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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达维多维奇

让·范·海耶诺特（Jan van Heijenoort）

（1941）候鸟瞳 译


　　原文链接：Lev Davidovich (August 1941)
　　译者附言：托洛茨基七年的秘书让·范·海耶诺特1941年为《第四国际》撰写的纪念文章《列夫·达维多维奇》，可以收录在托洛茨基的《传记·回忆·评论》页。
　　注：文库《传记·回忆·评论》中收录的张敏梁旧译《托洛茨基流亡生涯》将作者姓Heijenoort按法语拼读习惯译为“埃热努尔”并不规范，因Heijenoort为荷裔、之后在英语世界取得学术成就，按照荷/英读法或者约定俗成，都应翻译为“海耶诺特”。


　　当国际社会民主党备受尊崇的元老恩格斯在伦敦平静地逝世时，他已是高寿之年。那时，出现了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与雅各宾主义不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19世纪正接近尾声。马克思所宣告的世界改造任务正变得无比迫在眉睫，而革命者们即将经历空前的沧海桑田。事实上，恩格斯之后最伟大的三位革命领袖的头颅都遭受了反动派的重击。未来的历史学家绝不会忽视这一事实，不会不将其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同样，他们也不会忽视这些打击的来源。列宁的头颅被“社会革命党人”范妮·卡普兰的子弹击中[1]；罗莎·卢森堡的头颅被“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的士兵的枪托粉碎；托洛茨基的头颅则被“共产主义者”斯大林的一名雇佣杀手用冰镐凿穿。

　　伴随着狂热的节奏下突如其来的剧变，我们这个充满危机的时代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吞噬着人和政党。那些昨天几乎还代表着革命的人，今天就变成了最黑暗反动势力的工具。这种历史进程的头部与其沉重拖沓的后部之间的殊死搏斗，在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决斗中呈现了最具戏剧性的形式，这正是因为这场斗争是在一个已经建立的工人国家的背景下展开的。托洛茨基被群众的革命爆发推向权力的顶峰，而在无产阶级接连遭遇失败时又受到迫害和追捕，他成为了革命本身的化身。

　　他拥有一副令人惊叹的仪表。第一眼吸引你的，是他的前额——极其高耸且垂直，没有脱发。其次是他的眼睛，湛蓝而深邃，透着一种强大且自信的目光。在法国居住期间，列夫·达维多维奇为了简化安全问题，经常需要化名出行。那时他会剃掉山羊胡，把头发偏分梳理。但当他正要离开房子融入人群时，我总是很焦虑：“不，这真的不行……随便谁都会认出他的，他改变不了那种眼神……” 随后，当列夫·达维多维奇开始说话时，吸引注意力的便是他的嘴。无论他是讲外语还是俄语，他的嘴唇都极力让每一个字清晰可辨。他很讨厌听到别人说话混乱急促，并总是强迫自己表达得极其清晰。只有当他用俄语对娜塔莉亚·伊万诺夫娜说话时，偶尔语速会变快，发音不那么清晰，有时会变成喃喃耳语。当他在书房里对来访者说话时，他的双手起初放在办公桌的边缘，但很快就开始做出宽大而自信的手势，仿佛是在帮助嘴唇表达他的思想。他在醒目头发衬托之下的面庞，他头部的姿态乃至整个身体的仪态，总是显得骄傲而威严。他的身材高于平均水平，胸膛强壮，背部宽阔结实，双腿相形之下显得略微细长。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偶尔造访过的客人来说，描述对托洛茨基面容的印象，要比对那些在各种最不同的境况下陪伴了他数年的人来说要容易得多。

