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 反革命的进攻
革命在危机中！
革命在危机中，而且正是来自危险的唯一能威胁它的那方面：反革命。所有关于反革命实际上能够通过“布尔什维克的大门”走进来的全部说法都失去了任何实际内容。它们顶多意味着反革命随时准备利用革命政党犯的这个或那个错误。但问题的实质仍在反革命自身之中，在它的阶级构成中，在它的利益、计划和力量中。
反革命首先是君主制、世俗的或宗教的官僚、旧军官、贵族、修道院，最后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它的直系亲属欧洲外交。7月3-5日事件没有造成反革命：它只是揭露了它。瞎子和半瞎子都不得不看到，威胁革命的真正的危险来自右边，来自那些革命尚未破坏它们的社会力量的反革命力量的一边，它们还企图夺回政权。
第一和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把国家引到”立宪会议。把革命所由产生的全部主要问题都拖到它的召开。正是这个躲避和观望政策早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就不可逆转地加剧了内在矛盾，导致严重的危机。
“原则上”认为，俄国已经是共和国了。但临时政府不敢宣布成立共和国，并在等级、头衔等领域中从中得出全部必要的结论。
政府首脑本身继续用公爵的头衔签名，正式为罗曼诺夫保留了大公和公爵的头衔。这样一来，国家形式仍有疑问。同时，由立宪会议宣布成立共和国的前景应该激起君主制分子在剩下的几个月中调动一切力量，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就孤注一掷。
把地主的和其他的土地交给人民的口号得到了官方的半承认。但从这个口号中没有得出任何关于立即消灭地主领地和实际保障人民对土地的权利的结论。还可以看到地主和地主的行政机构在地方上横行霸道，农民不能充满对远离他们的革命中央机构的拯救力量的抽象信任。这为一方面是趁乱打劫和破坏、另一方面是黑色百人团的蛊惑创造条件。地主不但得到了严厉的警告，而且还有相当长的期限——直到召开立宪会议，他们可以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应对危险，如果可能的话，就把革命打落马下。
在其他领域中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在上面倡导民主原则，把反动官员和法官留在地方。政府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团结反革命力量或掩护它的武器。身上沙皇专制制度锁链留下的伤口尚未愈合的人民格外尖锐地感到了这个可怕的矛盾。同时，反革命官僚、黑色百人团和立宪民主党急忙全面利用自己的官方阵地来“粉碎”革命。
革命彻底激发了军队。旧的棍棒纪律已经化为灰烬。在军队的各部分中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一切都要经过讨论，要经受批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在士兵的头脑中尖锐地提出。苏维埃提出的、被政府正式认可的纲领：不割地的和平以及重新审查旧的条约——只是在士兵的心里加强了对所有拖延战争的人、隐蔽的还是公开的坚持割地的人和鼓吹不惜一切进攻的人的敌视。把所有问题都推到立宪会议，把关于重新审查与盟友的旧协议的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但政府不认为可以拖延进攻。
军队的瓦解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悲惨的后果，是被唤醒的希望和公布的原则与政府的完全无力的外交之间矛盾的结果。
底层群众最直接地感受到革命落入其中的那些矛盾是无法承受的。但群众以自己的方式消除这些矛盾的尝试被上面说成是“无政府状态”。当喀琅施塔得水兵自作主张罢免了上面任命的委员、立宪民主党人佩佩利亚耶夫。所有“秩序”的报纸、首先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纸都大喊大叫，说什么喀琅施塔得脱离了俄国。某个阿列克辛斯基甚至为《统一报》[1]伪造了喀琅施塔得的货币。用所有的惩罚措施恫吓喀琅施塔得人；农民代表苏维埃竟然用停止从农村给他们运粮食来威胁他们。这些措施最大限度地加剧了革命左翼与它市民中心之间的对抗。
彼得格勒工人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他们格外强烈地感受到令人恐惧的经济崩溃以及在内在软弱无力的政府怂恿下反革命力量的动员的现象。当越来越多的彼得格勒工人群众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宣称这是群众的“愚昧”。这样一来，结果就是整个革命军队的最愚昧的一部分就是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用外省和农民的权威来与它对抗，并威胁俄国将战胜彼得格勒。在为显然没有生命力的“联合”政策的斗争中，苏维埃的领导党看来不得不推翻全部政治概念，对农民听众和农民士兵听众诽谤革命的彼得格勒先锋队，说它是农民的最凶恶的敌人。这样一来，彼得格勒工人的革命警惕性就变成了神经质的戒备。这是7月3-5日事件的必不可少的心理前提。
