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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十月革命[1]
（1920年11月7日）
托洛茨基：我的回忆从士兵部[2]的会议开始。（是士兵部主席团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我记不清了。）在这个会议上通知说，要把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大约三个团派往前线。这显然是执行委员会会议；出席的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维尔巴，而我们的人梅霍诺申[3]和萨多夫斯基。刚刚通报了这个要求，我们就低声耳语，这是事关把最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团队调离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充分利用这个意图的任务，因为关于武装起义的问题那时已经决定了。我们声明，如果这真是出于军事需要，我们就同意服从这个要求，但是应该事先对此进行检验，其中是否隐藏着科尔尼洛夫暴乱。决定提出要求，建立这样的一个机构，它将从军事方面进行检验，这是否真是出于军事考虑，还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士兵部是卫戍部队的政治组织，不能胜任此事。这样一来，为了进行检验，我们组织了自己的司令部，一个纯军事机构。此后孟什维克质问我们，我们是否以这个组织与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决裂；我们回答说，不，我们的代表将留在那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济米尔[4]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后来在俄国南方前线牺牲），他是一位年轻同志，曾在旧军队中从事军需工作。他是那些立即追随我们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支持我们。这样，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要求似乎不是出自于我们，而是出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政治上更有经验的老孟什维克开始说，这不是别的，就是组织武装起义。
出席会议的有一个著名的老孟什维克、前孟什维克中央委员；[5]那时，他特别恶毒地揭露我们。总之，我们建议拉济米尔草拟组织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方案，他同意了。他是否搞清这是事关阴谋，或只是反映了社会革命党左翼的不定型的革命情绪，我不知道。更可能是后者。无论如何，在其他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此事持怀疑观望态度时，他承担了这项工作，看来，他们也没有妨碍他。当他提交了他的方案后，我们做了修改，千方百计地遮掩这个机构的革命起义的性质。第二天晚上，把这个草案提交彼得格勒苏维埃，并在那里通过。
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提出的。在1917年9月，当军事组织讨论武装起义问题时，得出结论，必须建立非党的“苏维埃”机构领导起义。这个决定是我通知列宁同志的。这个时机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有利的。此后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以前我曾说过，在中央委员会上已经决定了起义日期，是不对的；将举行武装起义，所有人都清楚，但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起义问题，是在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之后），我记得是在拉希亚兄弟[6]之一的住宅里，或是在拉希亚指定的住宅里，М.И.加里宁出席了会议。我们在中央委员会中讨论了问题，根据事实得出结论，像抽调卫戍部队这样重大的问题，可能把冲突引向公然的革命，正是这个情况在最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确立一定的政变方式，因为我们曾有过一个以纯阴谋方式完成政变的计划。这种想法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何况卫戍部队的多数追随我们，应该使情绪变成行动。现在我们得到大规模冲突的纯军事的借口，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展开进攻。也许有人记得，中央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是什么时候做出的？这应该是在10月上旬，10号左右，或者更早些。
波德沃伊斯基：9号或稍晚一些，12号以后。
托洛茨基：不，因为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定在25号开幕。我说过，实质上我们把武装起义预定在25号，但那时觉得，在起义之前还有如此之长的时间。
科兹明：18日马尔托夫提出质询，军事革命委员会是什么东西，您反问道：“谁给马尔托夫提出这些质询的权利？”[7]
托洛茨基：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我说的是，原则上决定组建它的执行委员会会议，是在中央委员会决定性的会议之前；如果您说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10-12号，那它可能是在7号。[8]这仅仅是相对标志。军事革命委员会本身，如果有人问我它的人员构成，就是打死我也说不出来，虽然我在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此事居然变成三个政党的联盟，事实上每个党都出人，派助手来取代疲倦的人，因此我不能决定谁是正式成员。这可以根据报纸来确定。越飞同志是正式成员吗？
有人说：是。
托洛茨基：乌里茨基[9]呢？他做了许多工作。
波德沃伊斯基：温什利希特[10]在革命后充分施展了他的才能。
科兹明：我记得，10月18日以后，苏维埃不断开会，您不断地下指示，把什么东西安排到什么地方。也许您可以告诉我们，在那时这一切是怎么做的。
