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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onism and Planning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against Labor Fakers
“劳动计划”
致比利时共产党员-国际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
列·托洛茨基
1934年1月9日
施用勤 译
亲爱的同志们：
毋须对你们说，我在最近几天内十分认真地研究了你们寄来的报纸、杂志、记录、信件等。由于材料的出色的选择，我有可能在相对短的期限内了解整体问题，和在你们的组织中产生的分歧的实质。你们的争论的严格的原则性未受个人激化的影响，使人对你们的组织的整体精神，和它的道德-政治水平产生最有利的概念。我只能表达热烈的愿望，让这个精神不仅在比利时支部中得到保持和巩固，还能成为在我们所有支部（无一例外）中的主导精神。
我想在下面就有争议的问题的实质表达的那些看法，既不觊觎全面，也不觊觎完整。我已远离行动舞台。这样重要的因素如群众情绪，是不能仅凭报纸和文件就对自己说清楚的：需要摸工人会议的脉搏，我是做不到的。但由于事关的是苏维埃的一般原则，旁观者的情况也许还有某些优势，因为有机会超越细节，集中到主要问题上。
现在转入事情的实质。
首先，我看不到能够迫使我们放弃“让比利时工人夺取政权！”的口号的理由，我认为这是中心点。当我们第一次提出这个口号时，我们当然对比利时社会党的性质有清楚的认识，它不想也不会斗争，它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习惯了在无产阶级的列车上扮演资产阶级制动器的角色，它害怕联合之外的政权，因为它为了不接受工人的要求的可能性，离不开资产阶级盟友。
所有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我们还知道，不仅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它的议会国家机器也进入了严重危机的阶段，它含有人民群众情绪迅速（相对的）交替的可能性，还有议会和政府组合的迅速交替。如果注意到，在第三国际比利时支部的微不足道和革命一翼极端软弱的情况下，比利时社会党和改良主义的辛迪加在无产阶级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就清楚了，整个政治局势应该对无产阶级暗示社会党政府的思想。
我们预先认为，建立这样的政府无疑是向前迈了一步。当然不在这个意义上，王德威尔得、德·曼[1]之流的政府能够在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事业上扮演进步角色，而是在那个意义上，社会党政府的经验在这些条件下对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有十分进步的意义。这样，社会党政府的口号指望的不是某种极端的变动，而是相对较长的政治时期。如果社会党在其当政之前就开始迅速削弱，把自己的影响让位于革命党，我们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放弃这个口号；哎，但是今天，这样的前景是纯理论上的。无论是整体政治形势，还是在无产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为放弃社会党政权的口号辩解！
无论如何都不是被华丽地称为“劳动计划”（更确切地应称为欺骗劳动者的计划）的德·曼的计划，能够让我们放弃这个时期的核心政治口号。“劳动计划”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或哪怕是半民主）保守主义的新的（或翻新的）工具。但全部实质是形势极端尖锐，威胁社会党本身存在的危险的极度迫近，迫使它违背自己的意志抓住双刃武器，从民主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冒险的。
资本主义的动态平衡已经永远失去了。议会制度的平衡也伤痕累累，正在坍塌。最后，改良主义的保守的平衡——这是同一个链条中的一环——也开始动摇，后者为了拯救资产阶级制度而被迫公然放弃它。这样的形势在自身中蕴涵着巨大的革命机会（与危险并存）。我们不应该放弃社会党政权的口号，而是相反，赋予这个口号尽可能大的战斗性质和尖锐性。
