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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从中国T派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向第十次世界大会提出的一个讨论大纲
双山、一丁
（1973年9月）
1．在中国三次革命中，一向奉行史大林错误路线的中共获得了胜利；一向服膺托洛茨基正确路线的中国T派却未能胜利，不，甚至还未能认真投入战斗便遭到了失败。
这个事实需要研究。
当这次革命在中共的领导或控制之下，在1949年获得了全国胜利之时，甚至在此后的很长时期内，中国T派始终否认它是革命的胜利，同时又否认由中共建立的政权是某种意义的工人政权。
这个事实也需要检讨。
不但为了理解过去，而且为了帮助未来（这是更加重要的），我们的整个国际都必须研究和检讨中国同志失败的经验，必须从他们的经验中找出教训，以便其它国家（主要是落后国家）的T派不致再犯同样错误，以便他们在将来自己国家的革命中能够胜利。
中国同志中间有少数人（主要是彭述之）认为我们过去无论在战略上或策略上都是「一贯正确」（即使有若干错误也极不足道），认为史派之所以胜利与我们之所以失败，仅仅因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一些特殊条件」有利于中共而不利于我们之故，因而拒绝对我们上面提出的问题作探入与虚心的研究——这，在我们看来，不但是可笑与错误，而且是对于革命的直接怠工。
2．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客观上恰恰说明了不断革命论的完全正确。这个事实，今天已不仅为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认识，而且连中共的领导层都不得不暗自承认的了。
我们这时代的一些特点，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所形成的特殊阶级关系，便发生于此类国家中的革命只能依着两条路走：或者依照不断革命论（在民主革命中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此完成民主任务并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前进而取得胜利，或者，依照史派的革命阶段论（以多阶级合作的「民主政权」先完成民主革命，然后再由无产阶级专政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前进而陷于悲惨的失败。
不过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们不拟在此多所阐明，因为它在国际T派中并无不同看法。
这个提纲也不将讨论如下问题：中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说在客观上被迫地走了一些不断革命的路子？为什么毛泽东们不因此而变成为自觉的不断革命论者，而且仍然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既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者可能不自觉实行一点不断革命，为什么还需要T派的单独存在与努力？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国际T派中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不过，为了讨论的简短和集中起见，也不拟在这个提纲中提出。
3．这个提纲只限于讨论上面所提出的两个问题。
错误的史派何以会胜利，正确以T派何以反而失败。对于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回答是：在客观革命过程的压迫下，中共能够在实践上而非思想上，多少抛弃史大林主义的教条，能够多少依了不断革命的路子走，中国T派却不能在实践上多少改变自己一向确定的工作方法，我们把革命斗争始终只限于一种特定形式，这乃是一胜一败的主要原因。
中国T派过去无疑是有正确的战略路线；但是没有实现这条路线的合适方法，具体说来，情形如下：
从我们的基本战略方针出发，中国T派坚守了这样一条工作路线：集中力量于大城市，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组织，以革命民主要求为基础，发动并领导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由此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强大的革命党，并由此去推动全国城市和乡村中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起来革命，推翻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根据这一条工作路线，我们对乡村贫农斗争的看法是：只有通过城市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给与农民以政治影响和领导；只当城市工人阶级已经拿起武器之时，农民的武装斗争才能有胜利的可能和前途。
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暂离城市，我们不惜代价要在工人中活动，同时我们坚决反对分出力量去直接从事农民工作，更不许参加或领导农民的武装斗争。
这个工作方针和我们的战略方针相符，因而在理论上完全没有问题。
问题的发生乃在于这样的事实中。中国第二次革命后及革命局势下的具体情况，使我们的工作方法「无用武之地」，产生不出任何结果来。
4．踏进三十年代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独裁统治，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之下，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稳定。它便在全国诸大城市（特别在上海）开始组织和实施一种最初取法格．柏．乌，后来抄袭纳粹的、大规模、群众性与「科学化」的对付地下革命工作的恐怖镇压运动，随着反革命形势的加深，这架反革命镇压机器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收效，它几乎完全铲除了大城市中的地下革命活动。拿中国托派在上海的工作来说吧：自从1931年5月（中国托派统一组织成立）起直到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为止，我们的全国中央机关一经成立便立即遭到破坏，差不多每半年便遭受一次极严重的摧残，以致到了抗日战争之前，我们的地下组织虽然始终不绝，但只能说是「如缕之续」，谈不到发展，更谈不到发展成一个群众的党。