　　我从未在他身上捕捉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庸俗神情。同样，你也绝无机会在他那里找到哪怕一点可以称之为“和蔼”的气质。但他并不缺乏某种温和，这无疑源于他那非凡的智慧，你总能感受到那种能轻松领悟万事万物的智慧。通常你会看到他对自己从事的任何事情都怀有一种少年的热情，这种热情同时也强大到足以带动他人共同参与这项事业。当涉及到抨击对手时，这种快乐会迅速转变为讽刺，辛辣而顽皮，与一种轻蔑的表情交替出现；而当敌人特别卑鄙时，你可能会在一瞬间捕捉到一种近乎恶意的神色。但他的活泼很快就会回来。“我们要让他们难堪！”他会兴致勃勃地这样说。在他流亡的孤独岁月中，我所见过的列夫·达维多维奇面临的最具戏剧性的情况，就是他与警察的纠葛或与怀有恶意的对手发生的冲突。每当此时，他的脸就会变得坚硬，眼中射出闪电般的目光，仿佛那通常只能通过他一生的著作与工作来衡量的巨大意志力突然凝聚在了双眼中。那时显而易见，没有任何，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移动分毫。

托洛茨基如何工作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性格的力量表现为严格有组织的工作。任何没有正当理由的干扰都会让他极其恼火：他憎恶漫无目的的闲聊、突如其来的造访、未履行的或推迟的约定。可以肯定的是，这其中没有哪怕一丝学究气。一旦出现重要问题，他会毫不犹豫地瞬间打乱所有计划，但前提是这件事必须得值得这么做。如果事情对运动有哪怕一点点利益，他会毫不犹豫地付出他的时间和精力，但如果是因为他人的疏忽、漫不经心或组织不力而可能造成浪费，他就会变得极其吝啬。他节省每一小块时间，这是构成生命最宝贵的材料。他整个个人生活都由一种叫做“目标统一性”的品质所严格主导。他建立了一个责任等级体系，并且无论承担什么任务都会进行到底。

　　他的原则是每天工作不少于十二个小时，必要时这个下限还会更长。他在餐桌旁停留的时间尽可能短，在陪伴他用餐多年后，我不能说我曾在他脸上看到过哪怕一丝对所吃喝东西的享受迹象。“吃饭，穿衣，所有这些不得不日复一日重复的可怜琐事……”他有一次这样对我说。

　　他只能在剧烈的体育活动中找到调剂。单纯的散步几乎算不上放松。他走路时沉默不语且步履匆匆，你可以看出他的大脑仍在工作中。他不时会问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回复那封信？”“你能帮我找到那段引文吗？” 只有剧烈的体育锻炼才能让他放松。在土耳其，是打猎，特别是钓鱼，那种在深水海域进行的、困难而激烈的钓鱼，身体必须毫无保留地消耗体力。当渔获颇丰，也就是非常累人的时候，他回来后便会以加倍的热情开始工作。在墨西哥，当无法钓鱼时，他发明了在烈日下采集巨大的仙人掌这种活动。

　　当然，安全的需要造成了某些限制。在他第三次流亡的十一年半中，只有几个月的时间里，也就是在法国和挪威逗留的某些时间里，列夫·达维多维奇才能够自由地散步，也就是在没有保镖的情况下，在他住处周围的乡间行走。通常情况下，他的每一次散步都构成了一次小型军事远征。必须提前做好一切安排，并仔细确定路线。“你们把我当成一个物件来对待，”他常这样说，在玩笑下掩饰着这句评论可能包含的不耐烦。

　　他要求协助他的同志具有他在自己工作中遵守的那种条理性。合作者与他越亲近，他对他们的要求就越高，也就越不讲究客套。他希望在每件事上都精确：一封未注明日期的信、一份未签名的文件总是让他恼火，任何被忽视的、敷衍了事的或碰运气做的事情也是如此。“把你承担的每一项任务都做好，并且做到底。” 通常，他对微不足道的日常琐事和脑力劳动不加区别：“将你的推理进行到结论”，这是他笔下常出现的表达。他总是非常关心周围人的健康。健康是革命的本钱，不能挥霍。看到有人在光线不好的地方看书，他会生气。“为了革命毫不犹豫地冒生命危险是必要的，但既然你可以舒舒服服毫无问题地阅读，为什么还要毁坏自己的眼睛呢？”

