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РУКИ ПРОЧЬ ОТ РОЗЫ ЛЮКСЕМБУРГ!
放开罗莎·卢森堡！
列夫·托洛茨基
1932年6月28日
刘昊文 德米特里 佐仓绫奈 译校
俄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314.html
译校者注：此文来自左翼反对派的公报。本文来自列宁著作的引文译文，均直接来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本文来自斯大林著作的引文译文，则直接来自诸夏怀斯社版《斯大林全集》。
斯大林的文章《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我过了很长时间才收到。收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法强迫自己去读它，因为这种文章就像锯末或者灰泥一样令人如鲠在喉。但是终究读完了以后，我最终得出结论，仅仅是就其中包含着对罗莎·卢森堡的公然而无耻的诽谤这一点，就绝不能无视这篇文章。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被斯大林归入了中派的阵营！他证明——当然不是证明，而是断言——布尔什维克主义从一开始就与考茨基的中派分道扬镳，而在那段时间里，卢森堡替考茨基从左边打掩护。我引用他自己的话：“……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大约从1903年、1904年起，当俄国形成了布尔什维克派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刚刚出现左派的时候，列宁就一方面对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对第二国际（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实行了决裂、分裂的路线。” 然而，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完全是因为“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国际内，首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还是一个……怕说‘决裂’和‘分裂’两个字眼的软弱无力的集团”。[1]
能提出这样的主张，必然意味着对自己党的历史以及，首先是对列宁的思想路线，一无所知。斯大林的出发点没有一句真话。在1903—1904年间，列宁的确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然而，他只将由伯恩斯坦在理论上领导的那一修正主义派别看作是机会主义。
当时，考茨基正与伯恩施坦作斗争。列宁把考茨基视为自己的老师，并且到处强调这一点。在那一时期以及随后若干年的列宁著作中，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丝针对倍倍尔—考茨基派别的原则性批评。反而是能找到一系列声明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非什么独立的派别，而只是倍倍尔—考茨基派别在俄国语境下的传译。这正是列宁于1905年中在他著名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所写道的：“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把‘倍倍尔和考茨基的革命主义’叫作机会主义的？……究竟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曾经暴露过我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间的意见分歧……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在一切重大的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完全一致，是绝对无可争辩的事实。”[2]列宁的话是如此清晰、准确和坚决，以至于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年半之后，也就是1906年12月7日，列宁在文章《孟什维克主义的危机》中写道：“我们从一开始[3]就声明：我们并不打算创立什么特别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我们随时随地只是坚持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在社会民主党内，一直到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机会主义的一翼和革命的一翼。” [4]
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机会主义派别而提到孟什维克主义时，列宁不是将孟什维克与考茨基主义相提并论，而是将其与修正主义相提并论。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则被他看作是考茨基主义的俄国形式。在他看来，考茨基主义在当时正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顺便说一句，我们刚才引用的这段话表明，列宁根本没有绝对支持与机会主义者分裂；他不仅承认，而且也认为，直到社会革命之前，社会民主党中修正主义者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两个星期后，也就是1906年12月20日，列宁热情地接受了考茨基对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问卷的回答：“考茨基完全证明了我们的主张，即捍卫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而反对机会主义，决不是制订什么‘独特的’布尔什维克方针。……”[5]
