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相关链接：三种俄国革命观（1939年）
关于俄国革命的三种观念
托洛茨基
1939年8月
史丹 译
1905年革命不仅成为“为1917年而作的总彩排”，并且也成为一个实验室，让俄国政治思想的各种基本的组分浮现，也让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各种倾向和型态成形，或具备了基本的轮廓。而在芸芸争议和分歧中间，有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属性及革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这两个问题，自自然然的占据着中心位置。就在这场有关观念和预测的战争里，又或是这场战争本身，它和斯大林的传记并无直接的关系——斯大林其人在其间并没有个别独立的发生一部分的作用。他就这个问题所写的寥寥几篇的宣传文章，在理论方面没有丝毫的兴味。有好一大批能写一手文章的布尔什维克，为同一个见解写过好一批推广文章，并且写得更为有力。按事情的本质而论，对布尔什维主义带批判性的论述，理应在列宁的传记中记载才是。
然而，理论自有其本身的命运。从第一次革命至1923年当革命理论得以推广和实现的时期，斯大林在其中既无独立的位置，则到了1924年及往后，局面却是大为改观。从那个时候开始，开启了过去官僚反动及对过去作出相反的评价的时代。革命的影片倒转来放映了。旧有的学说被经常重新评价，或被作出新的诠释。“不断革命论”的观念被作为“托洛茨基主义”各种重大而无知过失的源头，成为了关注的焦点，这在骤眼看来是颇令人感到意外的。继此之后的若干年里，对于“不断革命论”的批判便构成了斯大林和他的合作者的理论性——sit venio verbo [假如能用上这个词的话] 著作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在理论的平面上，斯大林主义的全部，就是从批评不断革命论在1905年制订的公式中生长出来的。事既至此，那么便不能不把与这个孟什维克派和布尔什维克派的理论有所区别的理论收在这本书里陈列，哪怕是用附录的形式也好。
俄国发展的特性首先是由它的落后性显示出来。可是这历史的落后性并非显现为仅仅是对先进国家的发展迟缓了一或两个世纪的简单的复制，而却是造成了一个全然崭新的“配合的”社会构成。在这个崭新的“配合的”社会构成里，资本主义技术和资本主义结构最晚近的战利品置身于封建和前封建的野蛮主义的关系内扎根，把它们改造，令它们臣服，并蒂造一个使各个阶级互为交错的特有关系。同样的事情也应用到思想的领域。俄国正是由于其历史迟缓性，结果是成为了唯一的欧洲国家，马克思主义之学说及社会民主党能够走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得到强劲的发展。有关民主斗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互为关系的问题，正是在俄国被给予了至为巨细无遗的理论分析，是理所当然不过的。
唯心的民主人士，主要的是那些民粹派，迷信地拒绝承认来临中的革命是个资产阶级革命。他们用一个中立的政治公式加上“民主的”探寻标签来掩饰其社会内容——不仅用来蒙蔽他人，而且也藉以蒙蔽自己。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普列汉诺夫在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中，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已经确定，俄国绝无理由期望享有一条特权的发展道路，她将会一如其它“世俗”国家，务须经过资本主义炼狱的洗礼，而且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她才会得到无产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而进一步作斗争中必不可少的政治自由。普列汉诺夫不仅把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从社会主义革命分离出来——他把后者推延至遥远的未来——他并且为每一场革命描绘出迥然不同的力量组合。无产阶级得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组成同盟以达到政治自由；在经过几十年资本主义发展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水平上，无产阶级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直接进行斗争。
列宁就此在1904年写道：
“俄国的知识分子往往认为，承认我们的革命是个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使这个革命失去光彩，令它降级，令它贬值…….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在资产阶级社会内为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只不过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一个必要阶段而已。”
“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他在1905年写道：“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这表示了什么？这表示到那些对俄国成为必不可少的……那些民主演变的本身和关于这些民主的演变，并非意味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统治受到逐渐的侵害，而却是相反，那些民主演变是首次而且真正地为一个广阔和迅速的，欧洲式的而不是亚细亚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清理土壤。他们将首次令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
