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柏林的克列斯廷斯基的信（托洛茨基，1927年8月12日）

给柏林的克列斯廷斯基的信

托洛茨基

（1927年8月12日）

亲爱的朋友：
　　您的信让我感到吃惊和痛心，与您交谈过的同志们的讲述更加深了我的这种感觉。孤独的日子是不会好受的。
　　您说不该递交84人声明［即“83人声明”。］，说声明递交的不是时候，把关系搞僵了，等等，等等。主张递交集体声明的同志们提出这个想法后就在这里最先听到同您所说的大体一样的反对意见。当时反对者相当多。如今再没有一个同志不承认这个集体声明交得非常及时，它极大地加强了反对派，从而缓和了斯大林派对反对派的打击。这一点不仅为从那时起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所证实，而且也为我们从另一个营垒中获取的直接资料所证实。您可试试对这个问题作重新评价，那样您就会重新评价您的其他许多看法。
　　关系变得异常紧张的原因不是由于某一个“不谨慎”的步骤，而是由于中国革命的事态使极其深刻的分歧突然暴露了出来。在我们曾预言过的蒋介石政变发生的当天，我们就说：“斯大林只得以十倍的努力加强同反对派的斗争。”如何去避免呢？办法只有一个：避而不谈所犯的错误，或者缩小这些错误，也不去触及这些错误的基本根源——纯粹的孟什维主义路线。但是那就等于走上思想背叛的道路。如果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且直言不讳，那么“调子”问题就是次要的了。另外，我们实在是没往“调子”里掺杂任何多余的东西。正是由于在中国问题和英俄委员会问题上存在尖锐而深刻的分歧，才使斯大林产生了尽快击溃反对派上层人物的想法。集体声明让更多的人分担了责任，从而一下子减轻了打击的力度。
　　这一次也同往常一样，解决党内问题的关键是阶级路线。如果您对中国问题或英俄委员会问题有怀疑，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我认为您决不会对上述两个问题存有怀疑。事变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帮助人们认清斯大林路线的错误和我们路线的正确性，这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个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一些同志认为：我们的党内制度确实让人无法容忍；至于其他问题，那都可以争论。这些同志把党内制度看成了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试问：制度为什么那么糟糕？是由于斯大林的坏脾气吗？不对，党的制度是政治路线的从属表现。正是因为斯大林把赌注押在了蒋介石和普塞尔身上，押在了官僚和农村上层人物等的身上，斯大林为了推行自己的政策才不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意愿，而去利用官僚机构自上而下地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加压力，从而反射和转嫁其他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力。这就是要同反对施加这种压力的反对派进行疯狂斗争的原因所在。
　　那种认为如果“不把关系搞僵”而持沉默、等待和袖手旁观态度，问题就会自行解决的庸人哲学也同样要不得。这是一个关系到保持革命政党思想发展继承性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培养能在相应条件下使政策得以保持必要方向的革命干部的问题。做不到这一点，斯大林的错误及斯大林集团的衰变就将意味着整个政策继续向右转。那就是所谓的热月道路，即不是靠一个政党取代另一个政党，而是靠同一政党内的成分改组来导致政权产生阶级变动的道路。那就是导致分裂和给革命带来灭顶之灾的道路。要阻止这种（绝非必然的）结局的出现，不能靠消极等待，而要对国内和党内出现的全部过程进行毫不留情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要对领导层在政策上的滑坡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要培养干部和保持布尔什维主义的继承性——就是要做反对派现在已在做的那些事情。
　　不能预先把斗争的调子、尖锐性及速度定下来，然后对政治路线来一个削足适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或全会上的发言的尖锐程度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只能在基本路线问题最后商定之后才有意义。对共产国际对内政策这一基本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之深刻程度的任何粉饰都是犯罪，都是与偏离者同流合污，都是取消党，都是为将来的分裂、同时也是为十月革命的破产创造条件。
　　党内的进一步分化和改组，而且是极其深刻的分化和改组已经在所难免，残酷的打击从右面接踵而来。在反对派的路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党内群众的分化速度便会加快，同时是无产阶级分子向左转，起决定作用的是党内的无产阶级分子。只有这种分化才能保证在革命的基础上统一。除此而外的任何其他争取党内统一的斗争途径都是不现实的、错误的、非布尔什维主义的。
　　我深信，如果您能来这里待上一两个星期，并能真正了解党内情况，您就会相信，我们现在执行的政策是惟一可行的政策。

列·托洛茨基
1927年8月12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7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