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性的辞职彻底暴露了联合政府是站不住脚的，在两个月的期间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自杀式的盲目性支持这个政府。
为什么立宪民主党恰恰是在7月2日破坏联合，现在很难完全说清楚。乌克兰问题仅仅是借口。很显然，立宪民主党人得到美国交易所商人（参议员鲁特的使团！）的承诺，不给纯苏维埃内阁提供资金，手里拿着这张王牌，他们决定要挟“革命民主派”。也有可能，前线进攻的主要挑唆者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或通过他们强加的进攻开始变成悲惨的撤退时，急于抛弃政府……立宪民主党人以这种方式最终揭露了自己的反革命敲诈者面目，同时也暴露了那个联合政府的矛盾性质，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建议劳动群众把它看成是革命的唯一的拯救。
当我们写道和说道，联合政府中彼此对立的阶级力量的内部斗争注定了它不会有结果时，人们指责我们蛊惑人心。当我们断言，通过与柯诺瓦洛夫们和盛加略夫们合作而认真地企图得到别说是100%、就是50%的利润，是不可能的，人们指责我们激起群众“阴暗的本能”、蛊惑人心和中伤。当立宪民主党人退出了政府，“砰”的一声关上大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保护自己免受立宪民主党人的打击而揭露他们时，不得不肯定了我们从联合政府刚一产生就反复重申的全部观点。我们拿与布尔什维主义进行最残酷的斗争的《工人报》为例。
7月13日，孟什维克机关报写道：
在临时政府在两个月期间拒绝与惊人的经济崩溃作斗争后，在新政府声明必须调整经济生活时，柯诺瓦洛夫认为现在就应该退出。又该怎么办，需要留住柯诺瓦洛夫，需要为了他而拒绝与经济崩溃作斗争的唯一手段？
当然不需要。我们在当时证明了这点。
《工人报》接着说：
来自人民自由党的米留可夫先生的内阁同僚们全力以赴地支持他的外交政策，这些内阁代表还以自己的全部行动证明与柯诺瓦洛夫团结一致。
完全正确；我们当初说的正是这点。
孟什维克的机关报继续说：
盛加略夫先生对苏维埃代表团在全国粮食委员会中关于必须调整经济生活的所有声明都充耳不闻。而以立宪民主党人斯捷潘诺夫为部长的工商部，在柯诺瓦洛夫辞职后，仍是资本家在其反对工人、反对高速经济生活的斗争中的堡垒。
完全正确：我们正是这样界定联合内阁中“资本家部长”的角色的性质的。
《工人报》说：
后来，革命在这些人身上遇到了反对它理顺尖锐的民族矛盾——乌克兰问题——的企图，还有对土地委员会当局以支配土地和调整土地关系的努力制止无政府地夺取地主土地的企图的反抗。
它能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李沃夫先生让步吗？它是否应该以用武器平息乌克兰人代替对他们让步，或是以和农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来代替立即迎合他们的意志，哪怕是部分也好？
这样，《工人报》就公开承认，“社会主义者部长们”不能哪怕是部分（！！）地迎合农民的意志，因为“资本家部长们”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但须知我们对工人群众说的正是这一点，正是因此，从《新时代报》到《工人报》的全部“秩序”的报纸都指责我们蛊惑人心。
在全俄代表大会上，策列铁里承担了对整个政府的责任。官方报告人让代表们相信，“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建议的措施没有一个被资产阶级多数否决的。佩舍霍诺夫通报说，“资产阶级的反抗被粉碎了”。斯柯别列夫对代表大会保证，柯诺瓦洛夫的辞职是“个人”原因促成的，绝不意味着有组织的资本对民主的经济政策的反抗。所有这些都不是事实。他们把代表们和全体人民一起引入歧途。当我们企图揭示事情的本来面目时，说了《工人报》或《人民事业报》今天不得不说的那些话，人们指责我们蛊惑人心，破坏革命政府的权威。
如果把蛊惑人心理解为向群众提供不真实的消息，蓄意对他们隐瞒最重要的事实，旨在以这样人为的方式在群众中制造有利于一定政党和集团的政治计划的情绪的话，那么苏维埃多数的领导集团核心的政策就是蛊惑人心。