“我们不能跨越俄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架构，”他坚持，“但我们能够把这个架构极大地扩充”。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为无产阶级的未来的斗争缔造大为有利的条件。列宁是在这些限度之内追随普列汉诺夫。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两个派别的出发点。
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巴（斯大林）在他的宣传里没有超出构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共同财产的那些普及公式，是相当理所当然的，。
“立宪会议”，他在1905年1月写道，“是在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全民投票下选出——我们现在必须为它而战斗！唯有立宪会议才会给予我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是我们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所紧迫需要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为了争取社会主义这个目标而进行的漫长的阶级斗争所在的场所——是这么的一个前景。
在1907年，也就是说，在经过了彼得堡和国外报章的无数讨论之后，及经过了第一次革命对理论性的推断作出严峻的测试和经验之后，斯大林写道：
“就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必须毁坏封建的秩序而非资本主义的秩序，革命只能是给民主共和国冠冕这点——看来全都为我们的党所同意。”
斯大林并非是说关于革命是由什么来开始，而却是在说它以什么来结束；他并且先行作出限制，相当确定它“只能是民主共和国”。我们在他的著述里寻找与民主颠覆相关联起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即使是那么一点点的提示，也将是徒劳枉然。他一直保持着这个立场，以至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伊始列宁抵达彼得堡其时，他仍然是这个立场。
对普列汉诺夫，阿克塞尔罗德和孟什维克主义的领袖们总体来说，革命在社会学上的特征是资产阶级这点，之所以在政治上富有价值的，首先是由于它在事先就禁止了社会主义的幽灵向资产阶级寻衅，以至于把资产阶级“驱往”反动阵营去。“俄国的社会关系只是对资产阶级革命才是成熟的，”孟什维克主义的头号战略家阿克塞尔罗德在统一大会[1906年4月]上说道，“在我国面临着普遍被剥夺政治权利，当前，就是使无产阶级和其它阶级之间为争夺政治权力而进行直接对拼也是不该的……无产阶级是为了争取资产阶级发展的条件而斗争。客观的历史条件下为我们的无产阶级所造就的命运，就是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与资产阶级进行无可逃避的合作。”俄国革命的内容，从而在事前便被限定在切合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利益和见解的那些演变之内。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基本分歧，正是在这一点上开始。布尔什维主义拒不同意俄国的资产阶级能够把它本身的革命带领到底。列宁较普列汉诺夫远为有力和贯彻的把农民问题推进为俄国的民主翻身的中心问题。“俄国革命的症结，”他重申，“是农民（土地）的问题。对革命的成功或失败结论，必须根据…….群众为争取土地而斗争的条件所作出的估量。”列宁同普列汉诺夫一样，把农民看作为小资产者的阶级，把农民的土地纲领看为是资产阶级进展的纲领。“国有化是资产阶级的措施，”列宁在统一代表大会上坚持说，“它将给予资本主义发展推动力，它将令阶级斗争尖锐化，助长土地的动员，引起资本流进农业，减低谷物的价格。”然而，尽管农民革命有着无可置疑的资产阶级性质，俄国的资产阶级对于剥夺地主阶级的庄园仍是满怀敌意，正是由于这个理由而在一个仿照普鲁士模式的宪法的基础上向君主制努力努力谋求妥协。列宁对应于普列汉诺夫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组成同盟的见解，提出了无产阶级与农民组成同盟的反建议。列宁宣称，这两个阶级的革命合作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专政”，以此作为激烈地清洁俄国的封建废物，创立一个自由农民的制度，以及为了沿着美国而非普鲁士的路线发展资本主义而清除道路的唯一手段。
他写道，革命胜利的加冕，“只能是专权，因为无产阶级和农民实时地和急迫地需要完成的演变，将会激起地主，大资本家和沙皇的奋力抵抗。没有专政，便无法粉碎这种抵抗，无法打退反革命的企图。但这当然不会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却是民主的专政。它不能够触及（在没有革命性发展的一连串的过渡阶段之下）资本主义的基础。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将能够实现有利于农民的土地财产的激烈的再分化，引入贯彻全盘的民主主义，进而至设立共和国；不仅把农村，甚至把工厂日常生活中的亚细亚式和封建的特点连根拔起，开启工人条件的重大改善，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最后，但并不是最次要的，把革命的火焰推广至全欧洲。”
列宁的观念，就它不是从宪政改革出发，而是把农民倾覆作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并且指出了完成这个任务的唯一现实的社会力量组合，就这两个方面来说，代表了异常巨大的前进一步。不过，列宁这观念的脆弱之处，是“工农民主专政”思想的内在矛盾。列宁公开地把这个“专政”称为资产阶级的其时，他本人就着重指出了这个“专政”的基本限制。对此，他想说的是，无产阶级为了与农民保持同盟，它在来临中的革命就要牺牲直接地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无产阶级要放弃自身的专政。由此而来的结果，问题的要点就是农民的专政，即使这个专政是有着工人的参与。