托洛茨基的谈话


　　在与列夫·达维多维奇的交谈中，最令来访者感到震惊的主要是他在新形势下定位的能力。他能够将其整合到他的总体前景中，同时，他总是能给出即时且切合实际的意见。在他第三次流亡期间，他经常有机会与来自他不直接了解的国家的访客交谈，无论是来自巴尔干半岛还是拉丁美洲。他不一定懂那个国家的语言，不曾追踪他们的报刊，也不会对他们的问题的具体层面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首先会让对方先说，偶尔在面前的一张纸上草草记下几笔，有时会询问一些细节：“这个党有多少成员？”“这个政客不是律师吗？”

　　然后他开始说话，提供给他的大量信息便被组织起来了。很快，人们就能分辨出不同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运动；接着，与这些运动相联系地，出现了各政党、团体和组织的博弈；最后，各种政治人物的位置和活动，根据他们的职业和个人特征，被逻辑地整合进这幅图景中。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Cuvier）夸口说能从一块骨头重建整只动物。凭借他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渊博知识，托洛茨基也能从事类似的工作。他的谈话对象总是惊讶地看到他能够如此深刻地洞察那些围绕着一个特定问题的现实，而他们在离开托洛茨基办公室时，对自己国家的了解也更深了一层。

　　在任何时刻，你都能在托洛茨基身上发现巨大的经验积累，这些经验不仅仅是刻在他的记忆中，而是经过了长久而深刻的反思与组织。你还可以看到，这种经验的组织是围绕着不可动摇的原则进行的。虽然列夫·达维多维奇痛恨墨守成规，虽然他总是渴望发现新的动向，但在原则领域哪怕最微小的创新尝试也会让他警觉起来。“修剪马克思的胡子”，这是他对所有那些试图让马克思主义迎合时尚潮流的尝试的称呼，对此他豪不掩饰自己的蔑视。

托洛茨基的风格与文法


　　托洛茨基的文风受到普遍赞赏。无可争议，最能与其相比的是马克思的文风。然而，托洛茨基的句子不如马克思那样宽阔；马克思的句子让人感受到博学的丰富，特别是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托洛茨基的风格通过极其简单的方式达到效果。他的词汇量，尤其是在他更偏向政治的著作中，总是相当有限。句子很短，从句很少。它们的力量源于坚实的结构，通常通过具有强烈对比张力但总是达到良好平衡的对立结构来实现。这种手段的经济性赋予了他的风格极大的新鲜感，也可以说是极大的青春感。在写作方式上，托洛茨基比马克思年轻得多。

　　托洛茨基懂得利用俄语语法的优势。俄语的变化规则允许打乱句子中的词序，从而赋予思想表达一种用现代西方语言的有限手段难以企及的力量和着重效果。但也正因如此，他很难被翻译。列夫·达维多维奇要求他的翻译者具有数学般的忠实度，同时又对禁止以俄语中的简洁直接的方式表达其思想的外语语法规则感到恼火。与列宁相比，托洛茨基的风格在透明度和优雅度上都要优越得多，且丝毫无损其力量。列宁的句子有时会变得尴尬、过于沉重、缺乏组织。仿佛有时思想麻痹了它的表达。托洛茨基曾说，在列宁身上可以找到一个俄罗斯穆吉克（农夫），但已达到了天才的水平。尽管列宁的父亲是外省官员而托洛茨基的父亲是农民，但实际上，与列宁相反，托洛茨基更具“城里人”的气质，这无疑是因为他的民族背景，并在文风的差异中立即可见。在此，我们无意去试图描述两位巨人的这个对比在其他方面的体现。

