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世界中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倾向的新潮，乃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证明出人类是铁定沿着颇为不同的道路在走入社会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社会主义越来越成为全体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过此一过程的主观的推动力，仍旧是工人阶级，是这个阶级的社会的与经济的利益，是它那自觉的与自发的斗争及其阶级行动的种种方式。」（见第二十七页）

　　「社会主义发展并不依循直线。人们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不过在不同的国家中，他们是在各异的条件之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他们遭遇到不同尖锐程度的内部矛盾；他们要在不同的自发性影响之下，在差别的社会因素和物质因素的影响之下行动；而且为要解决具体问题，他们会得出不同的主观性的决定。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相同的，但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人们得在不同的方式中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个目的。在社会主义发展中，每一国家均有赖于另一些国家经验，但每一个单独国家都会对这个共同经验做出特殊的贡献，以此使之更为丰富。
　　社会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与发展道路的广泛差异，在此一发展过程中造成许多内部矛盾；同时亦给社会主义的往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推动，使社会主义关系获得越发进步的与自由的形式。想桎梏这些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任何企图，都只能导向反动的结果。」（三十三页）

　　「……当主要的落后因素未被克服，人们对社会的生产工具尚未建立起集中的与非集中的社会民主管理机构之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此种管制是必需的。
　　「在经济体中执行这些职能，国家总倾向于剥夺经济的内在推动力，以此让自己显出是一种社会的必需品。如果这些倾向增强，国家便会变成一个停留的因素，因而束缚社会发展，它妨碍新的社会机构的建立——没有这机构，社会主义是无法走上更高阶段的。
　　「依据我们自己的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如果经济管理权完全操于国家机器之手，其无可避免的结果是不断倾向于权力愈益的集中，以及国家与党的愈来愈合而为一，这个党国合一的机器将愈益强大，拼命要脱离社会，并将自己权力强加于社会之上。
　　「过渡时期中这些特殊现象的根源，乃是官僚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关系中的官僚主义缺陷。这些现象直接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中政治经济机构所产生的种种倾向，它们竭力要将国家的行政机构，从社会的仆人与执行者变为社会的主人。越是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落后的地方，在工人阶级的社会作用与影响较小的地方，这些现象就愈发显露得明白。
　　「……
　　「官僚制度与其他别的疾病一样，其危险在于削弱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机体，因而刺激起种种反社会主义力量与倾向，并使它们获得力量。官僚制度首先是不可避免地要割断政治领导力量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因而加剧一切内部的社会矛盾。」（三十八、四十页）

　　「当工人阶级与一般劳动人民的政权业已巩固之后，国家逐渐消亡这个问题便成了一个社会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的与决定性的问题。」（三十八页）
　　 「当（国家继续存在）之时，国家要显著地减少其作用，它的机构要不断改变，直接民主应不断发展，种种自治团体职能应时时扩大。」（三十八页）

　　「……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迄今为止所获得的成功，社会主义的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巩固，现代资本主义中国家资本主义关系之越发重要，社会主义之行将转变为全世界的制度，再加上目前社会发展的许多其他因素——这一切正在创造着，并且继续创造着比从来更好的机会，使某些国家的劳工阶级在某些条件之下可使用比较和平的斗争方法，让自己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在国家政权中争得决定性的影响，以及逐渐地——符合着客观条件与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治力量——去确保社会主义的建立与发展。」（四十八页）

　　「因我们承认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能有各种差别而企图侮辱我们为『新的』思想现象，为『民族共产主义』，这种企图是与现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解释无任何相关的。……」（七十二页）

　　「苏联共产党与苏联的劳动人民，在史大林领导时期成功地保存了十月革命的成果，以工业化及提高国家的一般文化技术水平来巩固了这些成果……。但是史大林为了客观的与主观的理由，却不去反对那些官僚化与国家化的倾向，这些倾向之所以会发生，乃由于权力过分集中于国家机器，由于党与国家机器的混淆不分，由于片面的集中主义。而史大林本人又成了这些倾向在政治上与思想上的辩护人。
　　「依循了这些路线，马列主义某几个基本的科学命题被做了实验主义的修正——最初在国家学说与党的学说方面，然后在一般的哲学、政治经济与社会科学方面。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逐渐被史大林的国家学说所代替，这个学说不主张国家消亡，却要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加强力量，它给了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与过渡时期内部矛盾的解决中以一个太大的作用，这个作用迟早会使社会经济诸因素的发展陷于停顿。」（五十二、五十三页）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落后于事变的发展，此乃由于数十年来，在共产主义运动轨道中，史大林对现代社会过程所下的判断享有了无可争辩的权威之故。史大林的某些估计已被证明为正确，但他的许多理论见解却被实践所驳斥。史大林在其理论分析中离开了唯物辩证法，倾向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过，不管他的某些理论正确与某些理论错误，像他那样的思想垄断总是无法不发生一些影响的，助长马列主义的教条化。」（五十九页）

