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社会主义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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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社会主义的起源

　　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争论已进行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我们先不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吸引了欧洲被压迫、被奴役的群众，首先是欧洲的无产阶级。他们不是生活在今天的条件下，而是曾为12小时工作日和起码的生活条件而斗争;他们主张自由、解放、取消雇佣关系、消除政治和经济依附及无权地位;主张废除社会特权和实现平等，取缔庞大的国家官僚机构，建立一个直接表达民意并以民意为依据的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明白，不取消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就不能消除今天劳动者被剥夺的现象，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特征不仅是私有制关系，而且是明显的政治和经济的异化，这种异化产生自雇佣关系资产阶级的社会一国家的政治制度。
　　迄今的所有争论和讨论都围绕着马克思是不是主张某种中央极权主义，该不该对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的整个决定性的发展负责，因为可以说，是这样的社会主义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陷入更糟糕的政治和经济异化之中。迄今的所有这些讨论当然都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掌握国家的必要性、关于打碎旧国家机器和建立新国家机器，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等论点。与这种思想相反，讨论中也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即废除一切国家，建立自由公社和实行自治，作为避免资产阶级政权造成的后果和避免国家政治机构对个人自由限制的唯一保障。
　　然而在这方面，人们往往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全部事业。在这一事业中，从一开始，甚至当他们还没有产生关于历史和人的新思想时，就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人从当代人所共知的一切异化包括政治异化的形式中解放出来，而这就意味着首先从国家领域、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形态、官僚机构和军队中解放出来。后期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理论曾企图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说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中的某种黑格尔学说的残余，并把它同后来成熟的马克思对立起来。可是他们却完全“忘记”了，晚年成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极大的蔑视和厌恶的心情谈及国家机器，并宣称只有对仍然强大和有经验的资产阶级使用自卫手段及对那时起就应消亡的国家采取最后行动，才能把工人阶级提高到国家政权水平。不应忘记马克思为准备写作关于巴黎公社的历史性著作而写的论文和文件，也不应忘记恩格斯在论杜林的著作中有非常明确而清楚的论述。还不应忘记，人们往往不了解列宁在革命前夜面临着夺取政权的直接问题时，十分透彻地研究并提醒过人们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及其论断。
　　从他们的全部理论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是这样一些思想家: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列为反对国家主义的思想家，但他们也同时看到了在革命变革的最初岁月和最初阶段仅仅作为维持政权和组织基本生活进程的手段从而使社会主义得以生存的暂时政治形态的必要性，但这种政治形态绝对不是扼杀自由和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的手段，绝对不是用暴力来清算那些在估计形势和未来发展方面与统治集团持不同看法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手段。
　　人们往往把马克思说成是主张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直接任务的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人们过去和现在都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非常深刻地探讨过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来说具有极为深远和广泛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一次直接的社会变革、暴力的变革，而且要废除多世纪以来社会关系的制度用某种术语来说就是资产阶级关系或阶级关系的制度；不但要废除资产阶级关系，而且要废除依然滋生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关系的权力，废除政治领域的权力、意识形态的权力，总之要废除那些当今世界所共知的人的异化形式。他们的理论既是解放当代社会基本阶级即工人阶级的理论，也是使人们摆脱今天人所共知的一切异化形式的理论，这一点也是重要的。这就突出了工人阶级的权力问题，并提出了建立无阶级会的问题，以及不存在今天这种政治管理和统治的形式，不存在今天这种依附、屈从、不平等和不自主形式的社会的问题。他们的思想贯穿着深刻的人道主义，也只有在这种远景下才能看到各个阶段的实际解决办法和本应有助于实现基本目标的解决办法。因此，使朝着基本目标正常发展成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说都是含混的、不恰当的和无先例的历史愿望。所以，在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必须保证有可能绝对自由地、批判性地研究运动和革命的每个阶段，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如果不就取得成果与否进行真正的思想交锋，那么任何革命都会有停滞和蜕化的危险。