如果和拉萨尔[2]一样认为，革命政策从说出“真相”开始的话，那么我们的政策就是革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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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勒群众不止一次地叩响苏维埃的大门，要求更加果断的内外政策。他们遇到的是根本不予理采和敌意。人们回答他们说，他们在为反革命服务。然而，群众不能不知道，所有反革命的机构都在对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工人和喀琅施塔得水兵进行的最残酷的迫害。《新时代报》、《俄国意志报》、《彼得格勒传单报》、《小报》[3]抓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每一个词，刊登作为列宁分子的粉碎者的策列铁里的肖像，在系统地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部长们权威的掩护下，在一个个栏目之间编织令人厌恶的诽谤革命国际主义者蜘蛛网。
很可能，最极端的黑色百人团的冒险家混入布尔什维克组织，以便“利用”它的发动，就像沙皇的暴徒在过去的岁月不止一次地企图把我们的示威游行变成黑色百人团的暴行一样。但仅凭这点还不能在布尔什维克和反动之间造成任何思想联系。相反：反革命雇佣者的任务之一就是败坏作为复辟道路上最严重的障碍的极左翼的声誉。但这些冒险的未遂企图在地下得到非正式的、因而更有效的整个反动派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联盟的补充。《工人报》或《人民事业报》上的每一篇反布尔什维克的文章都立即被黑色和黄色报纸所转载，早在阿列克辛斯和其他讹诈者的“揭露”之前，《小报》就在它的每一期上都要求逮捕列宁同志，对此不能闭目不看。由于正是布尔什维克正式代表坚持不懈地对民主派中心指出不断增长的反革命危险，不倦地要求激进地清除所有黑色百人团的巢穴，因此把他们与“黑暗势力”混为一谈的企图更加令人愤怒。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正是在这种精神下在悲剧性的7月3日通过了决议。
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和随之暴露出来的“联合”内阁的内在本质对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表明，他们对上面发生的一切的理解是正确的。没有预先采取任何措施反对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因为政府中的宣布同盟歇业的业主不允许这么做。在土地问题上什么也没有做，因为李沃夫不允许。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上没有成功地采取任何重大的措施，因为革命的俄国的全部外交政策仍停留在旧的帝国主义轨道上。所有这些在7月2日得到证实。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联合政府在群众眼睛中就是一个黑洞。多少无价的时间被放过了，被浪费在冠冕堂皇的喋喋不休上，在对群众隐瞒真相上……和对布尔什维克的中伤上。
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群众正是因为他们站在全体人民群众的最前列，最接近事件，他们不能不感到介入解决危机的强烈愿望。群众不信任官方民主派领袖所做的一切，从既成事实中得出的必然结论是采取英勇措施。“与我们联合，别与资本家联合！”这是革命群众想对在塔夫利达宫开会的负责的革命中心喊的口号。
没有一个负责的组织呼吁群众在7月3日上街，更不用说手持武器了。这在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得到报告人沃伊廷斯基正式确认。相反：布尔什维克像其他政党一样，呼吁士兵和工人别上街。然而群众却上街头了，而且还手持武器。
反革命挑拨和德国间谍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现在很难对此说出什么明确的意见。“秩序”的报纸围绕7月3-4日事件掀起铺天盖地的谎言，透过它既看不到事实，也看不到人。只能等待真正的侦察的结果，当然不是模棱两可的司法祭司与阿列克辛斯基协同搞的那种侦察。但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样的侦察结果将把黑色百人团的工作和德国、英国或真正的俄国的黄金，也许最后是前两个和第三个国家的黄金加在一起的作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事件的政治意义是任何法庭侦察所改变不了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群众没有也不可能被收买。他们既不为威廉服务，也不为布坎南服务，也不为米留可夫服务。雇用的骗子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能够或多或少地成功破坏他们的运动；但运动本身是战争、不断迫近的饥饿、甚嚣尘上的反动、政府没有首脑、冒险主义的进攻、工人士兵政治上的不信任和革命忧虑所酝酿的……