我们相信，在这一范围内，问题完全一清二楚。而根据斯大林的说法，列宁，甚至从1903年开始，就已经要求与德国的机会主义者们分道扬镳，不仅是右翼的（伯恩施坦），还有左翼的（考茨基）。然而在1906年12月，列宁仍还在自豪地向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指出，德国的考茨基派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派是一致的。这就是斯大林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史研究的第一部分，我们这位研究者的严密性与其知识水平可谓是不相上下！
在给1903年至1904年下结论后，斯大林立即跳到了1916年，提到列宁对尤尼乌斯（即罗莎·卢森堡）撰写的战争小册子的尖锐批评。的确，在这一时期，列宁已经通过其批评得出了一切必要的组织上的结论，宣布要与考茨基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毫无疑问，罗莎·卢森堡提出反对中间主义的斗争问题时，并没有达到应有的完善程度——在这一点上，列宁的立场是完全优越的。但是，在1916年10月列宁撰写关于尤尼乌斯小册子的文章和1903年布尔什维克主义成立之时，这中间有13年的间隔，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卢森堡都是考茨基和倍倍尔的中央委员会的反对派，在反对考茨基教条化的、迂腐的、败烂到骨子里的“激进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得日益尖锐。
直到1914年，列宁都没有参加这场斗争，也没有支持罗莎·卢森堡。他全神贯注于俄国事务，在国际事件中保持极度谨慎。在列宁眼中，倍倍尔和考茨基作为革命者的地位，要比在罗莎·卢森堡眼中高得多，而后者能更近距离地从行动中观察他们，且最直接地受到德国政治气氛的影响。
德国社会民主党1914年8月4日的妥协完全出乎列宁的意料。众所周知，列宁一度以为刊登社会民主党党团护国宣言的《前进报》是德国总参谋部的伪造品。直到完全相信了这个可怕的事实之后，他才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主体派别的评价，并且以列宁的方式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也就是说，很快就彻底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1914年10月27日，列宁给亚·施略普尼柯夫（А. Шляпников）写道：“我现在最憎恨最鄙视的就是考茨基，他总是采取卑鄙下贱的、恶劣不堪的和自鸣得意的伪善态度……罗·卢森堡很早以前写道，考茨基有‘理论家的阿谀奉迎的本领’，简言之。善于奴颜婢膝——在党的多数派面前，在机会主义面前奴颜婢膝。” [6]
就算是没有其他的文件——有几百份——单凭这几行字本身就可以明白无误地阐明这个问题的历史。列宁认为有必要在1914年底告诉他当时最亲近的一位同事，“现在”，此刻，今天，不同于过去了，他“憎恨和鄙视”考茨基。这个短句如此尖锐，从而明确无误地展示出，在多大程度上考茨基背叛了列宁的希望和期待。同样鲜明的是第二个短句，“罗莎·卢森堡是对的，她早就明白了，考茨基身上有‘理论家的阿谀奉迎的本领’”。列宁在这里急于承认这一“真相”，这是他之前没有看到，或者至少是没有完全赞成罗莎·卢森堡的。
这些就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列宁政治生平的重要标志。他的思想轨迹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仅仅意味着，列宁并非像那些苏兹达尔圣像画[7]一般，生来就是列宁，他是将自己塑造成为列宁的。列宁开阔自己的视野，向他人学习，每天都将自己提升到一个比昨天更高的层次。他的英雄精神正是体现在这种不断超越自我，在精神上成长的顽强决心当中。如果列宁在1903年已经理解并阐述了未来时代所需要的一切，那么他的余生就会只剩下重复了。然而事实决非如此。斯大林简直是在把列宁给斯大林化，把他塞进编了号的条条框框里。
在卢森堡反对考茨基的斗争中，尤其是在1910—1914年，战争、军国主义和和平主义问题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考茨基为改良纲领辩护：军备限制、国际法庭等等。罗莎·卢森堡对这一纲领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将其视作幻想。在这个问题上列宁表现过犹豫，但在这一时期，他与考茨基的关系比与罗莎·卢森堡的关系更密切。从那时与列宁的谈话中，我记得考茨基的下列论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在国内问题上，改良是革命阶级斗争的产物那样，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通过国际阶级斗争争得某些保证（“改良”）。列宁认为，完全可以支持考茨基的这一立场，前提是他在与罗莎·卢森堡进行辩论之后，还是会攻击右翼分子（诺斯克之流）。我现在不打算凭记忆说这种观点在列宁的文章中表达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需要特别仔细的分析。我也不能凭记忆断言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犹豫是多长时间才得到解决的。无论如何，这一犹豫不仅表现在谈话中，也表现在通信当中。卡尔·拉狄克是这些信的所有者之一。
我作为证人，认为有必要提供这个问题的证据，以便尝试着以这种方式为列宁的理论生平保存一份尤为宝贵的文件。1926年秋，在我们作为左翼反对派进行集体工作时，拉狄克给我、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可能还有其他同志——看了一封列宁写给他的信（1911年？），其中包含为考茨基的立场辩护，反对来自德国左翼的批评的内容。按照中央委员会通过的规定，拉狄克应该和其他人一样，将这封信交给列宁研究所。但是，拉狄克担心这封信就算没有在斯大林的谎言工厂里被销毁，也会被隐藏起来。因此拉狄克决定将这封信保存到更合适的时候。不能否认，拉狄克的想法是有根据的。然而，目前，拉狄克本人就在进行着虽然并不是很认真，但是相当活跃的政治伪造活动。只要回顾一下这一点就足够了：拉狄克不同于斯大林，他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而且无论如何，他也知道列宁的这封信，然而他竟然还能够公开声明他同意斯大林对罗莎·卢森堡的无耻评价。拉狄克所犯下的罪行并不会因为受到雅罗斯拉夫斯基的酷刑而减轻，因为只有卑鄙的奴隶才因折磨而放弃马克思主义原则。
