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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多伊彻《流亡的先知》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我的意见和更正

王凡西

(周仁生 译)



  【编者按:王凡西这篇《我的意见和更正》和多伊彻夫人致王凡西的信,原计划作为中译本《先知三部曲》的附录发表。后未采用。王凡西的更正只在中文本中用编者注的方式简单地指出。】


  约在十年前,我读了伊萨克·多伊彻的《托洛茨基三部曲》。此书,文体流畅,内容翔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我也在第三卷,即《流亡的先知》中,在谈到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及陈独秀的作用时,发现若干值得更正的地方。我记下这些要点,并打算给作者写信,告诉他书中的错误。然而,由于其它更迫切的任务,使我无法做到这一点,甚至直到这位杰出的传记作者逝世时,我仍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

  现在,为了希望在《三部曲》的新版中,能改正这些错误,我给作者夫人,塔玛拉·多伊彻写了以下的意见:

  I. 原文第32页(中译本第35页):“……1928年,他们(指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凡西注)召开了中国反对派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某些人主张与毛泽东结盟;那时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不满,因为在1925-27年之间他的观点往往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
  在这段文字中,有三点不实之处:

  一. 中国反对派首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31年召开的,而不是1928年。这次大会的全名是中国托派统一代表大会。1928年召开的是一次代表会议,是“我们的话派”的代表会议。“我们的话派”是中国托派四个派别中最早成立的一派,稍后不久便统一到同一个组织中了。

  二. 根据我的记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份子中,从来没有人希望同毛泽东结成联盟。在中国青年托洛茨基主义份子与陈独秀之间,曾就湘、赣等爆发农民起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27年,当陈独秀确定地转向托洛茨基主义之后一年,他写了一篇论朱、毛领导「红军」问题的文章,而引起这场争论的。陈独秀在他的文章中,采取否定态度批判农民起义,并认为起义是毫无前途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青年托洛茨基主义者采取较积极态度,表示在政治上支持农民战争,特别强调要保卫武装起来的农民纵队,反对国民党的镇压措施。但是,这个立场决不能被解释为希图与毛泽东联盟。

  三. 1925-27年间,毛泽东的立场并非与托洛茨基的立场一致。人们可以说,苏维埃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因为在1927年春天,甚至早在1926年年底,托氏已为中国革命提出了苏维埃口号,而毛泽东只是在1927年秋天力图提出同一口号,毛要在苏维埃口号下发动秋收起义,但遭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反对(见埃德加·斯诺《红星照亮中国》第一次修订版、扩大版,第165页)。但是毛本人从来没有对托洛茨基的立场,甚至在苏维埃问题上表示出同情或支持。诚然,共产国际通常对毛是不满的,但这有另外的原因,特别因为毛过份地保持独立思考,这跟他的立场偶而与托洛茨基一致这个事实显然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II. 原文第32页注释(中译本35页):“1929年夏或秋,一个反对派分子林泽从莫斯科返回中国……”。
  林泽,实际上是刘仁静的化名,他于1929年夏,前往普林基普岛拜访托洛茨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举行建党大会,刘仁静是参加大会十二名代表中的一名。1927年当他还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时,他已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1929年回到中国后,成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又帮助伊罗生(Harold Isaacs)收集有关中国问题一书的资料,此书写成以后,题名为《中国革命悲剧》。1934年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此后便离开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III. 原文第423页(中译本第455-456页 ):“……在中国,即使他反对斯大林1925-27年间的政策曾产生过最强烈的印象,但第四国际在那里也没有能当得起‘支部’这个称号的组织。一些活动于地下、困于极度的贫穷并受到国民党政府和斯大林主义者围剿的托洛茨基派成员成立了一些小组,在上海有二十几人,在香港有几十人,还有分散在中部和东部的少数人,甚至在陈独秀赞同托洛茨基主义之后,他们也未能摆脱孤立。”
  中国托派份子的人数,常有变动,而且变动幅度大。中国的托派份子是在1928年开始组织活动的,到了1952年就被毛主义者全数扑灭。在这段时期内,托派党员确实有时降低到“上海只剩下二十多人”(这是在反动统治下最黑暗的时期,即从1932或1933年起直到1937年上半年止)。但也有人数较多的时期,例如1932年以前及1945年之后,这两个时期的党员人数上升到远远超过“数十个人”。统一大会召开时,中国有近400托派份子〈“我们的话派”有160人,“无产者社”有120人,十月社有70人,战斗社有40人〉。这个数字,还没有把关押在斯大林监牢中备受折磨的大约200名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包括在内。1945年以后,特别是在1946年-1949年这几年内,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已经分别参加了两个各自独立的党,即国际主义工人党与中国革命共产党。最后,在1952年,当毛主义者对托派份子进行全国性大逮捕,单就被捕的托派份子来说,大约有300人。(实际上被捕的托派份子远不止300人,单以浙江省温州、杭州、嘉兴、金华四县市的初步估计,已超过300人了,其中包括判刑及在学习班受训者。─ 译者注)

