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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2月19日
目前局势[2]（备忘）
1．“是否有某些经济药方能克服所有矛盾，预防所有危险，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难题呢?”
这样提问题是不对的。如果真有这样的药方，那就是说，可以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了。
过渡时期中这一阶段的局势——在所谓世界“安定”的条件下——是矛盾重重的。
我们的任务，按其重要性分叙如下：
1）把列宁的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武器真正保存下来；所以，不应当对党隐瞒矛盾和危险，相反，应当在认识这些矛盾和危险的过程中培养党（挑选革命家）。
2）依靠基本的阶级力量，在政治上机动灵活，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并将它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相衔接（由此，一方面对富农、耐普曼、官僚主义者，另一方面对贫农，都应采取明确的态度。对中农的态度，则仿照对待贫农和富农的明确态度来确定）
3）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尽量往前发展。这就要求：明确懂得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正确估计国内资源，并善于将它同世界市场上的资源结合起来加以利用。所谓“独立”并不是标准，速度才是标准。
2．现阶段各阶级力量的对比。
在工业和贸易周转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相对有所增长。
工商业领域里，资本主义成分绝对增长（在相对降低的情况下）。
在农业方面，富农和农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仅有绝对增长，而且有相对增长。
结论是，社会主义因素从整体上看落后于国民经济（失调，脱节）。
在政治力量上，已导致有损于无产阶级的变化。
无产阶级虽然在文化上有所增长，但阶级的自我意识却在下降。原因是：剪刀差、失业、工资增长缓慢，酗酒现象迅猛增多，由于官僚主义，离心力人大超过向心力。
在城乡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中产阶级分子中，政治积极性提高了，这些阶级昨天还占有支配地位，他们的政治要求自然超过了对经济实力的要求。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下降，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使他们产生了幻想（只有在党意识到这种危险性并敢于及时动员无产阶级起来保卫他们受到威胁的地位时，才不至于让这些幻想变为现实）。
比较
不参加目前进行的党员登记（战争的危险性）。
邓尼金危急时期的征收党员周。
中央全会和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
近期政治展望
来自右翼的阶级压力正不可避免地增强。这种压力，会在某些局部地方表现得特别强大。一些领域被右翼所钳制。
米留可夫[3]——乌斯特里亚洛夫[4]——卡明斯基[5]。
特别注意各阶级的政治动态，以及其外部的正式表现（选举细则，税务政策．对专家的态度等。）
至关重要的，是观察右翼进攻的各种征兆，并要再三阐明我们的立场，作出警告，准备回击。这是我们估计形势应遵循的基本路线，
无产阶级在压力之下必然会增强向心力。展望未来，最近一个时期具有“防卫”的性质，但不久一定会转入进攻。通过党的革命无产阶级核心进行阶级防卫准备——这个任务是当今最后通牒派分子不会理解的。在当前条件下，对他们稍有让步就意味着扼杀我们的事业。
另一方面，持反对立场的取消派分子，当他们的路线现在每天都证实是正确无误的时候，却正在脱离这条路线，他们会不可避免地被抛到极右翼方面去。对他们应采取严格区别对待的态度。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向党的群众工作者学习，尽管他们仍保留着昔日的惰性，现在产生的情况也妨碍着他们理解国内和党内政治上的发展；但是，我们同反对派却毫无共同之点，这些反对派都是由牢骚满腹的大官儿或半大官儿组成的，为了修正路线，就有必要进行长期的、严格合乎党的精神的斗争，这使他们感到害怕。：虾们。
降低工业品价格问题
正如我们1926年4月所预言的[6]，最近一年，比例失调不是喊小了，而是增大了。“在今年内，我们的剪刀差极大，甚至在工业增长的条件下，也比去年要大。”（米高扬）[7]只有改变各种商品总量的相互关系（在降低成本的条件下增加工业品），才能实现工业品价格实际而持续的下降。
我们的战略总路线是降低价格，这是我们大家都无可争议的，虽然它同半官方的主张相对立。目前的整个经济形势，使降低价格成为策略上刻不容缓的任务。