在某些场合里，列宁谈到的就到此为止。例如，在斯德哥尔摩[1906年4月]会议上，列宁驳斥普列汉诺夫挺身出来反对夺权的“空想”的时候说道：“目前正在讨论的是什么样的纲领？农民的纲领。在此纲领下假设是由谁来夺取政权？革命的农民。列宁是把无产阶级的政权和农民的混为一谈吗？”列宁引述他自己的见解来说不。他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权与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权截然区分开来。他凛然再问：“可是啊，没有经由革命的农民来夺取政权，怎么可能是一次成功的农民革命？”列宁在这个论战的公式里特别清晰地暴露了他的立场的脆弱性。
在这个以城市为其汇合点的幅员广大的国家上，农民四处分散，星罗棋布。农民利益的差异性就如它所处的各个区域的差异性一样大，令它本身也无法为自己的利益制定一套公式。各省之间的经济联系是由市场和铁路创建，但是市场和铁路两者皆由城市掌握。农民在寻求脱离村庄的限制，推广自身的利益之时，不可避免地陷入对城市的政治依赖。最后，农民以其社会关系来说也是混杂不纯的：富农自然地偏向往城市资产阶级方面寻求同盟，而农村的下层则被拉向城市工人的一面。农民在这些条件下，是完全没有能力把政权征服的。
在古代中国，革命诚然是把农民推上政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把农民起义的军事领袖推上政权。这每次都导致土地的重新划分，建立新的“农民”朝代，历史从而又从头开始；有土地新的集中化，新的贵族，新的高利贷制度，新的起义。革命每次保留着纯粹的农民属性，社会便无法摆脱这些绝望的恶性循环。这就是古代亚洲历史的基础，其中也包括了古代俄国历史。在欧洲，中世纪结束以来，每次胜利的农民起义皆不是把一个农民政府推上政权，而是把城市的左派政党推上政权。更为准确的说，一次农民起义胜利的程度，是和这次起义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巩固城镇人口的革命部分的地位完全相当的。在二十世纪的资产阶级俄国，根本就谈不上革命农民的夺权。
对待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态度，一如所说，是区别社会民主人士之间的革命家和机会主义者的试金石。俄国革命能走多远？这未来的临时革命政府是什么性质？它将面临什么任务？向它挑战的又将是什么秩序？只有以无产阶级政策的基本特征为依据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提出所有那些重要的问题，至于那个政策的性质反过来又会首先由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态度所决定。普列汉诺夫明明白白的，固执地闭上眼睛，对待19世纪的政治史所得的基本结论是：每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站出来，资产阶级便转而投向反革命的阵营。群众斗争愈是大无畏，自由主义的反动堕落便愈要迅速。迄今为止，仍未有人发明出一种手段，以能化解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发挥的效应。
“我们必须珍惜来自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支持，”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革命的年月间一再重复道，“不要被我们‘不得体’的行动令他们反感。”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用这种单调乏味的训诲来显示出，社会活生生的动力是他所不能企及的。‘不得体的行动’是能够使个别敏感的知识分子反感；阶级和党派则是由社会利益吸引或排斥。列宁回答普列汉诺夫说：“可以肯定的说，自由派和地主会原谅你成千上万次‘不得体的行动’，但却不会原谅你号召来一次夺取土地。”而且不仅是地主而已。资产阶级的上层是经由财产利益的联合，并且更狭义的是经由银行的制度而和土地主绑在一起。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知识阶层在物质上和道德上依赖于大型和中型的财产所有人——所以这些人都害怕独立的群众运动。同时，为了推翻沙皇制度，便有必要唤起成千上万的被压迫者，英勇而自我牺牲的投进一场义无反顾地进行到底的革命冲锋陷阵。唯有在打着他们自身利益的旗帜下，从而令他们以地主为首的各个剥削阶级怀着无可妥协的敌对精神，广大的群众才会奋而起义。因此，是革命本身的内在规律令资产阶级“反感”而远离革命的工人和农民；不论任何外交手段和‘得体’的手段，皆无法回避革命的规律。
列宁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评价，月复一月地得以证实。立宪党人不仅与孟什维克的良好愿望背道而驰，并无准备登上属于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首领位置，而且更相反的，越来越多地发现他们的历史使命是反对这场革命。
藉助于那个短命的国家杜马而得以占据政治前台的自由派，，在继粉碎了十二月起义之后，用尽一切努力，寻求向君主制自圆其说，并且为他们在1905年的秋天当“文化”最为神圣的道具倍受危险的威胁时，他们当时的力不从心的积极的反革命行动寻求开脱。与冬宫进行幕后谈判的自由派领袖米留可夫在报刊上相当正确地证明，立宪党人在1905年年底时甚至不能在群众眼前现身。他写道：“由于我们当时没有组织会议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妄想来表示抗议，现在为此在责备我们的那些人……干脆就不明白，又或是忘记了当时那些民主的公共集会的情绪是怎样的了。”自由派领袖们心知肚明，这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妄想”，就是把城市，士兵，农民和所有压迫者最低下的层份的同情吸引到苏维埃来，并因而引起“有教养的社会”的反感的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孟什维克的演变沿着与此平行的路线展开。他们由于在1905年10月之后与托洛茨基一度出现在一个联盟之内，为此而必须越来越频繁地向自由派自圆其说。孟什维克的才华洋溢的宣传家玛律托夫甚至做出这样的解释，他们有必要向群众的“革命妄想”作出让步。