在我们之中无须说，为这个口号进行的鼓动中不应该有丝毫的虚假和做作、缓和矛盾、外交手腕、虚假的或程序化的信任。我们让左派社会党党员往事业中放奶油和蜜（以斯帕克[2]的精神）。而我们还像以往一样使用醋和辣椒。
在寄给我的材料中看到了这种看法，工人群众对待“劳动计划”十分冷漠，他们处在压抑阶段，在这些条件下“社会党政权”的口号只能让人产生幻想，然后导致失望。在这里没有可能为自己对比利时无产阶级各阶层、集团的情绪得出明确的概念，但我认为工人一定的精神上的疲倦和消极的可能性是完全可能的。但首先，这个情绪的本身不是最终的，毋宁说它具有的是期待性，而不是绝望的。当然，在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比利时无产阶级在几年内都不能进行斗争。痛苦、仇恨、咬牙切齿的情绪在他内心积聚了很多，它们寻求宣泄。为了免于死亡，社会党本身也需要一定的工人运动。为了让工人变得好说话，它需要资产者的説明。它当然对运动会超越它怕得要命。在共产国际微不足道、革命集团软弱的情况下，在新鲜的德国经验的影响下，社会党等待从右边来的直接危险，而不是从大左边。没有这些前提，“社会党政权”的口号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德·曼计划和与它相关的社会党的鼓动散布幻想，并会引起失望，我们中的任何人对此都不会怀疑的。但社会党、它在无产阶级中的影响和它的计划、它的仪式化的代表大会、它的宣传鼓动是客观事实：我们既不能排斥它们，也不能越过它们。我们的任务是双重的：第一，对进步工人解释“计划”的政治意义，即破译社会党在所有阶段上的手腕；第二，用事实对最广大的工人表明，当资产阶级企图阻碍计划实施时，我们与他们携手斗争，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我们分担斗争的全部困难，但不分享它的幻想。我们批评幻想，但不是巩固工人的消极，不给它虚假的理论辩解，而是相反，推动工人前进。在这些条件下，对“劳动计划”的不可避免的失望将意味的不是消极性的加深，而是相反，工人转上革命道路。
我想在近几天为“计划”本身专写一篇文章。由于此信的极度匆忙的性质，我在此只
限于寥寥数语。首先，我认为把这个计划与法西斯的经济政策拉近是错误的。贷款、重工业和能源工业的一定部门的国有化本身没有任何法西斯的东西。由于法西斯提出的（在得到政权之前！）国有化的口号是为了与“超资本主义”斗争的目的，它简单地剽窃了社会主义纲领的现成说法。在德·曼的计划中，我们看到——在社会党的资产阶级性质下的——被社会党用来冒充社会主义的因素国家资本主义的纲领，但它能违背社会党，变成真的社会主义的因素。
在经济纲领本身的范围内（“劳动计划”），我以为我们应该把三点提到首要位置：
a)关于赎买。抽象地议论，社会主义革命不排除所有和任何形式的对资本家的私有财产的赎买。马克思当初曾表达过这种意思，如果“能从这个匪帮那儿赎买”（从资本家那儿），是不错的。在世界大战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如果注意到民族和世界经济体今天的瓦解，以及人民群众的贫穷，赎买就是致命的操作，它应该在开始时为新制度造成完全承受不了的负担。我们能够也应该用手中的数字让每个工人都明白这点。
b)与没有赎买的剥夺一起，我们应该提出工人监督的口号。与德·曼（见《比利时的辛迪加运动》1933年第11期，第297页）不同，国有化和工人监督根本不是相互排斥的。甚至如果政府是极左的，充满了最好的意图，我们也将支持工人对生产和流通的监督：我们不想要官僚对国有化的工业的管理，我们要求工人本身通过工厂委员会、工会等直接参加监督和管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经济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框架中。
c)计划对土地财产本身未置一词。这里必须有针对农业工人和贫农的口号。但对这个复杂的问题我力求专门谈一下。
必须转入计划的政治方面。在此自然会提出两个问题：a)为实现计划的斗争方法（其中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以及b)对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态度。
