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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to the American Trotskyists
致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一封信
托洛茨基
1929年3月
译者：张大户家的羊
〔说明〕本文原文写于1929年3月。其英语版本首先刊登于1940年9月份的《新国际报》（New International）
原编者注：下面这封信是托洛茨基在1929年被苏联驱逐流亡到土耳其后不久写的。这是他与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之间的首次交流，当时他还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外国区佩拉。这封信写于十一年多前，在希特勒上台前，在奥地利和西班牙内战或强大的法国工人运动兴起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年。有些内容已经过时了，被一些事件抵消了。共产国际已堕落得无可救药，第四国际已成为所有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斗争中的历史必然。我们借此机会重印这封极具历史意义的信，信件内容的有效和正确性证实了对美国当今发展的预测。
致美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美国《战斗报》的编辑们
亲爱的同志们：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你们的报刊运作，并为其所富含的战斗精神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美国左翼反对派的起源历史本身就极具特色和启发性。美国党（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甚至政治局成员在与俄国反对派斗争了五年后，才在莫斯科大会上首次发现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什么。这个单一的事实正好揭穿了党的警察统治和党领导的恶意扭曲。洛夫斯通和佩帕尔[1]并没有创造这个党内领导体制，但他们的确是它的参谋。我判定洛夫斯通[2]在故意扭曲了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参见我的书《欧洲和美国》）。在一个相当正常的领导机制下，仅此一项就足以埋葬他很久。即使不是永远埋葬，也至少会让他认罪、悔过。但在目前情况下，洛夫斯通只需顽固地重复已被揭露的假话就能重新巩固地位。他们以完全无耻的方式模仿他们的“主子”来做这件事。洛夫斯通和佩帕尔[3]的精神是与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根本对立的。我们为之奋斗的铁的纪律，只能建立在自觉赢得的、深入灵魂的信念上。
我还没有机会与美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密切接触（除威廉·泽布伦·福斯特外[4]）。在我看来，福斯特总是比洛夫斯通和佩帕尔更可信一点。福斯特对党的官方领导批评，总是有许多真实而尖锐的内容。据我所知，福斯特是个经验主义者。他不愿意或无法将他的思考深入到事情的本质，并在批评的基础上做出必要概括。基于此，我一直不清楚福斯特的批评将将他推向何方：是向官方中派主义的左边还是右边。但我们必须记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反对派外，还存在着机会主义反对派（布兰德勒[5]、塔尔海默[6]、苏瓦林[7]等人）。上述人把持的经验主义观点也影响了福斯特的整个活动路线，即在撒旦的支持下与小恶魔作斗争。福斯特试图用斯大林主义的防御色彩来掩盖自己，以便通过这种不正经的路线走向美国党的领导高层。在革命政治内，这种耍小把戏的手段从来没有带来任何可取的结果。一个人如果没有在世界革命这一根本问题上，首先是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上没有一个总的原则性立场，那么就不可能取得永久的、严肃的革命胜利。它将只会有斯大林官僚主义式的成功。这些暂时的成功是以无产阶级的失败和共产国际的分崩离析为代价的。我认为福斯特甚至不会实现他所追求的那些次要目标，因为洛夫斯通和佩帕尔更适合于执行官僚中派主义政策。他们没有真正的性格，并准备随时随斯大林主义工作人员的行政需要一起摇摆[8]。
美国左翼反对派将要完成的工作具有国际历史意义，因为在最后的历史分析中，我们星球上的所有问题都将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决定。从革命发展顺序的角度来看，欧洲和东方站在美国前面，这一观点得到很多人支持。但这种顺序有可能被打破，这将有利于美国无产阶级。此外，即使你假设现在震撼了整个世界的美国将最后被震撼，但危险仍然存在。美国的革命形势可能会让美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措手不及，就像1923年的德国、1926年的英国、1925至1927年的中国那样。我们决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资本主义的力量越来越依赖于世界经济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则是深陷在矛盾和危机当中的。这意味着美国的社会危机可能会比许多人想象的更早到来，并且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狂热的发展。因此结论是：有必要早做准备。
据我判定，美共继承了不少旧社会党的特征、遗产。这一点在佩帕尔成功地把美国共产党拖入与拉福莱特[9]党的可耻冒险中时，我就清楚了。这种低级的议会机会主义政策被包装成“革命”行为，大意是美国社会革命将由被摧毁的农民而非无产阶级来实现。当佩帕尔从美国回来后向我阐述这一理论时，我以为这是他个人的异想天开。在经过一番努力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完整的行动体系，而美共已被拖入这个体系。然后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小党这般样式的发展，离不开其深刻的内部危机，这种内部危机将保证它免受佩帕尔主义和其他邪恶疾病的影响。我不能说这是左翼幼稚病。相反，这是老年病，是官僚主义沉寂和革命无能的疾病。