然而，我们现在关心的不是拉狄克的个人经历与人格，而是列宁信件的命运。它怎么了？拉狄克现在还在向列宁研究所隐瞒这封信吗？不见得。最有可能的是，他把它交到了应去的地方，作为他无形忠诚的有形证明。这封信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是保存在斯大林的个人档案中，与那些用来毁损他最亲密的同事的文件一起？还是像党过去的许多最珍贵的文件那样被毁了？
无论如何，隐瞒一封二十年前写的，并且如今只具有历史价值的信件，不可能有任何政治理由。但正是这封信的历史价值异常巨大。它展示了列宁真实的一面，而不是他被那些假装绝对正确的官僚主义蠢货们用他们自己的外表和形象重新塑造的样子。我们问，列宁写给拉狄克的信在哪里？让列宁的信回到党和共产国际的桌子上来！
如果我们把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之间的分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么历史的正确性就无条件地站在列宁一边。但这并不排除这一事实，即罗莎·卢森堡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特定时期对列宁的批评是正确的。无论如何，这些分歧，尽管无法忽视，有时甚至非常尖锐，却是在双方共同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回望过去，列宁在1919年10月写道（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问好）：“……但是在决定性的时刻，在夺取政权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刻，布尔什维主义是统一的。它把接近自己的各种优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 [8]当列宁写这篇文章时，他毫无疑问地也是在指罗莎·卢森堡的流派，她最亲近的追随者，如马尔赫莱夫斯基、捷尔任斯基等人，正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中工作着。
列宁比斯大林更深刻地理解罗莎·卢森堡的错误，但列宁在她的问题上引用这句古老的诗并非偶然：“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9]
正是如此！正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当涉及到像卢森堡这样的人物时，斯大林才不得不更小心翼翼施展他那邪恶的平庸。
在1920年10月发表的《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一文中，列宁在谈到1905年革命已经提出的苏维埃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写道，“像罗莎·卢森堡那样的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马上就看出了这一实际经验的重要意义，在各种会议上和刊物上批判地分析了这个经验”，相反，“……后来的‘考茨基分子’……绝对无法领会这一经验的重要性……”[10]。在短短的几行中，列宁充分赞扬了罗莎·卢森堡反对考茨基的斗争的历史意义——这场斗争的真正价值就连列宁本人也远不是很快就意识到的。如果对于斯大林这个蒋介石的盟友、柏塞尔[11]的战友、“工农党”、“民主专政”、“不疏远资产阶级”等等的理论家来说，罗莎·卢森堡是中派的代表，那么对于列宁她则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对于任何一个稍微熟悉列宁的人来说，列宁笔下的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都是清楚的。
此外要在此指出的是，在列宁著作的注释中，对罗莎·卢森堡是这样说的：“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后来的形式主义（米勒兰）盛行期间，卢森堡对这一倾向进行了决定性的斗争，在德国党的左翼占据了一席之地……1907年，她作为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伦敦代表大会，在俄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支持布尔什维克派。从1907年起，卢森堡全身心投入到德国的工作中，采取了左翼激进立场，与中右派进行斗争……她参加了1919年的一月起义，这使她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12]
当然，这些注释的作者也许明天就会承认自己有罪，并声称在列宁时期他是在愚昧之中写作的，而直到斯大林时代他才完全明了。目前莫斯科的报纸每天都在报道这一类声明——这些谄媚、愚蠢和滑稽的混合体。但是它们并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是的，罗莎·卢森堡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
然而，为什么斯大林突然——早就为时已晚了！——忙着修改布尔什维克对罗莎·卢森堡原有的评价？正如他之前所有的理论流产一样，最近这次也是最为令人反感的流产，其根源在于他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斗争的逻辑。在这篇“历史”文章中，斯大林再次将这一理论置于首要位置。他的话里连一个新词都没有。我们早就在我们的小册子《不断革命论》中回答了他所有的论点。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将在《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的第二卷中在历史视角下得到充分澄清。但目前而言，我们仅在这一范围内考虑无限革命的问题，即斯大林将其与罗莎·卢森堡的名字联系起来的范围内。我们现在就要看到这个不幸的理论家是如何自掘坟墓的。
