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为他计划中的《肖像》一书所撰写但未写完的论沃罗夫斯基一文的片断
从本世纪初起，沃罗夫斯基就已经积极参加了革命运动，起初，组织大学生小组，而后又组织工人社会民主小组。他在理论上做了许多自修工作。在本世纪初，他就已经以一位有造诣的、同时又是杰出的文学家的身份出现在合法的刊物上了。
他同社会民主党一决裂，不仅马上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而且立即在这个派别中占据了领导地位。
有趣的是，1906年，波兰人沃罗夫斯基参加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不是以这个民族团体成员的身份，而是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代表。
斯福尔察借沃罗夫斯基之口说出的那些证明，更确切地说是伪证，由于在心理上不合情理，而令人感到诧异。原来，沃罗夫斯基作为商务代表，居然有失体统地对意大利外交部长说列宁
“……缺乏对局部利益、渐进式成功的理解；他（列宁）更愿意坐下来查阅马克思的著作，看局势将怎么发展。”
沃罗夫斯基说这些话时“……带着粗野的讥讽口气”。
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止步。有一次，当他的所有建议都遭到莫斯科方面的拒绝时，他竟然以“抑制不住的坦诚”告诉斯福尔察伯爵：
“领导我们的居然是一位被梅毒杀死之前又被梅毒赋予了几颗天才火花的德国中学教员！”
我是克服了厌恶心情才抄下了这种极为令人讨厌的话的。斯福尔察在这里与其说是以沃罗夫斯基的名义诽谤列宁，不如说是在诋毁沃罗夫斯基。要识破斯福尔察伯爵的这种灵感的来源并不困难：白俄侨民。伯爵本人讲述了意大利政府（其中也包括这位令人敬重的伯爵）是怎样扣住沃罗夫斯基的箱子搜查的，因为根据白俄侨民的密告，那些箱子里似乎装有用作革命目的的发腊。沃罗夫斯基来到部长跟前，说道：
“对不起，部长先生，我还身着旅行服装。我的礼服尚在您的海关呢。”
这很象是沃罗夫斯基的话，而且它再好不过地反映了沃罗夫斯基能够同意大利宫廷“民主派”建立的那些关系的色调。那些提醒伯爵重视沃罗夫斯基的箱子的侨民还编造了列宁患病的说法。但是，斯福尔察在这里犯了一个时代错误。这位风度儒雅的伯爵、叶夫盖尼娅皇后的谈伴、比利时女王的对弈者告诉读者的这种说法，出笼时间不早于1923年。在斯福尔察担任部长并接见沃罗夫斯基的时日里，不仅沃罗夫斯基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就是反动侨民也完全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在敌对国家里代表列宁政府的苏联大使，向一位敌视他们的意大利部长如此迫不急待地说出对列宁这样最卑视而又有侮辱性的话，这不令人诧异吗？再说，这些话仿佛是为了证明伯爵按照所读的列宁的书（到底是什么样的书，至今无从得知）对列宁所作出的评价而事先准备好的。
伯爵本人也觉察到他叙述中有不足置信的成分。因此，他就求助于沃罗夫斯基的传记，以便找到对列宁持敌视态度的动机。
“我们在罗马，”斯福尔察写道。“有很多俄国难民，其中有许多人还属于莫斯科贵族的古老家族。”
正是他们报告说沃罗夫斯基的箱子里有发腊。
我们从斯福尔察这里了解到，沃罗夫斯基出身于波兰贵族，是一个天生的天主教教徒，他指责起自己的俄国同志们来，其中包括列宁，“犹如一个陌生人”。他感到比较轻松的是：
“……他是在1917年4月在斯德哥尔摩同列宁结识的，显然，这两人彼此之间并没有产生好感。”
至少，在交谈中每当说出列宁的名字时，沃罗夫斯基都不放过机会要人明白：
“……他对自己领袖的智慧水平的评价不高。”
为了防备万一，这位伯爵也补充说，虽然沃罗夫斯基博学多才，但他依然是一位特殊的“说谎者”。是的，当问题所涉及的不是那位出卖灵魂的、已经成了法兰西皇后的西班牙女冒险家，而是无可责备的俄国革命家的时候，绅士们的用语都是这样的。
究竟斯福尔察是否同沃罗夫斯基单独进行过交谈，或者是否有别人在场，我不知道。倒是很有可能，伯爵的办公室里有一个特殊的“说谎者”。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人都不会是沃罗夫斯基。伯爵的叙述中没有一句实话。