这就是我为什么怀疑美国共产党继承了许多第二国际社会党的品质。尽管它还很年轻，但它给我的印象是正在衰败、腐朽着的。对于那些社会主义者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我指的是领导层），“社会主义”只是他们闲暇时的玩物。这些先生们一周花六天给他们的自由或商业职业，把他们的财产打理得井井有条。在第七天突然觉得需要花点时间去拯救灵魂。我在我的回忆录《我的生平》中，曾试图勾勒出此类社会主义巴比特的景象图[10]。但很显然，这些先生们的“共产主义者”伪装十分失败。这些人不只是知识分子对手，而是阶级敌人。反对派必须引导自己的方向不是去往小资产阶级巴比特，而是去往无产阶级吉米·希金斯[11]，因为对后者一旦领会了共产主义思想，那将会成为他们整个生活和活动的内容。在革命活动中，没有什么比小资产阶级的玩票、保守、自私自利和无个人牺牲精神更令人厌恶和危险的了。革命者必须牢牢坚定这样一条简单不变的原则：那些在和平时期的日常活动中，不能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牺牲的领导人或领导人候选人，在革命时期往往最容易成为直接的叛徒，或出现在那些等待胜利的阵营中。如果这类人进入党的领导层，那么当重大考验来临之际，他们无疑会毁掉整个党。那些愚蠢的官僚们也好不到去，他们随时准备随新老板一起摇摆。
当然，反对派（也即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可能会有他们的旅行伙伴，那些不完全献身于革命，但却为共产主义事业提供这样或那样的服务的人。当然，忽视、蔑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他们可以对这项工作做出重大贡献。但旅行伙伴（即使是最诚实和最认真的）无法发挥领导作用。革命者必须在日常工作中与他们所领导的人保持联系、沟通交流。他们的工作必须在群众眼前进行，无论这一特定时刻的群众是多么的小。对于一个群众从未注意过、通过电报从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方召集的领导层，我不愿耗费丝豪精力在他们身上。因为这样一个领导层意味着预先的破产。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精力和方向放在那些渴望了解、渴望斗争并富有热情和极具自我牺牲精神的年轻无产者身上。我们必须从这些人中吸引和教育真正的党和无产阶级干部。
反对派组织的每一名成员都有义务指导14岁至15岁以上的年轻工人，并与他们保持持续的联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对他们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知识培训，并系统地将他们引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政治。对这种工作准备不足的同志，应该把他所招募的年轻无产者交给更发达和有经验的同志。那些畏难、畏苦的人，我们是不要的。革命布尔什维克的号召带来了义务，第一项就是为无产阶级青年而斗争，为那些最受压迫和忽视的阶层开辟一条道路。他们将首先站在我们的旗帜下。
工会官僚和假共产主义官僚一样，生活在工人上层贵族偏见的氛围中。如果反对派受所具有的良好品质被其感染（哪怕是最轻微的感染），那也将会是一场悲剧。我们不仅要拒绝和谴责这些偏见；我们还必须把它们一点不剩的从我们的意识中烧掉。我们必须找到通往无产阶级中最贫困、最黑暗阶层的道路。先从黑人开始，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把黑人变成了贱民。他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将其视为革命兄弟。这一过程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精力和对工作的奉献与投入。
我从坎农同志的信中看出，你打算给反对派一种更有组织的形式。我对这一消息感到由衷高兴。这完全是按照我上面阐述的观点思路进行的。在你正所做的工作中，一个良好且完善的组织是必要的。缺乏清晰、明确的组织关系是由知识上的混乱造成的，或导致了这种混乱。关于组织第二个共产党和第四个国际的呼声[12]是荒谬的，而且这些讨论更不应该停止我们的活动。我们不应把共产国际与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也就是与佩帕尔这类从上到下处于不同程度士气低落相提并论。共产国际的基础上有一组明确的思想和原则，那就是从世界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反对派代表着这组思想。我们将捍卫它，反对第五次和第六次大会的可怕错误和违反行为，反对官僚中派的篡夺机器，他们中的一方已完全进入热月行列。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很清楚，尽管斯大林主义机器拥有巨大的物质资源，但目前共产国际的执政派别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已经死亡。马克思和列宁的旗帜掌握在左翼反对派的手中。我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美国支部将在这面旗帜下占据一个有价值的位置。
向同志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托洛茨基
君士坦丁堡，1929年3月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29/03/letter-american.htm
[1] 原编者注：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和佩帕尔（John Pepper）当时是美共的领导层，他们指挥驱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并发起了首次针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暴力运动，尽管洛夫斯通集团后来承认了这起错误。
[2] 译者注：杰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1897年12月15日——1990年3月7日），本名雅各布·利布施泰因（Jacob Liebstein），出身于一个立陶宛犹太人家庭，幼年时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曾参加过社会党。十月革命后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美国共产党的成立活动。1928年曾把左翼反对派开除出美共，1929年他也被开除出党，此后他领导了一个组织上独立的小集团，直到1941年他的小集团解散为止。1941年后卖身投靠反共阵营，积极为反共活动效劳。
