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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当前阶段的计划而斗争
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
〔说明〕译自《真理报》1931年10月8日
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后阶段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最初阶段的现时期，计划的作用异乎寻常地增大了。随着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变化，计划和自发势力之间的对比也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计划的根本变化。因此就产生了苏联计划工作的新任务和新方法。
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苏联占据统治地位，所以计划在苏联就成了主导的原则。托洛茨基分子在当年想要证明，计划对小商品生产者不起任何作用。现在计划在整个苏维埃经济中的统治作用是很明显的，因为这种作用依靠的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目前特别突出的是在农业中）所占的绝对优势。然而即使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也是计划而不是自发势力在苏维埃经济中起了主导作用，计划的这种作用体现了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对贫农和中农群众的领导作用。如果没有这种作用，社会主义在农业中就不会取得现在这样的胜利。
早在1920年12月，列宁就尖锐地提出了加强计划工作的问题。他说：“没有一个长期的旨在取得重大成就的计划，就不能进行工作”“必须使经济计划按照既定规划完成，加快完成这一规划的应受到表扬和鼓励：群众不仅应当懂得，并且还应当体会到，缩短饥饿、挨冻和穷困的时期完全取决于他们尽快完成我们的经济计划。各个生产部门的一切计划都应当严密地协调一致，相互联系，共同组成一个我们迫切需要的统一的经济计划。”[1]
为计划而斗争是社会主义对小私有者和私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当然，在不同的情况下，阶级斗争的形式和内容也各不相同。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懂得自发势力的阶级本质。他们想同自发势力取得某种合作来代替对它的斗争，并使计划服从自发势力。
至今还能见到在评价计划的作用时对机会主义明显让步的情况。例如，我们的一位经济学家在自己的文章[2]中写道，苏维埃计划的特点就是“计划和自发因素相结合”，这里斗争不见了，它被结合取代了。他公然宣称，计划和自发势力的相互关系“不能仅仅限制在斗争这个框框里”。这就是说把自发势力的阶级本质忘得一干二净了[3]。
社会主义计划是在斗争中而不是在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由它产生的资本主义因素的结合中发挥作用的。
我们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的基础上按款的方针、新的比例来分配苏维埃经济中的劳动的。我们正在建设一批巨大的冶金企业和世界上最大的面包工厂，把大量的劳动集中在这里。上述作者认为，这种“苏维埃经济中的劳动分配在整个过渡时期是通过计划同价值因素的结合而实现的”[4]，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把价值看作商品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自发规律，而把价值因素看作自发势力的因素。由此可见，这里宜扬的又是计划和自发势力的结合，而不是斗争。看来作者混淆了两种不同事物：社会主义计刘对商品货币形式的利用和计划同自发势力的斗争。仅仅从我们通过加强卢布监督和苏维埃的商品流转来始终不渝地对自发势力进行坚决进攻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种区别。但是，资本主义分子也企图利用商品货币形式。无产阶级国家利用商品货币形式是为了对农民经济施加社会主义计划的影响，而资本主义分子和投机的小私有者却企图利用它来放肆地发展市场自发势力。
计划在现时期所起的作用，较之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要大得不可比拟。
第1，计划原则成了在国民经济一切环节中（也包括在农业中）占绝对优势的原则。全盘集体化挖掉了产生于小私有者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根子。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着主导作用。计划决定着农业的没展，而不单纯是一种主导的社会主义倾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劳动力的分配和再分配也越来越服从计划原则了。
第二、千百万士业中的无产者和农业中的集体农庄庄员被吸收参加计划工作。，我到了群众自己参加制定生产计划的形式：响应计划、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班组。
尽管如此，当前的计划工作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还是大不相同的。在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小资产阶级自成势力的残余也会消灭。因此又将为计划工作创造新的条件，我们前进的速度将会更快。但是，现在自发势力还远没有被消灭，因而同它进行斗争的任务也还不能取消。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因而阶级还存在，那末自发势力也就会继续存在。富农和抬高物价的投机商不过是自发势力的最明显的代表而已。那些钻进工厂企业或集体农庄、企图破坏生产计划和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反对完成粮食征购计划的富农的帮凶，也是小私有者自发势力的表现。在公有经济成分的范围内，无产阶级的计划必须同平均主义、损公肥私和企图利用社会主义企业发财致富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表现进行斗争。进一步把集体农庄庄员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工作者，将会消灭一切自发势力的因素。
