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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的转变与德国局势
托洛茨基
1930年9月26日
一、最近一次转变的根源
在我们这个时代，策略转变——甚至重大转变——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其必要性根植于客观局势的突然转变（缺乏稳定的国际关系；事态剧烈的、不规则的波动；经济波动在政治领域的剧烈反映；群众在无助之感的影响下产生的冲动，等等）。与战前资本主义“有机”发展的时期相比，现在细致地观察客观局势的变化成了一项更为重要、同时也是无比困难的任务。党的领导阶层现在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位开着汽车走上崎岖的之字形山路的司机。使用错误的档位进行一次不合时宜的转弯，就会给乘客和汽车带来最严重的危险，甚至是灭顶之灾。
近些年来，共产国际的领导阶层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突然转向的例子。我们观察到的最新一例是在前几个月发生的。列宁逝世以后，促使共产国际转向的因素是什么呢？是客观局势的变化吗？不是的。可以有把握地说：从1923年开始，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没有一次是在正确估计客观条件之后及时作出的。恰恰相反：每次转变都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与客观局势之间的矛盾无可容忍地尖锐化以后的产物。这次我们也在见证相同的事情。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特别是第十次全会，采纳了一条突然的、直接的革命高涨方针（即“第三时期”），而在英国和中国遭受了巨大的失败、世界各国共产党被削弱之后的客观局势下，特别是在一系列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和工业繁荣的条件下，这一方针是绝对行不通的。因此，共产国际自1928年2月起实行的策略转变与历史道路的实际转变截然相反。从这些矛盾中产生了冒险主义倾向，党进一步孤立于群众，组织的被削弱，等等。只是在所有这些现象清楚地呈现出一种危险的特征之后，共产国际的领导阶层才在1930年2月作出一个新的转变，从“第三时期”策略向右退去。
共产国际的新策略转变在年代上是和客观条件的新转变同时发生的，这是命运的讽刺，也是对所有尾巴主义的无情。空前剧烈的国际危机无疑打开了群众激进化和社会动荡的前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而且应当作出一个向左的转变，也就是说向革命高涨的曲线大胆加速。如果在过去三年中，共产国际的领导阶层利用了——像它应该做的那样——经济恢复和革命退潮这段时期来加强党在群众组织、首先是在工会中的地位的话，那么这种转变就是绝对正确和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司机就可以而且应当在1930年把二档换为三档，或者至少为在不久的将来做出这种转变进行准备。实际发生的却是直接相反的过程。为了不致坠入悬崖，司机不得不将那个过早使用的档位降至二档，使速度慢下来。在什么时候呢？正是在正确的战略路线要求加速的情况下。
这就是横贯在策略必要性和战略前景之间的惊人的矛盾，由于领导阶层所犯错误的逻辑所致，一系列国家的共产党都发现自己处于这种矛盾之中。
我们发现德国的这种矛盾现在异常显著和危险，那里的最近一次选举显示出一种格外奇异的力量关系，这不仅产生于德国战后稳定化的两个时期，而且也产生于共产国际所犯错误的三个时期。
二、从革命任务看共产党的国会胜利
共产国际的官方刊物现在将德国的选举结果描绘成共产主义的一个巨大胜利，这一胜利把德国苏维埃的口号提上议程。官僚乐观主义者们不愿意思考选举统计数据揭露出来的力量关系的意义。他们孤立地衡量共产党增获选票的数量，而不顾局势造就的革命任务和设置的障碍。
共产党在1928年获得330万张选票，现在大约获得460万张。从“正常的”议会力学的角度来看，即使我们把选民总数有所增加这一情况考虑在内，增获130万张选票也是相当可观的。但是法西斯主义的选票从80万张一跃而至640万张，相形之下，党的增获便彻底黯然失色了。社会民主党尽管损失重大，却仍然保住了自己的基本干部，所获工人选票也比共产党多得多，这一事实对估量选举结果也是意义重大的。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在什么样的国内和国际环境的结合下能以更快的速度把工人阶级转向共产主义，我们就会发现要做这样的转变，没有比当今的德国局势更为合适的环境了：扬格圈套，经济危机，统治集团的瓦解，议会主义的危机，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的极度自我揭露。从这些具体的历史环境的角度来看，德国共产党尽管增获130万张选票，它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确切比重依然是相对很小的。
如果我们把共产党目前的社会分量同现在的历史环境给它提出的具体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加以对比的话，共产主义地位的虚弱——这与共产国际的政策与制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便暴露得更加清楚。
