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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耻！
——共和国的司法工作[1]
甚至崇拜“强硬政权”的人也不能否认，在我们这里进行的反对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借助的是十足的无政府措施，它们的狂暴不能掩盖它们的软弱无力。如果社会主义者部长们中有人现在视察十字架监狱的牢房的话，他可以毫无困难地确信这点。须知策列铁里为了了解被关押的反革命分子的命运而视察了喀琅施塔得的各个监狱。将喀琅施塔得水兵采取的革命镇压措施与体现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强硬政权的国家镇压措施相比较，是十分有益的。因为这一尚未完成的工作的主要部分，在策列铁里部长领导下就已经开始了……
逮捕今天已经被释放的加米涅夫，是众所周知的事，关押他是为了“以防万一”；然后再考虑把他交给谁：给侦察处还是给检察院，给佩列韦尔泽夫还是给阿列克辛斯基？从刊登在《新生活报》上的一封信中，许多人得知，指控托洛茨基犯了“叛国罪”，依据的是他途经德国回国（好像是和列宁一起），是中央委员……但是，如果对相当有名的人，强硬政权都表现出这样不可思议的粗忽大意，就不难想象，当年轻的共和国司法（但它的嘴里已经露出了糟朽牙）对波罗的海水兵、彼得戈夫士兵或普蒂洛夫厂工人下手时，情况会什么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保安局在进行大规模逮捕时，从来没有像在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强硬政权的工作中那样，有如此之多的专横和荒谬。
在关押在十字架监狱二号楼中的70个政治犯中，约有30人是因为参预七月事件而被捕的。在多数情况下，对他们的指控根据的是刑法100和51条。其中的某些人（如康斯坦丁·鲁西诺夫、波尔菲里·尼基京、伊万·马宁、列伊泽尔·斯拉夫京……）在被捕时遭到殴打，在个别情况下相当残酷。哥萨克把许多被捕者的钱抢掠一空，借口这是“德国人”的钱……在每个具体情况下，司法机关的惩罚打击的准确程度还需要检验。无疑，列文松·约瑟夫、麦德维杰夫·谢尔盖和斯捷潘诺夫·阿萨诺夫是最清白的，据说，为了避免自己的团队解体，他们把自己“押解”到了司令部。顺便说说，7月4日晚，参加了所谓的“武装起义”的这个团的士兵看到塔夫利达宫的警卫人数少而且疲劳，主动承担了守卫塔夫利达宫的责任……
根据一系列条款起诉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水兵德边科。[2]在7月6-7日夜间，作为一个10人代表团的一员，他们乘“雷鸣号”鱼雷快艇散发70艘军舰就政权危机所做的决议。7号他与代表团一起被一队哥萨克和士官生逮捕，后者对他们大加辱骂和威胁。当卡车将被捕者押送到冬宫时，策列铁里也乘车来到这里。过去德边科曾与部长见过几面，喊了他一声，要求他干预一下。但部长没有理睬，扬长而去……据海军侦察员费利钦的解释，由于整个代表团都被释放，德边科就作为人质继续关押。
但是，至少在这30个被捕的人当中，我们遇到的人可能挑选得并不完全“成功”，然而却都被扣上武装起义的罪名，让他们受到一定的（过于确定的）沙皇刑法典条款的指控。其他被关押的人的情况要糟得多。
第二批中，看来约有10个人也是因七月事件被捕的。但没有对他们出示任何指控，还没有为他们选好条款，甚至还没有搞清，把他们算什么人好。这当然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在被捕时遭到痛打，经历了所有的屈辱。有些人的钱被抢走了，而且不能确切地知道是谁抢的：是强硬政权的代表，或者干脆是爱好者。
瓦赫拉姆科夫，亚历山大是7月3日被捕的，那时他刚刚走出《新时代报》印刷所，开始被逮捕他的那群人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又被把他押往司令部的士官生痛打了一顿。迄今为止没有向他出示任何指控，他宣布从8月6日星期日开始绝食。
伊瓦什，安东来自军队服装厂，他因在澡堂里“说话”而于7月10日被捕。洗澡的龙骑兵说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拿了德国人的钱。伊瓦什抗议说：“莫非你们看见了，能够证明？”他们把他痛打了一顿，并将他逮捕。指控至今没有出示。
高洛斯，弗拉基斯拉夫完全是因进行“布尔什维克宣传”而被捕的。须知，与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与和思想派别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还不错，弗拉基斯拉夫作为思想派别的代表，至少没有挨打。