那时候，广大的农村中有相当普遍的农民斗争，在乡村里反动统治也比较不那么厉害，我们原本可以到那些地方去开辟战场的；但我们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我们觉得它是违反我们既定的工作方针的。
5．中共当时在城市中的遭遇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受到更严重的摧残。他们原则上要在大城市工人阶级中工作的决心也跟我们一样（所谓「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是毛泽东在好多年之后才说出来的），只因他们不是原则的空谈家，而是实干的经验主义者，因此，当城市工作到了无法展开的时候，他们便倾全力在乡村中开展工作。利用那里比较有利的条件，大力发动土地革命。又因土地革命的性质使然，不得不一开始就从事武装斗争，以致中共虽然由于史大林根本错误的关于中国局势的估计，受着时而极左（盲动），时而极右的政治路线的影响而遭受过无数惨重的失败，但是到头来，他们终究造成了而且保存了一个数量大，组织严，行动性强的政党，同时又造成了，而且保存了一支能征惯战，政治觉悟远较国民党军队为高的武装部队。
中国史派保有这两个支点，一直等到抗日战争与世界大战这两个「特殊条件」出现，他们便能利用这些「特殊条件」来取得革命胜利。
中国T派就是因为缺少这两个支点，以致虽有正确政纲，虽然也遭逢到同样的「特殊条件」，却不得不白白让它们被别人利用了去，自己只好站在事变之外。
6．在1931-37年期间，中国T派紧守城市岗位，专心工人运动，为此不惜付出巨大代价，在重重打击下绝不考虑变换工作地区与对象，这在原则上说来无可非议，这情形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在那个时期，革命实践的经验终究不曾给我们指出过可以保证工农革命胜利的其它道路，而且真要进行武装斗争，对我们当时那样的宣传小团体，在事实上也确实极难开始的。
不过到1937年8月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局势整个变了，一方面是沿海工业城市尽被日军占领，大部工业陷于瘫痪；另方面，则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移到了内地，政治生活完全以战争为枢轴，一切社会矛盾透过了战争问题表现出来，此时武装斗争成了唯一可行的斗争（放弃这项便是放弃任何斗争），而革命者想要接近武装是相当方便的；这时候，中国T派的领导机关仍死守在陷敌的上海，留在英法当时还保有的租界上空谈拥护抗战，毫不计划在行动上参加战争，藉以拿起武器，藉以在战火中建立起一个战斗的党，在战火中培植与增加自己的力量，这至少在今天的回顾中，应该坦白承认是大大地错了。
7．反对者当然会提出如下理由：首先，我们当时的力量单薄（又不像中共那样有苏联的援助），根本不可能从事武装斗争；其次，纵使能够参加，其结果也决不会于革命有益，因为没有城市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本没有前途。退一万步讲，假定那种游击队伍确能成长发展，假定在武装斗争中又能造成一个强大的党，那对革命说也没有用处，因为所造成的只是一支代表农民利益的武装力量，其领导也只是中共一样的农民政党。
这样的反对理由，我们认为站不住，而且已为事实所驳斥了的。
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国内外斗争的客观的压力之下，我们的正式立场（反对「军事冒险」），虽然丝毫未变，但是有个别的同志（例如山东的王长耀同志和广东的陈仲禧同志）却曾经在这个压力之下改变了斗争方式的，他们参加了并且领导了抗日游击战争，延长了相当长的时间，也曾经有相当发展。不错，他们最后都被敌人击溃了，但至少他们的行动证明了我们如果决心从事武装斗争，并非绝无可能的；再若他们的行动不是个别的，而是由组织领导并计划的，其结果可能很不同的。
要想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与中共这三方面的敌对的倾轧中，进行独立的抗日革命游击战争，不用说极端艰难的；但它绝对不是注定要失败的，而更为重要者，当时（特别在太平洋战争后），我们在敌人占领区中，不仅一无可为，甚至连起码生活都不能维持（例如留在日占香港的寒君同志竟饥病而死），更说不上其它工作了。那末与其坐而待毙，不如「铤而走险」。鉴于当时中共的东江纵队（广东）与浙东新四军的单独成长的情形，我们绝对不能肯定说，即使我们有计划与有决心去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也一定逃不了失败命运。
说在农民游击战中，革命者无论如何建立不起或无法保持一个多少代表城市工人阶级利益的党，藉以领导农民军队，走上革命道路——这说法在当时我们确实不能对它在理论上提出异议；可是时至今日，让我们看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连串革命经验之后，应该说这个断语是并非绝对的了。
这个问题与我们对中共性质的认识问题有关；而对于中共性质的认识问题，则与我们为什么不能及时认识中共胜利之性质问题分不开。
8．我们所以会在长时期内不肯认识中共的胜利是一种革命的胜利，主要因为我们认为中共是一个农民政党，而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根据近代革命的历史经验，依照不断革命论的看法，那是绝对不会领导一次革命达到胜利，更不必说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了。
过去我们所以认定中共是一个农民政党，主要根据于如下的事实：自从1930年代初期以还，中共被迫离开了大城市和工人阶级，转移战场到农村中去，他们把自己的力量主要建立在农民身上，让农民成分占据了中共党员中的绝大多数。后来，即在1935年以后，当中共的政策从极左转变为极右之后，我们便愈加肯定地说它已堕落成为一个农民政党（注）。