共产党本身确实没有料到自己会增获这么多选票。但这证明了在许多错误和失败的打击下，共产党的领导阶层已不习惯于接受远大的目标和前景。如果说昨天它低估了自己的能力，那么今天它又低估了面临的困难。这样，一种危险被另一种危险加乘了。
在此期间，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的首要特征就是能够正视现实。
三、大资产阶级的犹豫
面对任何一次历史道路的转折，面对任何一次社会危机，我们都必须反复估量现代社会三大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金融资本领导的大资产阶级、徘徊于各基本阵营的小资产阶级，最后是无产阶级。
大资产阶级只占民族的极少数，如果没有城乡小资产阶级——即旧中等阶级的残余和新中等阶级的群众——的支持，他们是不能保住政权的。在当前时代，这种支持拥有两种基本形式，他们在政治上彼此对抗，却又在历史上互相补充：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追随金融资本的小资产阶级以社会民主党的资格领导着数百万工人。
德国大资产阶级现在犹豫不决，它已陷入分裂。该阶级的分歧限定在这样一个问题之内：在下列这两种治疗社会危机方法中，现在应当采用谁呢？社会民主党的疗法赶走了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因为其结果并不确定，还有劳民伤财的危险（税收、社会立法、工资）。对另一部分资产阶级来说，法西斯主义的外科手术式的干预对现在的局势来说是不必要的，并且风险太大。换句话说，当社会民主党被法西斯主义无条件取代的时候，一般说来当它经受一个总的毁灭来作为其服务报酬的时候，整个金融资产阶级对局势的估量犹豫不决，还没有看到宣布自己“第三时期”攻势的充分基础。大资产阶级——其基本党派在日渐衰弱——在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犹豫不决是前革命局势的一个格外清晰的征候。随着真正的革命局势的逼近，这种犹豫不决当然会戛然而止。
四、小资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
为使社会危机导致无产阶级革命，除了其他一些条件，还必需让小资产阶级作出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而走向无产阶级。这将为无产阶级提供一个机会，作为民族的领导而走在最前面。
最近一次选举显示的——这是其最重要的征候意义——却是相反方向的转变。在危机的冲击下，小资产阶级没有摆向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摆向了最极端的帝国主义反动，还拖走了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无产阶级。
民族社会主义的迅猛滋长是两种因素的表现：一是使小资产阶级群众失去平衡的深刻的社会危机，二是如今缺乏一个能被人民群众视为公认的革命领导者的革命政党。如果说共产党是代表革命希望的政党，那么作为一种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就是代表反革命绝望的政党。在革命希望抓住整个无产阶级群众的时候，它必然会把数量可观的、越来越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带上革命道路。正是在这个方面，选举显示出一副相反的画面：反革命绝望如此有力地抓住了小资产阶级群众，还带走了很大一部分无产阶级。
怎样解释这种情况呢？过去我们（在意大利和德国）看到，在无产阶级先锋队暴露出自己无力走在民族之首并改变所有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的命运的革命危机结束以后，由于失去或错过了革命局势，法西斯主义迅猛加强，或者取得了胜利，或者至少构成了威胁。正是这种情况使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获得了独特的力量。但是现在德国的问题并非出现于革命危机之后，而是在革命危机逼近之时。共产党的领导官员——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乐观主义者——由此得出结论，说法西斯主义来得“太迟了”，注定要不可避免地迅速走向失败。（《红旗报》）这些人不想学习任何东西。对旧的革命危机来说，法西斯主义是来得太晚了。但是对新的革命危机来说，它却出现得足够早（在黎明时分）。它能在革命时期的前夜而非末尾获得这样一种有力的起始位置，这个事实表明虚弱的并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因此小资产阶级不会再等待新的失望，等待党来改善它的命运；它立足于过去的经验，想起了1923年的教训，马斯洛夫—台尔曼的极左路线的反复无常的跳跃，同一个台尔曼的机会主义之无能，关于“第三时期”的喧嚣，等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数百万社会民主党工人对共产党的不信任进一步滋养了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不信任。即便环境彻底把小资产阶级从保守道路上抛开，它也只能在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赞同社会革命时才能转向社会革命。正是这个最重要的条件现在德国还不具备，而且并非偶然。