资产阶级政府的报刊“武装起义被忠于革命的军队”所镇压。在这个已经成为官方公式的对7月3-4日事件的鉴定中没有一个字是真实的。示威游行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示威游行者在苏维埃驻地前庄严行进。起义反对谁？伪造者不得不违心地说是企图“夺取”政权。谁？这种企图表现在哪里？
把示威者谋害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未遂作为罪证。有人断言，似乎有一批人想逮捕克伦斯基，但只是他们到车站晚了点。部分机枪手强烈要求策列铁里从宫殿里走出来，回答对他提出的问题。最后，这伙可疑的匪徒占据了塔夫利达宫的入口处，背着群众真的企图扣留切尔诺夫。但只要公然让示威者了解这个企图，这半流氓似的一小撮的图谋就烟消云散了，切尔诺夫就有机会自由地回到宫殿中。这就是全部事实。数万示威者与此毫无关系，而示威的工厂和团队的领导者无疑是从报纸上首次得知“未遂”逮捕的。
虽然有全部报纸的虚构、伪证和反侦察的幻想，3-4日占据了彼得格勒街道的数万武装士兵和工人没有做任何占领政权机构和政治机构的尝试，这个事实是无可争议的。这点充分表明，那里连对“起义”的政治暗示都没有。激动的群众走上大街进行示威和抗议。如果他们带了武器，那是因为担心受到反革命的武装袭击。前几个月的令人厌恶的中伤使工人和士兵对涅瓦大街和聚集在那里的那些武装分子极度怀疑。示威者的唯一想法就是用武器威慑反革命地下分子，以此为自己扫清前进道路。
尽管如此，还是射击了，流血了，牺牲者倒下了。哪支枪先射击的，这点任何时候都搞不清。但是，射击是德国马克、英国先令或真正的俄国卢布预谋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深信不会受到惩罚的无耻的地下奸细在7月3-5日事件中扮演了致命的角色。无情地查清这个角色，是调查的任务。但在这里仍是这样，即使调查真的希望深入下去，也只能稍稍改变事件的政治面貌。
7月4日，布尔什维克党与加入它的国际主义组织试图掌握自发展开的运动，把它纳入和平行动的轨道，让它在政治上定形。我们不认为需要在任何人面前为自己辩解，哪怕是在《新生活报》的柏拉图式的批评者[4]面前为自己辩解，后者说我们没有走到一边观望，让波洛夫采夫[5]与示威者“交谈”。无论如何，我们的干预从哪方面都不能增加牺牲者的人数，也没有把混乱的武装示威变成政治起义。这点在事件的整个画面中和它们的内在逻辑中十分醒目。以遵循起码的政治善意的名义，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袖应该首先挺身而出反驳市侩-警察的谎言，如果他们没有把革命嗅觉的最后残余与社会主义原则一起丢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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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傻瓜才能真诚地认为，似乎是7月3-5日事件“破坏了”革命。如果严厉的7月震荡真的破坏了什么的话，那只能是政治真相的虚假的掩饰而已。
暴露出了“革命民主派”的领袖们与工人阶级先锋队之间的惊人的深渊。就在自由派资产阶级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公然破裂这个时刻，暴露出后二者的领袖们追随自由派资产阶级，彻底让工人群众的最革命的一翼反对自己。在给不幸的联合政府的经验得出结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中，苏维埃领袖们首先看到的是反对“革命民主派”的意志。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和其他人不去掌握实际上沿着整个革命发展路线前进的运动，在政治上依靠它，而是得出警察的结论：解除破坏秩序者的武装。这样一来，为惩罚有缺陷的行为而解除了工人和士兵的武装，在危险关头，他们将最英勇地为革命事业而战斗，对此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
但这还不够。苏维埃领袖们希望以解除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武装来讨好自由派资产阶级，以最鲜明的例子对它表明自己的坚定性和国家观念。但是，得到的是完全相反的结果。自由派资产阶级还在退却，因为它担心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会与它决裂并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无结果的妥协的楔子越深地打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中心与左翼之间，资产阶级将变得更加不肯让步。一旦克伦斯基-策列铁里-齐赫泽解除革命的彼得格勒的武装，暴露出自己的左翼时，它的不肯让步将变成无耻的挑衅。