我们这种对中共的看法，乃是为我们所坚持的那条城市工作路线的一种应用。这样的判断，在当时就理论说不能算是错的。马克思主义者自来判断一个政党的阶级性质，都根据于其党员的社会成分及其政治立场这两个标准。不过在事后的回顾中，我们应该承认，当时我们关于中共阶级性的原则上的估计，并不曾仔细将它和中共的实际行动相「核对」。当我们看到中共的实际发展，再加上南共与古巴的经验之后，我们应该承认，过去我们断定中共是一个农民政党是错的。
9．我们不但要坦白承认这个错误，而且还要从这个错误中认识这样一个事实：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一个决心要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革命组织，只要它有一个革命政纲，切实进行革命活动，具有相当长远的革命传统，在国际上与别国的工人革命党保持着兄弟般的联系，在组织路线上始终注意阶级差别，而且充分准备一有可能便大量吸收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具有这样条件（或品质）的组织，其工作地区并非一定要无时不离城市，其党员的争取对象也并非要无时不限于工人，其阶级性质仍可在相当时间内保持不变的。
如果客观条件好，我们享有充分自由来安排工作，那末不用说，我们要将自己的党的基础打在城市工人区中，要努力吸收工人阶级的先进份子来作党的骨干与领袖；但若客观条件非常不利，有如当年的中国与目前的一些拉美国家，我们根本无法在城市展开工作，那末于万不得已中，在不放弃城市工作的原则下，到乡村中去另辟一个战场从事长期的游击战争，在斗争中吸收半无产阶级的雇贫农入党，这在某些落后国家中，并非不能，甚至是唯一可能，建立一个革命政党的。这样看，我们并无违反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路线。
10．综上所述，可以归结如下：
A 自觉的不断革命论者——中国T派在客观上体现着不断革命论的中国革命中，未能获得胜利，主要因为我们在斗争方法上犯了错误。
在漫长的反革命年代中，中国T派之坚持原则与忠于理想以及对于革命的献身精神，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但对于革命斗争形式的选择和应用，却未能做到列宁所说的：「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形式」，而且不能「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我们的缺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两个问题之上：1．当国民党的恐怖镇压最猖狂时期，大城市工人区的地下革命工作完全不能展开，这时候我们却根本不愿意，也不懂得分一部份力量到镇压较轻，斗争条件较好的地区（无论城市或乡村）去建立组织，开展工作。2．对于当时普遍兴起的贫农武装斗争，我们采取了纯粹消极态度，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T派不在事实上参加与领导武装斗争，更使我们自立于全国政治生活与革命斗争之外，因而注定了我们被摈于战后的政治斗争之外，注定了中国T派的终于失败。
B 我们固执地（事后想来是机械地），以为工人政党必须严格地与绝对地在城市工人区域从事工人斗争中建成。这个立场一方面使我们无从考虑斗争形式的变换，另一方面又使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共（它改变了斗争形式与斗争地区）的阶级性质。
事实上这是一物的两面，因为我们真诚地害怕变成农民党而不愿在任何条件下改变我们的斗争形式，我们便将业已改变斗争形式的中共判定为农民党。由于这个错误的判断，使我们犯了不少由此而生的错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便是当革命已经胜利很久之后，我们还不认识革命。
C 从中国T派的这方面的消极经验中，我们应该得出这样一个教训：只要政治上与组织上能坚守革命的阶级路线，那末在客观形势的逼迫之下，主要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集团，一时被迫离开城市与工人阶级，去组织并率领广大贫农进行革命的斗争，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也可能（当然不一定）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之下，农民的武装斗争也不是没有胜利前途的。
D 从这个教训中，我们还应该确定这样一个一般性的论点：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及其政治路线正确的保证，正像这些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事业一样，不能凭着单独一个国家内的阶级关系来提出，而要由全世界革命力量的成长和成熟来提出。正如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前提，并非单独与直接地在于中国一国之内发生了现代无产阶级一样，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也并非单独与直接地由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来决定和保证，它同时是由全世界工人阶级，特别是由苏联、英、美、法、德、日等国的阶级兄弟的革命斗争，与先进意识来决定的。因此，在一国范围内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者为了不得已的原因，暂时离开工人环境不一定会立即丧失其无产阶级的意识，采取不以工人为主力的斗争形式（如农民游击战争），也不一定会违反工人阶级的革命利益。
1973年9月
〔注〕彭述之说：第一个说中共已变成为农民党的是托洛茨基，他举出的证据是1932年9月22日托氏「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其实彭是误解了托氏意思的。该信内容这里不谈，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一个事实：1923年9月，那时国际T派还自居于共产党内一派，托怎能说我们乃其中一派的中共已变成农民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