不改变价格形成的所有基本因素，也就是整个的经济因素，降低工业品价格就要冒风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不得不采取政治性的突击措施。这种措施取得的成绩无论大小，都能减少工人对工资的不满，减少农民购买者的不满。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最坚决、最彻底、最严格地实行全会的决议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把降低工业品价格作为突击性行政制度的一项孤立的措施加以实行，而没有相应的税收、预算．工业等制度配套，便会引起今后的比例失调扩大。好几亿卢布就可能由国营经济转入私人经济。结果，商品到消费者手中即使已降低价格10％，我们所面临的工业拨款任务仍会比现在更加紧迫。住这种情况下，为了有利于发展工业，只好归还工业流失的资金，因为通过商品周转渠道回笼的资金只是其中一部分。要将这几亿卢布归还工业，有两种方法：要么通过预算和信贷，要么再提高出厂价格。
从当前预算的结构来看，通过预算进行补偿会引起新的债务和消费税等等。这又会导致成本提高，商品量扩大不足，延缓价格的进一步降低，甚至还使它有所提高。而这种作法本身，又可能而且必然会导致同农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首先便会造成农业原料基地缩小。
因此，虽然以行政手段进行突击性降价同整个经济政策是不协调的，但即使降价实际上完全不奏效，即六月一日前商品零售价格确实降低10％，今后仍会出现一个提高价格和稳定价格的新时期。
因此，要千方百计地支持这一正在贯彻执行的方针，留心观察其他人是否正确地贯彻执行了这个方针。我们不允许玩弄任何诡计，要在各种会议上。报刊杂志上恳切阐明这一方针的执行情况。总之，要在最近召开的全会上，力促通过决议，任何时候都不允许随波逐流，不能支持广为流传的行政幻想，不能沉湎于经济上的庸俗习气。必须冷静地、认真地、坚决地使党在意识上有所准备：要能理解主要的经济过程，并从中找出需要执行的基本任务。这就是：加快工业发展速度，扩大工业品产量，并将它作为系统的、而非仅仅是突击性降低的唯一途径。
基本建设问题
在全会上，第一次显露出—个总体配合上的情况，即基建投资是多年性的建设规划问题，也就是说，是从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出发，制定出一个新型计划的问。全会在所列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一些年度栏目中，同经济尾巴主义的表现发生冲突。全会在4月驳回了关于有必要制订多年性建设规划的修正案，10个月后又通过一项决议，提出明年的基本建设工程计划应当成为五年计划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制订新的计划方面就损失了一年时间，这必然意味着失去千百万卢布。
4月，还驳回了及早规定1926年至1927年基本建设工程控制数为10亿卢布的建议。过了10个月，临到施工季节，又规定了一个九亿四千七百万卢布的控制数。年度款额规定太迟，便给它大大地打上了一个问号，至少国家又要多花费好几百万卢布附加费用。
在4月全会上，第聂伯河建设工程局被宣布为留声机[8]。几个月后，又决定本年度内就开始破土动工。
这些例子（还有其他一些同样令人瞩目的例子）显而易见地表明，占统治地位的经验主义（一种对经济预见和计划设想的庸俗厌恶情绪）其实意味着软弱无力的尾巴主义，表明国民经济正在付出巨大的代价。
[2] 系首次发表。同《日记摘抄》一样，《目前局势》也是打字稿。托洛茨基作这篇记事是为了“备忘”，就是说，它是一篇没有正式写成的文章。
[3] 巴·米留可夫（1859—1943），立宪民主党领袖，1917年3月至5月任临时政府部长。后侨居巴黎，任《新闻报》编辑。
[4] 尼·乌斯特里亚洛夫，立宪民主党人，国内战争年代曾在□军里打过仗。经济学家。布尔什维克夺取胜利利后，他曾创立资本主义必然复兴的理论，使托洛茨基大为震惊。托洛茨基曾用乌斯特里亚洛夫的理沦，证明“右派反对派”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危险性和与之相反的左派反对派（托派）的正确性。
[5] 格·卡明斯基，布尔什维克，曾积极拥护农业集体所有制。但托洛茨基认为他太“右”。例如：托洛茨基指责他夺走了农村穷棒子们对合作社的监督权，并将这个权力交给了托洛茨基反复称之为“富农”的农民。
[6] 这里没有发表。
[7] 阿·伊·米高扬（1895-1978），1926年任贸易人民委员。
[8] 托洛茨基系指斯大林在1926年4月全会发言里的以下—段话：“谈到……用自有资金投放第聂伯河建设工程，这需要很大一笔投资，好几亿卢布。我们可不能弄到这种农民的地步：他攒下余钱，不拿去修理犁头或更新经济，却拿去买留声机，最后终至破产……”（引自列·托洛茨基《群像》一书，1984年美国版，第101页）
来源：《托洛茨基流亡日记与书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译者：黄柱宇 唐伯讷）