在第比利斯，各种政治团体按照与彼得堡相同的原则形成。高加索的孟什维克领袖若尔达亚写道：“粉碎反动，成功征服和把宪法推行到底——这就有赖于有无产阶级的力量和资产阶级的力量这两方面有意识地联合起来，共同为一个单一的目标奋斗……，农民也将被拉到运动中去，给运动注以基本的属性，但只有那两个阶级才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农民运动则会让它更加有利可图。”若尔达亚惧怕对资产阶级施行不妥协的政策将使工人注定无能，列宁对此予以嘲笑。他写道，若尔达亚“论及无产阶级在一次民主颠覆中的可能孤立，他并且忘记了……农民！他知道无产阶级的所有可能的盟友，痴心倾慕于自由派——地主。而他却不知道农民。这尚且发生在高加索！”
列宁的反驳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但他在一个点上把问题简化了。若尔达亚并没有把农民“忘记”，而且可以从列宁的暗示里得知，若尔达亚是不可能在高加索地区把农民忘记的，因为农民当时正是在孟什维克的旗帜下骤然冒起的。只不过，若尔达亚并不那么把农民看为是政治盟友；他毋宁是把农民看作为可以而且应该被与无产阶级联成一线的资产阶级所动用的历史槌城棒。他不相信农民在革命中具有成为一支领导力量甚至是独立力量的能力，而在这一点上他并不错；但他也并不认为无产阶级有能力领导农民起义直至胜利——就是在这一点上，他犯了致命的错误。
孟什维克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结盟的见解，实际上意味着把工人和农民两者都从属到自由派之下。这个纲领的反动的空想主义，是由这个事实所决定的：即远为先进的阶级分解，已在事先令资产阶级的革命因素瓦解无力。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布尔什维主义是完全对的：追求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结盟，将不可避免地把社会民主主义提出以和工农的革命运动对立。孟什维克在1905年的时候仍然缺乏勇气，为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得出所有必要的结论。到1917年，他们把见解推向其逻辑性的结论，从而焦头烂额。
就对待自由派的态度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在第一次革命的年月中是站在列宁的一边。必须指出，在此期间，就关乎作为对立面的资产阶级这个课题上，大部分的孟什维克基层比较接近列宁而非普列汉诺夫。知识分子激进主义的文艺传统对自由派素来抱持轻蔑的态度。但在这个问题上，即对高加索的社会关系的分析方面的新论点，甚至是对旧有的论据作新的系统性的阐析，人们若要找出科巴（斯大林）的独立贡献，将会是徒劳无功。普列汉诺夫之对于高加索的孟什维克领袖若尔达亚，列宁之对于斯大林，相较而言，若尔达亚是比斯大林远为独立得多。“自由派的先生们徒然地设法，”科巴在1月9日之后写道：，“挽救沙皇摇摇欲坠的宝座。他们徒劳地向沙皇伸出的援助之手！……”
“兴起的平民大众已经为革命作好准备，绝不与沙皇调解……是的，先生们，你们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了。俄国革命不可避免，就像太阳必然升起那样不可避免！你能够制止初升的太阳吗？这就是问题的所在！”诸如此类。科巴无法比这升得更高。两年半后，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列宁的话，他写道：“俄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是反革命的。它无法作为策动力，而且更无法作为革命的领袖。它是革命的死敌；必须向它发动顽强的斗争。”可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斯大林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经历了彻底的蜕变，他就是一个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结成集团的党徒，并顺利成章地作为一个拥护与孟什维克统一在一个政党之内的拉拉队员来迎接二月革命。只有当列宁从国外归来，才截然断然的结束了斯大林的独立政策，他称之为冒牌的马克思主义。
民粹派只是视工人和农民为“劳苦者”和“受剥削者”，他们一律对社会主义感到兴趣。马克思主义者把农民视为小资产阶级，而只当农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停止作为农民，他才能够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民粹派以其特有的感伤主义，把这项社会学的界定理解成为对农民的道德毁谤。俄国的各种革命倾向沿着这条路线进行了历时两代的重要斗争。文理解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后来的纷争，就有必要再一次强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列宁从来不曾有过片刻把农民视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盟友。与此相反，列宁正是从农民的庞大优势推论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能性。这个见解贯穿了他所有的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农民问题的全部文章。