托洛茨基：关于武器的事是这样的。武器的第一个来源是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一个工人代表团来见我，说他们要武器，我说：“你们知道，武器库不在我们手里。”他们回答说：“我们去过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嗯，怎么样？”“他们说，如果苏维埃下命令，我们就给。”这是第一个尝试。我下达了5000支枪的命令，他们在当天就得到了。所有资产阶级的报纸都报导了此事。我记得很清楚，《新时代报》几乎为此发了一篇社论，或是在一篇文章中谈了这件事。当然，这个事实本身使我们支配武器合法化。后来，这项工作实质上全速展开。是在政变之后，我们军事革命委员会才开始任命驻所有军事机构和所有战斗部队以及所有有武器的军需机关的委员。我们的委员在那里给党提供军事组织，那时对武器的支配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我们的手里。
我还记得一个无足轻重但异常生动的时刻。这是在我们努力在斯莫尔尼宫里进行军事方面的组织的时候。在克伦斯基时期履行这个职责的机枪队显然已经不适合了，虽然机枪手在政变前夕都已经成了布尔什维克了。那时斯莫尔尼宫的警卫长是格列科夫。他自认为是社会革命党人、工团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当政后蹲了很长时间的监狱。那时他非常敌视我们。在彼得保罗要塞的一次集会上，我在那里已经清楚，我们不仅能够取得胜利，而且几乎不会遇到反抗。会后格列科夫用他的车送我回来时说：“当然，也许你们能完成政变，但它当然不会长久，会把你们掐死的。”显而易见，他不愿意和我们联系在一起。而卫队的指挥官走到我跟前，对我说，我们跟您走。
在检查机枪时发现，它们根本不能用。士兵们变懒了，完全不能战斗。我们决定把把某个机枪部队调到那里，具体是哪个，我记不清了。但直到24夜或25日凌晨，机枪才运到那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多数还在斯莫尔尼宫。清晨时，我们谁都没睡。黎明前的昏暗状态，紧张亢奋的情绪，在走廊里机枪轮子隆隆作响。孟什维克们脸色苍白，惊恐不安。每一个声音都让他们担心。而在每一个走廊里都是轰隆隆的声音和咚咚的脚步。于是他们全都搬出了斯莫尔尼宫。
25日召开了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那时唐恩和斯柯别列夫来到斯莫尔尼宫，正好经过了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里面的那个房间。他脸上扎着一块手绢，好像是患牙痛似的，戴着一副大眼镜，头戴一顶破便帽，样子很古怪。[11]但唐恩的眼睛很老练，当他看到我们时，打量了几眼，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斯柯别列夫，眨了眨眼睛，走了过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认出来了，恶棍。”
但这已经没有危险了，因为这时我们已经成了局势的主人。
我们继续军事革命委员会与军区司令部的游戏。我们进行谈判：为了避免士兵部与卫戍部队之间的摩擦，应与委员确立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他们提出一个方案，他们的委员将是军区委员。我们则任命团队委员，这并不重要，但是必须让这些团队服从它们的委员。
我们继续进行这些谈判，它们出现报纸上。《新时代报》和《言论报》说：“看来，将达成协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浏览过这些报纸，对我们异常愤怒，他一到这里就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莫非是真的？”我们安慰他说：“不是，这只是障眼法。”这时，电报局、银行、工程堡都已经被占领，冬宫已经被包围。这样，我们的情况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清晨，当到处响起机枪哒哒声时，几位印刷厂的男女工人突然来到这里，报告《真理报》被查封，这促使我们自行其是。这大概是在24日或25日。他们说：“这是怎么回事？……波德沃伊斯基，把封条扯了。”“我们开始排版，只是你们得给我们派保卫。”“给我们派保卫”的想法促动了我们。我们的团队要多少有多少。我们立即写了命令：“保障无产阶级报刊自由的责任赋予英勇的沃伦斯基团。[12]政府查封了《真理报》和《工人和士兵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废除这个命令，责成英勇的沃伦斯基团恢复我们的权利。”
他们立即派了一连人。谁也不敢对抗。政府查封，而我们的连队前来保卫无产阶级报纸的印刷所，仅这一事实本身使全区勇气倍增，毋庸置疑，大局已定。这样的细节有很多。
波德沃伊斯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起义的重要会议是13日召开的。[13]
托洛茨基：这次会议是在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住宅里召开的。是在14-15日。[14]但是，同志们，如果是在这两天的话，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与马尔托夫在其上质询的会议之间所剩的时间就太少了。不，要早些。社会革命党人第一次从军区司令部来通报抽调三个团的命令，是在执行委员会。也许是在士兵部执行委员会？
萨多夫斯基：好像是在主席团。会议是扎瓦杰主持的。
托洛茨基：我因与列宁同志进行初步协商而没有出席负责干部会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加了。当对加里宁提出工人是否会参加起义的问题时，他肯定地说，不能放过时机。这时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谈话涉及的主要是什么时候举行起义。预定了通过军事阴谋的方式举行起义的确定日期，而且决定利用包括抽调卫戍部队在内的事件。在芬兰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所发生的事件不十分清楚，所以仅仅是协商，而会议是在于苏汉诺夫家召开的负责干部会议之后。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洛莫夫、[15]雅可夫列娃、[16]斯维尔德洛夫[17]出席了会议，莫斯科人中有奥波科夫。[18]诺根[19]似乎没有出席，李可夫也没有。斯大林出席了，绍武勉[20]似乎也参加了。除了票数统计外，没有任何会议记录。争论比想象的更具原则性，发言者反对武装起义，在论证时竟然到了否定苏维埃政权的地步。反驳意见归结为：起义可能会取得胜利，而此后呢？……此后我们由于社会经济等原因不能保持政权。这样，涉及的问题十分深刻。曾与七月事件进行对比，说群众可能不会出动，我们不得不放弃。接着又论证说，我们应付不了粮食问题，头两个星期就会灭亡，只剩下彼得格勒是我们的孤岛，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21]技术人员、专家、知识分子将把我们扼杀。争论十分尖锐，但现在回想，很难回忆起全部论据。最令人震惊的是，同志们，在否认当时起义的可能性时，反对者在争论中竟然到了否定苏维埃政权的地步。我们问他们：“你们的立场是什么？”——鼓动、宣传、团结群众等等……“嗯，然后呢？”