选举之前，德国共产党的纲领性的宣言彻底地和绝对地指向法西斯主义，将其视为主要敌人。虽然如此，法西斯主义还是成了胜利者，不仅获得了几百万张半无产阶级分子的选票，而且获得了数十万张产业工人的选票。这表明了一个事实，尽管共产党在国会中取得了一点胜利，但整个无产阶级革命却在这次选举中遭到了严重失败——当然，这只是一次预演、一个警告，尚不具有决定性。但是，如果共产党不能联系全局革命失败的这一“预演”性质来估量它在国会中的局部胜利、并由此得出全部必要结论的话，那么它就可能会、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变为决定性的。
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危险，它尖锐地表现了资产阶级政权的无助地位，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政权中扮演的保守角色，以及共产党日渐无力废除这个政权。否认这一点的人要么是瞎子，要么就是牛皮匠。
在1923年，尽管我们百般警告，布兰德勒还是荒谬地夸大了法西斯主义的力量。从对力量关系的错误估量中产生出一个犹豫观望的、逃避躲闪的、消极防御的、胆小懦弱的政策。这摧毁了革命。这些事件不会在国内各阶级的意识中不留痕迹地消失掉。共产党领导阶层对法西斯主义的高估为后者的进一步加强创造了一个条件。相反的错误，即当前的共产党领导阶层对法西斯主义的过分低估，会使革命在即将到来的许多年里走向更为严重的崩溃。
和发展速度——这并非仅仅取决于我们——这个问题联系起来观察的话，危险就尤为严重。选举暴露出来的政治曲线的疟疾般的特征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民族危机的发展速度将会变得异常迅速。换句话说，在不久的将来，事变进程将在德国把革命局势的成熟与革命政党的虚弱和战略无能之间的这个悲惨的旧矛盾在一个全新的历史平台上复活。必须把这一点清楚地、公开地、首先是及时地讲出来。
五、共产党与工人阶级
1917年4月，在列宁回国之后，当布尔什维克党第一次开始为夺取政权进行准备的时候，其党员人数还不到8万，它领导的工人——即使在彼得格勒——还没有超过三分之一，士兵更少；如果有人拿这一事实聊以自慰的话，那就是一个荒谬的错误。俄国的局势是截然不同的。革命政党在3月才走出地下，甚至战前存在的那种被扼制的政治生活也已中断了将近三年。工人阶级在战争时期更新了将近40%。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群众根本不知道布尔什维克，甚至听也没听过。3月至6月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投之票只是觉醒之后的第一个犹豫阶段的表现。在这种投票里没有一丝对布尔什维克表示失望或日渐缺乏信任的意思，这种不信任只有在党犯下错误、并被群众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之后才会出现。恰好相反。1917年每天的革命经验都在把群众从妥协派中推开，转向布尔什维克一边。正因为此，党的队伍、尤其是党的影响才暴风骤雨般地、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
不管从这一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来看，德国局势都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德国共产党既不是昨天、也不是前天才出场的。在1923年，它公开地或以半隐蔽的形式领导了大多数工人阶级。在1924年的退潮中，它获得360万张选票，在工人阶级中的比重要比现在大得多。这意味着今天仍然留在社会民主党内和这次把选票投给民族社会主义者的那些工人并非纯属无知才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昨天才刚刚觉醒，并非因为他们还没有机会了解共产党，而是因为他们立足于自己近些年来的经验，不信任共产党。
我们不要忘记，在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发出一个信号，要对“社会法西斯主义”作激烈的、特别的、不调和的斗争。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时期几乎一直掌握着政权，每走一步都在向群众暴露它所扮演的犯罪性的可耻角色。而巨大的经济危机又加剧了这一切。很难发明一种更合适的环境来削弱社会民主党。尽管如此，它还是保住了自己的基本地位。怎样解释这个惹人注目的事实呢？只有这一事实可以解释，即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以其全部政策帮助了社会民主党，从左面支持了它。
这根本不意味着五六百万男女工人通过把选票投给社会民主党而表达了他们对该党完全的和无限的信任。不能把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想象成一群瞎子。他们根本没有如此幼稚地看待自己的领袖，但他们在既定局势下看不到自己有别的出路。当然，我们说的不是劳工贵族和官僚，而是普通工人。共产党的政策没有激起他们的信心，并非因为共产党不是一个革命政党，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该党有能力取得革命胜利，他们不想白白送死。这些工人勉强把选票投给社会民主党，他们表达的并不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信任，而是对共产党缺乏信任。德国共产党目前的处境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处境之间的最大差别就在这里。
