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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列夫·谢多夫之死
托洛茨基
(1938年2月18日)
伤痛还记忆犹新,以致我仍然难以当作死者来谈论列夫·谢多夫,而他不仅是我的儿子,而且还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必须当即对之作出反应:这就是他的死因问题。我应当从一开始就说明,我手头并没有任何足以认定列·谢多夫之死是出自国家政治保卫局之手的直接材料。在我妻子和我所收到的巴黎友人发来的电报中,没有丝毫超出各个通讯社报道的内容。但是,我愿意提供某些间接的情况,这些情况对于巴黎的司法侦查却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1)说儿子似乎患有慢性肠胃病的说法是不确实的。关于他有这类疾病的消息对于母亲和我都是完全出乎意外的。
(2)说他最近几周内似乎得了重病的说法是不确实的。我手头有我收到的他2月4日写的最后一封信。在这封充满乐观情绪的信中,一句话也没有谈到生病。相反,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列·谢多夫这些天来非常活跃(特别是由于杀害赖斯的凶手即将在瑞士受审),而且准备继续下去。
(3)看来列·谢多夫的死亡是在15日至16日的夜间发生的。这就是说,从发信到死去仅仅有11天时间。换句话说,生病完全是突然的事。
(4)对于法医技术鉴定的公正无私,不论其结论如何,自然没有根据加以怀疑。不过,尽管我不是专家,但我还是可以指出一个情况:如果有被毒死的可能,那么涉及的就不是普通的下毒者。国家政治保卫局拥有极其少有的科学和技术手段,以致使法医技术鉴定的任务变得无比困难。
(5)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接近我儿子的呢?在这一点上我也只能够用假设来回答。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几次发生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间谍与莫斯科决裂的事。所有立意决裂的人员自然会设法与儿子取得联系,而由于在他的活动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勇敢无畏,他会坦然地前去会见。此类决裂难道不会有什么圏套?我只能提出这样的设想。是否如此则有待查实。
(6)法共报刊一直对列夫·谢多夫极表关注,自然,是敌意的关注。然而,关于他的死讯却没有一家法共的报纸登过一行消息(参见巴黎的电讯)。在伊格纳季·赖斯在洛桑被暗杀以后也完全如此。这类“审慎的态度”特别令人感到意味深长,如果考虑到在莫斯科感到尖锐的问题上法国的共产国际报刊是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老间谍雅克·杜克洛等人接受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直接指示的话。我什么也没有认定。我只是说明事实和提出问题而已。
列·托洛茨基
1938年2月18日午夜1时
于考约阿康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3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