在其刊登在辛迪加的机关刊物上的纲领性的讲话中，德·曼断然否定了革命斗争（总罢工和起义）。是啊，能从这些人那儿期待别的东西吗？不管主要旨在安慰左派傻瓜的那些个别的保留和纠正如何，党的官方立场仍是议会克汀病的立场。我们的批评的主要打击应该对准这条路线，不仅反对整个党，还要反对它的左翼（见下面）。在你们的讨论中，双方都尖锐和正确地强调了问题的这一方面——争取国有化斗争的方法，因此我毋须再多谈它。
我仅指出“小小”的一点。那些在灵魂上是君主主义者的人，能否认真地思考革命斗争呢？认为似乎王权在比利时是虚构，是严重的错误。首先，这个“虚构”是值钱的，它应该用经济考虑来排除。但事情的主要方面不在这里。在社会危机时代，幽灵往往会长出肉体，输入血液。在德国由为希特勒铺路的兴登堡在我们眼前扮演的角色，在比利时可能由国王依他的意大利同事的榜样和范例来扮演。比利时国王近期的一系列姿态明确地指出了这条道路。谁想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就应该从消灭君主制的斗争开始。不允许社会党在这个问题上藏在诡计和保留之后。
革命地提出战略和策略问题，但根本不意味着我们的批评不应该跟着社会党渗入它的议会避难所。新的选举要在1936年才举行：在此之前，资本主义反动和饥饿连手三次扭断工人阶级的脖子。必须十分尖锐地对社会党工人提出这个问题。为了加速新的选举，只有一个途径：通过转变为阻碍议会议事的强烈的反对派使今天的议会无法履行其职能。不仅应该因王德威尔得、德·曼之流不发展议会外的革命斗争，还应为他们的议会活动丝毫不为准备、接近、实现他们自己的“劳动计划”而鞭挞他们。在这个领域中的矛盾和虚假将最容易让一般社会党工人理解，但他还没有成长到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
关于对中间阶级的态度的问题，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改良主义者想争取小资产阶级而指责他们，说他们以此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是可笑的。我们也想争取小资产阶级。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正如莫里哀[3]所说的，虽是捆柴，但各有不同。[4]街头小贩和贫农是小资产者。但教授、获得勋章的中等官员、中级工程师也是小资产者，应该在他们之间进行选择。资本主义议会（不存在其它的议会）导致律师、官员、记者先生们作为饥饿的手艺人、街头小贩、小官吏和半无产阶级农民的潜在的代表。金融资本牵着小资产阶级律师、官员和记者出身的议员的鼻子，或干脆收买他们。
当王德威尔得、德·曼之流说把小资产阶级吸引到计划方面来，那他们指的不是它的群众，而是它的潜在的“代表”，即金融资本的腐化的代理人。当我们说争取小资产阶级时，我们指的是把人民受压迫的底层从它的潜在的政治代表那里解放出来。由于小资产阶级居民群众的绝望处境，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天主教党等）已经千疮百孔。法西斯明白了这点。它过去和现在都不寻求与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们”的联盟，而是把群众从他们的影响下争取过来，即以自己的方式，为反动的利益，完成当年布尔什维克为革命利益而完成的那个工作。现在在比利时的问题正是这样。小资产阶级政党或是大资本家政党的小资产阶级一翼注定要与议会制一起消失，后者曾为它们制造了必要的脚手架。整个问题在于，谁引领被压迫、受欺骗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追随自己：在革命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或是金融资本的法西斯代理人。
正如德·曼不想要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害怕可能会导致革命斗争的议会的大胆的反对派政策，他同样不想和害怕真正的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斗争。他明白，在它的深处隐藏着巨大的抗议、残酷无情、仇恨的储备，它们能够变成革命激情，可怕的“过火行为”，即革命。为避免这种结果，德曼寻找议会盟友，受到重创的民主党人、天主教徒、右翼的哥儿们，他需要他们作为抵御可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火行为”的支柱。我们应该善于在日常事实经验中向改良主义工人解释问题的这一方面。争取无产阶级与城乡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紧密的革命联盟，但反对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叛徒的政府内的联合！