但是困难还不限于此：在共产党自身内部，特别是在它的支持者和投它选票的工人当中，保留着一种对党领导阶层的模糊的、巨大的不信任。由此便产生了党的一般影响与其数量上的强大程度——特别是它在工会中的作用——之间的所谓“不相称”。毫无疑问，在德国，这种不相称是存在的。官方把这种不相称解释为党还不能有组织地“加强”自己的影响。在这里，群众被视作纯粹消极的材料，他们是否入党仅仅取决于书记是否能够扼住他们的喉咙。官僚无法了解，工人们拥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意志，他们能够用积极或消极的政策应付党。一个工人因为党的旗帜、因为十月革命、因为自己未来的革命而把选票投给党。但是他拒绝加入共产党，拒绝在工会斗争中追随党，以此来表达对党的日常政策的不信任。因此，这种“不相称”归根结底是群众对共产国际现任领导阶层缺乏信任的表现。群众从1923年至1930年经受的一系列错误、失败、幻想和直接欺骗造成并加强了这种缺乏信任，它是通往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路的最大障碍之一。
若没有党内信任，党就不能赢得阶级。不能赢得无产阶级就意味着不能把小资产阶级从法西斯主义身边抛开。这两个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六、返回“第二”时期还是再度走向“第三”时期？
如果我们使用中派主义这一正式术语，就应当用下列方式表述这一问题：在“第二时期”的特征——即资产阶级的稳定化和革命的退潮与衰落——最为清楚可见的时候（1928年），共产国际的领导阶层把“第三时期”策略，即直接的革命高涨的策略，强加给各国支部。1930年，从这里出发所做的转变意味着拒绝“第三时期”策略，转向“第二时期”策略。与此同时，官僚机构在作出这个转变时，最重要的征候已经开始清楚地表明“第三时期”的真正到来，无论如何在德国是这样。有必要从这一切出发，作出新的策略转变，走向最近被抛弃的“第三时期”策略吗？
我们使用这些名称，是为了使那些被中派主义官僚的方法论和术语堵住头脑的人们更容易接受这个问题的提法。但我们决不打算采纳这个暗中集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与布哈林式的形而上学于一身的术语。我们拒绝把“第三”时期这个启示录一样的概念当作是最后一个时期：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前还要经过多少个时期，这是一个力量关系和局势变化的问题；这一切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得以检验。我们反对这种用数字表示时期的战略方案主义的实质；不能预先为“第二”或“第三”时期建立抽象的策略。没有武装起义我们就无法获得胜利或夺得政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如何走向这种起义呢？通过何种方式呢？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动员群众呢？这不仅取决于一般的客观局势，而首先取决于无产阶级遇到国内社会危机的到来之时所处的状态，取决于党与阶级、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等等。无产阶级在迈向“第三时期”的门槛时的状态，反过来取决于党在前一时期所采取的策略。
根据目前德国的局势转变，正常的、自然的策略转变本来应当是加速前进，将斗争的口号和方式尖锐化。只有当昨天的斗争速度和口号同前一时期的条件相符时，这样的策略转变才会是正常的和自然的。但是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极左政策与稳定化的局势之间的尖锐对立正是这次策略转变的原因。结果是，当客观局势出现的新转变和各派政治力量进行的不容乐观的一般重组使共产主义获得大量选票的时候，党却在战略和策略上更加迷失方向和陷入困境，比以前更加误入歧途。
为了弄清德国共产党陷入的矛盾——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大多也是一样，只是德国陷得更深——让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对比。为了跳过栅栏，就需要预跑。栅栏越高，就越需要按时起跑，不能太迟，也不能太早，以便在接近障碍物时保留必要的力气。然而，从1928年2月起，特别是从1929年7月起，德国共产党没有做别的，只是在起跑。毫不奇怪，德国共产党开始喘不过气来，故意拖沓。共产国际终于发出了命令：“齐步走！”但是气喘吁吁的党刚开始转向更为正常的步伐，就在它面前出现了一个并非假想的、而是真实的栅栏，可能得进行一次革命跳跃。还有足够的距离跑步吗？应当拒绝这次转变，朝相反方向转去吗？这些就是以其全部尖锐性呈现在德国党面前的策略和战略问题。
党的领导干部要想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就必须有机会联系过去几年的战略及其所产生的结果——像这次选举显示的那样——来判断下一段道路。与之相反，如果官僚阶层得以用胜利的喧嚣淹没政治自我批评的声音，那么这将不可避免地把无产阶级引向比1923年更为可怕的灾祸。
七、未来发展可能出现的几种变化
使无产阶级面临夺取政权这个直接问题的革命形势是由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构成的，二者紧密相关，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互为条件的。但是这种相互依赖是相对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对革命局势的诸因素也是完全适用的。其中一个因素的发展不足可能会产生一种情形，使得革命局势无法走向爆发而消耗殆尽，或虽得以爆发，却以革命工人阶级的失败告终。从这一方面来看，德国局势如何？
