小册子一直不定期出版。
我坚定地相信，中国托派的命运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社会主义革命在你们组织的领导下的发展和成功。
现在，请允许我说说自己。在过去的十一年中，我一直在研究中共为何及如何胜利、中国托派为何及如何落败。我把我的观点和教训写在了一本回忆录及其他小册子中。从去年夏天起，我在写一本评论“毛泽东思想”的书。所有这些书都是中文写就，不曾被翻译为英文。不过，在不久的将来，至少一些较短的文章有望译出外文版，以资与海外同志交流，尤其是与您。
你也许已经从我们的共同朋友处得知，我在1949年冬天被逐出香港。自此，我一直在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下生活，从未能与外国同志维持定期交流。过去十年，我读到的境外读物屈指可数。自然，我对第四国际内发生的讨论和重组一无所知。例如，我不曾确切地知道帕布洛主义者和坎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直到最近，我也只是得到了关于此问题的一些旧文件。我将认真研读他们，并得出我自己的观点。
走笔至此，言犹未尽，但信已过长。就让它暂止于此吧。收到此信后，您不用回信，我知道您的时间的宝贵；但是一定通过我们的朋友楼（国华）让我知道信是否送到了您手中。下一次我将寄送您关于中国情况的一些文章。
此致
兄弟般的问候
P.S. 顺带地，这回想提请你们再注意我们此前为我们受困受难的同志们所做的。为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我们已经向我们的外国同志和同情者们发送了几次请求，但是据我所知，没有任何我们的兄弟组织曾就此做过一些事。我并不相信，国际同志们会认为毛当局对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迫害不值得抗议，我确信截至目前他们的不行动只是因为缺乏沟通。可否请您倡议组织一个国际运动来援助那些在毛泽东监狱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们？我将在下一封信中给您一份完整的被囚者名单。
1961年1月15日于香港
1966年8月14日信
亲爱的山西同志：
通过我们的共同友人，我寄给您和其他朋友一些被毛泽东当局逮捕并囚狱至今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材料。这份名单由我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汇编，和一份建立一个帮助他们的国际委员会的提议一起，于五月份寄给了我们在美国和法国的朋友。
目前我们得到了美国那边的回复，他们想要为此出力，并很可能将倡议与我们在其他国家的朋友合作组织这样一个委员会。他们告诉我，他们在为所提议的委员会争取一些知名人士，包括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然而，我们确认，如果在这些人士中没有任何日本面孔，这不会有什么积极的结果。如我们所知，对于现在的北京当局，日本左派的声音比那些来自欧美进步派的声音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十分希望您和其他同志与我们在其他国家的朋友合作成立国际委员会，并努力为它争取一些日籍人士。在提出这一建议时，我们只想请您注意一点：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即将联系的知名人士中，任何人都不应是反共分子或“反华”人士。
由于我生活在一个极其特别的地方，它名义上在中共统治之外、实际上在中共掌控之下，我也想请您注意，不要提起我的名字，无论是以发起人之一还是以其他任何身份。
兄弟般的问候
1966年8月14日于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