列宁在1905年9月写道：“只当农民运动是一个革命的民主运动，我们才支持农民运动。我们作了准备（就在当下，实时地），当它作为一个反无产阶级的反动运动出现时，与它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要点就在于这个双重任务。”列宁在西方无产阶级里，和部分地在俄国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分子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盟友，但他从来不曾如此看待农民。“我们不惜所有措施，从始到终，直至没收土地，”列宁以其特有的执拗重申，“全盘地支持农民反对地主，而在稍后（甚至不是稍后，而是与此同时）我们全盘地支持无产阶级反对农民。”
“农民将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胜出，”他在1906年3月写道，“并因此而将彻底耗尽它在为农民的革命精神。无产阶级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胜出，并因此才能实实在在的展开社会主义真正的革命精神。”“农民的运动，”他在同年五月再次申述，“是不同的阶级的一个运动。这个斗争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根基，而是扫荡所有封建的残余。”这种见解可以在列宁的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中，年复一年的繁浩文卷中找到。其中的语言和例子或有所不同，但基本思想是相同的。而且不可能是其它。要是列宁把农民视作社会主义的盟友，他不会有丝毫的理由，那他坚持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把“工农专政”限定在纯粹的民主任务之内，就会是毫无根据的了。在这些情况下，列宁在指责本文作者“低估”农民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完全不是我不承认农民具有社会主义倾向，但是相反，列宁的见解是认为，我并未充分承认农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独立性，它的创建本身的政权的能力，及因而具有妨碍无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专政的能力。
对于这个问题的价值的重新评估，是到了特尔米多反动的年月里才展开的，而这个开始又与列宁的病重和死亡大约同时发生。从那个时候开始，俄国工人和农民的结盟及这个同盟本身，便被宣布为反对复辟威胁的充分保证，以及在苏联国境内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可变易的盟誓。斯大林用一国社会主义论来取代世界革命论，他开始设定不同于“托洛茨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农民的评价，更有甚者，这个评价不仅涉及当前，并且涵盖整个过去。
人们诚然是可能提出这个问题的，即马克思主义就农民问题的经典见解，是否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呢。关于这个题目，将会超出这篇评论的范围。这里只表明一点就够了：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把农民看为一个绝对而固定不变的非社会主义的阶级。马克思本人就说过，农民不仅拥有迷信，况且也有说理的能力。农民本身的性情随着变化的条件而变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给予对农民影响和再教育农民开启了非常广大的可能性。历史迄今为止仍未竭尽这些可能性的限度。
然而，时至今天已经很清楚了，在苏联，国家的高压统治日益增加的作用，并没有驳斥而却是印证了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民粹派区别开来的对待农民的基本态度。不过，在新政权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新政权现时的局面如何，迄今仍然不容置疑的，就是截至十月革命为止，或更正确地说，直到1924年，在马克思主义阵营里，没有一人——更不会是列宁了——把农民视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因素。列宁反复重申，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俄国复辟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没有看错：斯大林官僚不是别的，而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阶段。
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两个基本派别的分歧点。不过就在第一次革命渐露端倪的时候，还有第三立场，与上述两个派别并行不悖。这第三个立场在那些年月里没有多少人认同，但有鉴于它在1917年的事件中得到印证，更由于在十月革命的七年后，这个观念在备受到颠倒混淆之后，在斯大林和整个苏联官僚政体中开始发挥了之前完全不曾预见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得不有必要在此作出全面的说明。
1905年初，托洛茨基的一本小册子在日内瓦发表。这本小册子分析了在1904年冬天展开的政治局势。作者得出的结论是，自由派独自进行的请愿运动和宴会，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而寄希望于自由派的激进知识阶层也与之一起走入死胡同；农民运动正在开创出有利的条件，但却没有将之把握的能力；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才有可能达至定案；而朝着这条道路走向的下一个阶段，将是总罢工。这本小册子因为写在彼得堡血腥星期日之前，所以题目是“一月九日之前”。继那天之后发生的澎湃有力的罢工浪潮，以及给罢工浪潮推波助澜的最初的武装冲突，是对这本小册子所作的战略论断毫不含糊的确证。