消灭阶级意味着同时消灭自发势力。在共产主义科学院讨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问题时，有一位发言人说：“在阶级消亡以前（顺便指出，阶级不会消亡，而是通过对它们的清除和改造来加以消灭的。——沃兹涅先斯基），商品形式还会相当长久地保留着，因而某些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势力完全不同的自发势力的因素也将随商品形式而保留着。阶级消灭以后，自发势力就不再产生资本主义，它将成为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5]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这样的“理论”还是第一次见到。原来，社会主义在消灭阶级以后还仍然保留商品生产和自发势力。无论从马克思，列宁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他经典作家那里都找不到任何类似的说法。这里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起码的常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和自发势力是小私有者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
虽然在我们这里还存在着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私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因素，但是我们已经消天了作为商品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价值规律。在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自发势力是不能起到发展规律的作用的。价值规律的特点在于它是自发地、也可以说是自流地发生作用的。相反，社会主义计划排除了机会主义的放任自流。为计划而斗争就是为我们的革命实践而斗争。“事实上生产计划是千百万人的活的实际行动。”[6]在现时期，当千百万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群众积极参加制定社会主义生产计划工作的时候，这一点是特别明显的。
如果说价值规律是商品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规律，那末社会主义计划则是苏维埃经济的发展规律。如果说价值表现的是商品生产关系的统治以及后来的商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那末我们的计划表现的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由于计划决定生产力发展的路线和速度并与此相应地决定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路线和速度，因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动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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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研究一下现阶段提出的和同争取完成1931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相联系的一些最重要的计划工作任务。五年计划的第三年是实现决定性改造的一年，这种改造是根据现时期的特点和计划的日益增长的作用进行的。党正在调整一切基本杠杆，同时利用这些杠杆来巩固我国的计划原则并为实现1931年计划而进行斗争。这些杠杆有经济核算、苏维埃商业、劳动组织和计件工资制、劳动力的招收、管理体制、集体农庄在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巩固。经济核算保证企业财政经济上的独立性，特别是保证企业本身的流动资金。同时，由于经济核算要求执行计划并把它落实到每一个班组和每一台机床，所以就能更加巩固我国的计划原则。苏维埃商业由于建立了专业化的部门联合，因而加速了商品流转，并对彻底排除掉私商及其自发市场起了促进作用，从而增强了计划的作用。所以，现阶段的卢布监督和苏维埃商业正在使我国的计划原则得到巩固。
计件工资以及同工资和供给中的平均主义进行斗争是完成生产计划的最强大的杠杆。不久前一位作者写道、工资中的平均主义是在消费品供应困难的情况下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在社会各类人中个人份额的均等是必要的”。这种解释应当说是错误的。任何时候，即使在最紧张的时期，平均主义从来不是党的政策，而且也没有这种必要，列宁在1921年同托洛茨基论战时要求不仅在生产方面实行重点制，而且也在消费方面实行重点制。那种认为平均主义是“消费品供应困难”的结果的“理论”，实质上是为平均主义进行辩护，因为即使在今天，供应上的困难也还没有彻底消除。平均主义是那些妄图摧毁集体农庄的富农的口号，是小资产阶级的口号。我们机构中的某些基层单位受到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这就是这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敌对的理论和实践的根源。
制定工厂内部的计划是我们计划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企业管理状况有关的，因为企业管理机构还没有经过改造，根本不能充分适应经济核算和提高了的计划工作的要求。企业管理机构的改造必须保证技术经济的计划工作，保证日产品数量、质量的统计和对生产结果的分析，保证将日产计划下达到各班组和工作地点以及保证把响应计划纳入企业的生产财务计划。要尽可能帮助那些实行经济核算的班组。一个突击队如果实行了经济核算制，每班都提出自己的响应计划，并每日每时地统计自己的劳动成果，那末这就是无产阶级在参与企业管理，因而也就是在参与计划工作。为了弥补生产差额，特别是弥补煤炭和金属生产的差额，以及为了按质量指标来拟订响应计划，有必要在实现1931年第四季度计划的过程中掀起一个大规模推广工人响应计划的高潮。此外，每一个工人生产班组都应当采用先进企业的经验：每班都制定响应计划，并在整个工作日里每小时都要检查这一计划的实际完成情况。
由于要制定1932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计划工作正面临一些重要的任务。
以什么为依据来制订1932年度的计划和为它确定什么样的发展速度呢？“和党貌合神离的庸人们”企图利用发展过程中的困难要求保持最低发展速度。对这一类企图必须予以毁灭性的打击。以生铁和煤炭这两个最重要的部门为例，它们至今尚未完成自己的生产计划，只是在最近煤炭工业才出现了值得发扬下去的决定性的转变。但是我们能根据这种现状来制定1932年的生铁和煤炭的增长计划吗？绝对不能！
