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时局报告的讲话（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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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就时局报告的讲话

（9月25日）^[1]

　　同志们！前劳动部长斯柯别列夫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革命对他来说从头开始，因为他重返彼得格勒苏维埃了。我只看到，前部长们比现任部长们更愿意到我们这里来。
　　他们难得到我们这里来一次，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斯柯别列夫极力推荐的与资产阶级联合和现任部长们在我们这里的讲话很难协调。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主要要求，是部长们独立于民主派的机构，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在这点上总能取胜，因为联合内阁的历史就是部长公民们逐步摆脱革命民主派机构监督的历史。
　　现在，甚至对获得自由之后的前部长们来说，政权对预备议会的“实际责任”是巨大成果，也是十分可疑的……在他们对苏维埃践踏了自己的责任后，他们的要求降低到这种地步。
　　今天，斯柯别列夫来到我们这里，像以前一样给我们带来劝告，而我们像以前一样，想听他的报告。（掌声。）
　　他为什么不对我们说，在他当部长的时候，是谁迫使他拿工人的利益作让步？显然是联合，因为联合是机关，在那里斯柯别列夫们为柯诺瓦洛夫们服务。
　　斯柯别列夫劝我们承认自己的责任。
　　但有两种责任。有部长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责任，还有对无产阶级的责任。
　　为了掩盖部长们对资产阶级的责任，引入了“国家观念”的术语。但我们十分清楚，当西欧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们转到资产阶级阵营中时，他们也以“国家观念”来掩饰。但马克思教导我们，国家永远带有阶级性。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观念”能把政权交给劳动者，把土地交给农民。现在，国家在我们的阶级敌人的手中，我们不是以共同的责任、而是以无情的斗争与他们联系在一起。
　　照斯柯别列夫的话，我们强大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是联合政策遗留给我们的。不，我们的苏维埃不是在为资产阶级当奴仆中、而是在与它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我们以对日益迫近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专政的敌视和无情的斗争的精神复活了苏维埃。
　　我们可以说，正像沙皇制度培养了俄国革命一样，斯柯别列夫公民等的政策培养了今天的彼得格勒苏维埃。
　　我们明白，我们的责任增大了，我们的每句话现在有了更大的份量，但在成为苏维埃的多数后，我们还没有成为执政党，我们依然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组织——阶级国家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孟什维克想把苏维埃变成政府机构。
　　因此他们与我们断绝关系，与……合作社运动分子——革命的新的“社会支柱”——联合起来。
　　至今我们还不认识合作社运动的民主派。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阶级？熟悉的人物在例如农民合作社中当官员，这种情况还不意味着他们表达了农民的革命政治意志，就像给工人治病的医生还不是他们的政治意志的代言人。合作派分子应该是不错的组织者、商人、会计，但农民和工人把捍卫阶级利益的工作交给自己的苏维埃。
　　事实上，号召合作派分子创立革命政权，他们的选举人根本没有授予他们这个权利。
　　我们坚信，我们在农民民主派中能比合作社派得到更大的支持。举个例子。如果革命政府立即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土地租金交给士兵，那么整个农民民主派都会支持这个政府。而柏肯盖姆^[2]和普罗柯波维奇^[3]反对它！
　　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时，我们知道，它不会在瞬间治愈所有的溃疡。
　　我们需要类似工会组建的政权，工会为罢工工人毫无保留地提供它所能提供的一切，当做不到时，就公开承认这点。
　　需要来自农民、工人和士兵中的、又依靠他们的、对他们负责的政权。在这样的政权下，铁路工人不需要求助于罢工。他们事先知道，这个政权会给他们提供它所能提供的一切。
　　在复员工作中，我们面临着真正巨大的危险的威胁，那时备受折磨、饥饿的军队将在全国游荡，但反对这种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的措施不是镇压。需要让每一个正派的士兵知道，正派的人民政权把全国的资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分配这些物资时没有欺骗、怂恿和趁火打劫。只有得到信任的、而且有理由信任的政权，才能拯救我们，避免兄弟之间互相残杀的斗争，避免严酷的混乱。有人像是说成功一样地对我们那件耻辱——对，是耻辱——的事：几个冬宫中的年轻人与我们讨价还价，他们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对我们不负责任！这就是你们对革命的结论？！
　　斯柯别列夫的决议归结为：也许我们会在预备议会上表现得规规矩矩——什么都有可能！部长们同意负责任，甚至可以在那里废除死刑……
　　这是根本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状态和情绪。政府是违背我们、违背人民的意愿组建的，明天它无疑会宣布反对苏维埃的十字军征讨。那时，克伦斯基和柯诺瓦洛夫和特列季亚科夫将依靠预备议会，开始讨伐苏维埃，那时斯柯别列夫的党将站在哪一边？是和讨伐苏维埃的人在一起，还是与苏维埃在一起？
　　我们彼得格勒苏维埃在上一次会议上呼吁所有苏维埃随时做好反对日益迫近的反革命谋害。
　　在这场强加给我们的斗争中，我们不会与那些粉碎地方民主机构的人、那些保护粉碎行动的人在一起，而是与那些彻底捍卫俄国革命机构、并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人在一起。

《工人道路报》第23期
1917年10月12日

^[1]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这次会议上，加米涅夫就时局问题做了报告，他的讲话的基本提纲归结为建立联合政府的企图是挑起内战。在斯柯别列夫的发言后，托洛茨基同志发表讲话。在这次会议上，孟什维克又一次暴露了自己庸俗胆怯的小资产阶级嘴脸，它通过波格丹诺夫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可能带来“巴黎公社的致命后果”。在通过的决议中，彼得格勒苏维埃把临时政府定性为内战政府，并声明，“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完全不支持政府的反革命暴力”。

^[2] 柏肯盖姆（Александр Моисеевич Беркенгейм，1880-1932）系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在合作社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十月革命后，贝尔肯海姆与其他人一起在领导了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国外中心，拒绝承认苏联中央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的领导。只是到了1921年，贝尔肯海姆之流才被迫放弃了这种反革命怠工。

^[3] 普罗柯波维奇（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рокопович，1871-1955）19世纪90年代自由派知识分子领袖之一。普罗柯波维奇经历了合法马克思主义学校，90年代末作为“经济主义者”的最极端的代表出现。他与妻子库斯科娃一起，成为著名的Credo的作者，在其中他为俄国无产阶级推荐英国工会的道路。同时，普罗柯波维奇撰写旨在巩固他的基本思想的关于欧洲工人运动的著作。在90年代初，普罗柯波维奇加入了自由派集团“解放协会”，后来甚至当选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但在一段时间后再度向左转，从此以后，他的立场几乎是立宪民主化的社会民主党的立场。1917年，普罗柯波维奇作为“实干”家、又靠近社会民主党的人而进入头两届克伦斯基政府，先任工商部长，后任粮食部长。但在十月革命前不久，因为政府机关混乱而辞职。在内战年代，普罗柯波维奇精神上同情反革命。1921年，普罗柯波维奇加入饥荒救济委员会（不是苏维埃的，而是所谓“社会的”），暴露出他的民主派反革命的面貌，他与库斯科娃和基什金一起开始从事组织反苏维埃的力量，而不是帮助苏维埃政权与饥荒的斗争。普罗柯波维奇被驱逐出国后，在白色社会革命党的《日报》上宣扬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