几票对几票我记不住了，但我知道反对票是5、6票。赞成票多，大概是9票。会议开了一夜，到黎明时才散会。我和几位同志留在那里睡觉。
在对待起义的态度上有两个细微的差别。一方面，彼得格勒人（那些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作的人）把这次起义的命运与因抽调卫戍部队产生的冲突的进程联系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怕起义，甚至坚持起义，但不把这次起义的命运仅仅与彼得格勒冲突的进程联系在一起。与其说这是另一个细微差别，勿宁说是对待事情的另一种方式。我们的观点是彼得格勒的，彼得格勒就是这样处理事情的，而列宁的出发点不仅是彼得格勒的起义，而是全国的起义，他不可能给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起义以如此重大的位置和意义。
起义的日期定在10月15日。
波德沃伊斯基：据我的计算，会议要早一些，否则就来不及了。
托洛茨基：负责干部会议无疑是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那时问题已经解决了，也许是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他们的观点进行辩护的权利。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已经做出了。由此我得出结论，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10月初，我记得是在3号，决定在10月15日之前举行起义。在日期的预定上也有细微差别。我坚持委托军事革命委员会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准备起义。在这点上没有重大争议，但是决定，起义或是在10月底，或是在11月初。
库兹明：这个决定是在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之后还是在之前？
托洛茨基：是在之后。是什么时候退出预备议会的？
波德沃伊斯基：在9月。
托洛茨基：我说过，是在退出以后。但不，我不能准确地确定时间。无论如何，这个决定是在党团会议之后做出的，在那次会议上解决了是否参加预备议会的问题，我推行的是不参加的抵制观点，而李可夫主张参加。只是在此之后才收到了列宁从芬兰寄来的信，他在信中支持党团的抵制观点。此后，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才具有了试图把一切都搞得清清楚楚、使局势完全明朗化的性质。此前在党支部、在团队的行动中，在委员的行动中，都能感觉到很大的不确定性。
库兹明：还对在机构中继续革命的时刻，列夫.达维多维奇领导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组建和机关的创立感兴趣。
托洛茨基：说到外交人民委员部，我想提一下马尔金同志，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组织的外交人民委员部；马尔金同志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一名水兵，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认识了我的两个儿子。谁也没有发现他，但他无疑享有水兵的信任。我通过我的儿子认识了他。是在革命前的两三个星期中。他为完成所有重要委托而服务，最初我们安排他进入《工人和士兵报》编辑部，他在那里展示了巨大的能量。后来，他随我一起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然而，我由于一直在斯莫尔尼宫内，很长时间一次都没有去过这个外交人民委员部。解决军事问题——克拉斯诺夫在进攻我们、还有与工厂代表的会议、一大堆其他的事以及铁路运输的事等等，而马尔金着手组织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开始时，这个组织工作表现在：我们连出入口都不知道，也不知道秘密文件保存在哪里；彼得格勒苏维埃相当不耐烦地等待这些秘密文件。我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去那里照看。
有一次我去那里，不是在我们夺取政权后的第一天，而是在5-7天后，人们对我说，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某个公爵塔季谢夫说，没有职员，他们没来上班。我要求召集所有人，他们都来了，一看人还相当多。我三言两语地对他们说清了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谁愿意自愿地服务，就留下来。我一无所获地走了。在此之后，马尔金逮捕了塔季谢夫和陶贝男爵，把他们押送到斯莫尔尼宫，把他们关在一间屋子里，说：“过一会儿我就能拿到钥匙。” 关于钥匙的问题陶贝往塔季谢夫身上推，塔季谢夫又往别人那里推，两天之后，当马尔金请我去那里时，那个塔季谢夫带我们在所有房间走了一遍，给我们演示用什么钥匙，怎么开，等等。那时担心，是否会把一些文件藏起来。但没有得到证实。当我们问他，秘密文件在哪里时，他说，我们的概念可以说有某种拜物教的不足，好像它们一定是写在羊皮纸上的，等等。这些秘密文件失去了自己的意义，这些掠夺性的协议是由译出的电报稿、副本构成的，它们的存放相当随便，就放在柜子里。
马尔金着手出版它们。一个名叫波利瓦诺夫的编外副教授在他手下忙碌。因为马尔金是向我推荐他时，说他给自己帮忙。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系的，但他有这方面的知识。好像他甚至还懂几种亚洲语言。他是否是语言学家，我不清楚。他不是以秘书的身份工作。谁把他推荐给马尔金的，我不得而知。那里还有一个党员扎尔金德。马尔金几乎把他收为义子。但后来发现，波利瓦诺夫是“俄国人民同盟”[22]的成员。他少了一只胳膊，无论如何不是在街垒上失去的。他后来暴露出嗜酒如命，甚至还有消息说他接受各种贿赂。波斯大使馆给他送来一只篮子，里面装着贿赂。他因此被解职。开始时他工作相当积极。马尔金本人截获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包裹。其中有丝绸、女鞋等物品。在这段时间没有任何外交谈判，全部工作归结为出版文件，出售这些外交信使不可侵犯的包裹中的东西。我们的外交活动是在没有外交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情况下在斯莫尔尼宫中进行的。只是在齐切林同志回来并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后，才开始在那栋建筑中工作，挑选新的工作人员，但人数很少。
