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

十月回忆

十月革命

　　在十月革命两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我觉得强调一个它的特点是有教益的，因为迄今为止，在回忆录和文章中，都没有对它予以应有的注意。可以说，十月起义预定了准确的日期——10月25日，不是在秘密会议上预定的，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预定的，而这个胜利的起义就是在1917年10月25日那天爆发的，像预定的一样。
　　世界历史上有过不少革命政变和起义。被压迫阶级的起义事先公然地预定准确的日期，并在规定的日子里完成，而且取得了胜利，想在历史上找到另一场这样的起义，是徒然的。在这个意义上，十月革命是独一无二的、无以伦比的，像在许多其他意义上一样。
　　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安排在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这个“巧合”不是阴谋分子的算计，而是革命此前的整个进程，特别是我党的全部鼓动和组织工作的结果。我们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围绕着这个口号，我们把所有最重要的苏维埃的多数成员都团结在我党的旗帜下。此后，我们也许已经不能“要求”政权归苏维埃；作为苏维埃的领导党，我们应该掌握这个政权。我们毫不怀疑，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会给予我们多数。我们的敌人对此也不能怀疑。后者全力以赴地反对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因此，在“全俄民主会议”的苏维埃部会议上，唐恩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召开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当他不能得逞时，就力图让代表大会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愿意召开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理由，正是因为代表大会可能成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尝试的舞台。在我们这方面，坚持尽快召开代表大会，与此同时，我们毫不掩饰，据我们的观点，代表大会就是为了把政权从克伦斯基政府的手中夺过来。最终，在全俄民主会议苏维埃部的投票中，唐恩得以把第二届代表大会的召开从10月15日推迟到25日。这样，“现实”的孟什维主义政治家与历史讨价还价，赢得了整整10天的延期。
　　在所有彼得格勒的会议上，无论是工人会议还是士兵会议，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0月25日召开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要求代表大会首先提出政权问题，并在这个意义上解决它，即从现在起，政权属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如果克伦斯基政府企图驱散代表大会——无数决议都这样宣称——，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将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裁决。
　　日复一日地进行鼓动。预定代表大会于10月25日召开，预定日程的第一“项”、实质上是唯一的一项，实现（不是讨论，而是实现）政权归苏维埃，即预定10月25日为政变日，我们公然在“社会”和它的政府的睽睽众目之下，为这个政变准备武装力量。
　　把卫戍部队的相当部分调出彼得格勒的问题与代表大会的筹备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克伦斯基害怕彼得格勒士兵（他有充分的理由）。他建议切列米索夫、^[1]那时北方军队的司令把不可靠的团队调往前线。10月26日后找到的通信证明，切列米索夫认为，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已经被“宣传彻底毒害”，不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使用，并以此来推托；但在出于纯政治考虑的克伦斯基的压力下，切列米索夫下了相应的命令。
　　抽调部队的命令刚刚从军区司令部交到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让它来“执行”，我们无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马上清楚，这个问题在其今后的发展中，可能获得决定性的政治意义。克伦斯基在不安地等待预定的10月25日政变的一天时，他企图解除对抗的彼得格勒的武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不仅让工人、还让整个卫戍部队对抗克伦斯基政府。首先决定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检验抽调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命令的军事依据。这样一来，实质上除了卫戍部队的政治代表机构外，又建立了这个卫戍部队的革命战斗的司令部。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又立即“明白”，事关建立武装起义的机关，并在苏维埃会议上公开地声明了这点。虽然在投票中反对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但孟什维克仍加入其中，不知是作为政变行动的公证人，还是作为书记员。预先为自己的政治存在多赢得了10天的时间，他们后来保证了自己在作为自己政治死亡的荣誉助手的出场权。
　　就这样，代表大会预定于10月25日召开。保证获得多数的党提出了代表大会的任务——掌握政权。动员拒绝离开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保卫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与军区司令部对立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变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革命司令部。所有这些都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的，在整个彼得格勒、克伦斯基政府和全世界的睽睽众目之下进行的。从这一点来说，这是独一无二的事实。