  IV. 原文第423页 (中译本第456页):“……陈独秀在监狱里被关押了六年,出狱后,他被放逐到重庆附近一个偏僻的乡村,被禁止参加政治生活,也不能出版自己的著作。他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生活在恐惧之中,为1927年失败承担的罪责压弯了他的腰。甚至托洛茨基派成员也不信任他了。毛主义者对他大加指责。他被奸细包围着,蒋介石的警察又以谋杀威胁着他,于1934年把他重又投入监狱,并暗杀了他。”
  有关陈独秀的这段文字,有许多失实之处。第一,陈独秀不是被放逐到重庆。事实上,1937年秋天,他从南京监狱释放出来后,首先来到武汉(是出于他的自愿的)。武汉是国民党政府第一个临时首都,那时武汉是中国主要政治中心。陈在武汉曾两次发表公开演说,并广泛地、多方面地与各种政治倾向的人士接触,特别是同站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小党派人士进行接触。1938年秋,当武汉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之前约一个月左右,陈独秀前往四川省,在重庆附近的一个小城江津定居下来。

  其次,陈独秀再也没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或监禁过,也没有遭受蒋介石特务警察的毒手。相反,他于1942年5月27日,因病死亡。

  第三,陈独秀定居江津时,生活极端艰苦、极端贫穷,并遭受特务份子的包围、监视,这是完全确实的;但可以肯定地说,他决没有因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感,使他内心羞惭,终至精神崩溃。陈独秀对1925-27年革命的失败,愿意承担相应一部份的责任,但断然拒绝充当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替罪羔羊。自从1929年他写下《致中共中央的信》和《告全党同志书》以来,陈一贯保持这个立场。诸如自责、遗憾、悔恨等情绪,同陈独秀的个性是格格不入的。

  第四,尽管陈独秀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有过激烈的论争,但他们,尤其是托洛茨基本人,决不会不信任他。(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托洛茨基那样力尽一切地关心陈独秀的命运。)他们之间的争论无非是有关基本问题以及策略问题。争论的内容,回头我还要谈到。

  V. 原文第423页(中译本第456页):“1938-1939年,托洛茨基进行了一次徒劳的尝试,想把他从中国救出来,指望‘他能在第四国际起到与片山潜在第三国际同样的作用……能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大利益。’但陈独秀认输了,陷入了极端的悲观主义。”
  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托洛茨基写信,力图说服陈独秀离开中国,以及陈对这几封信的答复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不妨对当时发生在两人间通讯往来的国内外形势,简单地说几句话。1938年,正是莫斯科制造最后一次审判案的一年。那年3月2-15日,布哈林·李可夫及其它老布尔什维克被带上法庭受审,并被处决。早在一个月前,即2月16日,托洛茨基的儿子,里昂·西道夫已被斯大林派遣的格柏乌杀害了。作为国际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部份,直接由斯大林派往中国的头号代理人王明,于同年3月15日,在武汉发动一场反对陈独秀的诽谤运动。他们无耻地指控陈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间谍,每月向日本特务机关领取300元津贴。托洛茨基在这方面是有高度警觉性的。早在1937年,即当中日战争爆发时,他心中早已存在着如何保护陈独秀以及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免遭斯大林分子迫害的问题。他并不确切地知道中共将如何罗织罪名,企图陷害陈独秀,但他根据自己的认识,自己的经验,清楚地知道斯大林如何对付反对派的办法的。因此他坚信,斯大林定会通过他在中国的代理人,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迫害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特别是陈独秀本人。他甚至考虑到,中国斯大林分子有可能采取暗杀的手段。这就是托洛茨基力图要陈离开中国的主要理由。他希望陈能在第四国际中起到片山潜在第三国际中所起的同样作用,这也是真实可信的。但这显然不是他的主要理由。