1、毫无疑问，一次深刻的民族危机（经济、国际局势）即将到来。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这条正常道路上已无出路可寻。
2、统治阶级及其政府制度的政治危机是绝对不容置疑的。这不是议会危机，而是阶级统治的危机。
3、然而，革命阶级依然被内部矛盾弄得四分五裂。打击改良主义者、增强革命政党的力量这件事刚刚处于开始阶段，并且其前进之速度与危机之深刻远远不相符合。
4、危机伊始，小资产阶级就敌对当前的资本主义统治制度，但同时却极端敌视无产阶级革命。
换言之，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基本客观条件正在来临。具备一个政治条件（统治阶级的状态）；另一个政治条件（无产阶级的状态）仅仅刚开始转向革命，而且由于过去的遗产，还不可能转变得很快；最后，第三个政治条件（小资产阶级的状态）还没有转向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转向资产阶级反革命。如果无产阶级自身不能作一个根本转变，即不能在政治上消除社会民主党的话，那么第三个条件是不可能向有利方面转变的。
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深刻矛盾的局势。其中一些因素把无产阶级革命提上日程；然而，如果各种力量的政治关系没有预先发生深刻转变的话，另一些因素又会使其在下一时期不可能取胜利。
从理论上讲，德国当前的局势在进一步发展中有几种变化可供考虑，这取决于各种客观因素——包括敌对阶级的政策——和共产党自身的行动。让我们用提纲式的方法记下四种可能出现的发展变化。
1、共产党被自己的“第三时期”战略弄得惊恐万状，极度谨慎地摸索前进，避免冒险行为，在毫无斗争的情况下错过革命局势。这意味着重演布兰德勒在1921—1923年的政策，只是形式稍有改变。在社会民主党之压力的影响下，党内外的布兰德勒分子和半布兰德勒分子将走上这个方向。
2、与之相反，党在选举胜利的影响下，朝着直接夺权斗争的方向做出一个新的、向左的剧烈转变，变成一个积极的少数派政党，最后遭到灾难性的失败。朝这一方向推动的力量有：法西斯主义；机构的那些喧闹而愚蠢的鼓动，这个机构不去权衡任何事物，不会给人启发，而只会使人神志不清；部分工人阶级——特别是失业青年——的绝望和急躁。
3、除此之外，领导阶层有可能不抛弃任何东西，经验主义地试图在前两种变化的危险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就此而言，它将犯一系列新的错误，一般来说如此缓慢地消除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不信任，以至到时候客观局势将会朝不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变，让位于新的稳定化时期。莫斯科的斯大林主义高层主要就在把德国党推向这个集一般的尾巴主义和特别的冒险主义于一身的折衷方向，不敢采取清楚的立场，并预先为自己准备借口，以便有可能把责任推在“表演者”身上——至于从右边还是左边，这得取决于结果如何。我们相当熟悉的这种政策为了官僚高层的“威望”而牺牲无产阶级的国际—历史利益。9月16日的《真理报》已经对这种路线作出了暗示。
4、最后，最有利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唯一有利的变化是：德国党通过其最优秀的、最有觉悟的分子的努力，仔细地研究当前的整个矛盾局势。借助一个正确的、大胆的和灵活的政策，党在目前局势的基础上成功地团结起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因此得以使半无产阶级和最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转变方向。无产阶级先锋队作为民族的劳动者和受压迫者的领袖，将取得胜利。帮助党把政策转向这条路线，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左派反对派）的任务。
想要猜测在下一个时期哪种变化更有机会出现，这是徒劳无功的。决定这些问题的不是猜测，而是斗争。
一个必要因素就是同共产国际的中派主义领导阶层作不调和的思想斗争。莫斯科已经发出了保护官僚威望的政策的信号，它通过虚伪叫嚣自己路线的新胜利，为昨天的错误打掩饰，为明天的错误做准备。荒谬地夸大党的胜利，荒谬地低估面临的困难，甚至把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解释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利因素，《真理报》必定要做出一个小小的保证。“党的胜利不会冲昏我们的头脑。”即使在这里，斯大林主义领导阶层的背叛性政策也是忠于自己的。对局势的分析屈从于不加批评的极左主义精神。党就这样被蓄意推上冒险主义道路。同时，斯大林在“冲昏头脑”这类仪式性的辞藻的帮助下预先为自己准备借口。正是这种目光短浅、敷衍塞责的政策将毁灭德国革命。
八、出路何在？
上面我们不加粉饰、不加装潢地分析了同政治方面和主观方面整体相关的困难和危险，它们主要产生于不肖徒辈领导阶层的错误和罪行，现在明确地对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的新革命局势构成了毁灭的威胁。官员们将或对我们的分析闭眼不看，或继续加以诽谤。但问题并不在于这些无可救药的官员们；这个问题关系着德国无产阶级的命运。在党内和机构内，有不少善于观察和思考的人，明天，尖锐的环境将强迫这些人双倍努力地思考问题。我们的分析和结论就是针对这些人做出的。