　　「恩格斯说过：『国家不会被取消的；它逐渐消亡的。』国家消亡是一个过程，它延续于从资本主义走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
　　「……因此，过渡时期的国家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工具：它将社会主义的种种力量从资本主义之内解放出来；它保护这些力量在生产工具社会化所造成的经济条件下自由发展；它给那些经济的与政治的力量找到民主的组织与补充。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身范围内，国家还应越来越甚地自行转变为社会经济的组织形式，藉以实行那些特殊性的社会共通机能。它将越来越不成其为暴力的工具，越来越成其为社会自治的工具。……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而且一定得是一种特别的国家，它是在逐渐消亡中的。它的社会作用及其组织一定要是这个样子，即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增加与社会主义关系的上升，国家的消亡过程会同时展开。……
　　「能够解决，能够逐渐以进化形式解决社会主义发展矛盾的一个有机形式，乃是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发展民主与实行社会自治。
　　「迄今为止在别国和南国自身的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和经验，证明出这个消亡过程不仅可能与能够成功，而且还证明出恰恰是这个过程——不论它以哪一形式表现出来——使社会主义诸关系得以稳固，并加强其内在力量。当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发展时，国家机关在经济管理的直接方面，便减少其作用。有关乎这方面的管理职能应越来越多地移转给种种社会自治团体，它们独立存在，或联系于适当的民主组织机构。国家机关继续执行着许多职能，就像：经济计划，某些社会基金的管理，使资源的分配保持总的比例与比率。不过当国家机关执行这些职能之时，它们将越来越脱去政治权威的特征，将越来越成为企业的劳动组合中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区域性的团体中一些协力的社团。
　　「将有关乎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移转给各个社会团体，使国家机关——特别是那些由选举产生的机关——的性质发生内部改变，与此种过程同时，国家自当保留某些职能，例如：有关政治制度的种种职能，一般的调节机能以及特殊经济中的调节机能，公共秩序的维持，监察、公安、司法、国防以及类似的事务。不过，即使是这些事情，在其形式与方法上，适应着内部阶级矛盾的减轻与社会主义新经济制度建设中困难的减少，也要或快或慢地加以改变。」（一二三、一二五页）

　　「官僚制度构成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的大危险，当它还只是一个倾向和偶发现象之时，国家至上的官僚制度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力量的活动，歪曲某些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甚至剥夺工人阶级的好多权利及其领导作用的许多方面。官僚制度如果充分发展，那就会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复辟的一个特殊形式。」（一二六页）

　　 「这种事态（由按：还是指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落后国家胜利后，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国家对经济关系进行不断的有力的干预乃绝对必要者）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南斯拉夫共产党知道：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强固社会是不能完全靠革命的行政手段来保证的。社会主义的力量首先在于其经济上的不可避免性，在于它和劳动群众的社会经济利益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又在于劳动人民的意识中对于这些基本真理有越来越多的认识。过久与过分地应用行政手段，将不可避免要造成内部关系的紧张，要歪曲社会主义诸力量的活动，且要替官僚制度创造出它自身存在的必需理由。因此，当国家不再有客观的社会需要起这样作用的时候，作为进步发展之动力与支点的共产党员与一切自觉的社会主义力量，就应立即在如下的意义中增加其政治活动，即必须创立与发展一些民主形式，让工人阶级与一般的劳动人民能将经济与其他部门中日益扩大的社会事务的管理权，直接操在他们手中。
　　「只有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劳动人民自己才能在各自的范围内，自觉自发地，胜利地反对那些旧时余孽在经济、政治与思想上的压力，并逐渐成长为那个独立的、不可摧毁的经济与政治的社会力量，这个力量使国家的种种强制手段越来越不需要，终于使他们归于消灭。
　　「社会主义社会在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物质成就与民主稳定之前，则其社会主义关系始终还有遭受严重的反动歪曲的可能。」（一一五、一一六页）
　　 「共产主义者同盟知道：只要国家存在，它就难免有成为独立力量的危险，难免因此而加剧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某些矛盾，并使这些矛盾变为敌对的矛盾。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相信：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目前阶段上，国家只有在这个限度内才能起着正面作用，即国家本身发展为一个民主机构，通过它，那些基本的社会主义因素：生产者、劳动集体、公社与生产者会社等等能将它们的利益表明与协调起来。易言之，只当国家一方面能用民主方法解决矛盾而不阻碍社会主义生产者的独立性及其经济社会的创造力，另方面又不许那些必然发生的矛盾发展成无政府状态与敌对冲突（这种冲突会毁坏社会主义基础的）——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起着进步作用。」（一五五、一五六页）