某些同志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社会党提出“劳动计划”的本身应该会振奋中间阶级，在无产阶级消极的情况下，会方便法西斯的工作。当然，如果无产阶级不进行斗争的话，那法西斯就会胜利。但这个危险不是由于计划，而是由于社会党的巨大影响和革命党的软弱。德国社会民主党长期加入资产阶级政府为希特勒开辟了道路。纯消极地阻止布吕姆加入政府，同样为法西斯的增长创造了前提。最后，在没有相应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情况下，宣布对金融资本的进攻，必然会加速比利时法西斯的工作。因而，问题不在于计划，而是在社会党的叛变的职能和共产国际的致命的角色。但由于整体形势，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命运，把“国有化”政策强加给了比利时妹妹，所以除了旧的危险外，还展现了新的革命机会。看不到它们是最大的错误。应该善于用自己的武器来战胜敌人。
只有在不倦地对工人提出法西斯危险的条件下，才可能利用新的机会。为了实现任何一种计划，应该维护和巩固工人组织。因而应该首先保护它们免遭法西斯匪徒的攻击。寄希望于民主政府，哪怕是社会党领导的政府来拯救法西斯的危难，用法令来禁止它组织和武装等，是最大的愚蠢。任何警察的禁止都于事无补，如果工人自己不学会对付法西斯的话。组织无产阶级防御，建立工人民兵队伍是最紧迫和首要的任务。谁不支持这个口号，不实际贯彻它，谁就配不上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称号。
※ ※ ※
现在还要说说我们对社会党左派的态度。在此我最不想说任何盖棺论定的话，因为我迄今没有机会追踪这个集团的演变。但近几天我读了的东西（斯巴克的系列文章，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等），让我产生了不好的印象。
当斯巴克应该说明合法和非法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性质时，他把奥托·鲍威尔，即合法和非法的萎靡不振的理论家，当作权威来引用。“告诉我谁是你的老师，我就能对你说你是谁。”但我们把理论领域放在一边，转向紧迫的政治问题。
斯巴克把德·曼的计划当作战役的基础，毫无保留地赞成它。可以说：斯巴克不想给王德威尔得之流现在就把事情搞到分裂地步的机会，把软弱的、尚未组织起来的左翼驱逐出党；斯巴克为了更好地跳跃，他先退了几步。也许，斯巴克的意图是这样的，但评判一个政治家不是根据他的意图，而是行动。斯巴克在代表大会上的谨慎的行为，他十分坚决地保证为完成计划而斗争，他遵守纪律的声明本身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注意到左派反对派在党内的地位的话。但斯巴克还做了些其它的：他不仅在计划的抽象目的上，而且在具体的斗争方法上，表达了对王德威尔得的道义上的信任和政治上与德·曼的团结一致。
斯巴克说，我们不能要求党的领袖们公开地对我们说自己的行动计划，自己的力量等，这些话带有格外不能容忍的性质。为什么不能？出于保密？但如果王德威尔得和德·曼有所保密的话，那也不是与革命工人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和资产阶级政治家反对工人的秘密。是啊，谁也不要求在代表大会上公布地下工作的秘密！需要提供动员群众的总体计划和斗争前景。斯巴克以自己的声明帮助了王德威尔得和德·曼回避答复最重要的战略问题。在此完全有权说反对派领袖与多数派领袖反对革命工人的密谋。斯巴克被引上中派主义轻信的道路和“青年社会主义近卫军”这一事实，更是加重了他的罪过。