  托洛茨基写给上海一个托派份子的两封信(日期是1938年2月5日和6月25日),是由专门信使带到四川的。陈在收到这两封信时便作了答复,也许为了安全,也或许因为信不是直接寄给他的,他的答复不是以信的形式,而是以论文或声明的形式发出的。注明的日期为1938年11月3日。《流亡的先知》的作者,正是从这“长篇论文”中,引证陈独秀的观点,作者把这观点描述为“极端的悲观主义”。实际上,陈在他论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决不能认为是悲观主义的,如果我们再深入到那个时期,他的基本论点,那就更不是悲观主义了。如我们所知,1935年左右,当他仍在国民党狱中时,深受莫斯科审判案以及苏联官僚层不断蜕化堕落的影响下,陈独秀开始重新考虑布尔什维克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传统立场。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把新的看法应用到民主概念上,他坚持认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决不应在民主帝国主义国家中采取革命失败主义立场。最后,于1940年12月,他在称为《我的根本意见》一文中,写下他的观点,现在我从他的十五点意见中译出如下四点:

  “(8)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各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9)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 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

  “(10)此次世界大战,自然是两帝国主义的集团互争全世界霸权的战争。所谓“为民主自由而战”自然是一种外衣,然不能因此便否认英、美民主国家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消灭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为各民族共同进攻之总目标,其它一切斗争,只有对于这一总目标有正的作用,而非负的作用,才有进步意义。”

  “(11)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国家方面采取失败主义,采取以国内的革命战争代替国际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方略,无论口里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取得胜利……。”
  显然,陈独秀此时关于民主和帝国主义战争的观点,已经远离了列宁和托洛茨基,难怪所有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群起而反对之。但这决非意味着他的精神正在崩溃下去。直到临终,他还始终为他的新观点作顽强的斗争,在他生命结束之前仅仅只有十四天了,他还写了《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

  VI. 原文第423-424页(中译本第456-457页)“然而他仍不时地分析中国形势,十分透彻地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在什么地方和为什么受挫。在第四国际宣布成立两个月后所写的一份声明里,他直截了当地解释说,为什么要依靠农民,而不是(像早先托洛茨基与他本人所认为的那样)依靠城市工人。日本人破坏了中国一些最先进地区的工业;因而,‘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物质上与精神上都被削弱了,倒退到30 — 40年前的条件下’。因此,将革命的重心放在城市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今天不理解将来的政治形势会向何处发展,不承认中国无产阶级十分弱小以及其政党所处的地位,那么我们就等于是坐井观天,由于自满自大而痛失良机’。他继续写道,托洛茨基派成员常因其宗派傲慢,对毛主义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以及无视抗日战争的需要,使自己脱离了现实政治生活。他担心,第四国际的建立只会加强他们的‘傲慢与孤立’,而这场冒险将以破产告终。”
  这段文字引证了陈独秀与中国其它托派份子的争论,并且加以阐述,现在我要说的有三点意见:

  一.“中国工人在数量上,在物质上,在精神上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状况”,陈独秀在这段时期内已把这一事实,反复强调多次,但从这一前提出发,陈独秀并没有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运动必须依靠农民,而不是(像托洛茨基和他本人所期望的)依靠城市工人。” 陈独秀从未怀疑或曾动摇过这样的立场:即为了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有不同看法的话,那就是过份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性(强调到把真理变成了荒谬),当他把无产阶级领导这个概念应用到国际范围内时,竟把各主要的大国比作无产阶级,而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比作农民,他说:“不能幻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战争,不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会得到胜利。”(见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中的第十五点)。因此,陈独秀并没有认为,中国农民能取代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当他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的现实力量及其政党的情况时”,陈独秀仅仅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国家爆发社会革命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把陈看作是悲观主义的,因为他不相信,在帝国主义国家爆发社会革命之前,中国社会革命是能够获得胜利的。

  二. 然而,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他并不是悲观主义的。尽管他还有上述观点,但他并不采取观望态度,他也没有躺下来,抛离一切希望。依他之见,中国革命者,包括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内,在他所设想的条件下,应当先尽一切力量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积极参加抗战,拿起武器,依靠农民,并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一方面反对国民党,另方面反对中国共产党。只要通过这样的努力,他坚信,如果社会革命能在一个或多个帝国主义国家里爆发出来,我们就有可能在即将来到的中国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并把革命领导到胜利。(在此,我必须提到一件事,即1937年冬天,陈在武汉时,曾试图在反国民党的军队中工作,但这个试图没有取得成功)。