施蒂列尔，阿尔伯特因在小队中散发彼得格勒市第4本传单选集而被捕，也没有挨打。
济恩斯基，Б.7月12日晨在芬兰铁路车厢中因批评进攻而被捕。芬兰车站保卫一局的长官写的笔录上有这样的说法：“我命令哥萨克，让他们抽你这个狗崽子的嘴巴”……须知，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中。
迈丹，伊格纳季，机枪手，7月3日被后备军士官生逮捕，因他在电车中“赞成捍卫自己团队的革命性”。没有挨打。
皮斯库诺夫，伊万7月10日去效外大道购物，在一个街头集会上停下脚步，那里有一个士兵断言，在7月3日被打死的士兵身上搜出了6000卢布。皮斯库诺夫争辩说：“这不可能”……他被捕了，而且某个文职人员在委员会中做证，说什么皮斯库诺夫断定，德国对他来说，比俄国更宝贵。这多像真的，不是吗？这个文职人员也许就是那个文人，他在所有的《交易所经济人报》上报导说，侨民在别洛奥斯特罗夫[3]打出旗帜，上面写着：“德国万岁！”这样的编造是说给什么样的白痴听的？
在十字架监狱有两个突击队员：罗曼诺夫，瓦西里和库特涅尔，阿勃拉姆。把他们从里加前线派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澄清取消突击营的选举组织的原因。完成了了使命后，他们两人在莫伊卡大街20号被组织志愿军委员会主席穆拉维约夫上尉逮捕。虽然他们是在7月14日被捕的，但至今还没有提审过，也没有对他们提出任何指控。
水兵舒尔金，伊万从阿鲍乘车前往沃罗涅日省度短假，带着波罗的海舰队关于转交政权等的决议。7月7日他因“决议”在别洛奥斯特罗夫被捕，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指控。
潘菲洛夫，伊万于7月9日在大街上被哥萨克逮捕，原因不明。
维利斯捷尔，彼得是彼得戈夫第二尉官学校的文书，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7月8-9日夜间被士官生逮捕，没有法院当局的逮捕证。迄今没有对他提出指控；但很清楚，是学校的反动军官对士官生指认了维利斯捷尔，说他是进行有害宣传的人。由于维利斯捷尔这个策列铁里-唐恩的党的党员拒绝承认没有强硬政权的逮捕证的士官生，因此逮捕过程发生了暴力。擅自逮捕被“禁止”，但被擅自逮捕的人还被关在监狱里，而擅自进行逮捕的人依然保卫着“革命秩序”。
奥斯卡，勃留姆（洛莫夫）于7月间据司法部长签署的逮捕令在阿斯特拉罕被捕。迄今没有对他提出指控。
福米切夫，费道尔去渡假，7月7日因关于进攻的谈话在别洛奥斯特罗夫被乘客逮捕。至今没有提出指控。
普什卡列夫，瓦西里和代利多维奇，伊万是普蒂洛夫厂的工人，参预了在英国滨河大街上关于工人工资和7月4日行动问题的谈话。一个官员断言，工人收入400、500、700卢布。普什卡列夫回答说：“我就挣150卢布。如果您忌妒，您就进工厂，哪怕您挣1000。”代利多维奇在那里对几位士兵们解释，没有人号召普蒂洛夫厂的工人行动，他们是由于沉重的物质条件等自发地上街的。就这个题目说了会儿，普什卡列夫和代利多维奇继续往前走，但一个司机追赶上了他们，把他们交给了卫兵。他们两人从7月10日起就被关押在牢里，没有被提审过，显然是把他们交给了神秘的司机。
利夫，弗拉基米尔，莫斯科综合中等技术学校学生，7月25日被捕，因为在他身上有《真理报》士兵俱乐部的会员证。在逮捕时遭警察殴打。没有对他提出指控。
科努尼科夫，费道尔，“共和国号”的水兵，于7月12日在萨姆普索尼耶夫大街上被士官生逮捕，因为他与水兵彼得罗夫一起走，后者拿着一份《浪潮日报》。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指控。
奥弗申柯，[4]弗拉基米尔，他还有个复姓安东诺夫，他于7月15日在赫尔辛福斯根据错误的逮捕令——在逮捕令的原件上没有安东诺夫——被捕的。把他交给海军司令部，后来又交给民事检察官，此后又交给海军司令部的侦察处，最后交给赫尔辛福斯的侦察处；当后者拒绝后，又把他交给海军司令部侦察处。一次也没有提审过，没有对他提出指控。在对司法部长做了关于逮捕和关押情况的声明后，他宣布从8月6日星期天开始绝食。
共和国司法工作中这样的例子全都出现在十字架监狱二号楼内。然而还有一号楼和一系列其他关押犯人的地方。司法部长扎鲁德内[5]公民当然不可能干预，因为他“过于尊重法庭和法官的独立性，不同意对他们施加任何压力”。但哪里有能够并同意为工人士兵、被不知名的司机或在澡堂里洗澡的龙骑兵逮捕者的利益而干预的法院呢？哪里有同意对那些伪造逮捕证的“革命秩序”的绅士们施加压力的法院呢？
然而干预是必须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因为在监狱里形成的气氛中，必然会产生所有冲突和激化。