给我这本小册子写引言的是俄国侨民帕武斯，他在其时已经成功地成为著名的德国作家。帕武斯其人独具富创造性的个性，他能够受到他人见解的影响，也能够用他自己的思想丰富别人。以他作为思想家和作家的才华，他缺乏内心的均衡和缺乏对工作的热爱，以对劳工运动作出有价值的贡献。他对我个人的发展，特别是关于我们时代的社会革命的理解方面，发挥了不容置疑的影响。在我们第一次会晤之前几年，帕武斯满怀热情的捍卫在德国举行总罢工的想法。不过，德国当时正经历一次冗长的工业扩张期，社会民主党亦已经投霍亨索伦王朝政权的所好，一个外国人的革命宣传除了招来尖酸的冷待外，别无其它。在彼得堡流血事件后的翌日，帕武斯在热读我这本小册子的手稿之后，他被无产阶级在落后的俄国命定要发挥特殊作用这个见解所俘获。
我们在慕尼黑的那几天里，尽是娓娓不断的交谈，这些谈话让我们双方得到许多澄清，由此而令我们更加接近。帕武斯当时为这本小册子写的引言，坚实地载入了俄国革命的历史中去。他在寥寥数页里阐明了迟缓的俄国的种种社会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在此之前不错已经是为人所知，但是仍未有人作出必要的结论。
帕武斯写道：众所周知，西欧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主要是以小资产者为根据。这些小资产者是手工业工人，一般来说，是那些被卷进了工业革命但却又被资产阶级推到一旁去的那部分资产者……在俄国的前工业时期，城市发展较多地沿着中国而非欧洲的路线发展。城市都是行政中心，在性质上纯粹是功能性的，没有丝毫的政治重要性，而在经济关系方面，它们是周边地主和农民这类人作为交易的中心和集贸市场。这一类城市在受到资本主义按自己的模式建立大城市，也就是工厂城市和全球贸易中心而发展起来的进程所打断的时候，它们的发展仍然是十分的微不足道，……妨碍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也就是造成手工艺生产模式的薄弱发展的这同一个事物，对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则大为有利。无产阶级立刻在各个工厂集中起来……。
农民将会更大规模地给拖入到运动中去。但他们只能够令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加剧，并以这种方式把政府削弱；他们不能组成一个紧密无间的革命大军。因此，随着革命的发展，将有更为浩瀚的政治工作落到无产阶级的身上。与此并行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自觉性将会扩大，其政治能量会越来越大。
社会民主党将面临两难境地：要么是为临时政府承担起责任，要么是站在工人运动的一边。而不管社会民主党怎么自处，工人将把这个政府视为他们自己的政府……俄国的革命颠覆只能由工人来完成。俄国的革命临时政府将是工人民主的政府。如果社会民主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那么这个政府将是社会民主党政府。
社会民主党的临时政府将无法完成俄国的社会主义的颠覆，但清除专制制度和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个进程本身，将会为其政治工作提供丰富的土壤。
在1905年秋季如火如荼的革命事件期间，我再次和帕武斯聚首，这一次是在彼得堡。我们在两个派别之外保持着组织上的独立性，连手编辑一份群众性的工人报纸，Russkoye Slovo [“俄国的话”]，并且与孟什维克联合编辑一份大型的政治报纸Nachalo [“开始”]。不断革命论通常把“帕武斯和托洛茨基”的名字联结在一起，这只是部分正确而已。帕武斯的革命全盛时期属于上个世纪末，那时他率领着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队伍，这个所谓的“修正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作机会主义的歪曲。他尝试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推向一条政策更为坚定的道路上，这番努力的失败，损害了他的乐观。对于西方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景，帕武斯的反应也是日甚一日的保留。他当时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临时政府将无法完成俄国社会主义的颠覆。”因此，他的论断所指向的，并不是把民主革命演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不过是在俄国建立一个澳洲式的工人民主的政体而已，澳洲那时在一个农民制度的基础上，首次出现了一个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政体架构的劳工政府。
我对这个结论并不苟同。澳洲的民主政体是从一个新大陆的处女地上有机地生长出来的，它立即就具有保守的性格，并且把一个年轻而又富有相当特权的无产阶级收归其下。俄国的民主政体则相反，只有在经过一个大型的革命颠覆才会产生，而这当中的动力，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皆不会允许工人政府保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我们在1905年革命后不久之后发生的分歧，到了战争爆发的初期，当作为怀疑论者的帕武斯彻底消灭了革命家帕武斯，从而站到德国帝国主义者的一边之后，我和他便以彻底决裂而告终。帕武斯后来成为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的顾问和启迪者。