每种危机局势都包含着很多不确定的源泉。各种敌对的或友好的情绪、观点和力量，就是在危机进程中形成的。不能像数学般地预知它们。必须在斗争进程中、通过斗争来衡量它们；在这些鲜活的衡量的基础上，必须对政策作必要的修正。
能预先估计社会民主党工人的保守阻力吗？不能。从过去几年的事变看来，这种阻力是相当大的。但是最有力地帮助社会民主党保持团结的是共产党的错误政策，荒谬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是这种政策的最高体现，这是毫无疑问的。要想测量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真实阻力，就需要不同的测量仪器，这就是共产党的正确策略。有了这个条件——这并非一个小条件——社会民主党的内部腐化就能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暴露出来。
把上面所说的换一种形式，也适用于法西斯主义：除了其他现存条件之外，法西斯主义是在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战略的哆嗦中崛起的。它的进攻力量是什么？它的稳定性是什么？它像那些理所当然的乐观主义者告诉我们的那样，已经走到了顶点呢，还是刚刚走上第一个梯级？无法机械地预先回答这些问题。只能通过行动加以决定。正是在法西斯主义这把阶级敌人手中的利刃的问题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会在短时期内产生致命的结果。另一方面，一个正确的政策——当然并不是在如此短的一个时期内——就能削弱法西斯主义的地位。
在制度危机时期，一个革命政党在议会外的群众斗争中，要比在议会主义框架内的力量大得多。但是同样要有一个条件：正确理解局势，在实践中把群众的迫切需要和夺取政权的任务结合起来。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简化为这一问题。
因此，在目前的德国局势下，如果仅仅看到困难和危险，那就是最大的错误。不，这种局势也显示出了种种巨大的可能性，倘若能够清楚地、彻底地理解它，并能正确地加以利用的话。
为此需要些什么呢？
1、要在局势向左摆动的时候被迫向右转变，就需要对局势的全部因素的进一步转变进行细心的、诚实的、娴熟的的观察。
必须立即抛弃对第二时期和第三时期的方法进行的抽象对比。必须如实把握客观局势，包括它的所有矛盾和它发展过程中的鲜活动力。我们必须仔细地关注局势的真实转变，朝着它的真实发展方向施加影响，不要套用莫洛托夫或库西宁的方案。
适应局势是问题的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部分。官僚的方法完全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统计数据就其本身来说虽然重要，但对这个目的来说却是不够的。必须摸清最深层的无产阶级和一般劳动者。我们不能只提出那些至关重要的、激动人心的口号，我们必须探索它们对群众的影响。只有通过一个充满活力的党，把成千上万的触须伸向各个领域，搜集证据，思考全部问题，积极地制定出集体观点，这个目的才能实现。
2、党的制度问题与此不可分隔地联系在一起。莫斯科指定的那些不被党信任或不信任党的人，没有能力领导群众向资本主义社会发起突击。目前这种制度越是虚伪，它在决定性时日陷入的危机就越是深刻。在所有的“转变”之中，最重要、最迫切的就是转变党的制度。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3、制度改变是路线改变及其结果改变的前提条件。二者的分离是无法想象的。党必须摆脱因循守旧、隐瞒真实问题和美化伪造成果的虚伪气氛——一句话，必须摆脱斯大林主义的灾难性气氛，这种并非产生于思想影响和政治影响，而是产生于机构的粗鄙的物质依赖和以此为基础的命令方式。
要把党从官僚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全面检验德国领导阶层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开始于1923年，甚至是1921年三月事件。左派反对派在一系列文件和理论著作中已经对共产国际不幸的官方政策的所有阶段作出了评价。必须把这种批评变成党的财产。不可能对这一点避而不谈或保持沉默。党若不能自由地借鉴过去来评价现在，那么它就不能达到能担负其伟大任务的高度。
4、如果说尽管环境格外有利，共产党还是证明自己完全无力借助“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公式动摇社会民主党的结构，那么真正的法西斯主义现在威胁着这一结构，而且使用的不是伪激进主义的言词公式，而是炸药的化学公式。社会民主党以其全部政策为法西斯主义的繁荣准备了条件，不管这种说法多么真实，但同样真实的是，法西斯主义首先就给这个社会民主党以致命威胁，该党的全部辉煌之处都与国家的议会主义—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形式和方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关键时刻会更喜欢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胜利，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正是这种选择的逼近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自己的工人中间产生了特别的困难。工人反法西斯主义联合阵线的政策就是从这整个局势中产生的。它为共产党打开了各种巨大的可能性。然而，胜利的条件之一就是抛弃“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目前环境下，它的害处已经成了一种确凿的威胁。