大多数被捕者都饿得厉害，因为监狱里的食物根本不够，即使有钱，也什么都不能买。牢房终日紧锁。就此不妨回忆一下1906年在戈列梅金[6]和斯托雷平[7]统治下，牢房整天不锁，囚犯每天散步两小时（现在每天40-50分钟）。结果在饥饿、专横和对自己被捕原因一无所知的共同作用下，许多被拘押者的情绪极度紧张不安。一些人从今天开始绝食。其他人打算两三天后开始，如果那时还得不到答复的话。
在克伦斯基总理的领导下，在司法部长扎鲁德内和内务部长阿夫克森齐耶夫[8]的治下的俄罗斯共和国的监狱里发生了什么，应该让外面的人知道。这些监狱得到了前“革命部长”策列铁里的祝福，他是作为镇压部长下台的。
我们认为，上述一切可用两个字概括：可耻！
《无产者报》第2期
1917年8月28（15）日
[1] 此文没有及时收到（《无产者报》编辑部注）。
[2] 德边科（Павел Ефимович Дыбенко，1889-1938）苏军将领，二级集团军级（1935年），苏共党员（1912年起）波罗的海舰队水兵。1917年为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海军人民委员，在国内战争期间曾任红军集群司令、克里木集团军司令等职，1928年起先后任几个军区的司令。苏联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起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译注
[3] 别洛奥斯特罗夫系彼得格勒城镇，临卡累利阿地峡。1917年4月3日列宁从国外回到俄国时，在别洛奥斯特罗夫铁路车站受到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和工人代表团的欢迎。——译注
[4]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1883-1939）苏联国务活动家，苏共党员（1917年起），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书记，指挥攻打冬宫的战斗，1917-1919年为红军的组织者之一，任俄国南部苏维埃军队司令员，1922-1924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1924年起先后任驻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的全权代表，1934年任俄罗斯联邦检察长，1936年任驻巴塞罗那总领事。早期反对派领袖之一，很快向斯大林等多数派投降。1939年被枪毙。——译注
[5] 扎鲁德内（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Зарудный，1863-1934）俄国著名律师，人民社会党党员。1917年7-8月任第二届临时政府司法部长。——译注
[6] 戈列梅金（Иван Логгинович Горемыкин，1839-1917）俄国国务活动家。内务大臣（1895-1899）。推行反对改革的政策。大臣会议主席（1906年4-7月，1914-1916年）。第四届国家杜马和“进步同盟”的反对者。Г.Е.拉斯普京和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皇后的亲信。——译注
[7] 斯托雷平（Петр Аркади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1862-1911）俄国国务活动家，1906年起担任内务大臣和大臣会议主席。1907-1911年反动时期制定政府方针。1907年反革命六·三事件的策划人，领导实施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被保安局密探刺死。——译注
[8] 阿夫克森齐耶夫（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Авксентъев，1878-1943）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1917年任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和预备议会主席、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国内战争时期参加反苏阴谋活动和反革命政府。后逃亡国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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