[3] 译者注：约翰·佩帕尔（John Pepper，1886年11月8日—1938年7月27日），本名约瑟夫·波加尼（József Pogány），出身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当过高中老师和记者，奥匈帝国垮台后曾担任布达佩斯士兵苏维埃委员，在匈牙利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合并时，他是代表左派社民党签字的五人之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军事人民委员、副外交人民委员、教育人民委员等职。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22年被共产国际派去美国协助美国共产党工作，逐渐成为美共重要领袖之一。他策划了共产党对农工党运动的干预，并且还在1924年策划了以机会主义的方式于威斯康辛州资本家拉佛列特的进步党合作。他用粗暴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后来支持布哈林，1929年被撤销了美共和共产国际内的职务，返回苏联，在苏联政府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6年平反。
[4] 译者注：威廉·泽布朗·福斯特（William Zebulon Foster，1881年2月25日——1961年9月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铁路工人、码头工人、水手、矿工等，1901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09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此后思想逐步转向革命工团主义，1912年成立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Syndicalist League of North America），1917年领导了芝加哥屠宰工人罢工并赢得胜利，1919年又组织了著名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十月革命后逐步倾向共产主义，1921年出席赤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参加美国共产党。曾三次出任党主席，1957年至1961年任名誉主席。他是斯大林主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
[5] 译者注：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德国共产主义活动家，曾积极参加德国社民党左派、斯巴达克派和德国共产党的活动，在1917年至1923年的德国革命期间发挥了重大作用。1921年曾短暂担任德共主席。他在共产国际里支持以布哈林为首的右翼反对派，1929年被开除出德共之后组织了德共（反对派），他是国际右翼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之一。
[6] 译者注：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1884年3月18日—1948年9月19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04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9年在哥平根担任报纸主编，同拉狄克、卢森堡、梅林和维斯特麦尔交好。一战爆发后成为国际派，积极参加斯巴达克派的活动，1916年至1918年间被征召入伍，十一月革命期间在斯图加特发挥了重大作用，并曾在邦政府内短暂任职。1919年至1920年间是极左派，但在1921年为进攻理论辩护。1918年起入选中央。1923年成为德共理论家，对革命的时机表示怀疑。他和布兰德勒要对1923年起义的失败负责。1924年至1928年间居住在莫斯科，在中山大学任教。1929年被开除，随后与人合作创建了德共（反对派），1933年流亡法国，1939年被拘留，1941年流亡古巴，因为得不到返回德国和法国的批准，1948年在流亡地逝世。
[7] 译者注：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1895年11月5日——1984年11月1日），原名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利夫希茨（Борис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Лифшиц），出身于基辅一个犹太家庭，1897年随全家移民巴黎。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后曾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后同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均保持合作。
[8] 原编者注：在联共布争端中与布哈林结盟的洛夫斯通和佩帕尔，在得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走廊代表大会”决定抛弃布加林时试图投诚斯大林，但这时宣布效忠斯大林已为时已晚。他们与布哈林的关系使他们受到怀疑，并注定了他们在美国后来被剥夺领导权的未来。
[9] 译者注：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美国西北部民粹主义政客，曾一度倡导以模糊且不科学的折衷“工农”主义来将小农和工人混为一谈，并企图以此为基础来成全自己的资产阶级政治生涯。摇摆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他一度于1924年创立了“进步党”并以此政党参选总统。
[10] 译者注：巴比特（Babbitt）是1922年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发表的同名小说《巴比特》中的主人公，他是一名房产中介。该书因讽刺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而广受赞誉。
[11] 译者注：吉姆·希金斯（Jimmie Higginses）是厄普顿·辛克莱尔（Upton Sinclair）于1919年创作的小说。它讲述了工人吉米·希金斯的生活，吉米·希金斯的经历使其成为一个阶级斗士。
[12] 译者注：这封信写于1929年。当时俄国境内的左翼反对派成员和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内的支持者，在抵制斯大林主义者把他们从世界各地共产党中驱逐出去的行为，他们在为再生而斗争。他们这时还不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的热月进程已完成或不可逆转。1933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希特勒上台后，但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却对协助希特勒上台的灾难性政策无任何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