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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彭述之
中国第四国际党的纲领问题
——犀照草案的批评——
连根
犀照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二派之一——即“新斗争派”的领袖，四个月前，他给第四国际未来的中国党起草了一个基本文件：“党纲草案”，该草案已经该派的中常会通过了，并拟提出在该派所拟召开的“建党大会”上，准备在批准以后作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指导方针。
托洛茨基运动在中国已存在了二十年，一九二九年托洛茨基本人配合着中国托派的真实力量及其需要，曾经给我们起草了一个简短的纲领，这一个纲领在一九三一年的四派统一大会上，曾经略加补充，予以通过了。统一大会到现在已经十七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共产国际的左派反对派亦早已变成独立的第四国际。因此，很显然的，一九三一年的纲领到现在已经有很多过时的地方，我们必须加以修改，或者重新起草了。
所以犀照这一企图的本身，原是应该欢迎的。不过，犀照用以写作这个文件的思想，依我们看来，却万分不幸，竟是他一贯错误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立场之彻底发挥。它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无缘，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恰恰成了直接的对立。这样的思想，当然不能被规定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本根准绳，而是应该予以无情的打击。
为此，我们不得不对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及接近托派立场的革命者，郑重地提出我们对犀照草案的批评，同时我们极愿意看到同志们对这个“批评”之批评。集思广益，互相切磋，这样才用以产生一个正确而美满的中国第四国际党的革命纲领。
不过，为了时间的匆促，这儿的批评只能就犀照草案的基本精神，作一些扼要的揭露与分析，现在，让我们从草案的结构讲起：
一、根本出发点就错误了
草案的第一个分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社会经济及其矛盾”，犀照以一个历史教授的姿态，将中国的近百年史，很详尽地写进纲领里了。当然，历史的眼光是必要的，要明白中国目前社会的“经济及其矛盾”，也确实非明了近百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不可。但若仅是抓住了中国一国的历史，忽视了世界的历史，那末这样的历史眼光是鄙陋的、村夫子的、因而是错误的。人人知道，中国的近百年史，乃是世界近百年史之一个部分，世界近百年史是一部资本主义生长、扩展、衰朽、挣扎中所影响和作用于中国一连串事实。因此，要了解中国的近世史，如果撇开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历史是不可能的。要了解中国社会的经济及其矛盾，如果离开了资本主义的世界行程是不能正确的。可是犀照在这个草案中所应用的历史处理法，恰好是把中国孤立起来，“平铺直述”地描写了中国之如何被侵略，至于那个侵略中国的侵略者呢，则是抽象的、并无发展的、百年来无大变化的“帝国主义”。其实一百年来“帝国主义”的变化才多哩！在其生长、扩展、衰朽与挣扎的行程中，在变化着它的侵略手段，改变着它对落后国家的控制方式，改变着诸大国间的互相关系，最后，也改变着落后国家所发动的斗争，与革命的性质，改变着殖民地民众所应负担的历史任务。说得明白些：在资本主义的生长时代，这些幼稚的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关系，因为主要采取着商品输出的形式，走着商业侵略的路，所以它的压迫在形式上与实质上都是民族的，即在帝国主义者直接派遣了冒险家、军人、政客与牧师，通过了少数汉奸买办，对“整个”被压迫民族施行经济、政治，与军事的压迫；同时，在帝国主义方面，又因各自的力量比较平均，争持比较有力，所以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有了较大的成功可能；资产阶级的独立国的前途也尚未完全失去；日本便是趁着这些条件的便利，由“半殖民地”变成独立国，更由独立国一跃而为帝国主义的。可是到了后来，到了世界财政资本主义达到了绝对统治时，帝国主义要以过剩资本向殖民地输出，与殖民地资产阶级发生有机的联系的时候；尤其是到了第二次大战之后的现在，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十分简单了，财政资本不仅拿它的力量征服全世界，并且将它的关系普及到全世界的时候，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压迫只在极小意义内是民族的，而在极大的意义内是阶级的了，因为帝国主义与殖民地资产阶级有机地结合起来，土著资产阶级成为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合作者，而帝国主义则成了殖民地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一个积极的参加者了。因此，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便提出来了！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公式便愈不名符其实了，而资产阶级独立国的前途，便成为泡影了。