我从“一月九日之前”这本小册子开始，不止一次我回到不断革命论去，将之加以发展和说明。有鉴于这个理论在本文作者日后在理论方面的演变所具有的重要性，所以有必要用直接摘引我在1905年至1906年写的著作的方式在此向大家呈现。
一个现代城市，至少是具有经济-政治重要意义的城市，其人口的核心，是由工资尖锐分化成不同等级的工资工人构成。正是这个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基本上不为人知的阶级，注定在我们的革命里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个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先取得政权。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自动地颠覆依赖于一国的技术能力和资源的这个假设，乃源自极度简化的“经济”唯物论的偏见。这种见解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尽管美国的工业生产力比我们高出十倍，俄国无产阶级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它对世界政治未来要发生的影响，比美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重要性是无可比拟地高出更多。
据我们的见解，俄国革命将开创出各种条件，俾令权力将会（而随革命的胜利，更将是必定）在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客有机会全面培养出他们有治理能力的天才之前，落到无产阶级手中……俄国资产阶级正在把所有革命位置拱手交给无产阶级。同样地，它也将拱手交出对农民的革命领导权。当权的无产阶级在农民面前将会作为一个解放者阶级而出现……建基在农民之上的无产阶级将会施展其浑身解数以提高乡村的文化水平，培养农民的政治觉悟……但农民本身也许会淹没无产阶级，取代无产阶级的位置？这是不可能的。历史的所有经验对这种假设提出抗议。历史表明了农民完全没有能力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我们如何看待“工农民主专政”的观念，.这从我们已经说过的话里已是一清二楚了。问题的要点不在于我们在原则上是否接纳它，也不在于我们认为这种政治合作的形式是否“理想”或“不理想”。我们认为，“工农民主专政”是无法实现的，至少在直接和实时的意义上是如此。
有主张认为，作者在此陈述的观念“越过资产阶级革命”，这种主张在后来不断重复。昔日的事态已经展示了这种主张是多么的错误。我在那个时候写道：“为俄国的民主革新而进行的斗争，是完全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它是由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展开的力量来进行，矛头是直接和首先针对横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道路上的封建农奴制障碍。”然而，问题的所在，是什么力量和什么方法能够消除这些障碍？
我们可以借着主张我们这个革命的客观目标是资产阶级性的，从而为革命的所有问题设置一个界限，由此而来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对以下这个事实闭眼不看：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代理人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并且将会被革命的整个过程推向权力……你可以用这个思想麻痹自己，即俄国在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社会条件还未成熟——因此你可以罔顾以下事实，即无产阶级一旦掌权，将会被它所处的局势的整个逻辑所驱使，必然要引进一套由国家来运作的经济体……无产阶级的代表，将作为一个统治力量而不是无能的人质而当政，正是这个举动，将把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界线消灭，也就是说，把集体主义置于议事日程。无产阶级沿着这个方向在到达哪一点上才被制止，这将视乎力量的关系，但却完全不会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初衷所决定。
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不会是为时太早：无产阶级专政势所必然，必定要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框架面前被粉碎吗？它不可能在特定的世界-历史的基础上，通过把这个有局限的框架打碎而为自己开启胜利的前景吗？……可以确定的表明一点：如果没有来自欧洲无产阶级国家的直接支持，俄国的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权力，不能把它的暂时统治转化为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
不过，由此而绝不会引伸出悲观的论断：
“由俄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政治解放把这个领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把庞大的力量和资源转移到自己的手中，并使它成为全世界清算资本主义的先行者，历史已经为清除资本主义造就了所有必要的客观先决条件。”
就国际社会民主党能在多大程度上履行其革命任务这点，我在1906年写道：
“欧洲的社会主义党派——其中首推最强大的德国社会党——已经制定了他们各自的保守主义。随着一批多似一批的群众集结到社会主义，随着这些群众的组织和纪律的增长，这种保守主义也随之增加。由于这个缘故，社会民主党作为体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经验的一个组织，在某一时刻，可能会成为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之间所爆发的公开冲突的道路上的直接障碍。……”然而，我是以下述保证来为我的分析作总结：“东方革命将以革命的理想主义鼓舞着西方的无产阶级，引发它们用‘俄语’向敌人说话的意欲……”