　　实用主义的和简单化的革命(即使它是必需的)以及权力的政治形式和国家形式，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从来不是目的，而只是废除资本与保证生产过程和整个社会过程中历史变革的暂时手段。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就在于此。也就是说，不是要在革命以后使雇佣的、依附的、不民主的和不人道的关系永久化—只要政权脱离其他人民，这种关系就必然产生一而是要通过实现公社的某些重要原则，或者通过实现如马克思所描述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来建立新的人道关系。关于“自由生产者联合体”，本书还将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虽然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思潮，首先是同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是相符合的，这一思想是作为劳动者的人对自己的历史生活实行自治的原则。人只有掌握了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舵盘时，才能完全摆脱异化了的权力与压迫，摆脱对于他所不理解或格格不入的某种目标的各种依附形式，只有那个时候人才最终意识到，他自己才是这一最重要的历史主体，历史是他自己的事业。这肯定是人摆脱其他各种异化形式，特别是意识形态异化形式的最重要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们暂且先提及这两位)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解是基于如下的设想，即社会主义将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里发生，而当时指的是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主要是建立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之上的，而这些革命中各种著名的历史性冲突，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发展为基础的，这就基本上决定了历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合乎逻辑地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也会是如此。然而，历史既纠正了他们的这种看法，我们也必须对这一思想本身作必要的更正。虽然他们两人已相继作了一些声明，但他们的思想仍受到过于强势的决定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出发点的，既是重要的，又可以平心静气地说是宏伟的黑格尔体系所赐予的。在这一体系中，哲学实际上被理解为对思维和整个存在作理性的、辩证法的解释。全部现实都是理性和思想的有规律的发展，因此哲学才会是科学上严格的，道理上说得通的。在这种哲学中，发展的规律性不仅是使哲学有可能合乎情理地发展的前提，而且也是人们有认识这种客观必然性的自由的前提。马克思在自己的这种思想方面并没有走得很远，而在黑格尔的影响下，又有许多历史经验和事实作依据，于是在他的眼前便展现出一幅能够相当清楚地看到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景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历史是由那些带着自己的观点、利益、欲望和谬误等而投入这一行动的有觉悟的人创造的，他们在许多方面给一定的历史事件打下烙印。但是围绕这一切，他们两人仍然没有得出结论：人们的这一有意识的活动(angaRan)在某种意义上会破坏其所设想的决定，也就是认定上层建筑与政治领域和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变革首先在社会经济基础最发达的地方进行。这意味着，革命几乎预定要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发生，而只要我们注意到这些最发达国家当时就拥有自己的经济潜力，即拥有发达的生产力，那就会把革命理解为世界革命了。
　　从这些前提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著作中找到不完整的，但已初步形成的结论。革命如果在这些国家取得胜利，那必然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欧洲和其他大陆的所有其他国家当时基本上处于资本主义前期的形态，或多或少是不发达的，往往比上述最发达的国家落后几个世纪。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以自己的巨大经济力量、发达而人道的新关系、自己的民主传统，以及进一步发扬和提高人的公民权利、消灭剥削和雇佣劳动、达到生活高水平等，对世界的其他部分发生强烈的影响，使其他国家的进程按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加速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有可能立即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取消军队的基本思想，因为军队总是使等级关系和官僚主义关系再生，并给每个国家的经济增加很大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人民警察以维持必要的秩序不会是很远的将来的事。这样社会主义就可以按自己的需要不受阻碍地发展，而没有任何外来的压力、竞争和威胁。消除主要生产领域中的商品货币关系，废除雇佣关系，使国家消亡，实现自由生产者自治、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公社等重要设想，都是这一历史变革的直接任务。
　　对未来的历史进程的这种看法是当时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自始至终的认识。在第二国际时期，除了帕尔乌斯和托洛斯茨基，没有一个思想家在世界大战以前考虑过革命道路和革命进程的其他某种可能性。他们的设想当时至少是作为革命浪漫主义而喧哗一时，基本上谁也没有认真地注意到这些设想。
