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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评传》译者序
李书勋〔王凡西〕
（1938年9月5日）
〔来源〕载于列宁、托洛茨基著，李书勋〔即王凡西〕译《恩格斯评传》，亚东图书馆1938年10月出版。
民族解放战争的巨浪， 使得全中国的青年又对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可是谈到社会科学，那就终于要联系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名字上去的。因为他们俩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奠基人。
我们这个小册子里所包括的两篇文章，乃是关于恩格斯的小传；但这不是普通的小传！因为作传者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两位创造人，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两个人物，是把马恩两人学说第一次付之实行的两个人物！
本书里所收入的两篇文章，时间上相差有40年之久，第一篇成于恩格斯临死之前，第二篇则写于恩氏的四十周年祭。至于内容方面也并不相同，前者叙述着恩格斯的学说及其正确的历史地位，后者则主要阐明着这位社会主义祖师的为人处世之道。
列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年才25岁，但是他对于马恩学说之言简而意赅的说明，以及坚定正确的革命立场，却证明他已经是十足成熟的革命家了。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得不惊叹着这位稀世的天才！他在这篇文章里特别注重着“每一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思想，用于打击当时经济派的腐败观点，这些经济派的先生们以为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只在于领导工人作经济改良的斗争。可是列宁那时，却已坚决地主张：工人阶级要得到经济解放，必先争取政治自由；他这一思想就决定了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此外，列宁还特别指出恩格斯之别一重要思想，即俄国革命与西欧工人运动的相互关系，这就是列宁学说最基本的一点，同时也就是之普通人之所谓革命的国际性问题。俄国革命的胜利及其以后几年的发展，都全靠着这一精神的滋养。可是这思想在目前的苏联，却日益成为禁物了。因为这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相符合。例如最近有中文出版的曼努意斯基的《恩格斯及其事业》一书上，斥责恩格斯的（亦即列宁的）这一思想为“旧说法”，是“在另一个早已过去的阶段上适用”的。并且说：“如果恩格斯活着，他一定不会紧紧抓住旧说法，反之，他一定会竭诚庆祝我们的……”（见该书第50页）仿佛恩格斯尚在，得向斯大林承认错误似的！这里我们要为目前苏联官方著作家那种放肆与自满的态度抱憾，同时又不得不惊叹着列宁识见的高超无伦！
第二篇文章是老年的托洛茨基写的。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爽直可爱的恩格斯，这里谈到女人，谈到喝酒，也谈到其他的家常琐事；可没有多少理论与政治；大概这位过着退隐、和平与著述生活的老革命家，对于他那生平服从的导师，更愿意从平淡的私生活方面来观察了吧。我们从托氏的近著中，知道他对于恩格斯的敬爱，那是老而弥笃的。这在一方面也许由于性格上的共鸣，另一方面或者是因为所处历史地位之相似。
这位爽直的“将军”，“在他的个人关系中，时常不能胜任愉快地用点手腕”；而我们这位十月革命的老战士，生平吃亏的大概也正是这个毛病！至于历史的地位呢，托氏之对于列宁，也正和恩格斯之对于马克思一样，“演奏着第二把提琴”。还有在能力之多样性以及才智之灵活性方面，这两人实在有其极度相似之点；何怪这位红军的总司令，会对这位红色的“将军”发生那样感情与思想上的共鸣与景仰呢！
我们在青年列宁的《恩格斯传》中，看到了一个精深坚强的革命者；在年老托洛茨基的文章里，发现了一个博大爽直的老人。这原是不足怪的，古人说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来一个人的传记，其中最多不过十分之七是被传者的面目，而十分之三倒是作传者的自描，依此规律，所以我们在考茨基的《恩格斯》中看到了一个埋头书斋的学究；而在曼努意斯基的恩氏传中却见到了一个阿谀谄媚的官僚！
译者。一九三八年，九月，五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