科兹明：我记得您说过，这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民委员部，没有一个列强会承认它，它也不能与任何一个国家谈判。
托洛茨基：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之前，马尔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侦察委员会工作过，从那里调到外交人民委员部。侦察委员会采取了某些那时不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喜欢的措施，马尔金在这方面的突出之处是，在抓捕反革命分子时频频使用这些方法。
马尔金出身工人，或是农民。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意志坚定，但书写上有错别字。他写的所有文件都有很多错误。后来他在伏尔加河上指挥我们的区舰队，在那里牺牲了。
应该说，在第一个阶段，军官扮演的角色令人吃惊。当我和列宁召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军官会议，在会上招募抗击克伦斯基的军官队伍时，发现其中新的指挥官很少；他们所有人都来自沙皇军队，但这些旧军官中的多数仍赞成我们。在多数情况下，这显然是出于帮助我们推翻克伦斯基的愿望。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而掌握了领导权的М@穆拉维约夫后来在察里津城下组织了游击战。而在普尔科夫山上指挥的是瓦尔登上校。他以大量的部队包围了克拉斯诺夫，这次战斗决定了克伦斯基进攻的命运。这个瓦尔登是典型的上校，当他追随我们时，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我至今不明白。他是一个并不年轻的上校，多次受伤。要让他同情我们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什么都不明白。但是，显然是他对克伦斯基如此强烈的仇恨让他一时同情我们。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2年第10期第52-64页。
[1] 这个回忆是列·达·托洛茨基在党史委员会为十月革命四周年举行的回忆晚会上讲话的速记记录，记录很乱，而且没有结尾，因为与后面人的讲话记在一起了。关于会议的报导刊登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2年第10期上。
[2] 这里指的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10月 6日的会议。
[3] 梅霍诺申（Мехоношин）在1917年曾是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的积极工作者之一。作为彼得格勒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他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在其后的几年中，梅霍诺申在红军的重要岗位上工作，后来调到普及军事训练部门，从1923年起为该部门的负责人。
[4] 拉济米尔（Павел Евгеньевич Лазимир，1891-1920）十月革命参加者，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第一任主席。1917年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苏共党员（1918年起）。1917年末起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兼军事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译注
[5] 指的是布罗伊多。
[6] 拉希亚（Эйно Абрамович Рахья，1885-1936）俄国芬兰革命活动家，工人出身。И.А.拉希亚的哥哥，苏共党员（1903年起）。三次革命的参加者。1917年护送过列宁。芬兰共产党奠基人之一。1917年参加红军。И.А.拉希亚（Иван Абрамович Рахья，1887-1920）俄国和芬兰革命活动家，工人出身。苏共党员（1902年起）。三次革命和1918年芬兰革命的参加者。芬兰共产党奠基人之一。被反革命分子杀害。——译注
[7] 这个质询是在托洛茨基同志在10月1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布尔什维克的发动”问题讲话时提出的。
[8] 这次会议是在10月10日召开的。
[9] 乌里茨基（Моисе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Урицкий，1873-1918）系俄国革命活动家（90年代起）、法学家。苏共党员（1917年起）。1905-1907年革命的参加者（在彼得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1917年7月起为党中央委员，10月起为领导起义的党的军事革命总部和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起任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译注
[10] 温什利希特（Иосиф Станислович Уншлихт，1879-193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0年起），1917年革命的参加者，为在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9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副主席。1923年起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副海军人民委员。1933-1935年任民航管理总局局长。1924年起为党中央检查委员，1925年起为候补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委会委员兼苏联中执委会委员。——译注