不错，沃罗夫斯基是出生于波兰贵族家庭。但他的父亲在俄国的铁路上任职，他本人是在莫斯科出生，在俄罗斯人中间受的教育，从青年时代起，就已经成为一位出名的俄罗斯作家。说他信仰天主教或者他的波兰出身会影响他对俄国的同志们，其中包括对列宁的态度，这个想法本身，毫无疑问，也会叫列宁和沃罗夫斯基乐上一会儿的。遗憾的是，我已无法同前者或后者来分享伯爵的这种心理发现。
斯福尔察的第二个消息说，沃罗夫斯基是在1917年4月才与列宁结识的，当时他们就互不中意，事实上，这同样也是咄咄怪事。实际上，早在19世纪末，沃罗夫斯基就以莫斯科大学生的身份参加了革命运动。第一次流放获释后，他直接前往日内瓦找列宁。这是1903年的事。从此，他的全部政治生涯就紧密地同布尔什维克联系在一起，他个人也与列宁亲密无间。
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的时候，沃罗夫斯基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与外国工人运动联络的布尔什维克的国外代表。后来，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之后，沃罗夫斯基也被责成领导过外交代表团。斯福尔察则将这个日子（1917年4月）当作沃罗夫斯基同列宁相识的日子。其实，沃罗夫斯基之所以会被委以如此重任，正是因为他是最早的布尔什维克之一
1920年，沃罗夫斯基被派去主持国家出版社工作。他是一位优秀作家，受过全面教育的、有高度精神文化素养的人，但却不是一位行政首长。象所有其他比旧的当政阶层想得更细的苏维埃国家的建设者一样，他遇到的粗暴、无知、愚昧之事太频繁了；就他的本质而言，对旧俄国历史遗留给革命国家的遗产，他有可能会比别人更快地感到绝望。何况加上他常常意识到自己体力不支。要同野蛮作斗争，既要有坚毅的精神，也要有健壮的身躯，但是，沃罗夫斯基却肺病缠身。
1920年夏天，沃罗夫斯基被肠伤寒整垮了，一度看来都没希望了。“他已经骨瘦如柴了。”与沃罗夫斯基十分接近的加涅茨基写道。列宁不仅珍借沃罗夫斯基这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和文化工作者，而且打心眼里喜欢这位优秀的、温和的，愉快的、眼中闪着狡诘光芒的人。
列宁辗转不安：因为无论如何也要抢救沃罗夫斯基。他象解决许多其他问题一样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来医院看望沃罗夫斯基并对他命令道：
“别投降！”
他动员了医生，打电话过问，并坚持检查对沃罗夫斯基的护理。虽然所有的亲人曾经在看来不可逆转的结局面前已经认输，但在这种时刻，沃罗夫斯基则相反，不仅执行了命令，而且也“没投降”。
在沃罗夫斯基自己认为是行将死亡的时刻，他暂时将与其形影不离的妻子支开，在她不在场时口授了自己最后的心愿，即致导师和忠诚的朋友列宁的信。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斯福尔察伯爵借沃罗夫斯基之口说出的那些恬不知耻的话，有多少可靠性。
沃罗夫斯基被杀害之后，奥托茨基教授，白俄侨民，于1923年5月17日在俄国立宪党人的《舵轮报》上写道：
“一听到他被杀害的消息，我的心被一种恻隐之情揪紧了。我相信，还有不少反革命人士的心也是这样的。”
1918年，俄国侨民因各种各样个人的、家庭的和亲戚的事被围攻在斯德哥尔摩的沃罗夫斯基的情景，又浮现在奥托茨基的心头。
“……当时，任何一个人都得到了最善意的同情和帮助……我曾有机会两次去找沃罗夫斯基……居然两次都忘了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布尔什维克、一位政治上的敌人，因为他是那么真诚、客气、有分寸，对别人的信仰是那么宽宏大度而又仁慈。”
奥托茨基教授又补充说：
“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整个时间里，甚至没有听到一点有关沃罗夫斯基个人行为不端和不诚实的暗示。”
这还不够吗？把这些话与沃罗夫斯基的名字相提并论的本身，听起来就有一种令人难堪的不和谐味道。奥托茨基的评价之所以比较有趣，因为他通常总是把布尔什维克看作是人类的败类。