犀照完全不懂得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此种历史的与辩证的关系，并且不能从帝国主义的世界来观察中国问题，于是，根本的出发点便完全错了，从这个错误立场推广开去，他自然不能正确地懂得中国的社会经济及其矛盾，不能正确地懂得由此矛盾所应提出的任务，结果整个纲领便陷入深不可拔的错误的泥潭中了。
二、不答复一个必须答复的问题
如果孤立起来看中国的“社会经济及其矛盾”，那末中国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之故，最大祸害在于资本主义发展不足，在于封建及落后关系猖狂作祟，这些话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所以民族主义者无一不相信中国的“封建统治说”，而相信“封建统治说”者又无一不主张“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此无他，这三种看法或主张，实有其逻辑的一贯性在。同时，从反面说，凡是从国际主义的眼光，从世界革命立场来看中国问题的，则类多能看重资本主义的关系，甚至金融资本主义关系及其势力的统治，并由此出发，主张中国的不断革命论，亦即社会主义革命论。
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究竟是那一种势力占优势这个问题，二十年来成了斯大林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主要的争论，可见并不是偶然的。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它先行决定了中国革命中很多战略及策略的问题。预备作为中国革命党的纲领的文件，当然，一定要给它一个完全明白与绝不含糊的答复。
那末犀照在他的草案上是怎样答复的呢？他根本不加答复，且只字不提。疏忽吗？不是的，事实上他只是避免作简明答复，而同时却在叙述中暗地里答复了，在整整一章的叙述中，犀照就只着重在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窒息作用，着重在城市与乡村中的种种“前资本主义的”与封建式的社会关系与剥削方法。他虽没有说到谁统治谁，可是，字里行间，他却清楚地给了人一个观念：封建式的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占着统治地位的。他把中国目前的“五大家族”控制着的金融独占资本，也跟在民主派与斯大林主义者的后面，描写成“官僚资本”是“中国的历史传统”，言外之意，亦即是“封建的”了。
“单独一国”的经济分析，就这样地走到它合乎逻辑的错误结论了。
三、“首尾不相应”
不承认中国的社会经济系由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在政治上会有怎样的结论呢？不承认这一点，能够同时提出不断革命论来吗？承认了目前中国经济中的“封建”优势，能够同时确定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吗？我们必须弄清楚这几个问题，不过为了省事起见，我们马上就请托洛茨基出来吧。在“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一文中，托洛茨基反驳布哈林的“六大纲领”时说：
“假使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判断的，中国经济生活的真正统治者是封建残余，那便是无望了。……草案中说：中世纪的封建关系在中国国内经济中和其上层政治建筑中都占统治地位，这是根本错误的。什么叫做统治呢？按照受支配的人民数量而定呢？抑或按照在中国经济上所起的统治与领导的作用而定呢？以包罗全国的商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作用为基础的国内工业，非常迅速地发展；重要农业区域之完全依赖市场；巨大的与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的作用；中国农村在各方面之隶属于城市；——所有这些都显出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地占优势和直接的统治地位。封建与半封建的社会关系无疑是强有力的……然而这并非封建国的……关系的统治，而是资本主义的关系的统治。正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关系占主要地位，我们才能够真正地说到中国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远景，否则，岂不是首尾不相应吗？”（中国革命问题，一九〇页——末三句的圈是我加的）
我们引证了托洛茨基的文字，并且在最后几句加上了着重点，只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与犀照对不断革命论的认识开始发生分歧了。在我们，完全同意着，而且十分看重托洛茨基这一意见，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未来革命中所以能有领导之可能，不仅由于国内外斗争关系的客观需要，也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这一个主观的原因。