且让我们作出总结。民粹主义尾随斯拉夫派之后，从幻想有一条绝对属于俄罗斯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出发，继续前行，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屑一顾。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集中于证明俄国和西方的历史道路的基本共性。由此而得出的纲领，把俄国的社会结构和她在革命的发展方面真实不虚的，全然没有神秘性的独特性之置诸不理。孟什维克对待革命的态度，在剥去插话性的外壳和个别偏离之余，还原如下：唯有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领导之下，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才是可以想象的，政权必须移交给资产阶级自由派。然后，民主的政权才会准许俄国的无产阶级赶上西方的老大哥，以无可比拟地巨大得多的空前成就，踏上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
列宁的见解可简要简述如下：迟来的俄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把自身的革命带领到底。通过“工农民主专政”作媒介，革命的彻底胜利将把国家的中世纪主义清除，赋予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以美国的步伐，强化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开辟广阔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俄国革命的胜利，将为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强大的推动力，而这又反过来不仅会保护俄国，令它免受复辟的威胁，同时也允许俄国的无产阶级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期里得以夺取政权。
不断革命的见解可以用以下几句话来归纳：除了通过以农民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形式之外，俄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地把民主任务置于议事日程，并且不仅这样，它不可避免地把社会主义的任务置于议事日程，而这同时将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强悍的推动力。惟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护卫俄国免于资产阶级复辟，确保俄国可能把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最后两个观念，它们之与自由派-孟什维克党人的见解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方面的同一性，以及它们在对待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关乎“专政”的社会性质和任务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极端的分歧，在上述扼要的公式中得到同样清晰的披露。当前的莫斯科理论家们，就有关于在1905年的时候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再用“时机未成熟”来加以反对，全然是空洞无物之词。从经验主义的意义来说，工农民主专政的纲领证明是同等地“时机未成熟”的。在第一次革命的年代，力量关系的对比是如此之不利，乃至就是对革命的胜利本身也是不可能的，更遑论无产阶级专政了。与此同时，所有的革命倾向抱着全面胜利的希望继续前进——没有这样的希望便不可能有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由此而派生出对革命的总体前瞻和总体策略的分歧。孟什维主义的前瞻是打从骨子里错误的：它给无产阶级指出迥然不同的道路。布尔什维主义的前瞻的并不完全：它正确地指出了斗争的大方向，但对其阶段却有不正确的刻画。布尔什维主义的前瞻的不完全性在1905年没有曝露出来，仅仅是因为革命本身在其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到了1917年初，列宁在反对党内老干部的斗争中，不得不把这个前瞻更改。
政治的测断不能装成像天文学的测断那样精确。只要政治测断对发展的总路线作出正确的指示，帮助人们在事态的实际进程中调择方向，便以足够；而事态进程的基本路线是必然会摆向右边或左边的。在这个意义上，要不承认不断革命的概念已经完全通过了历史的考验是不可能的。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月里，没有人否认这点；与此相反，这一事实在一些官方出版物中得到承认。但是，就在死寂和僵化的苏维埃社会的最高层里，开启了官僚对十月的反动，这场反动从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这一理论——这一理论比其它理论更彻底地反映了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而同时又清楚地暴露了这个革命的不完全性，它的限制和局部的属性。由此，而通过反弹的方式，产生了斯大林主义的基本教条，即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
（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