　　 「由于不得不集中努力加速工业化，生产者的生活改善就必然要以较慢速度来进行，同时，它使经济的各个特殊部门之间造成了不平衡发展，商品储备量和货币流通量之间形成了某些不均衡。农业与消费品工业等远落于后。对外经济关系上发生了紧张的支付逆差问题。……
　　「在上述情况中，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的一些逆转现象出现了，或愈来愈显著了，这有如：劳动人民们创意力的衰退，他们的监察作用起得不够，又如行政的刻板作风，党和政府机构的某些混淆倾向，而首先是官僚制度，以及随之而生的技术至上与国家至上的倾向，建立经济特权等等的倾向。这些倾向如果得到发展，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如果占了优势，那它们会严重地破坏领导的社会主义力量与劳动人民之间的联系，首先破坏南国共产党与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一一七、一一八页）

　　 「南斯拉夫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出，一个社会的经济计划，不管它是怎样的『完美』，都不能概括尽由经济力量本身发展所提供的、无穷无尽的可能、形式与创意。就因为这个缘故，经济制度与经济计划一定要给工人、企业与其他的社会经济单位以重大程度的独立性；没有这个独立性，那就不可能有任何有意识的创意，而人也就不能成其为创造性的生物了。」（一五九页）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对于政府机关与自治团体的工作，依照着一个基本原则；不是对这些机关称王作霸，而是要在群众中鼓舞起积极性与创意力，要通过它的盟员在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中，在保卫公共利益的斗争中，在人与人间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的推进中，以亲身行动做群众的榜样。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不扮演这样的角色：脱离人民的超越的精华。相反，他们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而且与他们居于平等地位。理论上，共产主义者『由于其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过程与一般结果之故，乃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先锋队』（马克思语）。任何落后于群众的意识，或者不能注意和利用那些物质造成的机会，则都会有损于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主观因素的共产主义者的组织作用。但若急躁地越出于客观的潜力限度与群众意识，易言之，即若不符合物质生产的真实条件，不符合群众的精神心理状态而采取一些主张与观点，那也同样有害于共产主义者的先锋作用。」（二四五页）

　　「共产党员与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因此不能是统治党派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也不能是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它一定要越来越带有平等伙伴之间的关系。这样，那些最胜任的与最有能力追寻共同利益的人，就会赢取最大的信任。……」（一七八页）

　　 「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可以暂时采取这样性质，即将权力极度集中于党的手中，以便建立新政制，并为社会主义发展创造基本的政治条件。但党的权力不能代替群众的一切创意，也不能代替那表现新社会创造力的种种发展。为此，我们视之为革命胜利后首要任务之一，乃是革命体制继续民主化这个工作以及劝说那些起领导作用的诸力量直接依赖于群众的活动。……
　　「顶顶重要的是这个事实：除非工人阶级获得了对生产和分配事务的直接控制，它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因而也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一七二、一七三页）

　　 「共产主义者一定要对工人理事会的发展予以特别注意。工人理事会乃是社会自治的经济政治机构，通过这些机构，直接生产者们独立地管理各个企业，且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这当然要在统一的社会经济计划的范围之内，且与统一经济体系中所表现的公共利益相符合。工人理事会中直接生产者活动后面的推动力（其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加速生产力量的发展），乃在于他们决心改进个别的劳动，使整个企业增加业务效能，迅速全面实现社会的经济进步，藉使一己的生活条件与全社会的物质标准得以改善。此外，这推动力又在于他们决心在符合劳动人民的总利益的条件下，自由地发挥他们个别的创造才能和嗜好。
　　「工人理事会既不是所有者们的代表，亦不是生产工具的集体所有者。他们是代表全社会管理生产工具的，他们在工作中受着他们自己物质动机和道德——政治动机的鼓舞。正因为如此，这些理事会乃是既反对官僚制度，又反对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斗争中，一件最合适的政治经济武器。
　　「工人管理企业乃是生产工具社会所有制性质的实际面貌和酸性测验，亦是劳动人民直接参加经济管理的基本形式，在这些基础上，社会生产就直接联系于人民的真实需要，而人类劳动的产品，也同时进入了这样一个领域，其中由工人作主将生产物分拨为社会的和个人消费之用。……」（一七九、一八〇页）