可是在犀照，问题恰好相反，他以为只因中国社会经济十分封建，因为前资本主义关系统治着中国经济，中国迫切需要一次民主革命来解放生产力，来发展民族工业，所以无产阶级应该领导革命。
这种说法，岂不是“首尾不相应吗”？
为使“首尾”能够“相应”，犀照必须首先改变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认识，否则，他势必要丢开这个头尾不相接，勉强嵌进去的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将来历史会证明给我们看的。
四、反资本主义的民主任务与反资产阶级的斗争
一个错误必然会产生另一个错误来。既然社会经济他没有承认资本主义关系的优势作用，犀照便十分自然地肯定了中国革命中民主任务的纯粹民主性。谈到革命任务，犀照只是抽象地，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封建形式的剥削方式这个前提，得出了民族问题与土地问题。至于这两个任务，在目前世界帝国主义与中国统治阶级的具体关系中，在中国各阶级的具体关系中，应该具有何种性质，犀照就完全不提了。犀照的民主任务是按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抽象公式提出来的。因此，他始终不懂得置于中国民族之前的这两个民主任务，其实与过去许多国家（甚至包括俄国）的民主任务不同，是反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说，并非像是存在于犀照头脑中的一样，是“纯粹”民主主义的。
中国的反帝斗争与土地革命，为什么可带有反资本主义性质呢？托洛茨基的文字中说得太多了，我们不想在此多说，这里我们要着重的，乃是不承认这个反资本主义性质，在政治上会有怎样的错误影响，关于中国的社会与阶级关系，托洛茨基有过一句言简而意赅的话：“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基本的农业经济中与封建形式的剥削发生了有机的和不可分离的关系，它们在上层与世界财政资本也是有机地不可分离。”（中革问题，二三九页）这句话，犀照在他的草案中自然是引用了。但他引用的意思，简单地为了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妥协性和反动作用”。他完全不能从这个命题出发得出该得的结论，即：中国民众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要解决土地问题也必须要反对资产阶级，换句话说，中国的反帝与土地这两个任务的解决，必须是反资产阶级的，因而是反资本主义的，这也就是说，不是简单的民主主义的。
犀照因为强调了中国民族斗争与土地斗争的“民主性”，不看见，或者不愿意看见这两个任务的反资本主义性，所以他一从问题的经济方面转到政治方面，他便只能普泛地说明“中国资产阶级也希望本国的资本主义能有独立发展的”（注意：这是在二十余年中国阶级斗争与二次大战之后说的）不过，“不根本”，不彻底，所以不能负担“解决中国革命民主任务的使命”，因此，这使命 “自然而然地落在年青的无产阶级肩上了”。
其实，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的真正纲领，最低限度必须写着这样的话：不管资产阶级本身还存在着怎样的意图，但由于国际与国内的阶级斗争的驱使，中国资产阶级只能拼命维持着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对中国的统治以及乡村中的封建形式的剥削，才能保存其地位的。因此，中国无产阶级以及革命民众，如想解决民族独立及土地问题，必须首先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除去资产阶级，这一个直接的障碍物。
犀照在草案上没有这样写，他是绝对不能这样写的。因为在他的心目中，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一方面是美国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封建势力”，至于资产阶级，那不过是一个“不根本”的与妥协成性的“同盟者”吧了。
在这里，我们与犀照之间主要的战略路线的不同，毋说是暴露无余了！
五、民主革命有没有过去？
由于不认识民主任务的反资本主义性质，是从“民主革命直接地不断地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他又说：“认为民主革命已经过去，未来的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也是一种无望的教派主义的空谈……”
感谢犀照，他这次用了十分明白的文字，将自己的“不断革命论”给我们完全写出来了。黑字写在白纸上，犀照的意思是：未来中国革命最初将是一次“民主革命”。因为民主任务没有完成，“民主革命尚未过去”，只有革命胜利之后，革命才能“不断地生长成社会主义的”！
二十年来托洛茨基用了巨量文字，和斯大林布哈林争论了关于中国未来革命的性质问题。托洛茨基的目的自然不是想说服斯大林，他只希望年青的一代的革命家懂得：以“民主任务未解决”，“民主任务未过去”的借口来否定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不对的。可是，现在证明托洛茨基的希望是落空了，“民主革命尚未过去”的字眼，赫然写进了中国第四国际党的“纲领草案”中！
民主任务未解决是一回事，但民主革命之是否过去却又是一回事。中国的民主任务当然没有解决，可是，民主革命呢？告诉犀照，却是确确实实的过去了。这些民主任务之解决，今后只能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中附带地完成了。犀照是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的。那末，为了节省文字起见，请犀照读一下“四月提纲”吧！