同轻率地作空头“计划”的癖好和过火行为作斗争也是必要的。
应当特别注意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要解决问题，就应当考虑到这些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以及考虑到全部经济条件，特别是为实现斯大林同志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指示而创造的经济条件。1931年应当有生产能力为二千九百万吨的九十个左右的矿井投入生产，此外，应当有全部生产能力为五干万吨的九十五个新矿井着手兴建。单是1931年和1932年投产的新高炉（约三十座），在1932年就能够生产生铁五百万吨左右。显然，我们在制定五年计划的第四年度计划时，能够而且必须考虑所有这些情况。
联共（布）中央关于在1933年生产一千七百万吨生铁和采掘一亿四千万吨煤的决定，就是对制定这些生产部门的基本建设规模的计划的指示。
1932年国民经济计划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编制物质平街表，特别是金属、燃料、建筑材料、设备和劳动力的平衡表。如果说过去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有时不得不容忍没有平衡表的状况，那末，现在这种状况就完全不能容忍了。
为平衡表而斗争就是为实行新的领导方法而斗争，为有计划地向新建工程提供设备和原料而斗争，为消除某些方面存在的工业内部的比例失调现象而斗争。必须认真制定特别照顾重点生产和建设项目的商品供应计划。党关于要极其重视城市经济问题和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物质生活条件的各项决议，必须在计划中充分反映出来。平衡表要根据为整个国民经济精心制定的金属、燃料、建筑材料、动力的生产消耗的技术定额来编制。平衡表应当通盘考虑既能扩大生产规模又能降低消耗的合理化工作和改建工作。
物质平衡表作为计划的一个方面应当具有实际的、有效的作用。在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马克思的一段话：“对……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7]在编制国民经济平衡表的工作中，暗害分子的“方法学”的遗毒比任何地方都要来得多，而且我们的经济学家至今尚未贯彻斯大林同志的下述指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制定苏联国民经济平衡表，如果他们真正想要深入研究过渡时期的经济问题的话y
平衡表的问题不仅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是一个问题，而且对单个企业来说也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许多企业按机床小时编制设备平衡表、按千瓦小时编制动力平衡表和按工作小时编制劳动力平衡表的经验，应当引起重视。在生产过程的预定技术定额基础上编制平衡表的这种自然分类和专业化，可以立即发现计划工作的缺点，暴露设备利用率不高和对动力，劳力的实际需要情况。当然，具体工作时间的这种计算仅仅在该企业内部才具有意义，并且无论如何不能够也不应当同企业的货币计算和财政计划对立起来。
苏联边远地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特别尖锐地提出了关于制定地区性计划或整个国民经济综合体计划的问题。经济区的计划应当成为合理利用自己的原料和动力资源，并包括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各个方面的统一的经济综合体计划。
因此，1932年度的计划应当在考虑经济技术潜力、物质平衡和地区划分的亲础上检查自己的计划编制情况。
制定新的（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以后）电气化总规划和1933—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是计划工作的一项最复杂的任务。任务的复杂性主要不在于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的期限，而在于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宏伟的和崭新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用四年完成）将以取得一系列伟大的胜利而告完成：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1932—1933年基本上结束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阶级，并朝着把苏联变为强大工业国的方向迈出决定性的步伐。
新的电气化总规划将是一个建成统一高压输电网的计划，一个为共产主义准备物质基础的计划。我们应当在电气化这个技术改造总路线的基础上，最多在十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的生产水平。
在制定新的远景规划时，出现了很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性的一般理论问题。全体经济学家都应当着手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著。在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有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必须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全部极为丰富的理论遗产汇集起来，用以武装广大党员积极分子的队伍，指明我们继续前进的道路。
[1] 《列宁选集》第4卷第394，395页。
[2] 《经济问题》俄文版1931年第3期第46、26页。
[3] 参看《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列宁在这里强调了自发势力的阶级本质。——沃兹涅先斯基注
[4] 《经济问题》俄文版1931年第3期第26页。
[5] 《经济问题》俄文版1931年第4—5期第157页。
[6]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7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共产主义者”一词原引文未加着重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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