　　「生产工具的社会化，从间接社会性的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这是社会发展第一阶段的特点），进向最大限度的直接的社会所有制，即越来越直接由那解放的与联合的劳动人民所管理的所有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采取不同形式。」（一三六页）
　　「在生产工具社会化的基础上，不但那些私有主是生产者与生产工具之间的中介物，而且最后分析起来，国家本身也是这样的中介物。」（一四一页）

　　 「因此，南共同盟认为我们需要以较大努力去打破将世界分成为集团的现状。这现状妨碍各国人民在一切社会生活中的合作。
　　「意在打破集团分立的任何和平政策，其本质均在于这个认识，即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不一定要造成集团组织，虽然，在目前世界中，有好些势力由于既得利益之故，是利于这种分歧的。世界上占很大百分比的人民和土地处于集团范围之外。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认为：这种国家的独立政策正在对国际合作的推广和世界和平事业的促进作出重要贡献。虽然这些不参加阵营的国家并不是追寻同一政策，虽然他们之间对此一或彼一集团的关系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关心于打破目前的僵局，代之以不同社会制度各个国家间的多边合作。
　　「就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本质目前的各集团是不一样的。南共同盟认为华沙条约以及社会主义各国所采取的同样措置乃是一种自然的、防卫性的反应，它为较早时候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所引起的，特别是德国再武装和西欧建立军事集团组织所引起的。再者，社会主义各国在过去数年中曾经采取不少步骤，提出一系列和缓国际紧张的建议，藉以打破为集团所铸成的诸民族之间的屏障。……」

　　「南共同盟的思想斗争，加速了思想上层结构的发展，且有助于科学和艺术中创造力量的解放。关于科学艺术，寻各自途径，用各自方法，愈加勇敢地寻找和发现科学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真理，关于人对复杂的自然界的诸问题，对人类社会以及对那处于精神塑形中的人本身关系的真理，则愈能为社会进步的真实利益服务，因此，南共同盟主要促进科学和艺术中创造工作的真正自由。南共同盟由于社会条件及科学和艺术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出发，排斥一切用实验主义来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科学和艺术的社会作用的观点，它排斥任何将科学和艺术变成为替短期政治利益服务的工具。同时。南共同盟反对那些学说，即以抽象的自由概念之名，实际上取消了科学创造和艺术创造的真正自由，并且在实践中把那些学说从属于反动的政治倾向。本国一贯的社会主义关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要求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思想作用不应该成为这样一种角色，即不应对科学和艺术上的种种流派、学派和风格，扮演专断的仲裁者。」（注）（二六二页）

　　（注）这段文字曾被应用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期「文艺报」刘白羽所写的文章中，文句完全译错，批评则依据不知所云的译文大发议论。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该报文章：「透明的还是污浊的？」

　　「我急于奔上山去。受伤者成群地从山上下来，轰炸机又出现了。德军的『斯都加』机向地面俯冲，差不多低飞到高大的树梢，投下了重磅炸弹。格斯卡和我，还有另一位波斯尼亚人的战士，一起立即扑倒在地上。此时第一枚炸弹爆发了。……硝烟略散，我便看见那个长着黑色大眼睛的波斯尼亚青年躺在我的旁边。他的两条腿都给炸掉了，血水从他身上奔流出来……我们无法救助他。他正在死去，对我摇动一下他的手，低声说：『史大林万岁』」（见A.台狄耶著的「铁托自述」。）
　　「L.R……S（石克）（依伏.巴立加斯）已被开除出党，为了他的反党和小组织活动，为了他与托派的密切关系及将党的秘密泄露给他们……」（铁托在一九四〇年南共第五次临时全国会议上的演说。）
　　「……为了党的纯洁和巩固，应该更加坚决的把可疑的、托派的和反党的份子从党内清洗出去。党员和党组织绝不应该忽略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和反对反动的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这二者都是在企图破坏党并减弱工人阶级斗争的。」（同上临时全会的决议。）
　　「我们如果遵照我们的伟大的导师马、恩、列、史的科学，那我们就能熟练地解决组织问题。如果我们遵照并善用那最革命与最英勇的苏联共党的经验，那我党就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铁托在同上临全会上的演说。）
　　为要教育新的与能干的领导干部，并为了将党员的理论与政治水平提高到更高水平，那次临全会要求各领导机关……组织特别训练班，提供足够的列宁主义的文献，首先是要供给『联共党史』」（见兰考维奇对一九四八年召开的南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组织报告。）
　　「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我们根据了他的著作而进行了学习和工作的、伟大的史大林万岁！（全场欢呼：史大林——铁托——党！）（见同上报告）

