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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在苏联的志同道合者们[1]
（1930年5月23日）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当然不会忽略这一事实：《真理报》、《布尔什维克》半月刊以及其他所有官方报刊，目前又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尽管很遗憾，这一变化的幕后情况我们并不知道，但恢复了长期禁止的辩论这个事实本身，却已经是我们最大的胜利。
半年以前，鉴于“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已经肃清，莫洛托夫特地建议法国共产党人不同这个主义作任何辩论。大约就在那时候，我写信告诉法国共产党人，在我们迫使官方机构同我们辩论时，我们的胜利就得到了一半的保证，因为我们长期积累的思想优势必定会在这时全部表露出来，我们就会享受到七年来反对派在理论和政治方面的工作成果。这大概首先与西方国家有关，在那些国家，我们有自己的出版物，我们可以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苏联，由于辩论具有单方面的性质，国家机构可以将思想斗争拖延下去久不收场。但这仅仅是拖延。混乱、谎言、矛盾、曲折、错误，过去曾多如牛毛，以至现在连最简单的结论，都要强加在党和工人阶级广大人士身上，好象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当今领导的这些基本结论，没有超出反对派的预料，国家机构出于无奈，只好先来个批判“托洛茨基主义”，企图以此把党内批判性的不满情绪同反对派的各种提法之间的联系剪断。无须怀疑，这种热陈菜的搞法也无济于事。最近出笼的一些文章，例如可怜巴巴的波克罗夫斯基[2]的文章，提出已过时的批“托洛茨基主义”的口号，就明明显得张皇失措。对这些征兆的意义不可估计过高。党内许多事都已有了变化，我们正面对着这些情况。
在西方，特别是罗曼语系国家，我们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法共正式刊物断然拒绝了莫洛托夫的上述建议，连莫洛托夫本人后来也拒绝了这个建议。由于遭到“弗兰格尔将军”式的愚不可及的责怪，法共刊物试图转入原则性的辩论。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一点！法国反对派更加积极地参加党内演说，他们记录下这些演说，批判并逐渐摧毁横亘于他们和党之间的大墙。反对派在工团主义运动中得到了支持，我们的志同道合者们也在这个运动中发表了自己的行动纲领，建立起自己的核心，当然，他们是在为争取一个联合法国总工会（C．G．T．U．）而继续斗争。在意大利共产党内，近来也有巨大进展，你们知道博尔蒂加同志[3]被开除出党的事情吗？他不久前才从流放地回来，即被加以同托洛茨基观点一致的罪名。意大利的同志们写信告诉我们，说博尔蒂加看了我们最近的刊物后，似乎确实说过观点相同。同时，酝酿已久的分裂在党内正式发生了。几位承担党内重大责任的中央委员，拒绝采取“第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他们被宣布为“右派”，然而他们实际上与塔斯克、布朗德勒之流毫无共同之处。对“第三时期”问题的分歧，迫使他们重新对待近年来的争论和异议。于是，他们便声明同国际左翼反对派完全团结一致。我们队伍的这种扩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过去在一封信中曾强调指出，去年是国际左翼反对派积极作好筹备的一年，现在可以等待它带来政治成果了。前面所列举的涉及两个国家的事实，证明这些成果已开始显露出来。难怪共产国际认为，他们尾随联共同我们作公开的“原则性”论争是迫不得已的。这场论争当然只对我们有利。
联共和共产国际这些明显的、无可争议的、意味深长的、然而仍属刚刚开始的分歧，十六次代表大会当然不会察觉。它将照旧是斯大林官僚分子们的代表大会。不过这些都是些心惊胆战、张皇失措、“疑虑重重”的官僚。斯大林必定要在代表大会上有组织地守住自己的前沿阵地。不仅如此，这次大会在形式上还将总结出斯大林击败对立面的一系列“胜利”，并给“一长制”戴上桂冠。虽然如此，说得确切些是正因为如此，便可断定：十六次代表大会将是斯大林官僚们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战胜左翼反对派告终，有力地促使了中偏右集团的瓦解；象那次代表大会一样，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应以粉碎右翼分子告终，促使中间派官僚瓦解。中间派官僚们靠粗暴、涣散的机关制度维持得越久，就应当瓦解得越快。这一切不仅使反对派面临新的机会，而且赋予了他们最大的职责。只有重建党本身，即加强党内和工人阶级内反对派坚持原则的理论和政治工作，才能是通向党的道路。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致以崇高的共产主义问候。
[1]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载于1935年纽约英文版《1930年托洛茨基书信集》，第230—232页。这封信是托洛茨基写给他在苏联的志同道合者们的，称谓不用“尊敬的同志”或“亲爱的同志”或“亲爱的同志”，而用“亲爱的朋友们”，即可说明这一点。往苏联写信称“朋友们”，往国外写信称“朋友们”，这一原则是托洛茨基从列宁那里借用来的。在他所著的《斯大林传》一书的草稿中，我们发现有下面一段叙述：“列宁从国外给《真理报》编辑部写信，开头通常写‘亲爱的朋友’……列宁给在国外的党内同志写的所有信件，开头都是‘亲爱的同志’；他寄往俄国的所有信件都以‘亲爱的朋友’几个字开头。其他侨居国外的革命者都沿用了这种方式。”（引自托洛茨基档案，T-《斯大林传》。）托洛茨基侨居后也沿用了这一方式。
[2]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死后遭到苏联当局批判，并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3] 阿马德奥·博尔蒂加（1889——1970），1929年被控犯托洛茨基主义罪被开除共产国际。后领导意大利共产党一个反对派集团。
来源：《托洛茨基流亡日记与书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译者：黄柱宇 唐伯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