在回顾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关于俄国革命动力问题的争论，并巧妙地将一系列错误——我们这里只好暂时不作讨论——压缩成几行之后，斯大林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帕尔乌斯和罗莎·卢森堡是怎样对待这些争论的呢？他们编造了一种空想的、半孟什维主义的不断革命方案……后来托洛茨基（马尔托夫在某种程度上）就抓住了这个半孟什维主义的不断革命方案，并且把它变成了反对列宁主义的武器。”[13]根据斯大林最新的历史发明，不断革命论的起源就是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历史。但是，遗憾的是，研究者忘了查阅他自己以前的学术著作。1925年，同一个斯大林在针对拉狄克的论战中就这个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当时是这么写的：“拉狄克不好意思提到‘不断革命论’是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在1905年提出的，这话不对。实际上，这个理论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提出的。”这一论断可以在《列宁主义问题》1926年俄语版第185页找到，在其他所有的外语版本中应该也能找到它。
这样，在1925年，斯大林宣布，在参与创建不断革命论这一致命的罪行上，罗莎·卢森堡是无罪的。“实际上，这个理论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提出的。”[14]而在1931年，同一个斯大林告诉我们，正是“帕尔乌斯和罗莎·卢森堡……编造了一种空想的、半孟什维主义的不断革命方案”。至于托洛茨基，他是无罪的，没有创造，只是利用了这一理论，与……马尔托夫一起！！！斯大林又一次被抓了个现行。也许是因为他对于正在谈论的问题从头到尾都一无所知，抑或他有意识地在玩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时混淆视听？把这两个问题放在对立面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斯大林主义的伪造是有意识的，因为这些伪造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都完全是出于具体的个人利益。同时也是下意识的，因为先天无知并没有对他的理论臆造构成任何障碍。
但事实就是事实。在反对“托洛茨基匪帮”的斗争中，在1931年，斯大林遇上了新的个人敌人：罗莎·卢森堡！他毫不犹豫地污蔑她，诋毁她；而且，在他开始大肆宣扬他的粗俗和不忠之前，他甚至没有费心去核实他自己五年前在同一个问题上说过的话。
为不断革命论的思想史制造又一个新版本，首先是为了端出一道比先前更加刺激的饭菜。不用解释，马尔托夫被扯进来，正是为了让这一理论和历史的大杂烩更加耸人听闻。马尔托夫对不断革命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展现出无法调和的敌对态度，并且过去不止一次地强调，对于托洛茨基的革命态度，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是同样反对的。但这点不需要赘述。
真正致命的是，关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任何一个主要问题，斯大林都表达了两种完全矛盾的观点。我们都知道，在1924年4月，他在《列宁主义问题》中证明了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秋天，在这本书的新版中，他用一个宣证——即一个赤裸裸的断言——取而代之，证明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该”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15]其余部分全都保持不变。关于工农党、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十月革命的领导、民族问题等等方面，斯大林都在几年之内，有时是几个月之内，变得自相矛盾。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记忆力糟糕是不正确的。这个问题层次更深。斯大林完全缺乏科学的思维方法，没有原则性的标准。他对待每一个问题的态度就好像这个问题是今天才提出来的，与其他所有问题都不同。斯大林的判断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今天最紧要的利益。将他揭穿的这些矛盾正是对他庸俗的经验主义的报复。对他而言，罗莎·卢森堡并不是站在过去半个世纪德国、波兰和国际工人运动当中的。不是的，对他来说，每次她都是一个新的，而且是孤立的人物，因此每遇到一个新的状况他都不得不重新问自己：“她是朋友还是敌人？”这次，正确的直觉对这个国家的这位社会主义理论家耳语说，罗莎·卢森堡的身影与他是不可调和的。但这并不妨碍这个伟大的身影继续作为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的旗帜。
1918年，罗莎·卢森堡在监狱中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进行了非常严厉和完全不正确的批评。但是即使在她这最错误的工作当中，仍旧可见她那雄鹰般的翅膀。她对十月起义的总体评价是这样的：“一个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勇气、魄力、革命远见和彻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宁、托洛茨基及其同志完全做到了。西方社会民主党缺乏的全部革命荣誉和革命行动能力都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确实挽救了俄国革命，而后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16]这像是中派的发言吗？