　　当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土耳其时，苏联当局的护照上将他的职业注为作家。事实上，他是一位伟大的、极其伟大的作家。如果官僚们的注脚让人发笑，那是因为托洛茨基远不止是一位作家。他写作很轻松，可以一口气口述好几个小时。但他随后会检查手稿并仔细修改。他的一些巨著，如《俄国革命史》，在定稿前有过两份连续的草稿，但大多数其他著作只有一份。他文学产量巨大——其中可以找到书籍、小册子、无数文章、信件、匆忙的新闻通稿以及各类笔记——不言而喻，完成度参差不齐。有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打磨得更精细，但在他的一切著作中，没有任何一句话是被忽视的。在这巨大的文字积累中随机抽取五行，你总是能认出那是独一无二的托洛茨基。

　　他著作的体量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仅此一项就证明了他极为罕见的意志力和工作能力。人们收集了30卷列宁全集，外加35卷书信和各种笔记[2]。托洛茨基比列宁多活了十七年，但他的著作量，从重要的书籍到简短的个人笔记都囊括在内，肯定会达到列宁的数量的三倍。在他第三次流亡的十一年半里，他积累的工作量足以体面地填满一整个人生。可以说他的手从未放下过笔，而且那是怎样的一只手啊！

他在他的著作中永生


　　托洛茨基将全部的自我投入到了他的著作中。与他本人的私下接触并不会改变阅读其书籍所浮现出的形象，反而会让它更深刻、更清晰：激情与理性、智慧与意志，所有这些品质都被提升到了极点，但同时又彼此融合在一起。在任何事情上，列夫·达维多维奇的行事方式都让人感到他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他常重复黑格尔的话：“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激情便不会成就伟业”；他对那些挑剔革命者的“狂热”的庸人只有蔑视。但智慧总是存在的，与火焰奇迹般地和谐共存。别想从中发现对立：意志之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精神的视野辽阔无比。黑格尔的另一句名言呼之欲出：“Der Will ist eine besondere Weise des Denkens. ”意志不过是思维的一种特殊模态。



[1] 在1918年8月30日莫斯科米歇尔逊工厂(Завод Михельсона)外，芬妮·卡普兰（Fanny Efimovna Kaplan）一共向列宁开了三枪。第一枪子弹没有击中列宁本人，只是穿透了他的大衣（也有历史文献记载，这颗子弹击伤了当时正在和列宁交谈的另一位女工）。第二枪击中了列宁的左肩，造成了严重的贯穿伤。第三枪击中了列宁的左侧颈部和下颚区域，穿透了颈部，最后停留在右侧锁骨附近。这颗子弹奇迹般地避开了颈静脉和脊椎，如果弹道再稍微偏离几毫米，列宁会当场毙命。由于当时莫斯科局势动荡，列宁出于安全考虑拒绝前往医院，而是坚持被送回克里姆林宫。当时的医生在检查后认为，在没有完善手术条件的情况下强行取出子弹风险太大（尤其是颈部那颗），因此决定将子弹暂时留在他体内。暗杀对列宁的健康造成了致命打击，留在体内的子弹长期引发炎症和疑似的铅中毒。直到1922年4月23日，德国外科医生莫里茨·博尔夏特（Moritz Borchardt）才通过手术取出了他颈部的那颗子弹。现代医学界和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次严重的枪伤极大地损害了列宁的脑血管系统，是他晚年连续发生严重中风、最终在53岁早逝的一个核心诱因。——译注

[2] “35卷”指苏联列宁研究院（梁赞诺夫被从职位上清洗后，斯大林于30年代初将马恩研究院与列宁研究院合并为马恩列研究院）从1924年开始专门编辑出版的一个独立系列——《列宁文集》（Лен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 Lenin Miscellanies）。其专门收录列宁那些尚未编入全集的草稿、读书笔记、批示、便条和大量私人/工作信件。1940年，《列宁文集》刚好出版到了第35卷。苏德战争爆发后，出版工作中断。战后继续出到了第40卷。——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