“二，俄国的国家政权已转入新阶级手里，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之手。在这个范围内，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了”。
请问犀照，中国的政权，是什么时候转入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之手的？至少有二十年了吧！那末，你凭什么说我们的“民主革命尚未完结”民主革命尚未过去呢？这里到底是说明了列宁的“无望的教派主义空谈”呢，还是证明了犀照的“无望的机会主义的废话呢”？
犀照有个最得意的论据，用以反对我们的。那是：如果说中国的民主革命业已过去，因此，第三次革命一开始便将是社会主义性的，那末，中国革命不是“断”了？不断性还在那里？其实，犀照这个似是而非的论据，也是他根源于弄不清民主任务虽未解决，而民主革命却已过去这个简单的道理。古典意义，或者“科学意义”的“民主革命”不仅指着任务之民主性，而且，多少意味着动力之“全民性”，换言之，即意味着乡村与城市资产阶级多少参加着，甚至领导着这个革命的。可是，这样的民主革命，随着资产阶级之从反对党的地位转入执政党的地位，随着乡村中农民阶层的分化，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宣布它是过去了，当然民主任务并没有解决的，但是，资产阶级非但不能解决这些任务，而且成为此种任务解决之主要的障碍物了。要解决它们，绝不能联络小资产阶级，而必须直接反对这个阶级了。因此，中国民主任务之解决，不能靠一次“民主革命”，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资本主义的、亦即社会主义的革命，无产阶级站在民主要求（民族独立不为民主要求之一）的基础上，联络了国内广大的城乡贫民，打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势力，夺取政权，借以完成民主任务与走向社会主义。这便是我们要了解的不断革命论，这也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它与犀照的所谓“从民主革命直接地不断地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在我们，中国未来的历史中不会发生什么民主革命，无产阶级站在民主与民族的要求上，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而革命。但这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性的革命，因为它无论在那一方面都是直接打击资产阶级的，在犀照，中国如有革命起来，在最初只能是民主革命，在此革命中，领导权应该操在无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是动摇的与妥协的，这革命一方面反对落后的封建（民主），另一方面反对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民族），无产阶级因为斗争得最坚决，得到民众的同情，于是得到了政权，然后，“直接不断地”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坚决地动摇城市与乡村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
这是截然划分的两条路线！
现在，是否有人会觉得犀照与我们之间不过是字面上的差别呢？如果有人这样想，那我们必须再请他注意这个基本点：我们的基本方向是始终反对经济上与政治上的资产阶级，而犀照的路线是主要在资本主义（或民主主义）的范畴内，反对“封建”与“帝国主义”。因此，根据我们的路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在未来革命中走上政权，将革命不断地推进。但若根据了犀照路线，则中国无产阶级又只能替“民主的”与“民族的”资产阶级做一番“坚决的”苦力，使革命中断在“民主阶段”上吧了。
六、“不断论”与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性说
由于中国民主任务与民族任务之都带有反资本主义性质；又由于中国资阶早已霸占了国家政权，所以中国在最近未来的历史中，不发生革命便罢，假如发生了革命，则一开始就非带有“社会主义性质”不可，即必须是反资本主义与反资产阶级的。谁若宣布这个认识为“教派主义的空谈”，并且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党的纲领上严加排斥，则将被证明为杀死未来革命的一个最有力的绞绳。
在这里，让我略略的回溯历史，似乎不是多余的。当一九三〇年，中国四个托洛茨基派进行统一协议，本文作者最初被推起草一个纲领。在草案上，关于未来革命的性质，我们写下了“未来革命一开始便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话，因此惹起了许多同志，尤其是犀照的猛烈反对。依这些人的意见，未来革命最初将是民主革命。争论结果，后来由陈独秀另外写了一个草案，关于这个问题，以如下的话谋得双方的妥协，即照抄了托洛茨基的原文，声明中国未来革命“将一开始便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与乡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这草案后来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召开的统一大会上通过了，作为中国托派的正式纲领。
