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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派遣代表团前往芬兰的会议上的讲话

(10月10日)



  你们派遣代表团前往芬兰,旨在在当地卫戍部队中建立秩序,[1]而且在这个代表团的候选人中有我的名字。我认为必须就此对你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不仅以我自己的名义,而且以我们党的名义。
  我们认为必须反对私设刑罚,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我党中央委员会立即派遣相当权威的人前往芬兰,与我党在芬兰的其他代表一起以我党能够使用的一切手段与杀害军官的现象做斗争。
  但我同时认为有必要声明,出于原则性的原因,无论是我还是我党的其他成员都不能加入你们挑选代表团。
  首先,我们坚决反对策列铁里在此固执地捍卫的这种与政府合作的形式。完全独立于革命组织的政府推行的是根本错误的、反人民的和不受监督的政策,当这个政策陷入绝境或导致灾难时,就把消除摇摆、专横政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的艰苦工作推给革命组织。我们认为,这种“合作”方式对革命民主派来说是有失尊严的;只有在政府本身是由民主派建立的并对它负责的情况下,民主派才能够并应该对政府政策的后果负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政权与革命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不正常和虚假最清晰地揭示出来。
  众所周知,曾到我们这里来寻求支持的海军上将韦尔杰列夫斯基[2]不久前被送上法庭。与他同案被捕的还有一些水兵。但在海军上将变成了部长时,水兵们仍处于刑法第108条的调查之下,而波罗的海舰队委员会主席德边科仍被关押在十字架监狱中。由于这些事实,水兵们关于官方司法审判能有什么概念、对今天的政权能有什么信任?我们有什么权利与今天的政府代表携手行事,在群众面前为他们承担责任?
  请你们往下看。由于我党在舰队中的巨大影响,你们想让它的代表加入你们的代表团。你们制定的这个代表团的任务之一,就是调查卫戍部队中“黑暗势力”、即“挑拨者和奸细”。当然,如果那里真的有挑拨者和奸细的话,就应该立即把他们一网打尽,把他们清除。但你们好像闭眼不看这个事实,即你们现在呼吁我党去帮助的那个政府的代理人把所有可能的指控中最卑鄙的指控——叛国罪、与德国皇帝勾结、为德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工作——强加在这个党的领袖和工作人员头上。或是你们认为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偶然的插曲?
  你们希望我加入这个代表团,它将帮助海军上将韦尔杰列夫斯基搜捕德国间谍,根据刑法108条追究他们的责任。但莫非你们忘了,我本人也处于108条的追究之下?水兵们信任我,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临时政府。你们现在可以明白了,我党不能与侦察员亚历山德罗夫合作,不能与赫尔辛福斯和彼得格勒的反侦察机构在波罗的海舰队建立“秩序”和“法制”一事上合作。
  在与私刑堂的斗争中,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认为这些自发的私刑从士兵水兵群众革命自卫的角度来说,是极其有害的、瓦解组织的、败坏士气的。这场斗争我们不与检察官和反侦察机构携手进行,作为革命政党,它进行说服、组织和教育工作。

《工人道路报》第8期
1917年9月25(12)日





[1] 中央执行委员会派代表团前往赫尔辛福斯的问题是由下述事件引起的:科尔尼洛夫暴乱在革命舰队中引起了对军官的空前仇恨。在维堡、奥布和其他城市中发生了水兵对他们最仇恨的军官动私刑。舰队组织的干预制止了这些私刑。但由于局势依然紧张,海军部长韦尔杰列夫斯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袖们企图利用布尔什维克来反对水兵,想让布尔什维克加入5人代表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出3人,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出2人。托洛茨基同志的讲话是对这个企图的回应。我党与对水兵对农奴主军官的阶级镇压的纯自由派观点是格格不入的,而这些观点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或苏汉诺夫型的新生活分子所固有。

[2] 韦尔杰列夫斯基海军上将在克伦斯基政权第一阶段曾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一度因通令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在发生暴动时击沉几艘布尔什维克军舰的命令而受到政府的指控。后来,在8-9月间,韦尔杰列夫斯基被任命为海军部长,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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