除所有这些之外，还加上了前线的失败。还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时，即在6月初，布尔什维克和国际主义者联盟党团在自己的声明中警告说，在物质和思想上都没有做好准备的策划中的进攻对军队将是致命的，将彻底破坏它的内在联系。进攻的鼓吹者声称这个警告是对军队的“诽谤”。但再次暴露了官方的护国主义难得伴随着洞察力。现在我们当时的预言以最骇人听闻的形式兑现了。那些什么也没有预见到的人、更糟糕的是那些执行盟国要求、闭眼不看现实，对革命的质询充耳不闻的人，现在企图可耻地把前线发生的溃败的责任推到布尔什维克身上。[6]但是，这个手腕不能改变情况。冒险的进攻导致撤退的灾难，后者又有吞噬军队和革命的危险。即便彼得格勒没有经历7月3-5日的悲剧，前线的事件仍会打破幻想和故作姿态的政策，过去它的代表就是策列铁里和克伦斯基。
无作为的暂时平衡被无情地打破了。面对反革命和军队的瓦解需要非常措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组成的内阁为“拯救革命的政府”。半官方刊物解释说，事情关系到革命专政。谁的专政？对谁的专政？以什么名义？下层对有产阶级的专政？或是资产阶级对军队、工人和农民的专政？
在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后，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继续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之中寻找合作伙伴。由于立宪民主党人的拒绝，他们以与任何资产者妥协作为“补偿”。这种新的组合的漫画性质使人不得不认为，它的使命主要是为了安慰盟国政府和交易所。但很清楚，在这些条件下，任何革命专政都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是敌对的或半敌对的；资产阶级是敌对的，满怀希望地退出政权。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形势对“超阶级的”波拿巴专政有利。但为了后者的成功，需要有安分守己的保守的农民以及反映了这样的农民的“守纪律”的军队。在我们这里，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正是在授予他们所有“全权”之后感到自己悬在空中。
革命专政没有能够坚持“到底”的唯一主要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是不可思议的，更不用说是反对它了。没有在土地上得到满足的农民和胜利的军队，波拿巴专政是不可能的。剩下第三种专政形式——凌驾于无产阶级、军队和农村底层之上的维持“秩序”的党的专政。
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的努力正是朝着这个方向。摧毁了布尔什维克的中心，解除了工人和“不可靠的”士兵的武装，在军队中恢复了死刑，苏维埃领袖们立即开始与立宪民主党和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谈判。“拯救革命”的政府开始建议与组织起来的反革命合作。国家杜马、交易所委员会、工厂主协会等参预的莫斯科的社会政治代表大会[7]应该揭开新的一章：在第一阶段推出的小资产阶级领袖与无产阶级彻底决裂，他们对帝国主义资本的彻底投降，为资本的秩序彻底消灭革命。
但在这条道路上出现了困难。资产阶级苛求比小资产阶级领袖们让步的准备增长得更快。马上出现了绊脚石：土地问题。
农业部长切尔诺夫绝对没有企图按照社会革命党的纲领行事，该纲领许诺，党将不仅在立宪会议上捍卫自己的要求，还将在革命时期直接实现它们。完全屈从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压力，切尔诺夫出面反对“单独”（？！）解决，坚持把所有最重要的问题留给立宪会议。然而，他在进入内阁时，仍然许诺贯彻禁止在3月1日后进行土地交易的法令，这项法令似乎能不让土地所有者和投机商通过真假交易最终搞乱土地关系，给立宪会议造成绝境。但是，切尔诺夫原来无力通过苏维埃号召农民支持的联合政府贯彻这项法令。为了使这项法令哪怕是以歪曲的形式出现，就需要联合的破裂，3-5日悲惨的震荡，李沃夫的辞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甚至连社会革命党人的最右翼的《人民意志报》都认为法令过时了。报纸是这样说的：