　　同时，在党的各个组织中，在刊物上公开讨论武装起义的问题。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事件的进程，没有把起义与代表大会、抽调卫戍部队联系起来，而是把政变看成是秘密筹划的阴谋。事实上，武装起义不仅是得到了我们的“承认”，还做好在预先规定的时刻起事的准备，而且起义的性质也是由卫戍部队的状态、它对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态度预先决定的，至少对彼得格勒来说是这样。
　　“按日历”预定革命日期的观点受到一些同志怀疑。更可靠的是以严格保密的方式进行；利用出其不意这一如此重要的优势。事实上，在等待10月25日的起义期间，克伦斯基那时似乎是能够在这天之前调来新鲜力量，对卫戍部队进行清洗等。
　　但是，关键在于改变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构成的问题成了筹备中的10月25日起义的重要环节。克伦斯基改变彼得格勒团队构成的企图早就被评价为科尔尼洛夫未遂企图的继续（是有充分理由的）。“合法化”的起义还好像是对敌的催眠。克伦斯基未能落实其抽调卫戍部队去前线的命令，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士兵的自信心，从而保证了起义的胜利。在10月25日之后，孟什维克、首先是马尔托夫大谈什么一小撮阴谋分子背着苏维埃和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很难想出对事实意义的更恶毒的嘲弄。当我们在全俄民主会议苏维埃部的会议上得到多数赞成，预定10月25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时，孟什维克说：“你们在预定政变日期。”当我们以彼得格勒苏维埃压倒的多数拒绝抽调彼得格勒团队时，孟什维克说：“这是武装起义的开始。”当我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时，孟什维克确认说：“这是武装起义的机构。”当在规定的日子，在事先“被揭露”的机构的帮助下，当时预言的起义真的发生了时，还是那些孟什维克大喊大叫：“一小撮阴谋分子背着工人阶级搞了政变。”事实上，在这方面可以指责我们的最大把柄，是在军事革命委员会中，我们“背着”该机构的孟什维克代表进行技术细节的准备。
　　无须怀疑，与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军事革命委员会无关的军事阴谋的企图，在那时只能给事件的进程带来混乱，甚至可能暂时破坏起义。卫戍部队中有的团队在政治上尚未定型，它们会把党通过阴谋夺取政权看做是与它们格格不入的，对某些团队来说则干脆是敌对的，而拒绝调离彼得格勒，并决定承担起保护应该成为全国政权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责任，对这些团队来说，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是可以理解的，义不容辞的。认为把起义“预定”在10月25日是乌托邦的那些同志，实质上是对我们的力量、我们在彼得格勒的政治影响比克伦斯基政府更强大估计不足。
　　合法存在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了派驻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部分的委员，这样，它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局势的主人。卫戍部队的政治地图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随时可以建立起必要的力量组合，保障自己在彼得格勒的全部战略据点。剩下的只是消除摩擦和最落后的、主要是骑兵部分的可能的反抗。这个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在团队集会上，我们的口号——在代表大会前不离开彼得格勒，用武力保证政权归苏维埃——得到一致承认。在最保守的谢苗诺夫团中，斯柯别列夫和戈茨给谢苗诺夫团的士兵带来最精彩的节目——斯柯别列夫即将前往巴黎的外交旅行，旨在对劳合.乔治和克雷孟梭施加教育影响——不仅没有激起热情，相反，遭到了彻底失败。^[2]多数人投票赞成我们的决议。自行车兵被认为是克伦斯基的支柱，他们在摩登马戏场的会议上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我们的决议。军需将军波拉杰洛夫^[3]说话极度和解，百般讨好。但是，他对决议的闪烁其辞的修正被否决了。
　　在彼得格勒的心脏彼得保罗要塞，给敌人以最后的一击。要塞卫戍部队全体参加了我们在要塞院子里举行的集会，看到他们的情绪，军区司令副官以最殷勤的方式建议与我们“谈谈，并消除误会”。从我们这方面，答应为彻底消除误会而采取必要措施。真的，在两三天之后，俄国革命的最大的误会——克伦斯基政府——被消除了。
　　历史翻过了一页，揭开了苏维埃的新篇章。

1919年9月14日
巴拉绍夫-谢勃里亚科沃

《共产国际》1919年第6期

^[1] 切列米索夫（Черемисов）是当时在里加城下作战的第12军参谋长。在克伦斯基时代任北方战线司令。10月期间抽调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命令是他下的。

^[2] 关于这次集会我们在米留可夫的《革命史》一书中找到了下面的有趣的地方：

　　布尔什维克利用了发动的延期，首先巩固了它在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中的阵地。托洛茨基出现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部分的集会上。他所造成的情绪的特点可以下面的例子看出，例如在谢苗诺夫斯基团，不让在他之后发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斯柯别列夫和戈茨讲话。托洛茨基提出口号——等待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指示。10月19日（实际上是10月18日）召开了团队和连队委员会的内部会议。在几个报告之后，托洛茨基在坐位上发言，直接指出了会议的目的：“我们没有决定发动的时间，但政府想与我们进行公开的斗争，我们接受挑战，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反对抽调部队去前线。”

^[3] 波拉杰洛夫（Пораделов）当时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的将军军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