　　然而，历史曲折地绕过了当时认为不可逾越的许多东西，并向革命力量提出一个任务，即要解决在当时思想和革命预见中想象不到的问题。尽管福尔马尔(G. Vollmar)曾提出一个想法，即不应只考虑世界革命，还要考虑到社会主义在一国或数国中突破的可能，但这一思想到了战争初期列宁的分析中(问题是列宁是否知道福尔马尔的这个思想)才有了更明确的轮廓，并成为一种有可能进行的革命行动的理论基础。列宁十分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毕竟是不平衡的，因此不能期望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时发生革命，正因为这样，就有可能和必然仅在几个国家里，也许只在一个国家里爆发革命。但是，当列宁认为历史的进程不仅关系到某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时代的历史事件的总和时，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观的进一步分析增添了某些新的东西。列宁在研究历史发展时指出，历史的情况会导致这样一种关系，即在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不一定最高的某些国家里，“帝国主义的链条”可能薄弱些，而由于各种历史情况，这些国家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变得更不牢固，充满着内部矛盾。列宁在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形势时，恰恰是在自己的国家—俄国遇到了这种特殊情况。因此他设想，在就其社会发展而言远落后于欧洲最发达国家的这个国家里有可能发生革命，他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增添了关于人的自觉历史行动的某种目标和能动因素的强调，即这种历史行动不一定要同经济基础的发达程度相一致。
　　这种分析使列宁持一种与托洛茨基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后提出的几乎一样的观点，这种观点的部分内容作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而载入史册，并在十月革命后为一些新的东西所补充。列宁也是主张不断革命论的，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写的著名的“第一篇告同盟书”中所提出的主张一样。但列宁对托洛茨基1906年提出的论点却抱否定态度，因为托洛茨基提出资产阶级革命在俄国是不可能的，即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资产阶级革命必然会立即转无产阶级革命。然而，作为一位伟大得多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列宁认为这需要具备许多特殊的条件，而绝不能事先就说这些条件必将具备。因此，列宁作为一个具体政党和一个革命运动的领袖，既然对运负有全部责任，就不能把这一运动的整个战略押在一张对许多历史性设想都很没有把握的牌上。
　　但是，使一个革命迅速过渡到另一个革命的这些条件中的许多条件终于实际上具备了。当这些条件变成历史现实时，列宁立即抓住了有利的历史契机。托洛茨基无疑十分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见解一下子变成了可能的现实。但要实现这一设想，还需要组织得很好的革命队伍。正是列宁为此作了准备。革命本身是在如此独一无二的情况下爆发的，以致有许多东西可以完全破坏并阻止这一革命。布尔什维克通过临时政府关于停止使俄国濒于绝境的战争和开始哪怕是局部的土地改革(这对一个资产阶级政权来说完全是现实的和可能的)的决定，是不能够指望提高群众革命情绪和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甚至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按照列宁的估计，也许只要一天工夫，起义就会被反动军队的行动彻底镇压下去。
　　十月革命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并且无疑地是近代史上的里程碑之一。但是，它为什么没有按照社会民主运动中原来的设想发生—社会党右翼根本不想承认这一历史事件是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后来又怎样产生斯大林的畸形和一系列非社会主义的举动—关于这一事件的性质直到今天仍然是进行争论的话题。斯大林主义的问题也是我这本书的中心问题之一，如果不把十月革命前后的进程观察得更清楚些，就肯定不能充分理解斯大林主义问题。
　　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早在这整个革命过程刚一开始的时候，这种落后条件下开展的革命行动的全部优点和弱点就已经可以看到了。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曾多次强调过这一情况，并指出了列宁和列宁的党所遇到的困难。列宁和所有布尔什维克都曾清楚地知道，俄国在当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正因为这样，我们不应仅仅从俄国、俄国政治和一个孤立国家的角度，还要从这一时期整个欧洲的历史情况，来考察他们在革命行动方面的决定。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也正是这样做的。从他们当年的许多文章和行动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把自己的革命斗争理解为替一个国家(俄国)内的某些阶级集团和政治集团争取权力的孤立斗争，而是首先理解为自己承担的一项历史义务：尽一切可能加速世界革命，或者至少加速欧洲某些最重要的发达国家中的革命。今天谁也不能否认，当时欧洲的形势是革命的。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的革命事件只能证明，布尔什维克理所当然地希望利用帝国主义战争给无产阶级革命行动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性。因此列宁和同志们的意图不是不顾一切地在这种落后条件下自负地建设社会主义，而是要推动那些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具备更为成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的国家加快革命。
　　正因为这样，我们成为布尔什维克在那个时期作出许多努力的见证人，这些努力使他们同许多运动和许多人物发生冲突。必须从这个方面来看待第三国际的建立，把它看作是加速某些革命行动，特别是德国的某些革命行动的顽强努力。德国在当时无疑是欧洲最重要的环节，布尔什维克同这些共产党的部分领导人[莱维( Paul Levy))、布兰德勒(H. Brandler.)等]发生了冲突。到了20年代初他们才清楚地看到，在历史舞台上就剩下他们自己了，虽然一直到大约1923年即德国的革命最终从日程上消失时他们还抱着希望。
　　这一情况无疑曾是影响俄国革命进一步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还需要有很多别的，也是无法预见的因素才会最终发生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念大失威信的这种革命蜕变。必须研究制约一个真正无产阶级革命、一个人类巨大希望的这样种预料不到的变革的主要因素，并力求对所发生的和所造成的一切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评价。一个历史运动以什么东西和怎样表现出来，是完全无所谓的。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这历史运动创造了什么。历史上实际的评价往往是按其主要角色所想的和所声明的东西而进行的。我们应该教会这些主角学会按他们的历史行动自己来衡量和评价他们自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