[11] 列宁此前一直遭到临时政府的通缉，不能公开露面。他于24日夜间化装潜回彼得格勒市，不知此时这里大部分地区已经被起义者所占领。列宁见到托洛茨基，顾不上卸装，就对他提出一系列问题。——译注
[12] 这里有误，不是沃伦斯基团，而是立陶宛团。
[13] 波德沃伊搞错了，这个会议是在10日举行的。
[14] 在苏汉诺夫家的会议是在10月10日，而不是14——15日。
[15] 洛莫夫（Георгий Ипполитович Ломов，1888-1938）又姓奥波科夫，苏共党和国务活动家。苏共党员（1903年起）。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司法人民委员。1918年与“左派共产党人”接近。1918-1931年从事党务和经济工作。1931-1933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7-1934年为党中央委员，1927-1930年为组织局成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16] 雅可夫列娃（Варвар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Яковлева，1884-1944）苏联国务与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4年起）在莫斯科参加三次俄国革命。1916-1918年任党中央莫斯科区域局书记，领导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党总部成员。1917年起先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全俄肃反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1920-1922年任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1918年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1923年倾向托洛茨基派。1929-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1917-1918年为候补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17] 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1919）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1年起）。在乌拉尔参加1905-1907年革命。1912年入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为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委员。《明星报》组织者之一，《真理报》负责人。1917年4月领导建立乌拉尔州党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会议后任党中央书记。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6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参加彼得格勒十月革命的准备和组织工作。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主席。1917年11月8日（公历21日）起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任党中央书记）。苏联第一部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译注
[18] 此处显然有误。奥波科夫就是刚刚提到的洛莫夫。因此出席会议的不是两个人——洛莫夫和奥波科夫，而是一个洛莫夫。
[19] 诺根（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Ногин，1878-1924）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898年起）。《火星报》代办员。1905-1907年革命参加者。1907年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莫斯科市苏维埃领导人之一。1917年任商业和工业人民委员。1918-1921年任劳动副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译注
[20] 绍武勉（Степ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Шаумян，1878-191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0年起）。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候补中央委员。曾参加三次俄国革命。外高加索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之一。1917年任巴库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917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高加索事务特派政治委员。1918年任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1917年起当选党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巴库人民委员”事件中被枪杀。——译注
[21] 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1917年8月-1918年1月）十月革命后进行反苏维埃活动，被铁路员工屏弃。全俄铁路员工非常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俄铁路员工执行委员会。——译注
[22] “俄国人民同盟”系1905-1917年俄国黑帮分子的组织。首领是А.И.杜布温，1910年后是Н.Е.马尔科夫。其纲领是保存专制制度，奉行宗教偏执和民族偏见方针。中央设在彼得堡，许多城市有分部。策划贝利斯案件。二月革命后被解散。——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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