现在，犀照在企图写一个纲领，那是在中国经历了十七年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之后才来重写这个纲领的。按理，他该不再反对“一开始社会主义”的命题了。可是事实不然，在这个问题上，他却大大地退后了一步，声明未来中国革命需要经过一次“民主革命”才能“直接而不断地生长”到“以最坚决的方式去动摇和取消城市和乡村中资产阶级财产”的革命了；真令人有“夫复何言”之感。不错，犀照在附带的说明中，以十分缓和的改变形式，还是将托同志的老话写了进去，他写道：“在革命初期，反富农的斗争和动摇某部分资阶（当然是“官僚资本”了——根）的财产关系将表现出来”。不过这样一来，更加表示出犀照意见的矛盾，或证明他对托洛茨基意见之完全不能了解。所谓“革命初期”是否就是“革命一开始”？所谓“反富农与动摇资产阶级（即使是某部分罢！——根）的财产关系”是否就是“社会主义的”？犀照一方面承认了“革命初期”就要“反对富农与动摇资阶财产”，另一方面，又宣布了未来革命将首先经过民主革命，这中间的矛盾将如何解释？
犀照也许会以为“反富农的斗争”仍旧是民主性的吧。但，列宁说：“最初，革命运动是联合着全体农民，反对皇朝，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的落后制度，在这个限度内，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然后，革命运动联合了最贫农民，半无产者，以及一切被剥削者，反对资本主义，连富农，乡村坏蛋，与投机商人都反对的，在这个限度内，革命便成为社会主义的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
农村中是否反对富农，依列宁说竟是革命是否已变成社会主义性的一个标准。犀照同意这个“教派主义”的说法吗？
列宁似乎预先知道了我们中国将要走上这些争论，他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给我们下了如此不含糊的一个定义。我们希望凭这个定义，许多年青的朋友能够认清楚犀照关于“民主革命”的一切胡言乱语了。
七、对立的排比
至此，我们已经尽了责任，将民主主义者犀照身上所披着的那件“不断革命论”的外衣，总算剥了下来了。犀照草案所一贯遵循着那个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我们已经充分地，虽然还是粗略地批评过了。但为了读者更加明白起见，我们还得将犀照草案所代表的、与我们从来所一贯主张的二条对立路线，对照排比如下：
犀照的是这样的：
不肯定资本主义关系，甚至金融独占资本的关系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统治地位。抽象地从异族压迫与封建剥削出发，抽得出中国革命中纯粹民主性的两个任务：反帝与土地。因为资阶不能坚决地解决这两个任务，所以必须无阶领导，先进行一个民革，反帝与反封建，然后生长成社革，推翻资本主义。
我们认为：
中国社会经济受资本主义，甚至金融独占资本主义关系的统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落后关系结成了三位一体，并由资阶政治与经济的统治权力，保障着民族压迫与落后关系。所以反帝与土地这两个民主任务，具有反资本主义性质。它们的解决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社革，首先反对反革命的主要堡垒——资阶，由此夺取政权！
从这个排比中读者们可以看得明白：前一立场是民族主义的，民主主义的，阶段革命论的。然则，如此这般的犀照草案，难道可以成为第四国际中国党的纲领吗？当然不能！我们必须群起而攻之，无情地加以暴露，坚决地加以打击，使这种伪装着托洛茨基主义的孟什维克主义，不能在我们的队伍中存在发展，更不能让它蒙骗群众，作为我们运动的指导路线！
八、派生的错误
批评了犀照的基本路线，我们无意再去指摘他从此派生的错误，因为，从一个根本不同的视角出发，一切枝节问题都会有个完全不同的看法。例如：犀照在草案中包括了一个过渡纲领；他列举了十二条政纲，其内容，在一般粗心的朋友看来，会觉得与我们的十一条要求无大出入。其实大大不然，出入大的地方还不在条文所包括的内容范围（虽则这极重要，例如他连内战这样有大影响的事件没有包括进去）而主要的在于这些政纲的认识。在犀照，过渡纲领是当前的“民主要求与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纲之间的桥梁”。换言之，这是他目前动员群众与未来进行“民革”的政纲；可是，在我们，这政纲却是我们目前动员群众，准备社革以及将来进行此种革命的基础。在犀照，这些政纲是民主性的；可是在我们，它具有民主同时又社会主义的性质。在犀照，认为中国现阶段必须经过这个“民主桥梁”才能走到“社会主义政纲”，可是，在我们，则认为中国无阶站在这个基础上，一俟群众斗争起来，就立即可以实行反资本主义的与夺取政权的社革的斗争了。在犀照，“民主要求”与“社会主义政纲”之间有这座“桥梁”隔开着；可是，在我们，过渡政纲乃是民主要求与社会主义要求之“有机结合”，中间没有任何桥梁。我们与犀照对过渡纲领看法不同，系基于对革命前途与性质认识的不同，有了这个基本的不同，不管其字面有多少类似之处，而它们对于革命的战略上所能起的作用，却就完全不同了。
站在我们的批判过的那些原则之上，同志们不难看出犀照在一切策略问题所犯的错误。因此，我们这个文件，不再涉及草案上比较次要的错误。
一九四八年九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