看到所有这些，居民不能再平静，在许多情况下着手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在收获时将对这些后果得出结论。完全有理由认为，当前的农业年将会出现巨大的减产。
然而，如果临时政府在建立伊始就表现出充分的果断和坚定的话，就不会有土地和农业的破坏，至少不会达到如此之大的规模。
如果它不仅仅局限于关于土地问题将由立宪会议解决的郑重声明，而是立即采取保障这个声明的一系列措施的话！我们知道没有这样做。只是在过了四个半月之后，在两次政府成员重组之后，在土地破坏几乎波及全俄国之后，当一切实际上已经结束后，才能够公布了那份决议，我们的党和无数农民不止一次地指出了它的必要性。显然，其原因就是覆水难收，它不可能有重大的意义。（《人民意志报》）7月16日)
我们觉得，这几行文字给在上面制造真正的土地无政府状态的联合政府的行动做出明确的总结，但就其结论来说，过于消极。土地委员会把对土地真正的权力掌握到自己的手中，它们能够破解许多骗局，消灭过渡时期的许多土地交易。需要的只是在中央有真正的革命政权。正是为了避免这点，资产阶级想把土地改革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甚至要求解除最温和的、最能忍耐的切尔诺夫的职务。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随时准备把军队的控制权和俄国国际命运的领导权以及在国内建立“秩序”交给资产阶级，但在消灭农民对土地的希望上他们犹豫不决，能有多久？现在整个政治局势的关键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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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革命在危机中”。它确实处于危险中：不是因为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对革命命运感到绝望，手持武器走上街头；不是因为某些犯罪匪徒在大街上引发无意义的枪击，而是因为农民的官方领袖结束了摇摆和动摇期，走上了反革命秩序的道路。当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以警察的方式粉碎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委员会，与米留可夫的反革命政党进行谈判，那时革命确实处于危险之中。它的危险首先来自为拯救它而建立狂暴软弱的专政的那些人。
在经济崩溃和军队瓦解已经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把国家引向发展的康庄大道，确实只有专政才行，但是革命专政，它能够推行刻不容缓的行政、经济和土地根本改革，把自己的利剑向右砍去，反对资产阶级上层、贵族和君主体制的军官的反革命阴谋。只有与农村劳动群众和军队中有觉悟的部分结盟的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才能建立这样的专政。
政治任务是；利用最近的经验，把农民群众和工人中的落后部分从“坏牧师”的监护下解放出来，后者现在正在把革命出卖给它的最凶恶的敌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务是把自己的队伍更紧密地聚集在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旗帜下，穿过重重诽谤——反动妄图借助它来孤立无产阶级的政党，为自己打开通向城市、前线和农村最广泛群众的意识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任何障碍和迫害都不能阻挡我们。我们应该利用出自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内在需要的鼓动、团结和斗争的所有方法。我们将采取所有措施来捍卫工人\士兵和农民组织、政治刊物和工会的机关刊物免遭反动派的破坏和袭击。我们将巩固、发展和扩大这个机关。
今天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在这场为发展革命、建立劳动群众专政而进行的斗争中占据什么位置，这首先取决于它们自己。由于它们中的多数将协助或怂恿反革命讨伐无产阶级政党的诽谤屠杀，它们将很快就被政治发展所清除。由于我们仍在这些苏维埃中，我们当然将全力以赴地为它们的内部更新和彻底改变它们的全部政策而斗争。我们将力求让反映革命的昨天的苏维埃能够上升到明天的任务的高度。但关于苏维埃的角色和命运的问题无论多么重要，对我们来说，它完全服从于城市、军队和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为政权和革命专政而进行的斗争的问题。