在接下来的几页中，卢森堡严厉地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在农业领域的政策、民族自决的口号、以及他们对形式民主的拒绝。在这个同时针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批评中，需要补充的是，她没有区分他们的观点；然而罗莎·卢森堡知道如何阅读、理解和抓住问题。例如，她甚至没有指责我为了在农业问题上与列宁站在一起，而改变了我对农民的看法这一事实。虽然她很了解这些观点，因为自从1909年以来，我在她的波兰的刊物中详细阐述过这些观点。罗莎·卢森堡以“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本质的东西同非本质的东西、核心同偶然事件区别开来”的要求结束了她的批判。她认为最根本的是群众的行动能力，他们要求社会主义的意志。她写道：“在这一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是第一批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出榜样的人，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旧是唯一能用胡登的话高喊：‘我敢于这样做了！’的人。”[17]
是的，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憎恨罗莎·卢森堡。但这样我们的职责就更为重大，去从正在被两半球的爪牙官僚们利用着的斯大林的污蔑中，夺回对罗莎的记忆，并把这真正美丽的，英雄的和悲剧的形象传递给年轻一代的无产阶级，带给他们这一切壮丽和鼓舞人心的力量。
注释：
[1] 斯大林《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诸夏怀斯社版《斯大林全集》第13卷66—67页。此处的引文译文与中译本略有差异。——译校者注
[2] 参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译校者注
[3] 参见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97—425页。——译校者注
[4] 参见列宁《孟什维主义的危机》，《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译校者注。
[5] 参见列宁《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译校者注
[6] 参见列宁《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1914年10月27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25—26页。——
[7] 苏兹达尔是俄罗斯西部城市，以生产东正教使用的圣像画而闻名。——译校者注
[8] 参见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译校者注
[9] 诗句来自克雷洛夫寓言。参见列宁《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译校者注
[10] 参见列宁《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译校者注
[11] 柏塞尔，英国工党下议院议员，国际工会联盟主席1924—1928，英共创始人。参见诸夏怀斯社版《斯大林全集》第8卷《关于英国罢工和波兰事件》《关于英俄委员会》，第10卷《俄国反对派的政治面貌》《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译校者注
[12] 这段引文应该来自俄文版的列宁著作单行本（或俄文版《列宁全集》）。译校者没有查明中文版《列宁全集》注释当中的对应内容。——译校者注
[13] 参见斯大林《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诸夏怀斯社版《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69—70页。此处的引文译文与中译本有所差异。——译校者注
[14] 参见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诸夏怀斯社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68页。——译校者注
[15]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是不是说，它这样就能获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后胜利呢？换言之，这是不是说，它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够最终巩固社会主义并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也就是免除复辟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的胜利。因此，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诸夏怀斯社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7—78页。黑体是译校者加的。——译校者注
[16] 参见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卢森堡文选》中文版下册。——译校者注
[17] 同上，第507页。——译校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