  正是根据这一积极而又有悲观主义色彩的立场(这一立场是否正确或错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陈在写给托洛茨基的那份声明中,他才责备中国托派份子为“宗派主义的妄自尊大,清一色地以否定态度对待毛主义,而对于抗日战争的必要性,却缺乏敏感性”。也正是从这个立场出发,他才认为中国托派份子要对“脱离政治现实”负责。

  三. 就我的记忆所及,陈独秀在声明中,抨击中国托派份子的“自满情绪和虚幻的错觉”,并不是同第四国际的宣言联系起来的,他从未说过“这种冒险行为只能以破产告终”。然而在这一点上,我自己也并无把握,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对照1938年11月3日所写的声明原文加以核对,而此时这份声明还保存在“密封的档案”里。

  VII. 原文第424页(中译本第457页):“他本人倾向于时而同国民党,时而同毛主义妥协,但既不能也不愿同前者或后者结盟。在余下的悲剧性的岁月里,他一直是个垮掉了的人。”
  考虑到陈独秀在民主立场上的改变,人们很可能设想他或者定将与国民党的旧式民主主义妥协,或者与毛泽东的“新” 民主主义妥协。但是,作为陈独秀的朋友之一,作为他晚年思想转变的反对者,我应当说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者,他支持由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但他从未对国民党及其政权产生过任何幻想,因为他认定国民党已经腐朽透顶,决不可能领导这次战争到最后胜利。自从他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后,国民党领导人对他软硬兼施:一方面使他处于受长期的监视之下,另一方面想方设法想把他收买过去 。就我所知,至少有两次这样的时候,试图诱使他下水。国民党通过陈的老朋友(此时,这些老朋友已在国民党政权中担任要职),向他提供大量金钱(第一次在南京,第二次在重庆)。但两次,陈独秀都断然拒绝了。正因此,陈独秀一直在极端贫困中渡过他的余生。当他去世时,他的身后丧事是由当地乡绅为他办理的,而他的遗孀后来是由他以前的学生赡养的。

  至于同中共的关系,确实存在过这样的试图:即1937年秋天,毛主义者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有过谋求和解的事实。但是,这个试图是由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罗汉的倡议下提出的,而陈独秀本人及中国托派组织并不知晓。罗汉是老共产党员,同中共几乎所有领导人都是老朋友,他见到了叶剑英,那时叶是八路军驻南京代表,他们讨论了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在抗日战争中合作的可能性。叶剑英同意了罗汉的合作建议,并敦促他去西安。他在西安与西安八路军代表林伯渠共同就这个建议讨论了几天。然后经由林伯渠,罗汉与毛泽东交换了几封电报。毛的回答是:他表示欢迎陈独秀回到党内来,但条件是陈要公开讉责托洛茨基主义,声明他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并承认加入托派行列是错误的。当陈独秀得悉罗汉的意图以及毛泽东的答复时,他非常气愤,这不但因为毛的条件是荒谬的,而且因为罗汉试图与中共达成妥协,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此后几个月内,王明便在武汉发动一场反陈独秀的恶毒诽谤的运动。从那时以后,陈独秀不可能有,也确实没有任何余地去幻想同毛主义者达成协议了。

  自从国民党(表面上声称是他的“朋友”)和毛主义者(是他的公开敌对者)一贯以来是用污泥浊水泼在陈独秀的身上的。我希望,《流亡的先知》 ─ 经作者认真考虑后而撰写的著作 ─ 应当把有关陈独秀一生的几处错误论述,最后能够纠正过来。不管陈独秀在他生命的余年所怀有的思想观点是对或是错,陈独秀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一个反抗者,或一个对所有既定的权威的终身反对派(这是后来胡适博士称呼他,而且陈本人也是乐意接受的)。

  诚然,陈独秀以悲剧性人物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但是把他描述为一个“心灰意冷”或“精神崩溃”的人,这是完全错误的。

1975年9月15日



附:塔玛拉·多伊彻的覆信


1975年10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王先生:

  十分感谢你能详细地对《流亡的先知》一书提出你的看法。其中一些错误的改正,很快就会在新版书中见到。另外一些意见,我得要用更多时间,并且尽可能地予以研究。但你提供的所有意见,都是十分可贵的,无疑地,我定将一一记下来,只要我的工作负担稍有减轻的话,我会在一二个星期内将它们处理好。
  致最好的祝愿和由衷的问候!

你的忠诚者塔玛拉·多伊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