在整个这项工作中，我们将依靠欧洲革命的发展。在我们为与农民进行革命合作的斗争中，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的直接的、最亲密的盟友是欧洲工人阶级。我们不会做任何一件有破坏或削弱日益增长的所有国家革命工人联系的危险的事。正是以这样的策略，我们将最好地、最可靠地为俄国革命服务，也就是说，为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服务。
“俄国革命在危险中！”只有它的内在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刻不容缓地完成它的任务，把它从俄国的变成国际的，才能拯救它。
《前进报》第7期1917年8月7日（7月25日）
[1] 《统一报》系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和布尔什维克调和派于1914年5-6月出版的报纸；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护国派于1917年3-11月间出版的合法报纸。——译注
[2] 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1875年）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在他逝世后，他的追随者协助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译注
[3] 《小报》于1917年5月创刊。它的出版者是著名的黑色百人团分子苏沃林兄弟，他们进行反革命宣传，其旗帜与1923年秋德国纳粹展开法西斯宣传鼓动的旗帜差不多。例如，苏汉诺夫这样描写它的：
在“人民性”、极端民主主义、“独立的社会主义”（与德国法西斯分子如出一辙。——编注）的外表下，《小报》所持的是直接坚定的反革命政变、军人寡头专政的方针。“普通百姓”争先阅读这份报纸，其发行量达数十万份。奇怪的是，它开始时隐蔽地、后来则直截了当地推举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为独裁者的候选人。苏沃林兄弟和他们身后的企业家集团知到要干什么：他们鄙视克伦斯基，认为他是个微不足道、吵闹的小孩，他们越过他武装高尔察克。
[4] 柏拉图式的批评者是指那些离开运动，为安慰自己良心进行“不产生任何影响”的批评的人。这样的批评者与无产阶级阶级生活的实际进程没有联系，很容易沉醉于这种想法：什么样的灾难他们都能用双手排除。但往往被他们批评的人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一切，而且还要多一些。
[5] 波洛夫采夫将军（Петр Алексадрович Половцев，1874-？）沙俄将军，1917年夏任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司令。七月事件期间曾枪杀彼得格勒参加示威的群众，并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译注
[6] 沙皇将军让犹太人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的作法与这种思维方式如出一辙。只要在某个李伯尔的话中把“布尔什维克”换成“犹太佬”，就成了典型的军事-屠杀的语汇。这并非偶然。李伯尔们和沙皇将军们的动机是一样的——分散群众对自己政策破产的注意力，让他们把愤怒和绝望发泄到第三者的身上。这是怯懦、软弱和无耻的政策。
[7] 这里指的是8月1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国事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工会、合作社和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各100人，余下的1000个名额给资产阶级、地主、哥萨克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为克伦斯基政府打下资产阶级基础。资产阶级报刊千方百计地宣传这次会议。我党断然否定它。莫斯科党组织号召莫斯科工人罢工，以示抗议。隆重的日子因阶级仇恨的事实而蒙上阴影。苏汉诺夫有趣地描写了罢工的性质：
莫斯科的有轨电车停驶。而且大街上连马车夫几乎都没有了。在莫斯科举行了罢工。它虽然不是总体性的，但也很有感染力，足以展示群众的意志。许多工厂都罢工了。除了满足居民日常需要的工厂外，市里的所有企业都罢工了。旅店、餐厅、甚至还有半数的马车夫都加入了罢工。整个这支劳动大军都追随布尔什维克反对自己的（孟什维克的）苏维埃。黄昏时，示威让人的感受更加深切：莫斯科淹没在黑暗中，因为煤气厂像其他企业一样也罢工了。（《革命札记》第5卷第155-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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