社会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深刻分裂。在社会民主党工人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之前很久，群众的激进化就会影响到他们。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同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派别建立反法西斯主义协议，在群众面前与领袖们设定明确的条件。只有那些心惊胆颤的机会主义者，珀塞尔和库克、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昨日盟友，才会事先用一些形式上的承诺束缚住自己，反对这样的协议。我们必须从官方关于联合阵线的空洞辞藻回到由列宁制定、且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一直采用的那种联合阵线政策上去。
5、失业问题是政治危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反对资本主义合理化和争取七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依然搁在日程表上。但只有同苏联进行广泛的、有计划的合作这一口号才能把这一斗争提升到革命任务的高度。德国党中央委员会在纲领性的选举宣言中讲道，取得政权以后，共产党人将同苏联建立经济合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不能把历史远景同当前的政治任务对立起来。必须现在就在同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广泛的经济合作的口号下动员工人，首先是失业工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应当在德国共产党员和工会会员的帮助下制定一个经济合作计划，这个计划应以目前的失业问题为出发点，发展成为一个涵盖所有基本经济领域的包罗万象的合作。问题不在于承诺在夺取政权之后重建经济，问题在于夺取政权。问题并不是承诺苏维埃德国和苏联的合作，而是今天就为这种合作争取工人群众，把它同危机和失业紧密联系起来，进一步发展成为两国社会主义重建的宏伟计划。
6、德国的政治危机使得欧洲的凡尔赛体制成了问题。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布说，德国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将清除凡尔赛文件。仅此而已吗？把废除《凡尔赛和约》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用什么来取代它呢？对此只字未提。这种提出问题的消极方式把党和民族社会主义者拉得更近了。欧洲苏维埃联邦——这是能使欧洲摆脱分裂的唯一正确的口号，这种分裂不仅以彻底的经济文化衰落威胁着德国，而且威胁着整个欧洲。
欧洲无产阶级统一的口号同时也是同法西斯沙文主义的恶劣行径、法国的挑唆等进行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最错误和最危险的政策莫过于用敌人的颜料涂染自己，以便消极适应敌人。必须用国际解放的口号对抗民族绝望和民族狂躁的口号。为此，党必须清除民族社会主义，其首要因素就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要把上述一切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公式，让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在接下来的时期内，德国共产党的策略必须采取进攻路线呢，还是防御路线？我们回答说：防御路线。
如果由于共产党采取攻势而在今天爆发了冲突，无产阶级先锋队就会在反对国家和法西斯分子的联盟的斗争撞碎自己的脑袋，大多数无产阶级将保持惊恐万状的、令人困惑的中立，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将直接支持法西斯分子。
采取防御立场，意味着一种靠近德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组建联合阵线以对抗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政策。
否认或轻视这一威胁，不能严肃地看待这一威胁，就是今天所能犯下的反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罪行。
德国共产党要“保卫”什么呢？是魏玛宪法吗？不是的，我们会把这个任务留给布兰德勒。共产党必须呼吁保卫工人阶级已经在德国国家中赢得的物质地位和道德地位。这最直接地关系到工人的政治组织、工会、报纸、印刷厂、俱乐部和图书馆等等的命运。共产党工人必须对他们的社会民主党兄弟们说：“我们两党的政策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但如果法西斯分子今夜去破坏你们组织的门厅，我们将手执武器，飞跑而来帮助你们。如果我们的组织受到威胁，你们能答应火速前来帮忙吗？”这就是当前时期我们的政策之精髓。所有的鼓动都必须以此为基调。