　　（注）我们写这几行字时，时间还在巴黎高峰会议前夕。后来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会议没有开成，而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争论则更露骨了。关于这个争论我们应该作比较详细的观察。就问题的实质论，二者没有根本差别。毛泽东也主张「和平共处」，赫鲁晓夫自亦不会松弛战争警惕。但对问题的着重点，特别关于实现共处的方法，二者显然有所不同。北京所代表的较接近于列宁的正统看法，而莫斯科立场则完全与铁托的无异。所以问题如果停留于理论平面，如果仅限于事情的表面，我们倒是应该赞成北京的。可是只有最天真的人才会相信今天各国共产党的官僚们还会郑重地对付理论的原则问题，还会因思想分歧而发生争论。特别是这次毛泽东的反对赫鲁晓夫，理论问题更属花招，因为正如我们在文中指出，毛泽东本人从来就是把他今天加诸赫鲁晓夫身上的罪名（「对帝国主义和个别的帝国主义政治家怀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声明为最切实际的。因此我们必须从中苏的实际关系中寻找毛赫「理论斗争」的真实原因。据我看，毛泽东这次忽然记起列宁「教条」的主要原因，不外乎如下几个：一，赫鲁晓夫没有为中国争取高峰地位。当二次世界大战告终之际，国民党中国居然成了四强之一，可是中共统治了中国，这个高峰地位却让法国占去了。尽管赫鲁晓夫如何声明苏美英法的高峰会议里仅仅解决欧洲问题，但中共中国却显然不愿意仅仅被算成亚洲高峰，而事实上，今天的世界问题是不可能局限一洲来解决的。北京绝不反对一般的高峰会议，而只反对没有周恩来或毛泽东参加的高峰会议。赫鲁晓夫希望有北京参加的高峰会议，但亦接受排除中国的高峰会议。如此，问题便发生了。二，从目前国际政治的具体情形和关系看，苏美之间的「悬案」，比中美之间的较易解决。「两个德国」的办法能够为苏美双方所接受，而「两个中国」则非但决不能为北京所接受，而且为美帝所不愿。情势既异，对和战的看法亦随之而异了。三，中共人民公社的理论和实践，始终不曾获得克里姆林宫的赞许。为了公社化和大跃进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和物资，苏联自不愿作同情的、如中共所愿的「无私援助」。在中苏的经济协力和相互贸易上，我们相信（虽然我们一时找不到数字或事实证据），两国关系不会像宣传那样的愉快，那样的亲密无间。由此，中共的不满可能会向当权的赫鲁晓夫一起发泄，自觉地和不自觉地介入到苏共的内部斗争中去——这斗争虽然已大致决定，但却未完全结束。四，就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说，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阶段上。苏联正从「一国社会主义」的最紧张时期走向比较松弛的时期，正从生产工具生产的提高转向到生活资料的提高，所以无论上下，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有相应而生的和平的国内体制：中国则正处于「一国社会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时期，正要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初步但是大规模的重工业，为此就必须尽可能多地榨取民众的劳动，尽可能低的维持人民的消费；可是要做到这一点，中共势必要实行史大林式的强化国家机器。要强化国家机器，中共当然也不愿意有真正的战争，但是紧张的、「战争边沿」的国际局势却有利于它对民众实行「不断革命」的种种措置。

「这意思是否说，党在艺术范围内，应完全与它自己的本性相反，应采取一种纯粹折中主义的立场？这样的论证看似很有力量，其实非常幼稚。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以估量新艺术的发展，探索其来源，借批评的指明道路之法来帮助那些最进步的流派；但我们的能事只能以此为限。艺术一定要走它自己的路，运用它自己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并不是一个东西。党领导无产阶级，但不领导历史的历史过程。在有些领域中，党直接和命令地领导着。在有些领域中，党只能协助。最后，在有些领域中，党只能表明自己的方向。艺术领域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它不是依靠党的号令行事的。党能够而且必须保护艺术和帮助艺术，但它只能间接领导艺术。」

　　「在社会主义思想一般发展的范围内，共产主义者同盟（即按南共——山）的纲领乃是社会主义思想在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现阶段上的表现。它不是教条和终极真理的经典。我们未来的社会实践和科学思想一般地也将会超越、纠正、甚至否定纲领中某些特殊的立场、观点或公式，从而确定纲领的革命精神和创造观念。这些事将会按照现代世界社会主义诸力量的社会实践和科学思想来实现的。」（见英文本，页：八——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