沃罗夫斯基是在洛桑代表会议开会期间被杀害的。会议是1923年4月23日在“西西里”宾馆开幕的，当时，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团长沃罗夫斯基正与代表团的两个成员阿连斯和季维尔科夫斯基一起进晚餐。凶手康拉季对用晚餐的人观察了很久，然后走到餐桌跟前，开始将枪口对准他们射击。沃罗夫斯基是被最初射出的两发子弹打死的。阿连斯和季维尔科夫斯基受了重伤。
莫里斯·康拉季的祖父从瑞士移居到彼得堡，他在那儿用巧克力和精果点心制品供养官僚和贵族并发了财。莫里斯的父亲继承了祖父的事业。
虽然莫里斯·康拉季是瑞士籍人，但却参加了俄国军队，负过伤，并得过多枚勋章。十月革命后，他又参加了白军的部队，与布尔什维克作战，因为布尔什维克搞了一场大逆不道的政策，剥夺了他的商行的巧克力工厂和糖果点心店。白匪的反革命运动完蛋之后，康拉季到了瑞士。在第一次洛桑会议时，他就曾伺机杀害契切林[1]，但是因为有卫队，不好下手。沃罗夫斯基没有任何人护卫，康拉季就畅行无阻地将他干掉了。
“我认为，”他供认道。“除掉这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就是为世界效力……假如消灭掉一打罪魁祸首，那么，布尔什维克政府就会垮台，无数的生命就会得救。”
1923年12月，瑞士法院审理了康拉季案件，但却宣告被告无罪。
那些颇有美德的瑞士陪审员们，可敬的私有者们，只能照此办理，他们胆战心惊地想到的是布尔什维克从他们颇有成就的同胞手里夺走的那个重要而又兴隆的巧克力企业。私有制的宗教是最强大的宗教之一。瑞士的小资产阶级就是这种来自教会的最典型的宗教的虔诚儿女。
十月革命后不久，还在我主持外交事务的时候，瑞士的公使在卡尔·莫尔（不是席勒笔下的那个强盗，而是一个老瑞士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陪同下来找我。莫尔是个不无才干和热情的人，但也是不无古怪念头的人。虽然他一生有两次得到大笔遗产，但在瑞士他同舆论界的关系不太好。这在瑞士却是意味深长的。莫尔是个具有激进情绪的人，同情十月革命，后来他甚至还附和共产主义。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以一个善良的瑞士人的身份，陪同自己的公使进入龙潭虎穴斯摩尔尼宫，我的接待室就在那个没有尽头的走廊的尽头。这位公使是位德国和瑞士资产阶级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征用瑞士公民的汽车提出了抗议，这种直接了当的﹑不那么用外交词令的，在表达方式上不那么自持的勃然大怒，我是很少见到的。应当承认，观察到这位委屈的私有者犹如火山喷吐般的激情，我产生了一种美的感受。这位繁荣的民主制代表觉得，汽车就是他们私有者身体器官的直接延续部分，他把没收交通工具看作肢解人体一样。我企图向他解释说，在俄国发生了社会的革命，汽车只是社会的机械器官，所有制形式并不是类似身体里的直肠一类的器官，而是代表着人们的相互关系，革命的本质就在于改变所有制的形式，〔这未引起任何结果〕。我对此陈述得比较通俗易懂，也就是说，适合这位有文化的资产者的理解水平，但是，我只说了一半，这位可敬的公使就打断了我的话，向我劈头盖脑地加倍迸发出指摘性的愤怒。最后，我也不得不很不礼貌地中断了谈话。
这位令人敬重而又有教养的瑞士部长可能什么都理解，无论是推翻君主制，还是杀害某些大臣，瑞士毕竟有过自己的威廉·退尔[2]，但是，革命剥夺了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们、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们的汽车，他却不能理解了。
在这次谈话时，感到最为难的也许是卡尔·莫尔：他同情革命，他用一位浪漫人物的名字不是没有用意的，即使是革命的疯狂破坏行为也吓不住他的想象力。但是，同时他又过分友好地理解他那位搞外交的同胞，而这种勉强的理解只能变成同情。
驻彼得堡的外交代表如此忠诚地代表那些勇敢的工厂主和干酪、巧克力及钟表的卖主，他们不可能不宣布杀害沃罗夫斯基的凶手康拉季无罪。
5月20日，莫斯科安葬了沃罗夫斯基。为他的灵枢送行的不下五百人。
（冀元璋 译）
[1]契切林（I872——1936年），苏联外交委员（l918——1930年）。——译注
[2]威廉·退尔，瑞士14世纪英雄传说中的主人公，反抗异邦统治的斗士。——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