在布鲁塞尔联盟的代表大会上就宪法和革命斗争作出了“左”的决议。决议很弱，它具有司法性，而不是政治性，它是律师写的，而不是革命家写的（如果资产阶级破坏宪法，我们就……）。“左”的决议不是严肃地提出准备革命斗争的问题，而是对资产阶级提出文字威胁。但在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什么？在德·曼——我们知道，他认为革命斗争是有害的神话——的几个最空洞的声明后，布鲁塞尔联盟驯服地撤销了自己的决议。如此轻易地满足空洞和虚假的言词的人，是不能认为是严肃的革命者的。惩罚很快降临。第二天，《人民报》这样注释代表大会的决议，说党将严守宪法框架，即将在金融资本在国王、法官和警察的协助下给它指出的框架内“进行斗争”。左翼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行动报》真是因此而泪流满面：须知昨天，就是昨天，对布鲁塞尔决议还是“所有人”完全一致，为什么今天可笑的哭诉！“昨天”欺骗左翼，是为了让他们撤销决议。而“今天”饱经世故的官僚机灵人给倒霉的反对派一个教训。活该！这些事从来都是这么做的。但这仅仅是花，果实还在后面。
社会党反对派阐述极左的批评，只要这不让它承担任何责任，这已经不止一次了。但当负责的时刻（群众罢工运动、战争威胁、国家政变的危险等）到来时，反对派立即放下旗帜，为劣迹斑斑的党的领袖们提供新的信任贷款，以此证明，它本身与改良主义骨肉相连。现在，比利时社会党反对派经受第一次严肃的考验。只能说，它马上就摔了大跟头。我们应该认真和没有成见地追踪它今后的脚步，在批评中不夸大，别转向荒谬的“社会法西斯”的叽叽喳喳声，但别对这个集团的理论和战斗锻炼抱任何幻想。为了帮助左派反对派的最优秀成员前进，应该如实地说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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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这封信能在1月14日会议前到你们的手上，我写得很匆忙：它的不全面，也许还有阐述的不够系统，都是由此而来的。在结束时，我允许自己表达热烈的信心，即你们的讨论将以能够保证行动的充分一致的一致通过的决议而告终。整个形势预先决定了你们的组织在最近一个时期的巨大增长。如果社会党反对派的领袖们彻底投降的话，无产阶级革命一翼的领导将完全落到你们的肩上。如果相反，改良主义党的左翼前进，走向马克思主义，你们可以在它身上找到战斗的盟友和通向群众的桥梁。在明确和一致的政策的条件下，你们的成绩是完全有保证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比利时支部万岁！
格·古罗夫
1934年1月9日
译自网上下载的Письмо в редакцию «Peuple»，收入《托洛茨基文集》（1933-1934年）。
[1] 德·曼（Hendrik de Man，1885-1953）比利时工党右翼领袖，1933年终止萧条，旨在促进生产的《劳动计划》的作者，它赢得了比利时劳工运动的支持。——英译者注
[2] 斯帕克（Paul-Henri Spaak，1899-1972）比利时社会党领袖之一（1944年起），曾任外交大臣（1936-1937、1938、1939-1947、1949、1954-1957、1961-1966）和首相（1938-1039、1946、1947-1949）。1957-1961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年轻时曾是“左派”，曾是比利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左翼成员，曾与托洛茨基合作。——俄文网站编注
[3] 莫里哀（Jean Baptiste Moliere，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演员、戏剧活动家、舞台艺术的革新家。把民间演出传统和古典戏剧的成就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社会生活喜剧。作品嘲笑了贵族的等级偏见和资产者的局限性（如《可笑的才女》，1660；《女学者》，1672；《强迫的婚姻》，1664；《贵人迷》，1670；《心病者》，1673）。喜剧《答丢夫》（1664，一译《伪君子》）揭露了僧侣的伪善面目。《吝啬鬼》（1668）则揭示了金钱的腐蚀力量。1665年上演的《唐璜》因有无神论和自由思想而使他遭受迫害。莫里衣的遗产具有极大的价值：他所塑造的角色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对世界戏剧文学和舞台艺术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4] 此话出自莫里哀的剧本《美第奇》。——俄文网站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