我们越是能够坚持不懈地、严肃认真地、深思熟虑地进行这种鼓动（而不要那些很快就会使工人厌烦的埋怨和吹嘘），我们就越能提出严肃措施来保卫每一个工厂、保卫工人阶级的每一块临近地段和区域，法西斯分子的突然进攻使我们惊慌失措的危险就越小，这样的进攻就越是能够巩固（而非分裂）工人的队伍。
事实上，法西斯分子由于其令人眩晕的成功，由于小资产阶级的不耐烦及其军队组织的无纪律性，在接下来的时期内将倾向于轻率地发起进攻。现在要从这条道路上与他们竞争，不仅毫无希望，而且极端危险。与之相反，法西斯分子越是在社会民主党工人和一般劳动阶级的眼中表现为侵略者，我们越是表现为防御的一方，我们击溃法西斯分子的进攻、并使自己处于攻势的机会就越大。这种防御必须不仅是警惕的和灵活的，而且是大胆的。参谋部必须研究整个战斗领域，考虑所有的变化，以便在需要发出总攻信号的时候，不要错失局势的任何转折点。
有些战略家不管环境如何，总是采取防御，比方说布兰德勒分子。今天他们说要采取防御，如果被这一事实弄糊涂了，那就太孩子气了：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布兰德勒分子是社会民主党的喉舌之一。我们的任务是，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在防御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之后，推动他们进行决定性的进攻。布兰德勒分子绝对无法做到这一点。当力量关系发生根本转变而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利时，布兰德勒分子将再次变成压舱物和革命的制动器。这就是为什么虽然防御政策有赖于同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友好关系，但绝不意味着缓和我们对布兰德勒分子的参谋部的敌视，在这个参谋部背后永远不会有任何群众运动。
联系上面描述的力量集团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务来看，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采用的肉体施暴的方法就显得格外意味深长。这是一种对社会民主党警察和法西斯主义突击队的直接效劳。这些前所未有的方法同革命无产阶级运动的传统是根本矛盾的，但却符合小资产阶级官僚的情绪，这些官僚领着上面保证的高额薪金，固执己见，害怕在党内民主的猛攻下丧失这些东西。要反对斯大林分子的恶劣行径，就需要进行广泛的解释工作，越具体越好，包括对官僚们在党机构中扮演的卑鄙角色的揭露。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经验证明，最愤怒地打击左派反对派的先生们，就是那些最需要在上司面前隐瞒自己的丑事和罪行的人，比如浪费公共基金、滥用职权，或者干脆是自己的百无一用。非常清楚，我们越是在上面勾勒的任务的基础上展开我们的一般鼓动，我们就越能成功地揭露斯大林主义机构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施暴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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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专门按照德国的局势检验了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因为，首先，德国的危机再次把德国共产党置于全世界无产阶级锋队关注的中心，还因为在这次危机中，所有的问题都以最尖锐的方式凸显出来了。然而不难证明，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在这样或那样的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国家。
法国战后阶级斗争的所有形式都远不如德国那样尖锐和具有决定性质。但总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更不用说法国的命运直接依赖于德国的命运。无论如何，共产国际的转变都有一种普遍的性质。早在1928年就被莫洛托夫宣布为政权的第一候选人的法国共产党，在过去两年里执行着一种绝对自杀性的政策。它尤其忽视了经济的高涨。在法国宣布策略转变之日，正是危机开始取代工业复苏之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关于德国所讲的一切矛盾、困难和任务也在法国提上了日程。
共产国际的转变和局势的转变给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提出了一些格外重要的新任务。它的力量是弱小的。但是每一种趋势的增长都伴随着它的任务的增长。清楚地理解这些任务是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之一。
萧遥 译
Leon Trotsky,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 pp.55-74.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First Edition 1971, Third Printing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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